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区域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与总体特征

一 东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及特征

（一）中小企业创新引领地位凸显

近年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持续进行，中国各地各级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与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小企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利好政策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在高质量发展与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持下，东部整体创新环境持续优化，中小企业创新效能有了显著提升。

1.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增加

在“十三五”规划的关键阶段，东部地区着力于增加创新动能，不断在创新投入上“加码增重”，为创新发展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使中小企业结构更加优化，投入产出更有绩效，取得了卓越发展成就。2019年浙江省深入实施“双倍增”计划，加速落实“凤凰行动”“雄鹰行动”“雏鹰行动”，引导科技资金投向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高端科技等领域，大力实施“六个千亿”产业投资工程。2019年浙江省R&D投入比上年增长14%,R&D 支出与 GDP 之比为2.6%，全年财政科技支出增长35.9%,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增长20.0%，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700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11000家。江苏省立足于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大力支持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占比，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小升高”行动，培育壮大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达2.4万家，净增近6000家，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2700亿元，占GDP比重达2.72%，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过80%。

2.企业科研平台体系不断完善

在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持下，东部地区省份整合研究资源、形成智慧合力，搭建多层次的科研平台，通过促进开放共享，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实现资源共享，充分释放服务潜能，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2019年河北省推动京津冀创新资源共享、资质互认，共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98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76家，新增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2家，新增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307家，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投入运营，科研平台体系建设效果显著。山东省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等技术研究院、能源研究院等相继揭牌，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达到22家。与此同时，山东省持续彰显海洋地域环境优势，“透明海洋”“蓝色药库”等重大科研工程顺利实施，新增海洋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63家。上海市着力提升整体科创水平，2019年建成运营超强超短激光、转化医学设施等大科学设施，相继成立量子研究中心、清华国际创新中心、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累计建成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14个。

3.企业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一直以来，制度改革创新是东部地区稳定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抓手，同样也是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改革落实攻坚的关键阶段，东部各省坚持围绕企业主体，优化科技创新战略布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北京市共发布涵盖30条科学体制改革措施，提出创新“三城一区”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制；优化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提升重点产业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制；统筹优化科技计划布局，鼓励科研机构机制创新；完善创新创业服务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合作等措施。2019年上海市提出促进各类主体创新发展、激发广大科技创新人才活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改革优化科研管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创新文化建设六大改革任务，进一步推动上海市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浙江省印发了《2019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工作要点》，以坚持以“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为主题，2019年通过完善技术创新源头供给机制、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创新资源聚集机制、创新服务机制，以推动“一强三高新十联动”的科技新政，营造“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创新创业生态。

（二）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是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现着国家与地区软实力，直接影响着招商引资的多寡，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9年国家发改委将营商环境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创造良好和谐积极的营商氛围是当前经济政策的重要任务。东部地区针对优化营商环境推出了多项措施，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放管服”改革继续深化

随着“十三五”规划步入收官阶段，东部各省为全面务实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从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加强公正监管、大力优化政府服务、强化责任担当等方面出发，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2019年吉林省以优化政务服务为突破口，推进流程革命性再造，让事项减量、审批简化、证明减少、环节压缩，通过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成运行，实现省级9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可办，创造“吉林速度”。天津市发布了一系列“天津八条”“一制三化”审批制度改革、“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民营经济19条”等政策措施，并通过地方法规与政务服务将其不断扎实推进，已经实现全市9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全面推进“承诺制”审批，企业开办时间压缩1个工作日内，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同步指引”。海南省不断推进“移动互联网+政府”，实现“一网通办”“全岛通办”，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产业领域的开放，推动产业间合作创新。对有需要信贷与融资的中小企业，海南省实行“一线便利，二线管理”的FT账户制度设计，构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和行政“审批一张网”，建立中小企业政产融一体化促进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多层次、多渠道、低成本的融资服务。

