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近年来以色列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
一 以色列2013年、2015年议会选举体现出的政治生态
（一）有关2013年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2013年议会选举是右翼阵营的胜利。[72]这一观点通过对以色列议会意识形态构成的三维分析，即基于各方的意识形态宣言，利用选举数据和社会人口统计数据对选举结果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这一结论。
相关学者提出了六个意识形态要素标准，以界定以色列右翼的政治光谱。其中，前四个意识形态要素分别是：内部同质性、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和仇外心理。
内部同质性反映了一个政体中所有居民分享相同民族血统和民族特征的愿望，[73]本土主义代表了对这一概念更广泛的界定，拒绝将那些体现不同民族特征的人纳入到自己国家和民族当中。以色列激进右翼的本土主义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生活在以色列国家边界内的个人存在属于“犹太种族”的愿望，即使他们不在以色列出生。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外国工人和其他不属于犹太族裔的人，不具备成为犹太人的资格，因此无权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更为极端的本土主义思想甚至不允许他们居住在以色列。二是犹太人对以色列领土扩张的绝对的排他性权利。三是拒绝多元文化。这其实是一种仇外心理，它是一种主要针对被视为外来的或不同群体的仇恨和敌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排外主义是这些情绪在公共领域的实际表现。外来者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之外，例如劳动力市场、教育机构、居住区等。[74]
另外两个要素：传统价值观和反民主情绪，反映了极右组织塑造政治文化的愿望。具体地说，认同传统价值观代表恢复或保存作为传统文化遗产一部分的价值观及其愿望。[75]反民主倾向主要反映了极右翼政党难以协调内部同质化、本土主义等核心民族主义因素与强调公民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和权力平衡的自由民主价值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76]
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右翼占据了以色列政治的主导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77]一是从选举数据来看，与前两届议会选举相比，右翼政党增加了不少席位数，占以色列议会总席位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右翼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中，本土主义情感和对内部同质化的支持最为明显。其获得更多选票的部分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世俗以色列人开始离开传统政党，转而支持各种世俗的民族主义政党。右翼政党竞选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代表右翼政党的议员人数的增加，而且也开始渗透到议会的动员活动当中。二是在整个政治体系和主要部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例如，议会预算委员会（最具权力的以色列议会委员会之一）的负责人，是犹太人家园党的党员和议员。他们能够通过有效控制至关重要的部委，进一步提高在行政部门高层的影响力。三是以色列选民构成越来越有利于右翼政党。在选民中，投票给右翼政党的主要因素包括：失业水平（更多的失业者倾向于投票给这些政党）、家庭规模（家庭较小的人往往不投票支持这些政党），等等。这与世界上右翼政党的支持因素大体一致，其背后的选民包括过去几年在经济衰退期间受到打击的人，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收入损失或失去工作的家庭，等等。以色列选民大体上支持能够将强硬态度与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相结合的政党。
第二种观点认为，2013年议会选举没有改变以色列的政治结构。从许多角度来看，以色列政治的许多关键要素在过去几十年中基本保持不变。有时候选举中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78]
以色列2013年议会选举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重要的中间派政党崛起；二是经过多年衰落后，国家宗教党派开始兴起。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政治在2013年前后产生了一位冉冉升起的“新角色”，即中产阶级。从2011年7月开始，数十万以色列公民在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生活成本提升、住房价格升高、高税收和公共服务的持续恶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口号：“人民要求社会正义！”走上街头的以色列中产阶级认为他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其主要诉求在于：（1）在自由市场原则与基于团结的社会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2）促进自由竞争，鼓励小企业和企业家；（3）经济和军事负担的公平分配；（4）建立高效和稳定的政府体制；（5）改善住房供应；（6）增加教育投入；（7）作出让步，在不断维护以色列安全与争取在该地区实现和平之间取得平衡。[79]
2013年以色列选举还折射出了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四种主要分歧：
一是社会经济差异。有关自我认知、衡量财产所有权和消费习惯的客观数据显示，以色列社会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尽管以色列人的阶级意识非常弱。在经济同质化的社会中，不平等问题较为有限，尽管在实践中财富分配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以色列政治精英在转移民众注意力，以便使民众更加关注安全问题。[80]
