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道德:新时代全球治理的道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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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善恶混杂和混杂中的进步

全球化的进程,虽然是由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开启的,但其开拓全球化的目的,并不是要为世界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便于自己贪婪财富和权势的世界。所以,从道德的视角看,全球化始终存在善和恶的博弈。全球化真正的动力,是不同文明相互借鉴、谋求共同发展和共同幸福的需求;是全球广大劳动人民谋求相互沟通、相互借鉴、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共同幸福、共同进步的需求;同时也是资本家贪婪世界财富和权势的需求。正是由于这种动力所决定,尽管全球化是个善恶混杂的整体,存在着善与恶的剧烈博弈,但仍然使人类文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善性追求和人类的胸怀

文明多样性,是国际社会的现实。而全球化,正是不同文明相互沟通、交流、借鉴的客观需要。不同文明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以发展共同利益来解决矛盾和冲突,应当是任何一种文明对待他种文明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

不言而喻,所谓全球化,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中,世界各民族、国家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的进程。它是各国生产力发展和人们生活多样化的产物。事实证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各种文明的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帮助,并在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帮助中,实现共同发展,实现资源全球性的合理配置,实现全球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全球人幸福指数的提高。这些就决定了,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只有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人类文明的未来,以全球化的伟大胸怀,对待全球化,正确处理个人和全球化、国家和全球化的关系,才能使个人、使国家成为充满朝气、充满自信、充满力量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者、创造者,才能获得最大的欢乐,最大的幸福。如罗素说的:“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尽情地享受世界所给予的五光十色和舒畅快乐,不会因为想到死亡而苦恼万分,心神不定,因为他感到自己不会真的与后来者分离。惟有在这种与生命之流如此深刻的、本能的结合中,人们才能找到无与伦比的欢乐。”[2]

可眼下,正当全球化遵照世界人民的意志发展的时候,世界上却出现了一股反对全球化的逆流。出现逆流的原因,在于人民意志在全球化中的实现,阻碍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阻碍了同盟对财富和权势的贪婪。比如,美国不顾世界人民的意志,搞单边主义,搞贸易保护主义,挑起和中国、和世界的贸易战,所追求的就是美国利益和权势第一。当然,这股逆流虽然不能阻挡全球化的大势,但危害却不能小觑。

全球化作为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的合理配置,作为人类追求生活多样性和追求幸福完美性的需要,无疑是一种进步,是符合人类德性的,是人类共同的德性追求。当前,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平等合作中追求发展,追求幸福的时候,谁顺应历史潮流,推进全球化的发展,谁就站在了道德的一边;谁只顾本国利益,不顾他国和全球利益,谁搞单边主义,搞贸易保护主义,破坏全球化的发展,谁就站在了邪恶的一边。邪恶总会得到应有惩戒的。

人们都知道,经济全球化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T.莱维于1985年提出来的,意思是说贸易、服务、资本、技术等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经济全球化定义为: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高度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在增长中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金融的流动、技术被快捷广泛地传播,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接资本流动和转让。

其实,全球化理论早在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和经济学中就有过论述。不过,在他们那里,不叫全球化理论,而叫世界历史理论。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以及之后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性质、历史进步性,都有很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在当今仍然光芒四射。在他们那里,世界历史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体现着人类文明进步。

世界历史理论,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它的意思是说,世界历史是人类在自我运动、整体发展以及目标实现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整体发展居核心位置。他认为,在发展中的各个民族与国家,因为都生活在许许多多民族和国家之中,因而必然要发生各种联系或关系,正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关系,构成了世界历史。

因为处在世界历史中的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在研究世界历史时,也应该关注特定阶段的民族历史。从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不难悟到,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质,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和平共处中,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实现共同和谐的整体发展或共同发展。实现整体发展或共同发展,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德性。很显然,这里说的整体,当然不只包含经济,而且包含政治与文化。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合乎规律的、合理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蕴含着必然性、前进性、曲折性和统一性。当然,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并不是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抽象行动,而完全是物质的,需要吃、穿的每个人,都可以用具体生活加以证明的。马克思说过,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关于它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它的产生过程,都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正确认识全球化,还必须弄清它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全球化和劳动关系的全球化。

