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旧问题的新方法

在有些情况下，全球学研究取向也能为理解长期以来被忽视、忽略或故意回避的问题提供新的方法。例如，关于国际监管体系的全球史分析表明，现代国际条约体系可能有其内在局限。这种内在局限性部分是由具有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能够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强国与无法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小国家之间的不平衡所造成的。这些局限阻碍了强有力的多边机构（如国际刑事法院）和条约（如《京都议定书》）的发展，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地缘政治秩序，增加了由非国家行为者（如伊斯兰国）策动的地区冲突和暴力事件。通过改变我们看待国际问题的方式，全球学方法将会带来思考诸如移民和人口贩卖等古老而持久问题的新方式，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对民族国家来说是出了名的困难。

在我们关于世界是如何组织和运作的普遍理解中，最常见的局限之一便是将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载体。但是，正如迈克尔—罗尔夫·特鲁约在其《全球转型》（2003）一书中所作的令人信服的论述，随着法语、英语、德语等语言的传播，直到19世纪，民族国家才开始被公认为主要的政治实体（安德森1983；巴巴1990）。特鲁约继续写道：因此，只有通过了解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相对短暂的历史，才可能重新定义对旧问题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国家从来都不是像19世纪以来政治家和学者们所宣称的那样封闭且无可回避的经济、政治或文化载体，我们就能更好地评估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变化。一旦我们把民族国家的必要性看作现代性的活生生的虚构——事实上，把它看作人类历史上一个短促的间歇——我们可能就不会对眼前的变化感到那样惊讶，并能够用恰如其分的学术想象力对这些变化作出回应了。（特鲁约2003：85）

学者们只有打破将民族国家作为核心分析单位的过时的国际关系范式，才能开始对全球结构、系统力量和规制问题进行识别、整合和分析，而这些问题是同时在高于或低于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运作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在我们当前的时代已经不再适用，这显然是错误的。在21世纪的最初数十年间，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国家，其中很多都采取了激进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使那些旨在巩固民族自治和独立的国家观念的法律与政策制度化。然而，在当代后威斯特伐利亚的世界中，撇开保守主义政治论调、严厉的移民法和随处可见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统治着世界的主要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的作用遭受了深刻动摇。（福克2002；布朗2014）

强大的分析工具

全球学研究取向还提供了独特的视野和新的、强大的分析能力。通过将本土—全球连续统一体置于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全球学研究能够揭示出那些我们非此便无法看到甚至想象的时间、空间和概念联系。比如，它使我们能够追溯帝国、殖民主义、现代帝国主义和当今世界新形式的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全球学研究表明了各种事件、过程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即使这些事件乍看似乎是被时间、空间乃至我们自己人为的分类范畴所隔断和分离的。

一个全球综合体推动着新的分析性概念的发展。以劳工、人权、环境和妇女运动为例，对这些运动的研究往往是在单个国家背景下进行的。即使在研究国际性社会运动时，它们也通常是被作为互不相关的独立现象看待的。与此相反，全球学研究取向则把这些运动作为具有全球性关联的现象加以分析（马丁2008）。进一步而言，全球学视野可以将它们作为一项更大的、旨在突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各类不平等、不公正的反体制运动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解又可以反过来促成具有全球范围大规模变革潜力的新层次全球性跨区域联合。

实践和政策含义

全球学研究取向非常重要，因为它为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了独特洞见。例如，在《摩擦：一项全球性联系的民族志研究》中，人类学家安娜·劳文豪普特·青分析了导致印度尼西亚热带雨林采伐的跨文化沟通与沟通失误的过程（青2005）。参与这项研究的行为主体包括该地区的土著居民、重新安置的农民、环保人士、合法及非法伐木工、当地政客、政府机构、国际科学家、资源投机者与投资者、跨国公司以及联合国资助机构。青所描述的“摩擦”乃是他们之间的集体互动、沟通失误以及所有在翻译解读过程中缺漏的信息共同造成的结果。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出于允许有限制的法律准入的考虑而撤销了伐木禁令的地区，这也使得非法采伐和侵犯财产权的行为更趋肆虐以至于无法对它们进行监控。其结果便是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功能障碍，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当地的热带雨林和土著居民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大规模过度开发的损害。

这类功能/功能失调分析具有很多政策含义。例如，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主张，资源匮乏型政府应避免其自然资源受到无节制开采。假如地方政府没有足够资源来对不利于环境和当地居民的开采过程进行监控、强制、限制并从中受益，他们就应该使用那类更容易执行的管制措施，如在规定区域内禁止所有的钻井、采矿、捕鱼和狩猎活动，直到能够对其进行适当监控和控制为止。

类似的这类研究表明，在那些全球体系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诸要素交互作用的地方进行研究时，全球学研究取向的视野可能是最有价值的。通过关注交流过程以及从地区到地区、从全球到局部的沟通、翻译与诠释的互动过程，全球视角能够超越单一民族国家，强调并探究全球体系、结构和制度的各种功能及功能障碍。地缘政治和经济力量对诸如大规模移民、冲突、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的产生负有责任，在此意义上，对更大体系的分析对于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全球公民和公民身份

