文本中的语境与文本研究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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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走向实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显明的转向,即由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本人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具体解释了他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动因和过程,他说,“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这就是说,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一个原因。然而,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转入经济学的研究,而是研究或者说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不直接去研究经济问题,反而转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呢?

当时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力图以哲学的力量来改变现实,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他所秉持的理论在现实中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的时候,即他思想中的黑格尔哲学无法面对经济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他的思想无法为他的现实政治抱负提供支持的时候,马克思返回自己的思想源头,重新检视并批判了它。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抛弃自己的思想源头——黑格尔法哲学,而是去批判它,这一做法表明:马克思当时仍然承认哲学对现实所能提供的理论支持力量,他试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寻找自己的理论重建线索。正是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了他的理论新基点——政治经济学,并在此后对他之前的思想渊源——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等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根据这一说法,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看作马克思的一部过渡性著作至少是合乎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过程的。作为过渡性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具有明确的思想导向,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理论方向上的错误,可以说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但这部著作中包含了诸多思想要素,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思想方法、鲍威尔政治思想的影响、黑格尔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等等,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马克思此时的思想究竟处于何种阶段,不必过于拘泥,更重要的是分析各种思想因素在马克思这一著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马克思此后的思想发展有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