关于这一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克思也都有精彩论述。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看来,就国际社会看,各国为了自身的发展,都主动融入到全球分工结构中,一切劳动和劳动分工,都寓于全球劳动体系之中,在全球分工链条的作用下,各国的劳动甚至每个人的劳动,都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着。劳动分工,是提高劳动效率,从而增长财富的重要因素,因而得到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重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从分析劳动分工开始的。该著作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的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可见,劳动分工,特别是国际劳动分工,都是人类劳动中的德性表现。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和亚当·斯密的这一理论,并用劳动者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对其加以改造,就产生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的全球化的理论。它的基本含义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发展,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从民族、地域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它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

正确认识全球化,当然首先要弄清它的形成和本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论述更为精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 关于全球化的形成和意义,马克思有很多论述。这些论述都值得我们认真领悟。

比如,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世界历史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因为它不仅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而且只有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因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各自所处的地位,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发展的程度。生产力发展程度高、有分工优势和内部交往发达的民族,因为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而就自然比较愿意、比较容易与其他民族交往。而各民族相互影响的交往活动的范围越是扩大,生产方式发展所造成的国际分工越发展,各民族原始封闭状态就消灭得越彻底,民族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史。

比如,马克思认为,全球化时代,其概念不是纯哲学范畴,而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概念。它是与民族史相区别的、在民族史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由落后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各民族原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由先进生产力所决定的先进的、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由各民族自给自足的闭关的状态,转变为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依赖状态;这就是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本质。如前所述,由于这种转变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和进步,体现着全球人民的要求,体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然也体现着历史新阶段的人类的德性。

比如,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的含义指的是社会劳动在各类劳动生产结构之间的分配。其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现代工业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4] 可以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劳动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同样,国际劳动分工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作为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体现着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德性。

比如,在马克思看来,贸易、投资的全球化,通过商品、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便利于人们对商品和资本的需要,既能满足人们消费需要、消费结构变化、消费水平提高,也能满足人们发展生产对资本的需要,从而促进生产的快速发展,这无疑也符合人类德性。我们不难想象,在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必然趋于一致,从而使全球治理越来越重要,这当然更是符合德性的。

只要放眼当今的世界,我们就可以觉察到,劳动全球化,即通过全球性的沟通、联系和合作,达到劳动力在全球性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增加更多社会财富,显然不仅是符合人类德性的,而且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人们似乎已经认识到,在跨国公司全球发展的推动下,劳动全球化深入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全球性的劳动关系。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体现着剥削关系向合作关系的转变,即不道德关系向道德关系的转变。

研究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科学文化关系,都必须从研究全球劳动关系入手。劳动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劳动发展中的一些障碍,诸如国家疆界、劳动力国际流动等局限,大为缓解或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跨国公司全球性的发展,带来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间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大发展,带来了资本全球化和劳动全球化的大发展,带来了国际劳动向劳动全球化的根本转变。当今,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所带来的资本和劳动全球化程度,劳动在各民族、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都远非过去任何时代所能比,世界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都被卷进了这种劳动全球化的网络之中。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生活,都同全球劳动体系联系着,形成了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可见,全球化在国际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推动下,国际分工空前深化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不仅是历史的大趋势,而且是符合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愿望的。诸如: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紧密依存,互相融合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使全球成为发展的一个整体,一个命运共同体。毋庸置疑,全球化的发展对全球的和平发展,对全球人的幸福生活,都是有利的,都是全球人渴望的,体现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德性。如果我们把这些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结合起来看,起码可以悟出三点启示:

一是由民族史转变为世界史,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表现,是符合人类德性的。这种德性主要表现在,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发展,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种世界性,有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借鉴,有利于各种资源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全球性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是世界历史,也就是全球化,不是偶然的、可有可无的,而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这就决定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虽然全球化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盘根错节,但如恩格斯说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把解惑的钥匙,使我们对当今和未来都能有清醒的认识,从而坚定自己的信念和方向,无论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反对、破坏全球化发展的逆流何等猖狂,都能按照选定的目标,破浪前进。

