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地位
颜鹏飞
【作者简介】颜鹏飞，武汉大学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保险史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博士生指导工作。美国密执安大学（1991年）、德国特里尔大学（1998年）、伦敦城市大学（1999年）高访学者以及英国皇家保险学会（CII）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重点教材、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读本编写》的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40人”（2017年）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恩格斯与马克思都是演奏19世纪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交响乐的第一提琴手。恩格斯思想形成的具体环境、思想转向的具体途径及其理论探索重点，虽然与马克思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拓荒者和奠基者。
一 从传统宗教信仰到无神论、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历程
恩格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了从传统宗教信仰到无神论、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人生观。
这三大转变赖以产生的物质根源，是风起云涌的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和工人运动。大凡一种崭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提出新的要求和任务时才能应运而生。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成熟阶段，凸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内在联系、矛盾冲突和发展趋势，为政治经济学革命创造了客观物质前提。而鼎盛于19世纪初期西欧的三大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即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构成三大转变的思想来源。
（一）《乌培河谷来信》开始了恩格斯思想三大转变的历史进程
连载于1839年3—4月《德意志电讯》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来信》，开启了恩格斯三大思想转变的帷幕。恩格斯思想转变历程不同于马克思。他出生于德国巴门市的一个纺织厂主家庭，爷爷身居市政顾问要职，带有普鲁士贵族血统。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是以普鲁士资本主义纺织工业重要中心著称的巴门市的一个纺织厂主，是虔诚的基督徒。妈妈是中学校长的女儿，很有教养。作为长子的恩格斯接受的是严格的路德新教的宗教教育，从小就打上了宗教信仰的烙印。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送到营业所当学徒，以后又到不来梅一家商行当办事员，1842年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因为其父在此开办了欧门一恩格斯纺纱厂，从而深深地卷入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如果说，马克思是以哲学革命为转变和突破口，而建立在社会经济实践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则是恩格斯的自然选择。他依据自己的见闻，在《乌培河谷来信》一文中，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厂劳动中的非人生活，抨击了宗教虔诚主义的虚伪和宗教“先定学说”的荒谬。这篇文章标志着恩格斯开始逐渐摆脱在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受到的宗教信仰的影响，挣脱了宗教这个禁锢人们精神发展的锁链，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以萌发，从而开始了恩格斯三大思想转变的历史进程。
（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篇堪称“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的经济学著作，并且由于“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也是一部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从而带有整体性的早期经典著作。[1]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兵役，旁听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并且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热衷于批判旨在宣扬“天启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基督哲学家谢林的理论。这一时期，他连续刊发《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以及《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等三个小册子，旨在捍卫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成分。恩格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由此而绽放。而在1844年2月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一、二期的合刊号上，既有马克思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也刊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完成思想转变的标志性论著。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问世，与恩格斯的曼彻斯特之行有关。他在1842年11月底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因为他的父亲五年前在此与人合伙开办了欧门—恩格斯纺纱厂。他一方面公开支持和参加英国“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同时在切萨姆图书馆（Chetham's Library）深入研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论著，并且借助英国政府和议会发表的资料，深入研究了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失业在内的经济现实状况。应运而生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指出“国民经济学”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其演变过程是同商业竞争和私有制的发展相联系的，并进而把它定位于“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2]，其特征是深深打上了自私自利烙印的“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3]。恩格斯还指出以劳动和资本相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内部正在孕育并必然产生社会革命，第一次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社会弊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是恩格斯思想转变的里程碑，这是因为：
其一，抛弃了黑格尔辩证发展的主体绝对观念，以现实的经济关系作为辩证发展的主体，“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4]，也就是扬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开始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它并非仅仅是从精神或哲学层面去探寻理论的社会的批判，而首先是从研究经济关系、社会物质关系出发，践行理论批判和社会批判。这对马克思决定献身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指向性的重要影响。
其二，这是一部以政治经济学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处女作，贯穿全文的是对私有制的前瞻性批判：“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5]这就奠定了四年以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主线和基调，即“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
这篇文章也带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痕迹，某些观点还不成熟和不太确切。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全盘否定李嘉图价值理论，尚未区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派和庸俗派，而是将其区分为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其次，恩格斯还提出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一颇具争议性的命题。此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还没有摆脱伦理的、理性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还是以一般人类道德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原则作为主要依据。
（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唯物史观原则阐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恩格斯于1843—1844年撰写了一组三篇文章，即《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这三篇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是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起点。其共同点是，与青年黑格尔派截然不同，他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人性出发，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出发，首次以唯物史观评析英国社会状况，分析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指出科学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动力，其结果产生了无产阶级。
