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自清内心的枯涩

朱自清的内心缘何枯涩，而且枯涩得太久太久了？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朱自清没有解答这个问题，然而，要深入理解这篇散文，读者又不得不追问这个问题。

综合朱自清1923年前后的思想生活，朱自清内心的枯涩源于两个方面：家庭的重压和现实无为的惆怅。

家庭的重压：“早婚”、“多子”、“父爱的威严”是朱自清感受到的家庭重压。朱自清曾经有两个哥哥，但遗憾的是都早夭了。因此，朱自清出生时，被视为珍宝，为了保佑他能健康成长，家人特地给他耳朵穿孔，戴上钟形金耳环。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当时仕途顺利，又知书达理，对儿子十分钟爱和重视，取苏轼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给他取学名“自华”；又因算命先生说孩子五行缺火，便借带“火”的“秋”字，应“春华秋实”之意，给他取号“实秋”。然而，作为长子长孙，朱自清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还不满11岁，长辈就为他四处张罗婚事。上北大预科的第一个寒假，一封家书便叫他回家结婚。之后，父亲又丢了差事，家庭经济逐渐拮据。婚后第二年，长子出生，家庭负债累累，为生计所迫，他决定三年读完四年的课程。北大同学回忆说：“他是一个不大喜欢说话的人……我们同课桌坐过一学期，因为当时的座位是一学期一换，我们大概没有谈过两三句话”，“在同学时，他却已经显得很老成，我完全是个孩子的样子”^[4]。在写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时，朱自清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且妻子又已怀孕，这意味着生活的重担将更加沉重。生活的担子将朱自清压得无法喘气，使他少年老成。这种压力在他写的《自白》一诗中表露无遗：

“担子”渐渐将我压扁；

他说：“你如今全是我的了”。

我用尽两臂的力，

想将他掇开去。

但是——迟了些，

成天蜷缩在“担子”下的我，

便当那儿是他的全世界；

灰色的冷光四面反映着他，

一切都板起脸向他。^[5]

与父亲朱鸿钧的不和谐也是家庭重压的一个因素。朱自清没有在任何公开的场所和文章中指责过父亲，相反，父亲充满爱的“背影”让广大读者接受了朱自清，“父子情深”经读者的发挥而被神圣化了。然而，朱自清与父亲之间并非如读者想象得那样亲密无间，相反，还存在一些不愉快。我们仔细阅读《背影》，就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背影》中有一段被读者忽略的话：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这段话一是因为写得较为含蓄，二是因为前面父亲的背影太让人感动，一般读者对此就忽略不计了。但从这里尤其是“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一句，我们隐约感受到朱自清与父亲一定发生过某种难言的沉痛的往事。根据史料，朱自清与父亲确实发生过不和谐的事情。朱鸿钧是一个不乏父爱但又有着浓重父权思想的男性。在对待朱自清的发妻武钟谦的问题上表现出浓重的旧式家长礼教色彩，他希望媳妇是一个芊芊作细步、对公婆低眉顺眼的女性。而武钟谦虽然是个端庄秀丽、温婉柔顺的女性，但活泼爱笑，还常回娘家，对此，朱鸿钧很有意见，并写信指责朱自清没有管好妻子。为了缓和家庭矛盾，承担一位男性养家糊口的重任，朱自清从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原本在北京发展得很好的文学事业，回到浙江教中学。对于父亲对武钟谦的指责，朱自清也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情绪朱自清借小说《笑的历史》得以详细表现。《笑的历史》发表的时间也是1923年。《笑的历史》里的女主人公少奶奶，婚前本是个天真烂漫、爱说爱笑、活泼健壮的少女。嫁到夫家后，公公因仕途不顺，生活潦倒，时时迁怒于媳妇，姨娘、弟妹、佣人等都随公公明讥暗讽少奶奶。而少奶奶的丈夫，很爱她，也很同情她，心疼她，很愿意以“人”的待遇对待妻子，但迫于父亲的威力，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妻子受着“非人”的待遇，只能偷偷地软弱地嘤嘤啜泣。“在没受过新思潮洗礼的人，处在万恶的家庭里面，或不至于感受到痛苦吧？只不幸受了洗礼了，心里十分感着痛苦了，面子还是要敷衍，不得不敷衍，这可真是‘哑子吃黄连了’。”^[6]小说这段独白可看成是朱自清痛苦灵魂的号叫。

此外，朱鸿钧对朱自清的爱有时也让朱自清感到无比压抑。1921年，朱自清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这时朱自清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朱自清的薪水都是由学校送到他父亲手里，朱自清无权支配。父亲在儿子面前的绝对权威在《背影》中也时有体现，比如，那时朱自清已成家立业，而父亲命令他“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眼瞅着年迈体胖腿脚不便的父亲去为自己买橘子，虽然感动、心疼父亲的眼泪潸然落下，但朱自清居然“听话”地呆呆地站在原地，居然不敢违抗父命。由此可以想象“父亲”平时在家里，在朱自清心目中的权威地位。父爱在这里已演化为绝对服从和权威了。

现实无为的惆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朱自清曾经融入火热的时代，情绪振奋。参加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便是一证。1920年5月2日，在毕业考试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朱自清响应讲演团的号召，在北京街头作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的演讲。然而，当他在杭州、台州、温州一带教书时，一方面“五四”的余热还未褪尽，另一方面面对现实又感到惶惑不安，除了教书，别无所为，正如《转眼》一诗所写：

理不清的现在，

摸不着的将来，

谁可懂得，

谁能说出呢？

况他这随愁上下的，

在茫茫漠漠里，

还能有所把捉么？

待顺流而下罢！

空辜负了天生的“我”；

待逆流而上呵，

又惭愧着无力的他。

被风吹散了的，

被雨滴碎了的，

只剩有踯躅，

只剩有彷徨；

天公却尽苦着脸，

不瞅不睬地相向。^[7]

朱自清这时期的痛苦、困惑的心情在与好友俞平伯的通信中时常流露，如1922年11月7日《残信》中向俞平伯诉说：“极感到诱惑底力量，颓废底滋味，与现代的懊恼”，“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8]。朱自清不满现实，却又无力反抗，想寻出路，却又四顾茫然，感到十分迷茫、苦闷、颓唐、彷徨。

家庭、社会双重的因素使朱自清的内心“枯涩”了。于是，朱自清邀请好友到秦淮河怀古探趣，躲避尘世间的烦恼，以追求暂时的宁静。“梦”的旅程起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