三是就发展进程而言,世界历史包括两个转变:一个是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一个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向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转变。当今世界,正处于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向由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转变当中。谁都会意识到,全球化发展至今,全球人已经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中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全球村,成为命运共同体。亚当·斯密理想的“文明社会”、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都是要经过这种全球村,而达到的一种人类自由和谐的共同体,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当然,由于这种转变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挑战,所以它是一个更为长期和复杂的任务。

比如,马克思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作为历史过程的反映,也是经过修正和不断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首先都应当在理论上加以阐明。

比如,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应当如何治理,也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加以研究和澄清。当前我们所谓的全球治理,实质上就是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适应全球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进行引导、协调和管理,使这种发展能遵循造福全人类的正确道路前进。全球治理的产生和发展,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同根、同源和同步,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所以,也是符合人类德性的。

比如,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人们相互依存为一个大家庭。无论从理性、德性或具体实践讲,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本像一家人,应当在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共同治理、共同享受发展成果中,结成和谐、美好的命运共同体。生活在命运共同体中的人们,自然要在共同协商中,制定出适合共同生存的原则、秩序、法律和各种管理制度,以保证共同体健康和谐发展。

比如,对“地球村”概念应当如何理解?它的意义何在?也应该研究和澄清。我们知道,1967年,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这一概念一提出,由于它的含义深远,而且形象逼真,所以立即受到世界的关注,得到普遍使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麦克卢汉是传播学家,可在他看来,“地球村”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发达的传媒使地球变小了,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比如,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有力推动劳动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人们都深度融入到了全球化之中,使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由相互联系、相互沟通,发展到了相互合作、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这说明,地球村不仅是个形象的比喻,似乎也是个很科学和贴切的概念。

地球村现象的产生,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结果,它改变了人们的旧观念,体现了世界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发展的真切愿望。无论肤色、无论种族,人人平等成为地球村大家庭的一员。当然,这里所说的地球村,毕竟不是某一个村,而是一个地球人共建的村。地球村也需要秩序,需要治理。在地球村里,人们不仅相互联系更紧密,而且相互间更加了解,尽管有许多矛盾,但也能在德性力量的支撑下,使之和谐与发展。

总之,如习近平同志说的: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水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可以说,世界因互联网而更多彩,生活因互联网而更丰富。

善恶混杂和善始善终

黑格尔说的对,世界历史的确是善恶、美丑混杂的整体。而生活在这种混合体中的每个人,都不能不在善恶中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如康德说的:每一个有良好道德意念的人在此生中,必须在善的原则的率领下,与恶的原则的侵袭进行斗争。而只有建立道德性社会,才能实现善的原则对恶的原则的胜利。康德说:“如果找不到任何手段来建立一种目的完全是在人心中真正防止这种恶并促进善的联合体,即建立一个持久存在的、日益扩展的、纯粹为了道德性的、以联合起来的力量抵制恶的社会,那么,无论单个的人想要如何致力于摆脱恶的统治,恶都要不停地把他滞留在返回到这种统治之下的危险之中。因此,善的原则的统治,只能通过建立和扩展一个遵照道德法则,并以道德法则为目的的社会来达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期望善的原则对恶的原则的胜利。”[5]

回顾全球化的进程就知道,全球化的发展的确促进了世界性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财富的巨大增加,促进了世界性文化交流,促进了不同文明的相互借鉴,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更快发展,这的确是善的一面,美的一面,是历史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在善的发展的同时,也充满着丑恶,充满着罪孽。现在的问题是,既不能否定全球化善的一面,不能否定善的主导;又不能否定恶的一面,不能因为看到全球化恶的一面就否定全球化。重要的是对其善恶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尤其是对其恶的一面如何认识和分析。