2.多管齐下促进复工复产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国中小企业均受到较大冲击。为帮助企业应对疫情，提振信心，东部各地区积极组织引导各部门机构发挥各自优势，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开展复工复产提供多样化、精准化服务。江苏省通过强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集聚各方优势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云上服务产品，助力企业在线办公。同时，江苏省建立疫情防控应急融资工作机制，摸排企业融资需求，提供金融信贷支持。不断强化服务保障，开发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为企业提供“7×24”小时全时响应和服务。广东省提出了5方面共20项政策措施，帮助企业解决防控物资购置问题，并且在职工养老保险、申报纳税等方面给予高度的政策支持，对于扩大口罩生产的企业予以省财政资金支持，全力支持和推动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复工复产。辽宁自疫情发生以来，提前谋划，统筹兼顾，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两手抓”，通过加大中小企业配套帮扶，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复工复产，形成产品配套链的同步运行，迅速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7032家，其中装备制造、医药行业等重点工业复产率逾97%，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水平。同时支持引导省内科技企业应对疫情提前布局，开展应急科技攻关，相继下达30多项科研攻关项目，千方百计助力企业打开市场，提升竞争力。

（三）中小企业产业结构有序调整

近年来，随着国家越发注重对产能过剩行业的限制和引导以及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东部地区省份不断深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以期完善和发展现代经济产业体系。中国东部地区在产业机构调整方面显现了新的态势，具体分为以下三方面：

1.数字产业支撑作用更为显著

近年来，数字产业在中国巨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催生下实现了自身快速发展，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运营、社会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浙江省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并制订了五年倍增计划，2019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15%，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新建数字化车间、无人工厂144家，新增工业机器人2万台，累计云企业超30万家。并加快培育数字产业集群，积极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和快递经济，加快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改造。福建省2019年实施传统产业“智造”工程，并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十百千万”培育工程，全省数字经济规模突破1.7万亿元，增速近20%，占GDP比重超过40%，并重点培育了一批特色平台和细分领域平台。广东省致力于建成“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先导区”，近年来相继出台实施了“互联网+”、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行动计划或发展规划，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信业、互联网相关产业等规模均突破万亿产值，累计5000多家企业实现数字化升级，并汇集了诸多工业互联网服务商。

2.新基建逐步成为投资主体

2019年至今，东部各省正积极推动扩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辽宁省以应用为牵引，整合资源、合理布局、集约发展，提出新基建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预计在2020年建成2万个以上5G基站，并推进大连普湾数据中心、沈抚新区辽宁先进计算中心等数据中心项目建设，依托鲲鹏技术体系，构建与大数据中心相适应的产业生态，提升网络支撑产业发展能力，加快推进IPv6、VR/AR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业企业中的应用部署。2019年山东省以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为重点，加快谋划推进一批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年内建成5G基站4万个，集中打造20个左右省级数字经济平台，促进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和数据流通产业发展，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山东建设。河北省2019年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出台一系列政策，吸引国际国内顶尖企业纷纷落户，形成投资过千亿元、服务器规模达到150万台的全新大数据产业集群，且预计2年内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拟开工和在建项目140项，总投资达1744亿元，为传统制造业的“场景革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3.产业组织形态深度变革

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深度发展，产业组织形态跟随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断演变，近年来东部地区各省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支撑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组织形态变革。例如，2019年浙江省推出特色小镇2.0规划，同时着力打造小微企业园建设，促进中小企业集聚、规范、创新、绿色发展，通过创新推进机制、优化产业布局、加大开发投入等措施促进产业组织形态优化，为其产业升级赋能，新增特色小镇15个，认定四星级以上小微企业园19个。辽宁省积极探索农业产业联合体改革，构建中小企业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通过企业间的合理分工和生产经营优化，实现利益共享。吉林省通过开展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示范区项目，组建乡村产业发展联盟，为农业中小企业搭建要素互联互通平台，创建国家级产业园2个、省级23个，建设产业强镇15个。上海市瞄准高端产业发展，着力打造优势更优、强项更强、特色更特的园区经济，联合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强化产业源头引领，集中推出26个特色产业园区，增量产业空间超过25平方千米。

（四）中小企业市场开拓面临困境

随着国际贸易局势的变动与全球化疫情的不断蔓延，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国内市场需求减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国内为抗击疫情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造成国内市场经济循环受阻，中国市场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大。疫情防控期间，国内关闭实体商业、进行居家隔离、限制出行以及减少社交活动等措施使实体产业的内需消费显著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第一季度，中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减少32.2%，商品零售额同比减少15.1%，分别低于上年同期35.5个和34.2个百分点。在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如江苏省1—2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9.4%，民营工业增加值下降18.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2.7%；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287.23亿元，同比下降23.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1.4%，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36.11亿元，同比下降17.8%；河北省2020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23.7亿元，同比下降16.3%，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7%，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同比分别下降7.5%、5.9%。新冠肺炎疫情对东部地区经济造成较大冲击，想要恢复经济向好发展还需进一步努力。