二是民族分歧。以色列社会分裂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m）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社团之间的差距。尽管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的差距在第二代中正在缩小，但关注大学毕业率和劳动力市场收入的研究也表明，这些差距在几代人中都得到了保留。过去几十年中，占以色列人口15%以上的俄罗斯和东欧移民已经成功地融入了以色列的阿什肯纳兹中产阶级群体。[81]
三是宗教分歧。以色列犹太社会中的宗教与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当被要求确定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时，以色列的犹太受访者倾向于分为四类：略超过50%的人认为自己是世俗的；约20%的人认为自己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大约20%的受访者是保守派；大约10%的受访者是超正统派。[82]
四是政治分歧。右翼和左翼政治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使政治优势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以色列右翼意识形态更接近民族主义，极右翼分子甚至会为可能违反民主原则的暴力行为辩护。相比之下，左翼自由主义倾向于采用一种渐进的世界主义观点，强调世俗主义与平等，最重要的是文化宽容。最主要的政治分歧存在于试图扩大领土的右翼与支持和平进程的左翼之间。[83]
（二）2015年选举：右翼霸权的巩固与情感政治
一些评论家认为，2015年选举是以色列右翼巩固其霸权的体现。[84]其中的明显特征在于，权力精英经常利用符号和仪式来巩固其地位。通过使用这些元素，他们能够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事物上，并模糊其他事务的重要性，从而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这时，象征性话语呈现为一种情感色彩，并试图说服公众不需要改变。这些符号的力量在选举中体现出来的作用是，使选民降低对政治问题的兴趣。激发政治动机的强烈愿望产生了各种象征性的话语技巧，例如关联的语言对比，或强调关联语境、隐喻和认知模式的使用。[85]
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通过将“政变”认知隐喻复制到以色列政治话语中，进而警告以色列人，阿拉伯选民正在成群结队地投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试图巩固右翼的社会认同，动员选民支持自身，以消除对其继续连任的威胁。这种呼吁旨在通过与外部群体的直接比较，以及对“内部群体偏袒”的明确暗示，来增加群体内成员的独特性。通过使用认知映射、概念隐喻和象征性暗示，如“阿拉伯人”和“左翼组织”，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成功地将2015年选举定义为塑造以色列未来社会的“零和”战场。因此，2015年选举是以色列国内的左翼与右翼，修正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斗争的新阶段。竞选活动的基础是否定“他者”，表达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怀旧情绪。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尽管自以色列国成立以来已经过去了近70年，但以色列的集体认同仍是基于否定“他者”来实现的。
二 阿拉伯人在议会选举中的地位
从最近选举结果的数据来看，可以谨慎地得出结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越来越不属于以色列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不同于犹太选民。截至2010年，以色列境内的穆斯林和基督教阿拉伯人口占其总人口的17%。[86]2006年和2009年的议会选举再次加深了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少数阿拉伯人与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之间的“异化”程度。在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结构中，阿拉伯人越发变得边缘化，这使全国选举对这一人口的影响越来越小。与此同时，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只有意识形态虔诚的潜在选民才能参加投票，并大量投票给阿拉伯政党，因为阿拉伯政党没有机会成为任何联合政府的成员。换言之，他们的投票行为在决策方面是无效的。但是，作为在野的抗议组织，三个阿拉伯政党中的每一个都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它们通常相互补充，只是略微重叠。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在以色列政党的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三个与阿拉伯人口有关的政党仍将继续为超越以色列议会所需的门槛而努力。[87]
三 以色列和中国经济合作的政治含义、作用和局限
有以色列学者认为，2010年后，随着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加强，两国经贸合作将会持续高涨。近年来，中国公司在以色列的投资以及中国公司在以色列承建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是最成功的，但它们在以色列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虽然相关政治影响尚不明确。
一方面，中国和以色列在经济、科技和科学等领域的互动范围与多样性一直在增加。自2010年以来，直接投资开始从中国流入以色列。同样，中国建筑企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以色列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两国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科技合作也日益深化。另一方面，还有不少以色列公司未能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双方之间的贸易逆差也一直居高不下。[88]