2018年,在瑞士达沃斯论坛期间,论坛主席施瓦布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一个多边、多极世界正在形成。所以,全球化应当找到这种多边、多极世界的平衡点,即我们称之为的公平合理的全球化。施瓦布认为,以往的全球化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这正如我们在倒洗澡水时,不应当把婴儿也一起泼出去。我们应当维持全球化的积极影响,照顾那些被忽视的人的利益。在谈及中国时,施瓦布认为,只要是友善、积极的领导角色,人们就不应当感到担忧。中国领导者不仅考虑本国利益,也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应当期待中国在全球化中发挥领导作用。

回顾全球化的进程就知道,全球化的确促进了世界性生产力的发展,但也的确出现了各种丑恶和罪孽。这种丑恶和罪孽的突出表现,就是强者通过暴力或非暴力手段对弱者进行掠夺,无偿占有弱者的劳动。在这种侵略和掠夺中,各种谎言、欺骗,特别是灭绝人性、罪孽深重的侵略战争,都是对道德的践踏。仔细回想一下,有哪个帝国主义列强国家,不是靠这种残暴的战争和掠夺起家和维持的呢!

如黑格尔说的:“我们假如把一般世界历史翻开来,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图画,它充满了变化和行动,以及在永无宁息的推移交替之中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个人。凡是人类心灵所能想到的和发生兴趣的任何东西——我们对于善、美和伟大的一切感觉——都表现出来了。到处都采行着和实施着各种目的,这些目的是我们所认识的,它们的完成是我们所欲求的——我们为它们希望,我们为它们畏惧。在这一切事变之中,我们看见人类的行动和痛苦,处处有和我们切身相关的东西,所以处处有激起我们爱或憎的地方。有时候它以美丽、自由和丰富多彩来吸引我们,有时候它又以可使罪恶也显得有趣的那种精力来打动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某种包罗宏富而为大家所关切的事业,进展得比较迟缓,而且结果竟然在许多琐碎事项的错综纠纷中被牺牲掉,终于纷纷化为尘埃了。同时为了一桩细微的结果,既然可以费去九牛二虎之力;而从显然是渺小的事情上,却发生了一番巨大的事变。随时随地都有最庞杂的一群事变,把我们卷入旋涡中去;这一群刚去,那一群又立刻来代替了它的位置。”[6]

事实证明了黑格尔这些话的正确性。人们都知道,全球化的进程,是从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开始的。马克思说过,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契机,是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转变的动力是资本的自发运动所刺激的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都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都是人类德性的表现,但它也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当然是强者依靠强势,对弱者进行掠夺,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可翻开全球化的历史,却始终充满强者对弱者的掠夺,始终存在暴力和战争,存在这种掠夺对道德的践踏。

人世间的很多事物,都是很奇怪甚至不可思议的。比如,从人类社会制度的转变和一种社会制度内改朝换代的历史看,由于政权决定性的力量是人民,在于人心向背,所以在夺取政权时,就需要人民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因而其口号、政策、行为,往往是以迎合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善开始。而在夺得政权之后,对权势和财富的贪婪,逐渐膨胀,恶性慢慢发作,日益脱离人民和违背人民,招致新一轮的夺权斗争。

虽然全球化是善恶的混杂,但在善恶的混杂中,善总是占主导地位。因为善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力量。从一个国家看,如果我们把夺得政权到政权更替作为一个周期;从国际社会看,如果我们把夺得霸权到霸权更替作为一个周期,以善的角度看,在这种周期中,一般都是从善开始,经过善恶的博弈、恶的全面暴露,最后被推翻,以善的回归结束,实现了中国人常说的:善始善终。可见,善始善终这一成语,作为哲学概念,其含义不只是说从开始到结尾,都要做善事,都要把善事做好;而是还体现着更深的、善恶博弈的客观规律。一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从善开始,在善恶博弈中,最终总是恶得到应有的报应,而以善结束。