1845年，恩格斯经过21个月调查得以刊发《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的可靠材料》，称之为“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7]。在他看来，研究工人阶级状况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以及唤起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有助于肃清德国社会主义的空想和臆造。“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8]虽然从中“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但它的发表为恩格斯的三大思想转变刻上了句号。
总而言之，《乌培河谷来信》《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一组论著，生动地体现了恩格斯三大转变的心路历程，以及恩格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开拓性探索，并且对于马克思以后投身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应该强调指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的《神圣家族》（184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至11月），以及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体系初步形成的纲领性文件，给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9]则奠定了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二 共同奠定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哲学革命尤其方法论的创新是经济学变革的先导，后者也是前者的验证。两者又为科学社会主义变革乃至于政治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运用。尤其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或者范畴体系（“思想具体”“总体”“结构”“内在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的构筑方法，被恩格斯视为继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之后的理论贡献，或者“第三个伟大发现”，“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0]
奠定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神圣家族》在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清算和改造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11]，提供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剖析和科学阐释社会经济问题的经典范例。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迪和影响分不开。而作为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恩格斯也功不可没。[12]这本书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次得到正面的较系统的阐述，标志着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基本完成。政治经济学及其体系构筑的方法论，以后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作了更完整和精确的表述。而凸显“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次尝试”。[13]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奠定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恩格斯对此也是认同的：“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14]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15]。
应该强调指出，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和通信，对于以“发展”“实践”“总体”“主体”“改变世界”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或者“新世界观”（恩格斯，1888年）、“新唯物主义”（马克思，1845年）、“新历史观和经济观”（恩格斯，1884年），以及“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1885年），作出了新的的杰出贡献。[16]例如，集两位思想家哲学观点之大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而《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观和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则以百科全书的形式，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及其内在联系。
恩格斯在这些信函中，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机械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经济唯物主义”“精神动力论”“社会宿命论”，科学地阐述了经济关系、经济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相互作用，两种生产理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并且系统地论述了“自然”与“历史”、“自然运动规律和历史运动规律”、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此同时，社会发展合力的系统论思想，是恩格斯对于人类历史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的重要补充，既是具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成果，也是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项重大贡献，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17]。恩格斯在批判以保尔·恩斯特和巴尔特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即“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之时，[18]尤为强调社会发展合力理论的规定性：
第一，整个世界及其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19]
第二，“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0]。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1]
第三，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22]
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合力理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伟大发展。因为它凸显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本质上是一门“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23]这个历史的社会发展合力是一种“系统质”，具有整体性或总体性、主体性、多层次性或者多样性，体现为线性的因果决定关系（单义决定）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或然决定）两大思维形式的辩证统一，历史决定论与历史主体选择论的辩证统一，以及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辩证统一。
三 参与创作和编辑出版《资本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经历了一个产生、确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19世纪40年代是以“第一个伟大发现”、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特别突出”为标志，以及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和初步形成的时期；50—60年代则是以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论为标志，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特别突出”尤其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确立时期；70—90年代则是政治经济学说进一步完善和广泛传播，以及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的时期。
《资本论》手稿以及各卷的相继出版是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创立的标志。马克思撰写了《资本论》四卷手稿，同时修订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以及具有独立科学价值的法文版。并且为后人留下了庞大的手稿群，[24]但是，恩格斯也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创作过程，并且以极大的毅力，以整整12年左右的时间，最终编辑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且妥善安排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一言以蔽之，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的创作和编辑出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资本论》创作史上的崇高地位。