2010年以来，虽然明确承认了以色列在技术转让方面的局限，但中国仍表现出了合作的意愿。此外，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的消极反应及该地区的发展态势，被中国视为增加在这一地区利益和影响力的重要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目标恰好与其开始在世界上展现出的大国地位相匹配。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有助于中国实现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比如，更好地了解该地区的发展、开展反恐合作、将双边合作纳入长期发展计划（如“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连接中国与西亚、欧洲和非洲的陆地和海上运输网络。[89]
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开展对华合作的兴趣也越来越大。首先，以色列已经认识到全球经济重心已经开始东移，并认为加入这一势头对其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2014年初，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亚洲的崛起是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崛起”。[90]其次，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将会使以色列需要加强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还指出：“以色列应该与每个国家建立一系列利益。例如，中国对以色列技术非常感兴趣……以色列应该与所有世界大国形成一系列利益和伙伴关系。”[91]尽管如此，以色列仍很清楚华盛顿对其发展与北京之间关系的态度，因此坚持反对向中国进行转让技术。
以色列对中国的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2016年双边贸易额达92亿美元，北京已经成为耶路撒冷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不包括钻石），也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市场。[92]以色列主要对华出口先进技术产品，比如医疗设备、信息和计算机化技术（ICT）、控制和测量设备、电机和发动机等，这些高技术产品占以色列对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
不过，尽管北京方面对以色列的高新技术很感兴趣，但不少以色列公司难以进入中国市场。虽然2013年以色列出口额（不包括钻石）占全球进口量的0.26%，但其仅占中国进口总额的0.145%。此外，以色列对中国出口的商品高度集中，仅由两家公司控制。以色列在中国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出口公司的参与率较低。2007—2011年，超过40%的领先高科技和混合高科技出口商根本没有出口商品到中国。[93]这些公司多是以色列国防工业企业。这一特征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公司的规模（就市场规模和投资而言），被认为是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有机会成功。
2010年之后，随着中国决定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经济关系成为首选活动领域。以色列一直希望，在不与美国对抗的情况下恢复与北京的密切合作，加强民间经济关系可能是一种恰当的做法。最近几年，以色列与中国不断促进两国之间的工业研发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两国合作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美国对敏感技术转让的多疑。同时，以色列也担心中国公司在以色列进行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对以色列产生政治和战略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刺激美国，从而使以色列再次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进行政治选择。
四 政治文化：美国政治营销对以色列的影响
现代政治竞选活动一直是相关从业者，如学者、分析家、政治哲学家和公民等群体激烈争论的主题。向选民提供所需信息、展现不同候选人的优势等，是自由和民主选举的关键。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技术的重大突破对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政治运动的发展也在加速。
变化之一是过去几十年来特定政治运动的国际化，个中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使全球化快速发展，大大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竞选技术首先成为美国政治的“出口产品”，从而变得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是指劳动，还有思想、价值观、文化等领域的跨境传播。二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轮的民主化浪潮。民主化，或至少是自由选举，往往需要真正地说服选民。新的市场正在为专业竞选活动开放，这在转型民主国家变得更有意义。连更成熟的民主国家也发现，它们需要在政治竞选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竞选专业人员开始参与国际活动。于是，各个国家的竞选风格开始转变，看起来越来越“美国化”。
这里的“美国化”既包括媒体、信息和技术环境的变化，也包括竞选组织、新闻媒体和选民的改变，等等。它们是内生的，从技术层面开始，但通常以社会意识的变化结束。[94]