还比如,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都是历史的进步,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全球化是由资产阶级开拓的,全球治理也是由资产阶级开启的。这是善举,也是资产阶级的功劳。然而,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历史和全球治理的道路、方式和过程中,以至于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却走过了暴力掠夺、鸦片贸易、金融投机、技术敲诈等背离人类德性的道路。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贪得无厌,使人类的德性发生了扭曲和异变,遭到了金钱的践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而新的全球治理,正是要扭转这种情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列强争霸时代,国际垄断资本主要是通过大公司的国际联盟来瓜分世界的。而当今的大跨国公司和全球性公司,都以全球经营为目标。无论跨国公司的劳动或全球公司的劳动,当然都是一种面向全球性的劳动,是劳动全球化的体现。从促进全球化发展看,它是符合人类德性的,而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跨国公司,其靠资金垄断和技术垄断,而掠夺世界的一面又是不道德的。

当今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发展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也是善恶与美丑的混杂体。其促进全球化发展的一面,促进别国发展的一面,是符合道德的;而其追逐的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最大化,在与其他公司的竞争中,践行零和博弈原则,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别的公司、别的国家的死活,依赖自己在科学技术、生产经营、资本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置别的公司于死地,这就失去了德性,违背了道德,陷入了邪恶。特别是极少数资本家的确能把一些工业部门集中在自己手里,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能在全球金融、贸易、产权、生产等方面,控制全球市场,控制全球的生产和消费。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极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或金融寡头的统治,并利用这种统治,进行全球性的掠夺,这更是对德性的违背,甚至是践踏。

翻开世界历史,人们都会觉察到,全球化的确都是在善恶混杂中,在善恶搏斗的血与火中脱胎和发展的。在过去的200 多年里,那些发达国家,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正是靠对世界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和掠夺,特别是靠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才积累起了巨大财富,使少数富人过着养尊处优的糜烂生活,而广大劳动者却陷入了贫困。

人们不会忘记17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80年代这段历史,更不会忘记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历史。在前一段历史中,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在后一段历史中,也是英国第一个进行了工业革命,并取得了成功。这两次革命不仅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纪元,而且对世界影响之巨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也就是说,这一历史时期,英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功不可没的。可功劳归功劳,罪孽归罪孽。在建立大英帝国过程中,其做了非常多违背道德的事。

马克思说,“资本”生来就具有全球性,资本家生来就是全球主义者。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手工业特别是工场手工业就比较发达,并促使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无疑是德性行为,它为人类全球性的交往提供了条件,但它也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外扩张、资本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如马克思说的:“美洲和绕过非洲的航海线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促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得到迅速的发展。”[7] 似乎可以这么认为,地理大发现,应当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萌芽或起点。

地理大发现对西方国家发展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深远、巨大的。它不仅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加速了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开始了西欧殖民者掠夺亚洲、非洲、美洲的血腥历史,开始了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历史。所以我们应当说,研究全球化或全球治理的进程,应当是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性的殖民掠夺开始。

在全球化的形成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由大工业的发展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作用。世界市场的出现和形成,既是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如马克思所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取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而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联系了起来,发生了各民族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并逐步发展成为地球村或命运共同体。可见,开创世界市场和开创世界历史一样,既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种善恶混杂中,会出现人们用常理难以理解的现象:有些恶性的行为,却能有善性的结果;而有些善的行为,却会引来恶的结果。比如,由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人类德性的表现。可人们都清楚,无论是民族史转变为世界史的过程,或是转变后的发展进程,这段历史却都是充满血与火,充满着对人性、人类道德践踏的血腥的历史。遵德行事虽然是伟大的,而这段历史却是不遵德行事,而是掠夺特别是暴力掠夺,这当然是罪孽深重的。而且常常是真正的道德,却变成了邪恶者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比如,地理大发现无疑是善性的,可它却引起了全球性的殖民掠夺。这种掠夺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却是非常残酷的,是惨无人道的。如马克思说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与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8] 也就是说,是地理大发现解开了一部用血与火写成的美洲、亚洲、非洲各族人民遭受欧洲殖民者虐杀、欺诈、掠夺、征服和长期奴役的灾难史。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还是个很小的、落后的农业国。在全国约550万人口中,有410万是在农村。正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开创出了影响至今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并迅速崛起,建立起全球的“日不落帝国”,成为世界海洋、商业、工业争夺中的霸主和中心,使人类由民族历史开始进入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的新时代,从而引领了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可想而知,全球化的产生和开拓,全球治理的开启和发展,都应当是资产阶级的功劳。至今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也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或由资本主义为主导的霸权治理。可资本主义的历史,却是劣迹或恶迹斑斑。