（一）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相互开展讨论的大量书信，表明恩格斯始终参加了关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围绕《资本论》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他人的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书信、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通信以及他人致马克思或者致恩格斯的书信，非常清晰地表明，恩格斯始终参加了关于《资本论》的创作、探讨、磋商乃至于争论的相互过程。伦敦—曼彻斯特两地书是《资本论》创作史的佳话。[25]
例如，1858年1月29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函：“我在经济学的写作中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实际材料的解释，因为这在理论著作中是找不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资本的周转，周转在不同种类的企业里的差别，以及它对利润和价格的影响。在这方面如果你能告诉我一些什么东西，那就太好了。”[26]
“再者，你能否告诉我，隔多少时间——例如在你们的工厂——更新一次机器设备？拜比吉断言，在曼彻斯特大多数机器设备平均每隔五年更新一次。”（1858年3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
“关于机器设备问题，很难说出确切的数字，但无论如何，拜比吉是十分错误的……十年到十二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大部分机器设备的性能，因而多多少少使它更新。”（1858年3月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
“非常感谢你对于机器设备的说明。十三年这个数字，就其必要性说来，与理论也相符。”（1858年3月5日，马克思致恩格斯）[27]
1867年6月3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函，强调指出：“但是，在这以后，你一定要把你的意见详细告诉我：关于价值形态的阐述，有哪几点在附录中应当特别通俗化而使庸人们能看懂”。[28]
但是，197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仅仅收入410封。而令人欣慰的是，MEGA2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第三部分，收入甚多。这些材料现刊于MEGA2第三部分，已经出版了第1—11卷、第13卷，分别于1975年、1979年、1981年、1984年、1987年、1987年、1989年、1990年、2000年、2000年、2005年、2002年出版，其中包括1844—1865年间大量与《资本论》相关的信息。
（二）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以及预作安排第四卷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马克思自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1883年3月逝世这一阶段，并没有修订出版《资本论》续卷，而是继续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他在没有详细占有材料特别是反映经济现象新进展的材料，以及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之前，决不草率写作和出版。由于身体状况恶化，繁忙的第一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以及〈资本论〉第一卷的再版和外文版的修订及出版事务，占用了马克思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大部分研究成果还停留在摘录笔记、评述和札记形式的初级理论加工阶段，还未上升到完整的理论概括和表述阶段。因此，马克思生前没有来得及修订出版《资本论》续卷或续篇。
恩格斯一生不仅参与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和《资本论》第一卷的定稿工作，并且以创造性的劳动整理、修订和编辑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是恩格斯的重大理论贡献。他以极大的毅力，在承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繁杂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全力以赴整理《资本论》遗稿，最终花费两年时间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花费十年时间出版《资本论》第三卷，但是始终拒绝在该书上署名。虽然他没有来得及编辑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就去世了，可他在生前就已预作安排，训练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辨认像“天书”一样难以识别的马克思的笔迹。考茨基才得以编辑整理了《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题，在1905年至1910年间先后分三卷由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这样《资本论》四卷全部出齐，从而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资本论》创作史划上最后的句号。
1.恩格斯的编辑出版原则。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的开端，鲜明地阐述了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的铁的原则：就是“最重要的是原著本身”“原话”“一字不差整理原文”，换而言之，“我最关心的是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版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得出的各种新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29]
威纳尔·桑巴特在1895年3月11日致信恩格斯，建议恩格斯可以根据第三卷撰写出什么比它的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恩格斯坚决不同意：“我认为一字不差地用马克思本人的提法整理出马克思的原文，就是尽了我的职责。”并且，他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件中强调指出：“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30]
恩格斯对下述观点深恶痛绝：应该把摆在面前的材料变成一本系统地整理好的书，像法国人所说的，en faire un livre，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读者的方便而牺牲原文的真实性。恩格斯强调指出：“我没有任何权利作这样的改写。象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其次，我也丝毫不愿意擅自侵犯这样一位卓越的人的遗著；那样做对我来说就是失信。第三，那样做也根本没有用处。对于那些不能读或不愿意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在读第一卷时就已经不是花费必要的力气去正确理解它，而是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曲解它的人来说，无论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劳无益的。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对于这些人来说，我的改写顶多只有解说的价值，而且是对一部没有出版和没有机会得到的著作进行的解说。但是，在第一次争论时，就必然要查对原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争论时，全部出版原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31]
2.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编辑出版。
《资本论》第二卷共3篇21章，它的研究和叙述对象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说第一卷是在流通过程正常化这一前提下，着重研究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同时在这一限度内，也研究了流通过程的某些要素；而第二卷的研究对象不是单纯的流通过程，而是上升到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中的流通的总过程，中心就是论述剩余价值的流通或实现过程，亦即包含在商品里的剩余价值怎样实现为货币的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流通的规律性，其中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恩格斯大力赞扬《资本论》第二卷具有精辟高深的纯学术性的“异常出色的研究著作”[32]，是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33]。
恩格斯对比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八份遗稿，以第二稿（1870年）和第八稿（1880年）作为重新修改的基础，兼收其他手稿其他部分。遵循关于用马克思的精神、原意和提法整理原文，恩格斯严格把修改只能限定在最必要的范围内的编辑处理原则，但是，他必须对多种手稿进行比较，合理确定篇、章、节内部结构，对重要原理的表述进行酌斟和润色，对数字和例证进行校订，还要进行必要的删、并和增补。花两年时间编定的〈资本论〉第二卷，其篇幅只及原稿的三分之一，并于1885年7月在汉堡出版，1893年又刊行第二版。
根据MEGA2的统计，《资本论》第二卷文本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删减和增补、定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一共有5000处改变，[34]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失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分。有些变更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或者技术性的改动。例如，恩格斯创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体系性意义的“流通资本”概念，还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本概念改为产业资本，等等。从文献学的角度讲，恩格斯创造的“流通资本”一词显然是对马克思文本的介入，这确实不属于一个编者的工作范围。但从文本的思想性上讲，恩格斯实际上更好地解决了马克思想要解决的问题。他的这一编辑活动从根本上讲是对 《资本论》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35]并且，这将使其成为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