全球学研究领域拥有改变学生和资深学者对当前全球问题的理解方式的能量。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头条新闻，它们把世界呈现为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脱节而又混乱嘈杂的事件。全球学研究取向鼓励研究者去辨别那些横跨时空维度的持续性模式。例如，研究者可能会努力应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挑战。一项关于经济发展的全球学研究分析可能会包括殖民时期的区域历史、多国发展政策、国家政治、人口与环境变化以及当地制度、习俗和农业生产活动。在思考这些跨时空的多重因素和观点时，学者们很可能会与现代发展模式的影响、局限正面交锋。循着类似的方式，他们也可能需要处理多种历史、经济、地缘政治与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形塑了在人权、全球共同领域等全球治理议题大背景下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如移民、贫困、地区暴力和种族冲突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全球学研究取向为学者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连贯也更全面的理解正在进行中的全球性事务的方法。

全球视角使研究者和学生能够通过新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并作为世界公民而行动（高德利2016）。教导下一代学者超越民族主义去拥抱更广阔的人类社会，并鼓励他们严肃思考全球公民身份的可能性，能够改变他们有关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相互间的共同点的根本理解。

批判性思维

概括起来说，批判性思维意味着一种开放性思考、挑战自己的假设和概念、反思指导人类行为的知识结构，并对特定交流形式所隐含的偏见提出质疑的意愿。如迈克尔·斯克里文和理查德·保罗所言，作为信念和行动的指南，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智力训练过程，包括主动熟练地对通过观察、经验、反思、推理、沟通收集或产生的信息加以概念化、应用、分析、综合和/或评估。在其范本形式中，它建基于超越学科分野的普遍知识价值：清晰度、准确性、精确性、一致性、相关性、可靠的证据、充分的理由、深度、广度以及公正性。（斯克里文和保罗1987）

成为一名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者并不像有些缺乏经验的学者所倾向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消极的或试图消解一切。相反，成为一名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者是指拒绝自满于对一个问题或概念的固有理解，并提出新的问题来检验自己原先的观点、来寻求理解与解释它们的新方法。在很多国家，批判性思维方式在高中课程中就被教授给学生，并被视为促进有独立观点的知识交流和反思性语境的必要条件。而在大学阶段，无论是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批判性思维都是具有开创性、进步性意义的学术工作的核心。

“批判性思维”一词源于19世纪下半叶，通常与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对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的理性行为者模型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到了20世纪，批判性思维则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鉴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在一起的。年鉴学派成员包括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等。这些学者合力引入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这类史学研究在对包括佃农、农民和穷人在内的所有社会阶级进行严肃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分析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更具整体性的方法取向。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洛姆和沃尔特·本杰明等。其他重要的批判思想家还包括安东尼奥·葛兰西、乔治·卢卡奇和尤尔根·哈贝马斯，这里仅列举了其中几位。其中很多人为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迁移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这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感到幻灭，并试图去理解阶级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深层结构与机制。在理论上，他们努力克服实证主义和基于观察的既定思维的局限，并将这种思维看作对革新性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桎梏。

今天，批判理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催生了大量的理论视角，包括文学批评、诠释学、符号学、文化研究、庶民研究、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女权主义理论、酷儿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科林斯1990）。尽管这些重要视角在寻求社会变革的程度上有所差别，但它们都共同致力于对社会意义的解读、对意识和主观性叙述的潜在形式的揭示，以及对结构与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动态的反思（穆尔尼克斯2012）。在所有学术活动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不能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上的美德或某套预定的目标画上等号。正如詹妮弗·威尔逊·穆尔尼克斯所述：

作为一种学术美德，批判性思维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道德目标。也就是说，本质上它并不包含一组使用该方法则必然导致的固定观念。例如，两位批判性思想家都忠实妥当地运用了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技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可以持有相反的观念。因此，批判性思维无关乎我们在思考什么，而是有关我们如何思考。（穆尔尼克斯2012：466）

在全球学研究领域内，批判性思维被公认为能够促生新问题以及适于探讨全球性问题和过程的新型研究的重要元素（Appelbaum & Robinson 2005；Juergensmeyer 2011；Steger & Wahlrab 2016：147-181）。全球学研究对固化了权力等级与现状的逻辑、分类、意识形态和假设提出质疑，在这些进行质疑的方法中就能发现批判性思维的存在。它显现于全球学研究的跨学科努力及其对既有学科知识的内在挑战中。例如，全球学研究探讨了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范式的局限性，从而对民族主义和单一的国家认同保持警觉（安德森1983）。全球学研究还对主流经济学、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现代化和发展模式背后的那些假设作了批判，在这类模式中，欧洲居于中心地位，而其他所有人则被降到外围（Escobar 1995）。在该领域对新形式的帝国主义以及歧视、剥削和暴力的结构化、制度化模式的质疑中，批判性思维更加明显。故此，全球学研究质疑了诸如理性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现代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发展和民主等概念，以及种族、性别、阶级、宗教和民族的自然化了的分类。

