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策略选择
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关乎全体人民福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涉及有效的激励机制问题。既要调动短期基于个人、企业和局部利益的积极性，更要调动基于全体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积极性；既要重视终极所有权，更要重视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匹配，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形成充分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有效激励机制。在所有制结构优化过程中，多种所有制成分相互交叉、转换、重组和融合，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有机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捡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的、相互抵消。”[37]为了进一步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选择的策略包括如下几个。
一 凝聚共同发展的改革共识
受制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理念的束缚，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略显滞后。“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都是实践探索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走在学术研究前面的基本问题。”[38]其中，在所有制研究上，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干扰所有制深化调整的声音，除了前面提到的“消灭私有制”论，还有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39]而且，所有制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适应特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整体情况。[40]因此，前述学术界的分歧和新的声音都不利于改革，这也揭示了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重新凝聚共识的重要性。
无论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还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结合现实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给出了明确论述。例如“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41]同时，“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42]“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43]。在2018年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44]
显然，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尽管民营经济属于非公有制经济，但却是“自己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民营经济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这是从学理上考量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融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基础，因此，首先要摒弃民营经济工具论的思维定式。“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45]，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来源之一就是竞争，竞争的条件是市场主体多元化，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根本在于所有制的多元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制多元化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6]从生产力的角度讲，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中的民营经济，只要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就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形式。所不同的是，在促进共同富裕上两类所有制经济是有差异的。国有经济由于其公有制性质天然的可以为改善收入分配作出贡献，而非公有制经济中的民营经济则带有私有性质，自然的有拉大收入分配的倾向。因此，对于民营经济而言，从所有权到收入分配改善只有在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下才能实现。从基尼系数看各国收入差距情况，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3—0.4，意味着这些经济体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比较二者收入差距小的形成机制可知，日本是通过初次分配也就是通过工资制度（年功序列制）实现的，欧洲则主要依托再分配制度，通过高税率和转移支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由此可见，在脱离原始自由竞争后，即便是市场经济也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政策引导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单纯地从产权形式来划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显然是片面的。对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出了明确回答，即“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当前，只有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重大决议特别是“两个毫不动摇”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系列讲话精神为核心，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凝聚所有制结构深化改革的共识。而且，要把共识凝聚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自己人”这一主题上来，才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所有制结构调整，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促进经济整体效率不断提升。
二 促进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政策环境
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所处地位相同，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策意义在于政府在出台相应政策时应一视同仁，不能有所有制歧视。摆脱所有制歧视的关键是要坚持竞争中性，放宽市场准入。与一般所理解的“竞争中性”不同，这里讲到的竞争中性主要是指所有制中性，也就是政策制定上的所有制非歧视特征。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因此，要推进负面清单的落实，真正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相同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减少所有制歧视，特别是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中民营经济的不公平待遇。党的十八大以来，负面清单逐渐提上日程，到2018年“负面清单”经过三次改版后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问题的关键是要落实，真正放开各相关领域，特别是要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切实放宽市场准入，消除“玻璃门”“弹簧门”等赖以存在的基础，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
除了坚持竞争中性外，政府还要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在经济下行与成熟经济体中改善营商环境更加重要。因为，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为企业赢得更好的生存环境。而改善营商环境的整个路径应该是朝着透明化、法制化、便利化和低成本化的方向进行。从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营商便利度排名来看（见表5-2）,2018年、2019年中国的营商环境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018年排位从上年的78位上升到46位，2019年进一步上升为31位，处于190个国家中的前20%以内，属于营商环境较好的经济体。目前制约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的因素只有获得信贷和纳税两项。其中，获得信贷方面主要是要进一步提高法治程度，即在抵押和破产的债权债务保护方面还有欠缺；而影响纳税得分的主要是我国目前总税率仍然偏高，调查地上海的企业税收（含费）占利润的比重高达62.6%，而东亚经济体和经合组织成员方则分别为33.6%和39.9%，前33位表现最好的经济体平均为26.1%。因此，进一步减税降费尤为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世界银行关于中国营商环境的调查仅限于北京和上海两地，因此，缩小营商环境的地区差异，使国内落后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到改善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特别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键。
表5-2 中国营商便利度在世界上的排名（2006-2019年）
表5-2 中国营商便利度在世界上的排名（2006-2019年）续表
注：表中数据经过四舍五入处理。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整理。