3.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出版。
《资本论》第三卷是第二卷问世后十年，即距恩格斯逝世前半年，才于1894年12月在汉堡出版。这与手稿本身的编辑整理难度、恩格斯本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第一国际领导工作和其他事务缠身有关。他所依据的只是一份相对完整，但是加工难度远远大于第二卷的手稿，而且极不完全。[36]这份手稿共7章约600页，近70个印张，其中第5篇（第21—28章）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资料，第3章只有一些未经整理的计算方程式，第5章只有一个标题，第52章仅有一个开头。恩格斯不仅要确定和调整篇章结构和内容，还亲自撰写部分章节如第3、5、30—35章，在60余处添加注释和插入语，并在卷末写了增补。恩格斯为此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
《资本论》第三卷共7篇52章，其研究对象和任务是资本生产和流通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阐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总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首次系统阐述了剩余价值转化、分割和占有理论，揭开建立在价值形式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的、隐蔽的和神秘的表现形式，乃至它最终让位于较高级形式的历史暂时性，从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式作了最终的总结。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以增补和插入语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发展作了重要的补充。马克思虽然已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但《资本论》主要是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19世纪最后30年正是自由竞争资本向垄断资本过渡的重大转折阶段，实践不断地发展从而向理论研究者提出新的任务。他强调交易所、大股份公司，以及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和垄断资本出现的意义，这些新的资本形式和资本关系表明“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37]同时也对食利者阶层、开拓殖民地、瓜分世界领土这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新的经济现象和特征，作了初步分析，从而为列宁创立帝国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恩格斯对于《资本论》三大卷做了一个比较。他对《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现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的身边搁置了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包含着最后的并且是极其出色的研究成果的第3卷，一定会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并将引起巨大的反响”；第二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很少鼓动性的材料。可是第三卷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这是一部光彩夺目的著作，在学术上甚至超过第一卷”，“整个体系具有一种新的简明形式”。[38]
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撰写的四卷《资本论》（并经过恩格斯的精心雕琢）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资本论》在其与历史进程相一致的逻辑思维行程中并没有到达终点。它距马克思六册结构所设定的终点范畴体系即世界市场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但他的《资本论》已奠定了“整个叙述的基础”，“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39]列宁指出：“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40]
一言以蔽之，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的创作和编辑出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资本论》创作史上的崇高地位。尤其恩格斯关于尊重和研究原著本身、原话和原文，以及反对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的编辑原则和学习原则，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经典的魅力在于促使人们“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体系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体系的时代。[42]应该从中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从而坚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压舱石，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 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
19世纪 70—90年代，是恩格斯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领域，极富有成果的时期。在这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致力于创立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只是从它与前者相联系相比较的角度作了部分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是最先较为系统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人，而恩格斯则是这一学说的奠基者。
（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在广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恩格斯第一次划分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创立无产阶级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并探讨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中，从最广的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它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并把生产和交换这种社会职能，称为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这是一个抽象程度较高的定义，因而作为生产和交换产物的分配范畴和分配规律未被包括在内。
他进而首次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在恩格斯看来，“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及其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即“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43]，但杜林之流，却把这一学科力图阐明的关于经济活动形式的历史规律，作为从人的本性引出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因此，恩格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出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在恩格斯看来，则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以及比较的方法。换而言之，必须先历史地个别地研究各种社会、各个国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一定的特殊经济规律和经济形式，然后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还要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经济形式，“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44]
（二）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深入探讨
收入《自然辩证法》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则体现了恩格斯在古代史，尤其是原始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