2.国际环境仍然严峻

2019年，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与各地区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但是，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由于国际关系恶化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抬头，世界经济整体发展产生了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2019年的全球增长仅为2.9%，与历史上构成全球衰退的2.5%的水平相差无几。相对完善的对外开放体系一直是东部地区获得相对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2019年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天津等外贸大省（市）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0.3%、37%、36%、27.3%、21.4%。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较快变化的局势下，对于国外需求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的东部地区省市经济将有难以预测的冲击，长远来看将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甚至影响地区经济安全。与此同时，在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疫情的三重冲击下，世界经济呈现由供给侧受损而驱动的经济衰退特征，东部地区中小企业受此影响导致以往严重依赖的供应链脱节，进而使贸易量极度萎缩，不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巨大，其间接影响更是难以估量，对东部地区发展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二 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及特征

（一）两极分化趋势更为显著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等落地实施，中西部地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得到不断优化。但以近5年来中西部地区工业年增加值情况来看，中部地区平均年增加值为44.79万亿元，而西部地区平均年增加值仅为21.12万亿元，落后中部地区中小企业平均水平112%，中西部地区自身开始出现两极化发展趋势。东部地区部分因为要素价格上升需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偏好交通更加便利且同样资源丰富的中部地区，导致在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产业协作方面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更有优势。与此同时，中部地区随着中原经济区等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不断联合，其协作发展已经较为成熟，而西部地区近年来协同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缺乏推进落实，因此在区域带动水平上也存在差距。

（二）新旧动能缺乏有机衔接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促进经济结构性优化，中国经济已进入传统增长动能向新增长动能转换的新发展阶段。但中西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仍呈现速度慢、规模小的态势。首先，中西部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仍存在依赖隐性土地、税收优惠政策等传统产业发展方式，导致新动能虚假泡沫化的现象。其次，部分中部、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要素成本上涨过快。近年来，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中部、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降税减费方面取得一定红利，但是企业要素成本仍然保持一定上升态势，政府无法直接干预、使其下降，近3年来中部、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户均物流成本增速为25.90%，高出东部地区13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地区原材料成本增速同样高于东部地区，且由于生产率较低导致了中部、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如今面临高成本压力。最后，如今西部地区中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动力仍未完全激活，可能出现在动能转换过程中产业链中断以及经济发展内生性动力不足的风险。

（三）产业资源错配未得到明显改善

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仍旧未能突破银行主导模式，在其内部机制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中部、西部地区产业资源错配严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突出。一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门槛高。据统计，2018年东部地区企业的银行短期贷款利率均值为5.6%，而中西部地区为6%，与此同时贡献了中西部地区60% GDP的中小微企业，其贷款余额仅占企业贷款余额的三成左右，很显然中小微企业的经济贡献同金融机构对其的支持力度是不匹配的。二是融资机构同中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由于中小微企业存在资产轻、稳定性差、渠道狭窄、信用体系较不完善等特点，在传统融资渠道下，会造成融资机构与小微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使金融机构产生“惜贷”或“惧贷”心理。三是制造业资本流失较严重，近年来中西部制造业发展增速保持在10%以上，但企业效益逐渐下滑，2019年中西部制造业主营收入利润率约为4.51%，低于同期贷款利率。

（四）消弭差距仍任重道远

中国自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以来，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小企业作为对GDP贡献的主力军，其区域GDP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中小企业的发展差距。据统计，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GDP总量比例为3∶1∶1，西部12省份的总量与中部6省份大致相当，两者总和仅占东部地区的2/3左右。与此同时，中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滞后，再加之产业集聚和人口的能力有限，交通、供水、供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都相对落后，导致中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对人才的留存与吸引能力远不如东部地区。同时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建设上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鸿沟，导致其数字经济发展缓慢，传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受阻。目前，中西部地区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短板”之一，与东部地区弥补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同步发展的目标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