同时，竞选职业化促进了标准化，可能导致从一个选举网站到另一个选举网站内容不断重复。“美国化”意味着单向的文化输入，甚至是直接通过美国专业人士或间接通过模仿来强化竞选运动的风格和战术。这些力量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影响选民与领导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例如，现代化预示着从前现代媒体到现代媒体的转变，电视广告现在已经让位于后现代（数字）环境。后者的特点在于，竞选活动中的受众日趋分散，传播方式也趋于多样化，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世界。此外，技术进步也反映了竞选功能日益技术化和专业化的本质，这是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自然结果。广告、调查研究或互联网的功能越复杂，技术越先进，围绕这些非常具体的功能而发展起来的管理也就越专业。因此，民意测验者、广告商、媒体买家、现场专业人士、图像制作者、演讲和辩论教练以及网站管理员等也变得高度专业化。
美国选举政治对以色列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7年到1988年。在这一阶段，有三个主要因素为美国顾问及其实践创造了成熟条件。第一，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从1949年的50万到1977年的220万，到1988年超过300万），合格的选民人数自第一次选举以来增加了四倍多。曾经依赖基层组织和直接选民联系的政党越来越依赖新的电视大众媒体。在这一阶段，电视在竞选活动中的作用得到巩固。[95]第二，1979年，市长选举与地方议会选举（早期的直接选举形式）分开。第三，1977年以后，以色列开始转向市场导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慢慢侵蚀了其社会和群体认同，个人主义从日益繁荣的消费文化中发展出来，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忠诚开始让位于分裂和多元的社会关系。[96]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到2009年。在这一时期，以色列的人口再次发生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相关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这极大地改变了以色列选民的形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最终约18%）投票集团，最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摇摆群体”。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政治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工党引入的党派内部初选也开始被其他政党采用，产生了更多不同类型的运动。
2009年以来，尽管以色列政治领域的变化以内生性因素为主，但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97]同时，美国人漫长而不同程度的参与，以色列人对美国的风格和专业知识持开放态度，使美国政治文化对以色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增加了民主竞争。毫无疑问，工党在1977年失败以及由此产生的调整，使以色列政治在后来几年进行了更大的结构性改组，使竞选活动变成了真正的政治竞争。因此，1977年以后的最大变化是竞选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于那些可能改变选举结果的摇摆选民来说，政治竞争更加激烈。
第二，普通民众的兴趣和参与感增加。政治活动涉及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信息交互。当人们高度关注政治时，就会有更高的赌注感和更重要的活动参与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期间，人们疏于关注复杂的竞选技术。因此，当美国顾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挥更大作用时，没有必要让以色列人相信进行强大、紧密和专业的竞选运动的重要性。正如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过渡性民主国家的情况一样。
第三，大众媒体的发展。以色列媒体发展的独特历史使人们相信，通过单一网络媒体（从1967年到1992年）可以使国家联合起来。多年来，大众媒体（如电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以色列大众媒体的重心转向互联网，竞选专业人士正有意识地在社交媒体的变革力量中获得美国技术。这意味着当地媒体越接近美国，就越会倾向于美国的选举战术和战略。
第四，政治营销文化的发展。与早先对平等的崇拜相反，以色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当中，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速发展资本主义，这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这一政策的后果便是2011年夏天广泛的社会抗议活动。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潜力和势头并没有下降。在受到美国政治文化渗透和影响之前，投票、市场细分和广告专业人士的活动就已经开展了。
第五，文化亲和力。总的来说，人们不应低估以色列对美国文化的宽容度与亲和力。从政治“特殊关系”到过度神话美国的繁荣形象，以色列几乎没有抵制任何来自美国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相比，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法国，由于对美国文化侵蚀的敏感性，美国政治文化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地区，由于与每个国家相关的特定历史原因，美国形象仍具有某种负面性。
第六，特定的文化特征。与以色列政治社会相关的其他文化特征可能使美国政治文化的渗透特别成功。一是纪律文化。以色列是一个矛盾的社会，往往以其慵懒的中东文化而闻名，但另一方面则是深深嵌入的军事文化。例如，可以利用前军队人员参与竞选。政治顾问可以在当地竞选工作人员中得到支持和帮助。二是政治选举顾问的意识形态承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无论客户的倾向如何，竞选专业人员都能使用自己的全部技能。然而，盲目地将这些技能应用于任何领域通常被认为是不诚实的，因为政治不是一种中立性的活动。对于那些寻求意识形态一致性的专业人士来说，可以有一定的动力来巩固政治顾问与客户之间共同的使命感。[98]
