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对《资本论》创作的重要贡献
李建平
【作者简介】李建平，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现任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主任，福建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顾问、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顾问、全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和教材100多部（含主编），其教学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十多项以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一首席专家。
列宁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写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指出：“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毕生工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资本论》的创作。《资本论》共四卷，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1883年3月14日，其他各卷还没有出版，马克思就与世长辞了。这是马克思未了的心愿！列宁在悼文中写道：“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巨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2卷，1894年出版了第3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四卷整理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2]其实，不仅是《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而且连《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笔者甚至认为，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恩格斯就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资本论》这座宏伟的大厦共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并以此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一 共同为《资本论》创作打下实践基础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的。与黑格尔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不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是“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3]，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4]。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这种批判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对资本主义的世俗基础的批判应该从它自身的矛盾中去说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批评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当时并没有发表，但恩格斯却用行动诠释了这一思想。
1842年11月底，22岁的恩格斯从德国巴门来到英国工业重镇曼彻斯特，这里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使他大为震惊。于是他决心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走进英国生活的深处”。[6]在英国期间，恩格斯认真研究英国的历史和现状，实地观察各阶层的生活和相互关系，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活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为《莱茵报》《德法年鉴》和巴黎《前进报》等报刊撰写论文，向欧洲大陆报道英国状况。这些论文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1844年8月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第二次会见和两位革命导师的终生友谊打下牢固的基础。
恩格斯的一文一书一旅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乃至以后的《资本论》创作。
一文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接触了大量英国经济事实后，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斯图亚特、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的著作，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指出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的，并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革命，共产主义社会具备了对劳动进行直接的、自觉控制的必然性等。马克思认真研读该文，并摘录要点，还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特意提到：“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7]这“另一条道路”应该就是恩格斯所身体力行的“走进英国生活的深处”实践探索的结果。
一书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于1845年出版，副标题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一文中，恩格斯写道：“工人们！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8]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他称此书旨在“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暴行”，论述工人阶级伟大的作用。他很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诡辩……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过于抽象了”。[9]恩格斯基于实践的研究，给马克思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提到和引用该书的材料，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论述英国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的历史过程中写道：“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有关情况，请读者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业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10]该书把英国作为研究“无产阶级的状况”的“典型的形式”，也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认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把英国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1]
一旅是1845年7月12日到8月21日，恩格斯专门陪同马克思到英国访问。1845年2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巴黎，移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两个月后，恩格斯也来到布鲁塞尔。当时，马克思正在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为写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收集材料，而恩格斯在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有浓厚的兴趣，这促成了他们的英国之行。马克思很愿意认识这个国家，因为英国是欧洲最工业化的、拥有在工会方面和在政治方面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国家。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他们拟议中的新的历史观获取更多的经济实践验证。他们先到恩格斯曾经住过的曼彻斯特。为了同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取得更紧密的联系，他们去了伦敦。恩格斯介绍马克思与英国宪章派领导人哈尼、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等相识。8月10日，他们参加了一次国际民主会议，恩格斯在会上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革命组织，认为“全世界无产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因此，“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12]在这里，已经包含着后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萌芽，恩格斯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士的热烈赞同。这次英国之行虽然时间不长，但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却是得到了实践方面的有力支持。
二 共同为《资本论》创作铸造方法基础
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专门论述了方法问题，认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都很差，包括俄国的经济学家考夫曼，但他从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摘引了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大段论述并作了很好的发挥，马克思指出，“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指导，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有《资本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是由马克思首先发现并作了明确而系统的阐述，但恩格斯也“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样的结果。在马克思逝世两年后，恩格斯在回顾唯物史观创立时写道：“我在曼彻斯特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此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他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把这些看法作了以下概括：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且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13]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英国旅行回来后，就抓紧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从1845年9月一直工作到1846年8月，心无旁骛，投入了全部精力，以至于把马克思早就动手撰写并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出版合同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已着手写的《英国通史》都暂时搁置一旁。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无产阶级要想使自己的战斗取得胜利，就必须完全彻底地摈弃唯心主义、专断主义和空想主义，要有一个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4]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创立唯物史观、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功绩之一（另一功绩是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但客观地说，恩格斯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这一伟大发现的全过程，他和马克思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作者。
令人遗憾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能出版，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5]。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资本论》中，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全书的始终。
三 共同为《资本论》创作夯实政治基础
唯物史观创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把唯物史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把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他们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为建党作准备，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一是和马克思紧密配合，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斗争。当时，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影响较大。1845年底，马克思邀请魏特林到布鲁塞尔对他进行耐心地教育和帮助，但他不思悔改、依然故我。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3月30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对他的理论和活动作了严厉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的批判教育了英、法等国的工人阶级，削弱了魏特林的恶劣影响。此外，海尔曼·克利盖在美国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说成是共产主义。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严厉批判了克利盖在美国的言行，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揭露了克利盖在美国活动的实质，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原则立场。
二是单身赴巴黎，帮助工人群众摆脱格律恩化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出版后，沉重打击了蒲鲁东主义，但蒲鲁东主义当时在法国还有很大的影响。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派，到巴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成立一个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的团体。在巴黎，恩格斯连续几个晚上参加工人们的讨论，向工人说明，蒲鲁东所谓拯救世界的改良主义计划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而从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和庸人的东西，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沉湎于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必然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消灭资本主义。通过恩格斯义正词严的斗争，格律恩分子遭到彻底的失败。1846年10月23日，恩格斯出色地完成了巴黎之行的任务。“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16]
三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精彩亮相。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准备接受他们的科学世界观和改变同盟的密谋性质时，加入了该同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1847年6月2日至9日在伦敦召开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组织出席大会，马克思则因经济原因未能赴会，不过他相信恩格斯一定会不辱使命。果然，恩格斯不负马克思所望，在大会发言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主持许多重要文献的起草和审定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促使代表大会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如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通过了由恩格斯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恩格斯向与会代表详细阐述了他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大会起草了包括二十二个问题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获得许多代表的赞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
四是和马克思共同起草《共产党宣言》。1847年11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大会，恩格斯当选为大会秘书，并与马克思一起在大会上作有关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重要发言，他们的观点得到世界各国工人代表的拥护。大会一致通过了新原则，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党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制定党纲的工作十分重视。恩格斯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后，接受巴黎区部委托，用一周时间写成《共产主义原理》，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他把其内容要点告诉马克思：“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17]在赴会途中，他们又作了深入讨论，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共产主义原理》为《共产党宣言》作了必要的准备。大会结束后，他们进一步研究了宣言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最后，由马克思执笔，完成了《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著作，并于1848年2月问世。《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国际工人运动从自发向自觉的新阶段转变的标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标志。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这种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就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8]列宁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19]因此，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感到十分欣慰的是：“《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20]其次，这种研究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它是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最近目标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1]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消灭了三大差别，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再次，这种研究是共产党所迫切需要的，是党交给的任务，所以，必须对党负责。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已开始撰写《资本论》第一稿，他致函恩格斯：“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2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即将付梓时，马克思难掩心中的激动：“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24]1859年2月1日，马克思告诉约·魏德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很快就要出版，“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25]1867年10月11日，马克思致函库格曼，《资本论》是经过千辛万苦写成的著作，目的是为了在理论上“把党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26]因为肩负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党而写作，所以给了马克思无穷无尽的动力。
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虽然还没有着手创作《资本论》，但恩格斯和马克思为以后的《资本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方法基础和政治基础。
[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20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17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19]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20]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