正是利用这种殖民掠夺的大量不义财富,欧洲国家进行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成功,又促使这些国家扩大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把亚洲、美洲和非洲广大地区,都变成它们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使殖民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庸,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到1820年,仅英国的工业产品就占世界工业总产额的一半,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诚实的国际问题学家们似乎有了这样一点共识:西方的民主化是工业化成功的产物,而不是工业化的起因。比如,英国之所以成为富裕的强大帝国,最初靠的不是民主化,而是奴隶贸易和之后的殖民掠夺。虽然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英国国内开始有了民主生活,但国外殖民地的广大人民却被剥夺了这样的机会。殖民地倡导独立的、要求民主的人士也被视为是异端,而遭迫害,甚至被逮捕入狱。比如当时的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就遭受了这样的迫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全球化不争的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靠大发战争财的美国,争得了全球化霸主的宝座。英国霸权时期,殖民掠夺是主要形式,具体表现为贸易掠夺和战争掠夺;而在美国霸权时期,除了继承了贸易掠夺和战争掠夺之外,更侧重于金融掠夺。如马克思说的,这种金融掠夺,不仅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而且取代了直接的暴力。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掠夺还是作为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

如马克思说的:这种掠夺“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9]。对货币占有者来说,“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因为货币所交换的不是特定的品质,不是特定的事物,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所以,从货币占有者的观点来看,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想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10]

善性主导和人类文明进步

尽管全球化是善恶混杂的整体,但总的来看,人类的善性、德性却始终是主导性的力量。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绪论中所说过的,尽管世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然而,其大趋势,却总是先进替代落后,旧的事物的灭亡,正是新的事物的产生。曲折当然就包含暂时的后退,暂时的向下滑。当前的全球化发展,就有向下滑的现象,就有反对全球化的逆流。这种逆流当然是与人类的德性,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立的。

由于全球化、全球治理,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必然的历史阶段,都体现着全球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它是不会逆转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的,所以尽管当前新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对全球化的思潮来势汹汹,全球化的大趋势也不会逆转;不过,奇怪的是,促使人类进入全球化阶段的,本来是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结果,应当是资产阶级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然而,正当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融入地球村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出现了一股逆流,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历史的事实是,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义开拓的,而且在至今的全球化中得利最多的,也是资本主义。然而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挥机遇。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是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在付出高昂代价的前提下,获得了一些发展。因此,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无论如何算账,从付出的劳动与收益之比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只是小利,而发达国家获得的是大利。当然,这些大利主要是进入了富人的腰包,但毕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其对全球化游戏规则的控制,不仅能获得正常交往中的比较利益,还能获得超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产品、市场和国际分工等多方面的优势,利用对一些国际组织的控制,利用其垄断的高端技术、高端产业、高端产品等,利用其在法律、会计事务、国际规则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把本国的法律、规则、秩序国际化或全球化,把本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如有不遵守者就进行制裁,或者武力干涉,甚至发动侵略战争,强制别的国家就范。

在全球化中的各种优势,不仅使发达国家成为国际贸易的垄断者,而且成为国际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大量的统计数字说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融入是全球贸易的推动力,正是发展中国家的融入,刺激了全球贸易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刺激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日、欧盟三大经济体的出口。全球贸易,长期被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经济体所垄断,其在世界贸易总额中,一直都占50%以上。也就是说,在全球贸易中,发达国家获得的利益比发展中国家要大得多。