科学地阐释人类起源，从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两个维度，阐述劳动在从猿转变为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这一功绩完全是属于恩格斯的。他以劳动为主线，强调“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以及直立行走使“猿手”变为劳动的器官，论述了基于劳动需要而产生的语言，以及肉食、火的发明、动物驯养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同时，恩格斯特别强调，人和人类社会得以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但首先必须认识和遵从自然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如果《反杜林论》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阐述带有论战性质，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次对它作了正面的系统的论述，成了广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代表作。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著作的成果，深入分析史前各文化阶段的特征与不同婚姻家庭类型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过程，全面阐述了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建立在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全部历史的系统研究之上，从而得以完善。
（三）对于发展中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
东方社会尤其近代中国和俄国，是恩格斯关注的重点。19世纪50年代，关于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恩格斯在通信里先提出的。马克思在以后的文章中采取了恩格斯通信里的大量观点并予以发挥。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是恩格斯在1875年正式提出基本思路，随后马克思在1877年和1881年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但在正式“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中，又没有采用这一提法。随着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推进，俄国民粹派别彼·特卡乔夫提出了关于俄国由于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而更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恩格斯为此而撰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架构中，阐发俄国社会特点、俄国革命道路及俄国社会发展前途，而其中蕴含的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影响和帮助下，俄国有可能向高级形式转变的思想，为后来提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研究俄国革命及东方社会的首篇重要著作。1894年，恩格斯还为此撰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把农村公社当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的错误言论，指出：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去解决只有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
恩格斯还一直深深地关注着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在其论著中，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有800多处。而汇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中国问题论述的文集，当属《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37年、1938年、1957年、1997年、2015年）。这是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重要文献。《波斯和中国》（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32号）是恩格斯阐述中国问题的重要文献，它指出了中国人民斗争的正义性，指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的密不可分。他预言中国革命必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
（四）对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入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最后30年，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发展趋势，以及日益显露的未来社会的物质前提出发，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作了更深入的论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其经济特征的一般论述上，因而在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所有制形式等问题上有新的理论突破。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共产主义发展两阶段学说。马克思在70年代之前的阐释，大多围绕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问题展开论述。《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一书是这一学说创立和成熟的标志。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也阐述了类似的思想，并且强调：（1）个人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但是在决定生产问题时，对消费品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2）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3）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能自觉地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等。
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阶段理论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学说上，不再停留在诸如自由联合体之类的一般论述上，而是把公有制及其形式更加具体化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有三种途径：剥夺或没收剥削者财产，使之归全社会所有；通过农业合作社和示范的方法使小农经济逐渐地自愿地转为集体所有；赎买方式。并且进而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有多种过渡形式，如国有制形式的公有制，社会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等。尤其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一书，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农业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改造小农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学说史上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晚年，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做了科学地界定，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未来社会经济形态尤其发展中社会经济形态做了深入的论述，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恩格斯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奠基者。尤其是关于以东方社会为代表的发展中社会经济形态的若干研究成果，凸显了恩格斯广义政治经济学在场的现实可能性、跨越历史时空而与当今时代对话的当代价值，以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回应现实和指引实践的理论张力。
五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与“对立论”的评述
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一般都更倾向于重视对马克思的探索，对恩格斯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并且更着重于研究恩格斯中期和晚期的思想，而对于恩格斯早期思想的探讨却缺乏关注。另外，对于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注重于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而对于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着墨不多，并且大多着重于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工作。而西方学界关于“恩格斯问题”之争论，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互关系、学术差异和理论地位问题，颇为盛行，值得关注。一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即认为恩格斯背弃马克思思想或者在晚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热衷于制造“两个马克思”或“两个恩格斯”，不一而足。另一派，可以称之为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
美国学者诺曼·莱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这一主题，贯穿于《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1975年）、《不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2006年）等著作。诺曼·莱文和悉尼·胡克热衷于制造恩格斯《反杜林论》与马克思《资本论》对立的神话，以及马克思“从人出发”而恩格斯“从物质出发”的差异。他们似乎对于列宁的这一段论述，充耳不闻：“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马克思不仅同意《反杜林论》的全部论断，并且主动撰写其中第十章《〈批判史〉论述》。[45]