批判性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破坏性的或消极的冲动，相反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包容性的力量。在分析意义上，对支配性范式的解构常常是极富成效的。因此，尽管鼓励多元、非主流观点的学术活动可能因其挑战了既定真理和理解方式而具有危险性，但它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不断生成新的研究途径，并指向新的融合与答案（尼德温·皮尔斯2013：7）。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批判性思维通过帮助受压迫者发声、承认非西方的认识论并将南方国家纳入新形式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强调了对全球学研究的包容性的要求。

非西方认识论和多元声音

全球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界内一种日益强烈的觉知，即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要求新的理论、分析、方法论和教学方法取向。一些学者更进一步承认，欧美学术界可能并没有用来理解和应对这个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的所有答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西方的知识范式可能无法解决由西方国家自身所造成的问题。

据民族研究学者乔治·利普西茨所述：“遍及世界的新的社会关系正在迅速产生新的社会主体，这些新主体都有其独特档案、想象、认识论和本体论……认知的剧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关于地点、时间、知识的基本分类”（利普西茨2010：12-13）。从民族研究中汲取灵感，全球学研究取向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知识生产的支配性形式，并更多地吸收在西方学术和教育活动中通常得不到体现的批判声音和多元认识论（参见Freire 2000；Ngũgῖ 1986）。全球性分析应包含边缘化的经验和非英语方言表达的声音，这其中很多都见证着全球体系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包括严重的不平等、极端贫穷、侵犯人权、剥削人力与自然资源、环境退化、区域暴力和种族灭绝（McCarty 2014b）。互惠的学术交流、双语翻译和联合研究计划为吸收不同观点提供了途径。只有通过有意识地为批判性声音和非主流认识论腾挪出空间，并在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与非西方学者共享话语权（史密斯2012），全球学研究才能有潜力去辨别并处理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各个方面（Featherstone & Venn 2006；Darian-Smith 2014）。

然而，认可并合法化非西方认识论所包含的远不止被动的道义支持或积极的物质支持。西方学者必须克服他们的民族中心主义，并做好准备来接受多元认知方式对他们自身世界观的改变（Santos 2007，2014）。这对北方国家的一些学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对自身的智识优势深信不疑。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地看待对支配性范式的解构，将其视为一个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包容性的过程和一个克服那些认为自己的工作适用于整个世界的西方学者“狭隘、傲慢和愚蠢”姿态的机会（Rehbein 2014：217）。更重要的是，这是超越西方学术固有限制、使新的富有成效的研究路径成为可能、发现研究全球问题的新方法并产生更公正和可持续结果的最可靠途径。

这种关于必须促进、接受和学习欧美世界观以外的人们的认识，是建立在知识社会学基础上的，它指出一种对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的要求。麦克·布洛维指出，这一新的跨学科取向“必须与主要关注市场社会发展的经济学，以及关注国家和政治秩序的政治科学区别开来——这些北方国家的学科更专注于构建一个远离现实的世界模型”（布洛维 2014：xvii）。作为对这方面讨论的补充，Nour Dados 和 Raewyn Connell认为：“重新构建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已然确立。”现在最需要的是用一种新的方式，采用南方国家的、可称之为后殖民理论敏感性的视角，来发展更多知识领域（Dados and Connell 2014：195）。Boike Rehbein宣称，这就要求“不多不少一个全球化世界的批判理论”（Rehbein 2014：221）。

作为批判的全球学研究者，我们必须对产生于北方国家的知识的支配性和排他性保持高度警觉。对接受和学习非西方知识的排拒，使我们与从前充斥着压迫和歧视的殖民时代保持着危险的联系，而统治着那个时代的正是无知、自大以及其他人的沉默。想要避免重蹈我们西方的知识分子先辈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暴力覆辙——尽管方式不同，我们就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克制我们的普遍主义假设（Darian-Smith 2016；Smith 2012；Kovach 2009）。

发展全球伦理

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在其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的伦理》（2006）中，深入讨论了关于一种共享的全球伦理的思想。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互联，相应产生了严肃对待全球伦理问题的需要。阿皮亚敦促我们去“了解其他地方的人们，关注他们的文明、他们的观点、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成就，不是因为这样做将使我们达成某种共识，而是因为这将帮助我们适应彼此”（阿皮亚：2006：78；另见贝克2006；贝克和西纳德2006）。

在全球学研究背景下，相互适应则势必需要在对话过程中为通常被排除在知识生产过程之外的人们腾出空间。这就意味着在流变的地缘政治格局的更广阔背景下，积极培育新的主体、参与和表达形式（Falk 2014）。正如黑人革命女权主义者奥德瑞·洛德数十年前所写的那样，这甚至可能需要学习如何“与那些被界定为体制外的人士共襄事业，从而定义和追寻一个在其中所有人都能蓬勃发展的世界。这就是要学习如何利用我们的差异并使之转化为优势”（洛德 1984：113）。这意味着要明确承认，任何全球化进程、事件、问题或议题都涉及伦理的多元性，同时尊重、学习并接触具有不同伦理视角的人们，对于努力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互相支持的世界中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