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资本理论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在理性经济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免费搭车者”问题。如果人人都想“免费搭车”，就会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认为，要解决“免费搭车者”问题，不能单靠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引导和教化，也不会像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便能自然而然地达到社会整体利益。他认为，克服“免费搭车者”问题，只有通过强制和选择性诱因两种方法^[1]，亦可归结为“利维坦方案”和“私有化方案”。

但也有学者指出，奥尔森的强制和选择性诱因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成本都过于高昂。通过强制的办法，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限于时间和精力，执法者不可能每时每刻都监督和规制社会成员的一言一行，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也不可能将所有的公共事务都交由政府公职人员操办，这样的政府负担未免太过沉重，同时也抑制了社会的活力。如果在社会成员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能够形成一种信任关系，将大大减轻缔造公共物品、降低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集体行动之所以失败，往往是因为个体成员不相信他人也会像自己一样对公共事务尽心尽力，另外还有对政府的天生的不信任。而如何发展这种信任关系，就是社会资本理论所关注的核心命题。

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新的解释社会治理的范式，其学术价值体现在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逻辑的合理解释。在经济学研究中，社会资本被看作是促成交易、达成合作的关键因素，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在政治学研究中，社会资本作为社会信任的来源和公民社会的黏合剂，是良好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基础。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源，集中体现为社会关系，这既是个人能力的储备，也是一个组织或整个社会凝聚力的基本来源。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直接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情况。其实，社会资本最大的价值在于，针对某些最迫切、最紧要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其概念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起点和依托，基于“社会资本”这一宽泛的交叉概念，管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公共决策者以及不同阵营、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再次找到了一种公开存在的建设性争论中的共同语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