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意义

复仇的结局只有一个——复仇者和被复仇者同时走向毁灭——这还是对成功的复仇而言的。鲁迅将无聊转移给那些无聊的看客，除了在复仇的那一刻可以感觉到一丝畅快外，并没有将自己的无聊和痛苦消解掉，因为看客们并不会因为无聊而改变自己。《铸剑》是鲁迅另外一篇讲述复仇的作品。在这篇作品中，宴之敖在黑衣人的帮助下成功地完成了复仇，但他们的结局是与复仇对象同归于尽。复仇者与被复仇者同时走向毁灭是复仇必然的结局，因为复仇的前提便是一方的利益受到严重的侵害，而且这种侵害在正当的方式下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因此复仇便是采用极端的方式让对方的利益受到相同的侵害。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复仇的两个重要特点：首先，复仇是以侵害为最终目的的，复仇者要达成的目的是对被复仇者造成侵害，而这样做的动机是其自身已经受到侵害；其次，复仇者与被复仇者之间的力量是不均衡的，复仇者之所以要采取复仇的行为，是因为在正当的情况下他难以得到公正的补偿。复仇的特点注定了复仇的结局——走向毁灭。

中国传统文化虽有“父债子偿”、“子报父仇”的说法，但其主导价值并不赞成争强斗狠的“复仇”。中国有句古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主张用隐忍的办法替代复仇，不要争强斗狠。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依据，是隐忍可以保全自身，甚至还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复仇只会让自己走向毁灭。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抛弃尊严、人格的因素，隐忍确实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好处：首先，如果施暴者不是很坏，面对逆来顺受的隐忍者，他们一般会放你一马，不至于让你血本无归；其次，如果隐忍者运气好的话，碰上了咸鱼翻身的机会，说不定还可以扬眉吐气，成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佳话，反之就成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反面教材。在中国民间还有一句俗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强调的依旧是复仇的危害和隐忍的实惠，的确，冤冤相报只会让复仇的双方陷入更大的痛苦和仇恨当中不能自拔，而隐忍则会使双方在痛苦中得到解放。中国人强调隐忍的文化传统，在恐怖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更有在全球范围普及的意义和价值，恐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民族之间的复仇行为，由恐怖引发的战争和由战争引发的恐怖颇有“冤冤相报”的意味，在这种时候，隐忍和克制显得至关重要。

从复仇的现实结局考虑，复仇似乎并不是理性的行为；从反对暴力追求和平的角度出发，复仇更不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处世原则。那么鲁迅为什么要推崇复仇呢？他的复仇思想是不是反映出个人的褊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复仇的前提有更加理性的认识。

复仇的由来都是仇恨，但仇恨的形成却会有很大的不同，它至少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非均衡势力下的施暴，简单地说便是弱肉强食；一种是均衡势力下的施暴，这便是普通意义上的侵害。由于施暴者和受害者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同，仇恨的性质与解决仇恨的方式便会有很大的差异。非均衡势力下的施暴，施暴本身便成为社会的法则，受害者没有任何机会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补偿和公平，复仇便成为化解仇恨的唯一方式；均衡势力下的施暴，除非在极度荒蛮的时代，否则施暴本身便会受到社会正义的排斥和惩罚，以牙还牙的复仇便会因暴力受到排斥而受到排斥。强调“隐忍”和“和平”对于在均衡势力下的施暴具有正面意义，但对于非均衡势力下的施暴，并不是明智的态度。

《水浒传》中的林冲被“逼上梁山”的事实便是一个非均衡势力下施暴的典型例子。作为3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深谙官场弱肉强食的规则，面对高衙内调戏自己妻子的奇耻大辱，只能强压心头怒火，希望用隐忍换取现实的苟安，但他最终的结局却是一步一步陷入绝境，不得不被“逼上梁山”。为什么林冲的隐忍没有给他带来“风平浪静”、“海阔天空”，反而让他步入绝境、无路可走呢？首先，因为高衙内与林冲之间势力是不均衡的，高衙内不仅可以轻易将林冲置于死地，而且还掌控了社会的法则，让林冲没有一丝可以通过正当途径伸张正义的机会。在这样的形势下，施暴者不会对自己的暴力行为有任何顾忌和担忧，不会因为受害者的隐忍而良心发现，从而中止自己的不善之举，反会因为受害者的软弱而变本加厉。其次，由于恐惧被害者复仇，对于有复仇能力的隐忍者，施暴者一旦暴力得逞便会采取赶尽杀绝的策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全确保施暴的安全。所以，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妻子后，还要想尽办法将林冲置于死地，无论林冲选择反抗还是隐忍，他的结局都是死路一条。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林冲会更早地走上梁山，而不是历经艰险被逼上梁山。

在《复仇》中，鲁迅所面临的境况与林冲有所不同，但同样属于非均衡势力下施暴的受害者。鲁迅面对的施暴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的庸众，他们每个个体都没有直接对鲁迅造成伤害，也无力与鲁迅形成非均衡的结构，但他们盲目地遵从传统礼教，便以传统礼教的载体对鲁迅进行非均衡势力下的施暴：他们以无声的方式扼杀鲁迅的灵魂，同时他们因为尊崇传统礼教而掌握了文化霸权，让鲁迅在文化上没有任何抗争的机会和可能，最终鲁迅只能选择复仇——因为即使不复仇，他也只会在无聊中让生命枯萎。

在施暴者与被施暴者均衡的势力下，复仇的意义就不同了。首先，在均衡的势力下，施暴者的行为并不具有必然性，因此暴力行为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其次，在施暴者造成暴力后果后，被侵害者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伸张正义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以牙还牙的复仇便是非理性的行为，其后果便会将自己推入绝境。

仅仅由于无力反抗施暴者，还构不成鲁迅坚决复仇的充分理由，因为即使有人充分认识到面对非均衡势力下施暴的必然后果，很多人也依旧会选择隐忍。这是出于任何施暴者都不可能以残杀所有弱者为终极目的的——隐忍有时也会换来一丝生机，至少可以延长存活的时间。《铸剑》中的宴之敖便是一个例子。虽然他肩负着杀父之仇，而且王随时都可能会将他除掉，但只要他能够一直隐姓埋名，运气好而不被王发觉，他完全有可能安度一生。但是他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复仇之路。促使宴之敖走上复仇之路的根本动机在哪里呢？其动机便是一个现代人要获得生命的实在性。如果隐姓埋名、没有尊严地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现代人就会陷入没有历史、没有未来的虚空当中——宴之敖如果不复仇，又有谁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呢？又有谁知道其肩负的历史仇恨呢？他复仇了，他毁灭了，但他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和实在。宴之敖面临的问题，其实便是哈姆雷特面临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是在生存中跌入生命的虚无，还是在毁灭中获得生命的实在？一个现代人必然会选择后者。正是如此，复仇后的鲁迅获得了极大的充实感：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