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其中包括西方后马克思主义者、MEGA2编委会后期成员，以反中心反权威著称的西方解构主义者，全面否定恩格斯编辑定稿的《资本论》，鼓吹按照马克思的原初手稿的顺序，还原《资本论》特别是第二、三卷的真实面目，从而使《资本论》整体巨著被还原为支离破碎的手稿群，更有甚者，还断言“马克思撰写的三卷本《资本论》并不真正存在”[46]，这是一副活脱脱的历史虚无主义嘴脸。而特雷尔·卡弗、广松涉、琼斯、里格比、凯尔纳等人，可以划入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者的行列。古德纳尔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例》，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在他们看来，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左膀右臂（T.亨特，《马克思的左膀右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2010）；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而言，“恩格斯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接受者”（弗·梅林，《马克思传》，1972），以及恩格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提琴手”（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1983）。[47]
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理论或者学术差异，但决不能从中引出“两个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48]
综上所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思想形成的具体环境、思想转向的具体途径及其理论探索重点，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合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个科学体系，[49]其中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恩格斯比马克思先行探索了政治经济学领域，力图构筑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参与创作及编辑出版《资本论》，以及奠定广义政治经济学基石，从而彰显了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7]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9]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5—17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12] 这也是恩格斯多次建议和催促的产物。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阐发出来，那就一切都还会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部较大的著作，以便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只靠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28页。）
[13] 《列宁全集》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199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
[24] 一是作为《资本论》初稿的“四个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58—1861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二是《资本论》第1卷的“六个版本”、第2卷的“三个稿本”、第3卷的“三个稿本”。三是《资本论》笔记，其中包括著名的“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四是围绕《资本论》写作的《资本论》书信集，等等。
[25] 恩格斯不仅和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且给予了马克思及其一家无私的援助。1845年，马克思从巴黎流亡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恩格斯马上把自己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第一笔稿费都给了马克思。1849年下半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到了英国伦敦。为了帮助马克思一家克服生计上的困难，恩格斯毅然到他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去做职员，一直做了21年，得以经常资助马克思。不仅如此，为了使马克思能够获得比较固定的收入，从1851—1861年，恩格斯还一直替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大约120篇专论，从不署自己的名字，稿费全部归马克思。晚年的恩格斯立下遗嘱，把自己遗产的四分之三都给了马克思的女儿及其子女。有人提议说应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学说叫做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恩格斯坚决不同意，坚持用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他们共同创立的理论。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25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6页。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0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01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05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8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34] [意]理查德·贝洛菲尔、罗伯特·芬奇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35] 详见赵玉兰《恩格斯为什么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创造“流通资本”一词》，《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
[36]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指出：本卷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卷。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这并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卷写成了初稿，把第一卷整理好准备付印，而且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扩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病在1864年和1865年就显出严重的症状，使他不能亲手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5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57、458、46、458、46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6页。
[40]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41]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二版序，第19页。
[42] 习近平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2019年3月1日）。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4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4页。
[45]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46] [意]理查德·贝洛菲尔、罗伯特·芬奇主编：《重读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工作的学者，例如雷金娜·罗特，罗尔夫·黑克尔，罗伯特·考普夫等都认为，“没有研究就不要对恩格斯的编辑改动妄加评论”，“事实上，在准备出版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恩格斯并没有任意妄为，因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决定”（罗尔夫·黑克尔：《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情况》，《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雷金娜·罗特：《作者马克思与编者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3卷的不同观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而德国爱尔福特大学哲学教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研究小组领导人埃克·罗伯特·考普夫（Eike Robert Kopf）鉴于MEGA2新编委会否定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的伟大作用，毅然决然与他们决裂，并且接受邀请，加入颜鹏飞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
[47] [意]理查德·贝洛菲尔、罗伯特·芬奇主编：《重读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特雷尔·卡弗指出，马克思许多论著都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找到源头。一旦有了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那么甚至可以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后半部分看作是《资本论》第1卷的纲要。实际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还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
[48]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