控制游戏规则,垄断高科技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发达国家获得最大利益的秘诀。而其获得的超额利益,使自己的资本更加雄厚,使高科技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快升级换代,保持在全球化中的垄断地位,保持较高的竞争力,以保持自己获得的利益总是高于发展中国家。而缺乏资本和高科技优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靠给发达国家更多的红利,在被剥削、被掠夺甚至被奴役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显而易见,问题的症结在于,发达国家开拓全球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最大、最多的利益,而且还要统治世界,要世界永远听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听从于美国,永远成为发达国家和美国的乐园。而更使人气愤的是,美国这样做的时候,往往高举着道德的旗号,披着《圣经》的外衣。正如美国一些学者说的:成为一个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是我们的宿命。比如,杰斐逊高唱民主、人权,但他却拥有奴隶。

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正是在这紧要关头,美国特朗普政府搅动世界一帮私欲贪婪势力,掀起了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不过,从我们列举的如下事实,完全可以看出,世界在觉醒,世界人民的力量在强大,德性主导全球化,人民意志主导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大势。

人们都看清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事实,也的确证明了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确是最有利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化中的确攫取了巨大的利益。正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残酷掠夺,正是个别国家要谋求统治世界、独吞世界,才造成如今天这样的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和发达程度巨大的悬殊。

人们更看清了,要统治世界,要世界都听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那似乎是痴心妄想。因为穷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的事实越来越证明,无论是欧洲或美国,其社会制度都不是全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正在遭到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一些美国人所厌恶。所以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中力量的不断增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蹂躏、掠夺世界人民的时候,其就颠倒黑白,把其蹂躏掠夺所造成的全球性问题,都归罪于全球化。于是,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又变着花样开始抬头了。这股逆流虽然不会阻挡全球化历史的车轮,但毕竟是一种干扰,而且来势汹汹,是一股很大的负能量。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顺畅的,而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当前世界所兴起的反全球化逆流也好,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孤立主义也好,地区一体化分裂之势也好,都是这种曲折的表现。

有学者评论说,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大选,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被受害者意识束缚的民族主义。还有那些害怕恐怖主义、难民、移民风波的欧洲国家,以及未能摆脱长期萧条、就业环境恶化和国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日本,也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把民族主义作为摆脱困境的良方。所谓受害者的意识,就是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享受到的财富和权利被别的国家抢走了。民粹主义者更是宣称,是精英出卖了他们。这反映出现在民族主义猜疑心理的根源。

当然,民族主义还有对抗社会主义的意图。因为畏惧社会主义,就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把本国的各种矛盾,压榨、掠夺劳动者的矛盾、财富占用不平等的矛盾,失业、贫困和劳资之间的矛盾,都归结为全球化的发展,归结为在全球化中日益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炒作社会主义的威胁,试图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国外,以掩盖他们的罪恶。

2016年8月,“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凯末尔·德尔维什的题为《全球治理的作用是什么》的文章提出,全球治理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由国际贸易、投资、旅游、电信、跨国公司各种业务等决定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使全球交往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快速和无所不在。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性的贸易和投资、跨国税收、解决全球性的不平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通过全球治理才能解决。

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对许诺大选的绝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对贫富差别的拉大的愤怒,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对原有价值观的动摇,对难民潮的疑惑,对政府的不信任,对精英治理者的嘲弄等,都是民粹主义浪潮的根源。医治世界问题的良策,还在于合作开放。只有在全球化中,在合作开放中,才能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美国维基战略网站高级分析师利昂·哈达认为,民族主义者反对全球化,是光明与邪恶的斗争,他在美《国家利益》双月刊发文《民族主义无法取代全球主义》认为,我们不应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民族主义将取代全球主义成为政治经济的新驱动力。相反,这只是一种标志,表明两大力量之间的再平衡将为工业化社会新的均势创造基础。对全球化自由原则进行修正,并不等于就认同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或种族主义。现在相互联系着的事实,不可能让世界停下脚步并对自由贸易和移民关闭边境。

总之一句话,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作为人类奔向理想、美好社会的必经之路,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和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会倒退,历史不会开倒车,全球化的历史车轮,只能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滚滚向前,越发展越好。新的、更文明、更道德的世界历史时代已经在即,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使命也是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