五 政治社会：以色列“社会正义”的政治经济学
2011年夏天，以色列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其中包括帐篷营地和群众集会，并且打出了“人民要求社会正义”的口号。抗议活动令人惊讶，因为社会政策问题是以色列政治的边缘议题，以色列也并未处于经济危机的阵痛中。这并不是反对经济紧缩的社会抗议活动，而是反映了以色列年轻人对生活机遇逐渐减少的不满。
具体而言，以色列政治经济的自由化，促使中产阶级父母一代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改善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因素如今正在阻碍他们后代的发展，这尤其体现在住房、相对收入以及高等教育和其他资产价值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在主观层面，抗议活动前夕，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其经济前景的乐观程度低于其他群体。这使得抗议活动似乎具有某种广泛的共识和包容性。仔细观察后也会发现，这些抗议活动的核心支持者和活动分子主要来自那些与中产阶级密切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部门。
与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智利等国略有不同。相关研究表明，过去十年来在以色列具有高等教育（不包括移民）背景的年轻犹太成年人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导致其相对贫困感日益增长。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以色列人，继承了相当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资源，并不断得到国家提供的福利帮助。以色列福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旨在帮助中产阶级。20世纪70年代，这个阶级从以色列高等教育的第一次扩张中获益，使其成员能够在几乎没有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学位，这在劳动力市场上极具价值。通过基于权利的抵押贷款计划（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期），他们也是非常慷慨的国家补贴购房的主要受益者。[99]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中年的第二代中产阶级积累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使其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进而成为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支持者。自2000年以来，以色列政治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100]这种转变导致以色列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远变化，包括形成了一个在以色列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资本家群体。由于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和社会安全感的下降在大部分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中得到凸显。[101]
公平地说，在第二代以色列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中，每一代人，至少来自中产阶级的人，都会比他们的前辈有更好的生活机会。然而，对于第三代以色列人来说，情况已不再如此。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于经济自由化对年轻人的影响。目前渴望中产阶级生活机会和生活方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已经失去了过去曾经给予他们父辈们的许多保护。当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年轻工人（包括许多专业人士）的劳动条件、工资和就业保障比以往要糟糕得多。[102]
与此同时，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条件也因为福利国家的弱化而不断下降。虽然自2003年以来最严重的削减措施是针对社会下层，但也深刻地影响了普通的中产阶级。比如，政府减少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以及不再为幼儿提供儿童保育和准私立教育的高额费用，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年轻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必须支付过去为父母免费提供或者至少得到大量补贴的社会服务。在住房领域，国家对中产阶级的支持也在急剧减少。此外，由于实际价格大幅上涨，年轻一代购买房屋的困难大幅增加。那些设法购买房产的人必须要比他们的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购买第一套公寓时，支付更高的抵押贷款。
以色列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的代际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弥漫于以色列社会中的不安情绪。经历以色列自由化的新一代民众突然发现：资本主义承诺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但相当大一部分中产阶级生活机会的代际复制几乎是失败的。这个阶级的代表试图将自己置于一个广泛的政治运动的最前沿，它们以“人民”的名义提出了广泛的再分配要求。换言之，这一抗议运动正体现了以色列民众重新分配物质利益和政治权益的要求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