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复仇》：关于“复仇”的若干细则
一 “复仇”的由来
在《在酒楼上》中，主人公吕纬甫讲了一个非常诡奇的故事：他有一个很早便夭折的弟弟，由于河水改道，坟茔被泡在了水中，这让他的母亲非常担心。为了了却老人家的心愿，他借回老家办事的机会，顺便把弟弟的坟迁移一下。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工人们把墓穴打开时，或许由于时间太久的缘故，不仅棺材已经完全腐烂，弟弟的尸骨也荡然无存。无奈之下，他只好在原地挖一些土放在新买的棺材里。这个故事的诡奇之处在于一个人的尸骨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荡然无存？按照生理学的观点，人的血肉可以腐烂，但人的骨骼是坚硬的钙化物质，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存在于世，但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凭空消失了呢？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诡奇之处在于，作为小说的讲述者，鲁迅借主人公之口把它讲述出来时，传达了一种怎样的信息？这仅仅是讲述一个离奇的事件，还是早有预谋的一种设计？根据鲁迅小说的一贯风格，鲁迅在叙述这个故事时显然别有用心，他在挑战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极限：按照传统的观点，人的死亡只是人的意识的终结，人的躯体作为一个客观的实在并没有立即消失——这成为人类感受自我存在的主要依据；然而鲁迅告诉我们，人的死亡不仅意识终结了，连躯体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本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是这样，人类何以确认自身的存在？当然，吕纬甫讲述的故事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它引出的问题是：人的躯体是不是客观的实在？
《复仇》的出发点正是鲁迅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在《复仇》的第一段，鲁迅用生理学的眼光阐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的关系：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这段话很冷峻，但并不复杂。大意是说，身体是意识的根本，正是由于温热的血液，人才成为了人，才会有七情六欲、爱恨情仇——这本是常识。然而，当一个人煞有介事地把常识讲述出来的时候，除非他是傻子，否则便是对这种常识有某种怀疑。从接下来匪夷所思的一段里，可以看出鲁迅的本意：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段话颇有点暴力美学的味道，颇能让人联想到昆廷·卡伦蒂诺《杀死比尔》中的暴力镜头；而且，在鲁迅用诗意的语言讲述暴力行为的过程中，我们也确实感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如果我们与前一段文字联系起来，前一段关于生命的常识不过是后一段的铺垫，他煞有介事地讲“半分皮肤之后的热血”，不过是为了用“利刃，只一击”“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鲁迅有暴力倾向？可以这样认为，但他这样的极端之举只是想确认生命存在的实在性，如同一个在死亡边缘活过来的人，只能用生命的直感来确认自身，鲜血、暴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疼痛，正是鲁迅所渴望的。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极端行为，因为他无法在中国人的身上感受到生命的存在——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人对于自我生命的确认并不是个体单独能够完成的，周围人的信息反馈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只有周围人的信息反馈与自我的认知实现了准确对接，人才能完成对自我生命的确认。《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强烈地感受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恐怖，但周围的人并没有这种感受，依然怡然自得地“吃人”或“被吃”，他最终只能以“狂人”的形象在这个社会里存在。鲁迅的意志力让他没有变成一个“狂人”，但在中国人身上无法体认到生命的存在也让他十分痛苦，这让他对生命本身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复仇”的“仇”，来源之一便是中国人的麻木。令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可以认为是鲁迅复仇的深层动因。那时的鲁迅还怀抱着医学救国的梦想，远离繁华的东京，独自来到偏僻清静的仙台，自有从此投身医学的志向。但在一次细菌学的课程上，他在课前的幻灯片里看到了同胞的面容——他作为俄军的叛徒而被处决，围观的人群同样是一群黄皮寡瘦、拖着辫子的中国人，他们目睹同胞被杀，除了好奇没有任何悲戚。这让鲁迅感到非常痛苦：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还公然屠杀中国同胞，围观的国人竟然无动于衷，难道他们的生命已经枯竭了吗？还有一个对鲁迅产生刺激的事件是《故乡》中讲述的故事，小说主人公闰土的原型是鲁迅童年的伙伴运水，这位伙伴的质朴、善良和勇敢成为鲁迅一生最美丽的记忆，然而当鲁迅经历了世事的坎坷，希望在故乡找到某种慰藉时，成年运水一句老气横秋的“老爷”，把鲁迅从温情的想象推到了残酷冰冷的现实中。闰土和幻灯片事件中的人都不过是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他们的麻木让他们的情感与他们的身体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一个没有痛苦、没有悲戚、没有愤怒和没有七情六欲的世界，是一个恐怖的鬼域，这不由得让鲁迅怀疑在他们身体中是否还流淌着温热的鲜血，这也不由得让鲁迅想用一把利刃，刺穿他们的肌肤，看到鲜血飞溅的场景。这不是暴力，而是确证。
另一种让鲁迅对生命感到困惑的情景是情感与肉体的偏离，明明是痛，但表露出来的是愉悦；明明是残酷，但表现出来的是慈祥；明明是喜悦，但显露的表情却是苦涩的……鲁迅回忆文章里提到过一个衍太太，这是鲁迅的叔祖母，平日里对孩子非常亲切，深得鲁迅的信任。所以，鲁迅在家道中落的日子里，时常到这里寻求情感的慰藉。一次，少年鲁迅向这位叔祖母诉说经济困窘的痛苦，想买一本画册，但没有钱，衍太太便热情地给他出主意，说可以把家里的东西典当一些出去呀！鲁迅表示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典当了，她又出主意说可以翻翻母亲的抽屉之类的。鲁迅没有听这位叔祖母的话，也没有把这次谈话放在心上，但不久大家庭里便传出偷家里东西卖的谣言。鲁迅后来说，他由此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真面目相对便是假面目，便是情感与肉体的分离，本该有的感情却用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另一个对鲁迅产生刺激的事情来自他的弟弟周作人。周氏兄弟手足情深，作为丧父家庭的长子，鲁迅对兄弟常常表现出如父的关爱。面对这样的大哥，周作人理应有一份感恩之心，但为了财产，他却将鲁迅从八道湾的房子里赶了出来。这也是一种偏离，本该期许的感情却表现为截然相反的形式，这怎能不让人对生命产生困惑？
应该说，鲁迅并不是消极遁世的人，对于中国人身上的种种病症，他还是希望开出药方，并力图疗救的：他在弃医后开始做文艺，以为文艺是改变人的灵魂的有效方式；他翻译被压迫民族的小说，创办唤起新生的《新生》杂志……但最终，他的呼声消解在集体的无动于衷当中；而他自己，也在寂寞中慢慢地枯死。
在绝望中反抗，只有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