三 坚持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虽然，不同所有制经济都面临着提升质量促进升级的问题，但鉴于差异化特征明显，不同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差异。从共性看，近年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资产收益率都有较大的下降（见图5-5），这一趋势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有很大关系。但从个性差异看，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质量更低一些。尽管这一现象与国有企业所处产业有关，但这也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的局面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判断，因此，“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任重道远。同样的，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同样也“要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也要“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7]，但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和问题则完全不同。
第一，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选择。促进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使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思路就是要落实2015年国资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按照商业类和公益类的分类推进改革。但对于单个国有企业而言，提高经营效率与决策科学性则需要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加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是完善我们基本经济制度一个着力点。”[48]之所以要加速混合所有制改革，除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又一重要实现形式外，更重要的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展现出来比其他所有制经济更高的效率。如表5-3所示，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6.32%，其中内资企业低于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内资企业中最高的是股份有限公司（8.81%），也高于私营和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除了股份合作企业较低外，其余均高于国有企业（4.29%）。另据测算，2008年混合所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是8.46万亿元，而通过资本产出弹性计算得到的只有4.81万亿元，制度溢出效应为75.88%；比按照资本产出弹性计算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分别超出1.41万亿元和2.22万亿元，制度溢出效应分别为66.82%和83.15%。[49]也就是说，混合所有制经济比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具有更高的效率，要素资源向混合所有制经济流动会拉动GDP更快发展，使要素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由此可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现经济整体运行质量的不断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改善。
图5-5 不同所有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收益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表5-3 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个，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从具体路径看，国有企业混改过程可以分为“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其中，“引进来”主要是指在原有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公有制资本，从而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进而提高国有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在引进非公有制资本的过程中，既要防止国有资产评估过程中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也要避免国有资本作为大股东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引进的中小股东，特别是非公有制小股东权益的侵害。“走出去”是指国有资本通过市场原则进入经营效率高的非公有制企业，从而扩大国有资本的经营范围，扩大国有资本的利润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国有资本进入非公有制企业是通过多元化投资，利用国有企业独特优势（如资本雄厚、信用等级高、渠道畅通等）帮助非公有制企业跨越融资难、“玻璃门”、“卷帘门”等隐形发展障碍，切实扩张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范围，进而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因此，特别需要防止国有资本深度干预非公有制企业经营决策，更要防止国有资本利用资本优势完全收购非公有制企业。另外，尽管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50]，但不宜将其直接列入国有企业的范畴，应该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界定，以一种全新的区别于国有企业的经济组织形式进行统计界定，以有利于应对外部市场对其可能产生的质疑[51]。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选择。对于非公有制企业而言，尽管经营效率相比公有制企业高，但仍然“要练好企业内功，特别是要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要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52]整体来看，虽然民营企业发展较快，但整体上规模还比较小，与国际、国内大企业竞争还存在比较大的弱势。如图5-2所示，2018年民营企业平均资产总额只有1.12亿元，而国有企业户均资产则接近22亿元，民营企业户均资产仅相当于国有企业户均资产的5%。从最顶端企业看，2018年入围世界500强的107家中国企业中，民营企业只有17家，其余90家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2017年，资产总额突破1000亿元的民营企业有61家，而同期仅102家非金融类中央企业总资产就达到76.2万亿元。由此可见，民营企业在保障经营绩效的同时仍需跨越规模障碍，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此外，对于民营企业来讲，经营分化的局面也越来越明显，虽然已经出现一些规模大、效率高的现代企业，但数量众多的依然是规模小、竞争激烈且面临管理和融资约束强的中小企业。因此，民营企业要围绕解决发展“瓶颈”和转型升级两条路径发展。首先，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与企业自我完善相结合的路径，实现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通过财税、补贴以及政策咨询等方式，由政府扶持广大中小民营企业，促进中小企业完善内部机制，提高管理水平，摆脱落后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企业自身通过吸引人才、建设内部激励机制以及股权改造等，逐渐成为现代企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只有民营企业自身更加规范，才能解决长期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难问题。当然，政府相关部门要督促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符合市场规律，满足中小企业正规渠道融资的难题。这里需要发挥政府服务功能，加快面向民营企业的技术平台、担保平台等平台建设，同时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在政府扶植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切实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坚决防范民营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去俘获政府官员现象的产生。
四 强化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产业布局与协调
从整体的产业布局来看，通过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产业布局调整和分类改革的整体推进，商业类国有经济基本上已经集中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并承担着国家重大专项任务，而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主要关注民生保障、社会服务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显然，两类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和考核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为目标，重点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安全效益的有机统一。因此，市场化运作是这类国有企业的主要运行方式。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不宜单纯以微观财务指标作为考核标准，需要结合数量指标和成本指标来综合考察经营状况。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政府管控，但这种管控应该适度，不能完全置于计划之下，通过政府规制引入市场机制，是这类国有企业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的途径。除了上述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外，更广大的领域都可以由民营经济来充实，即使是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特定环节——如电力的生产与供给、燃油的销售等——也可以引进民营企业以增加市场竞争，倒逼在位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引入民营企业可以为在位国有企业提供影子企业，便于国有企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另外，国有经济在资本、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在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但在各地区内部特别是劳动密集的供给环节，民营经济的效率优势明显，因此，通过产业链上的分工有利于提高整个产业链的供给效率。
如果从技术层级划分产业链的话，国有经济的分布则主要集中在资源型产业和中技术产业两个产业中，牢牢控制着产业链的上游和中游，这也反映了国有经济产业布局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资源型产业占比一直维持在30%—40%，近年来有所波动，但大格局没有发生变化（见图5-6）。利用投入产出表说明，工业企业中处于上游产业的国有企业比例超过了50%，而处于下游产业的国有企业比例在2007年以后就在10%以下了。国有企业应依据自身资本密集特点尽可能布局技术密集产业，抢占研发和技术进步先机，解决制约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卡脖子”环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带动全产业链上不同所有制经济技术水平的共同提高。
图5-6 工业国有企业按技术密集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整理。《中国工业经济年鉴》最新只发布到2017年，因而2017年和2018年数据采用主营业务收入代替。
五 筑牢共同发展的价值基础
无论是产业链上合理分工，还是不同产业的科学布局，其最根本的目的都是通过优化所有制结构来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改革的上半程是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促进效率的提升而发展生产力；那么，进入改革的下半程，就要在继续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回到主题，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功能基础是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价值基础应该是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从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要凝聚共识，而共识的凝聚需要共同的价值基础，这是未来不同所有制经济都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公有制经济来讲，价值基础本身就是其成立并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提及的弥补市场失灵或者平抑危机冲击。因此，问题的核心就转化为效率改进与公有制经济公有性质的体现[53]。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角度看，公有制经济似乎已经找寻出一条比较稳妥的路径，即一方面企业利润分类上缴制度已经确立，且随着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监管转型，政府对公有制经济也正在从重监管向重收益转型。这种转型的关键除了要明确收益上缴外，更要明确收益使用。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规定将企业国有股权的10%划转给社保基金，充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这一举措使国有企业切实与全民福利挂钩。因此，透明化、福利化将是公有制经济铸就共同价值基础的路径。
与公有制经济不同，非公有制经济中的民营经济并不具有天然的共同价值基础，但从实际情况看，民营经济却与居民、与国家经济生活密切相关。“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54]鉴于民营企业与80%城镇劳动就业相关，因此，探索一条适宜的成果分配机制是民营经济构筑共同价值基础的有效路径。这种分配机制既可能体现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可能体现在再分配领域，不管体现在哪个领域，其根本目标在于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减少收入差距。在初次分配领域，可以考虑适当的员工持股与利润分红或者类似日本的工资增长机制设计，在再分配领域可以考虑提高企业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及员工安全保障水平，等等。
（执笔人：杨新铭）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页。
[2]高培勇、杜创、刘霞辉、袁富华、汤铎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3]张平、王宏淼：《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
[4]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5]张平、王宏淼：《中国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挑战》,《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第20期。
[6]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7]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如无特别说明，下文其他数据来源与此相同。
[8]张启良：《消费贡献率波动背后的若干细节探寻》,《中国统计》2019年第7期。
[11]盛磊、杨白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模式与路径探索》,《改革》2020年第5期。
[12]张平、楠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中国经济学人》2018年第1期。
[14]袁富华、张平、刘霞辉等：《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
[15]Mitchell,B.R.,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1750-1993,4th ed,New York:Stockton Press,1998.
[16]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18]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9期。
[20]袁富华：《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
[22]张鹏、张平、袁富华：《中国就业系统的演进、摩擦与转型——劳动力市场微观实证与体制分析》,《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
[23]张自然、张平、袁富华、楠玉：《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7—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5]赵华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7年第1期。
[26]胡培兆：《“以公有制为主体”如何定位》,《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8期。
[27]刘怀德：《论国有经济的规模控制》,《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28]杨春学、杨新铭：《所有制适度结构：理论分析、推断与经验事实》,《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29]左大培：《中国需要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探索》2005年第6期。
[30]“三个有利于”出自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1]李成瑞：《关于我国目前公私经济比重的初步测算》,《探索》2006年第4期。
[32]杨新铭、杨春学：《对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现状的一种定量估算》,《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
[33]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34]赵华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7年第1期。
[36]2015年以后总资产贡献率不再出现在《中国统计年鉴》中。
[37]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4日第1版。
[38]杨新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9日。
[39]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0]杨春学、杨新铭：《所有制适度结构：理论分析、推断与经验事实》,《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41]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
[42]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4/c_1119162333.htm.
[43]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
[44]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7]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8]张卓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2013年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2013 凤凰财经峰会”上的发言。
[49]杨新铭、杨春学：《对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现状的一种定量估算》,《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
[50]《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24/content_10177.htm.
[5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四五”时期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及优化政策研究》,《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3期。
[52]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