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犹太人内部族群的基本关系

现代以色列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移民国家。犹太复国主义一以贯之的宗旨就是通过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的开拓定居，为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以色列建国后，为了保持犹太人的绝对多数地位，移民依然是以色列制定外交政策中的一项基本理念。1882年，只有约2.4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占世界犹太人总数的0.31%。到1996年，以色列境内已拥有450多万犹太人，占全球1300多万犹太人总数的35%。[10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今日的以色列国。对以色列来说，移民不仅是一场人口转移的运动，而且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价值。以色列在其《独立宣言》中声称，“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将对所有犹太人敞开大门”，充分显示了移民与以色列民族构建的重要关系。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创建是一个丧失故土、在世界各地漂泊达两千年之久的犹太民族的重新聚合过程。而以色列的民族构建也是将从世界各地归来的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各异的犹太人整合为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新的民族实体的过程。为此，以色列制订了整合并同化移民的熔炉政策，并以之作为民族构建的基本战略方针。熔炉政策在实施初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加速了东方犹太人接受并融入主流社会的步伐。但这种以阿什肯那兹人的价值理念为基本模式的融合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东方犹太人的不公正对待，使族群之间的矛盾加剧。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移民的大量涌入，熔炉政策虽然从形式到内容乃至作用的方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源源不断的移民不仅带来了以色列境内犹太人口的快速增长，确保了犹太人在以色列的绝对多数地位，而且对以色列的社会构成、族群结构乃至民族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6]从世界各个角落回到以色列故土的犹太人尽管是同一宗教的子民，但是长期的漂泊生活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打上了流散地文化的烙印。加之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造就的短期而集中的回归，也使不同犹太群体之间的文化与社会鸿沟越发明显。

一 人口与居住模式

以色列的犹太人绝非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这些回归的移民不仅仅是犹太人，同时还属于阿什肯那兹人，或者东方犹太人，或者苏联犹太人，或者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或者摩洛哥犹太人，等等，不一而足，尽管他们同属犹太民族，但是因移民来源地的差异，这些犹太人内部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族群。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为解决欧洲犹太人的生存困境而诞生的犹太民族复兴运动。建国前到巴勒斯坦从事开拓定居的前三次移民大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在欧洲政治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涌入巴勒斯坦的第四、五次移民则多为来自中东欧的犹太人。而当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中的犹太人则安宁地生活在数世纪以来一直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尚能在保持自己传统犹太社团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与所在国的政府和民众和谐共处，他们甚至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为何物。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未曾将这些生活在东方世界的犹太人考虑在内。直到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时，以色列境内出生于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只占大约10%。而且基本上是那些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老犹太社团，以及一小部分充当伊休夫时期廉价劳动力的也门犹太人。但是，以色列国的建立，开启了东方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闸门。到1951年底大规模移民暂时告一段落之后，东方犹太人在犹太人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猛增至28%。此后一直到1964年底，东方犹太人基本上保持着这一比例。与此同时，出生在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也由35%增加到了40%。1964年，在以色列境内出生但父母来自中东的犹太人数甚至超过了那些父母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因而，这一时期，在东方文化背景中长大的犹太社团人数与那些在欧洲家庭中长大的犹太社团人数大致持平。[107]

苏联解体后，60多万苏联犹太移民的到来打破了以色列建国后其内部东西方犹太人口之间的平衡。由于大多数苏联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属阿什肯那兹文化，只有少部分是来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塞法迪犹太人。因此，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以色列，阿什肯那兹犹太人的比例再次领先于东方犹太人。其中，前者的比例为55%，后者约为45%。不过，这一划分已经将在以色列境内出生的犹太人按其文化背景归在以上两大类之中。1995年，在以色列境内出生且文化背景为欧美国家的犹太人约为64万，而以色列本地出生、文化背景为亚非国家的人数为98.5万。另外还有超过110万在以色列境内出生的第二代犹太人。[108]一般来说，因抵达巴勒斯坦地区的时间较早，以色列本土出生的阿什肯那兹社团人数要远远超过相应的东方犹太人。但是，随着大规模移民活动的结束，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口已趋于稳定。目前，在以色列出生的阿什肯纳兹人和东方犹太人的数量基本上不相上下。

除了移民因素外，不同犹太族群之间的生育率也不尽相同，但其总的趋势是逐年下降。亚非来源地的犹太移民妇女在1955年到1959年的平均生育率为5.4,1975—1979年降为3.4，到1994年进一步降至3.26。源自欧美地区的犹太移民妇女的平均生育率相对较低，同期平均生育率分别是2.53,2.80和2.18。以色列本土出生的犹太妇女的生育率多年来变化最小，在平稳中略有升降。比如，1951—1959年，其生育率为2.79,1975—1979年为2.91,1994年又降至2.71。1995年以色列本土出生的犹太人的占总人口比例约为61.1%，且呈逐年上升之势。20世纪90年代就读小学的以色列本土出生的犹太儿童已达到90%左右，在以色列文化环境下成长的犹太儿童，族群对他们的影响显然要比对其父辈的影响小得多。与此同时，随着不同族群之间通婚率的稳步增长（目前这一比例已达到20%），在“混合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身上也不再会有鲜明的族群痕迹。这一切都将使原有的族群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当一个犹太人被问及其身份是阿什肯纳兹人还是塞法迪人时，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回答“什么也不是”。这样看来，似乎阿什肯那兹人和东方犹太人的划分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这两个带有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色彩的文化标签依然存在。尽管标签的意义在弱化，但其潜在的社会政治意义依然影响巨大。多年来，东方犹太人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权力共享方面他们与阿什肯那兹人还远未实现平等。尽管一个伊拉克犹太人和一个摩洛哥犹太人的差别就像一个苏联犹太人和一个德国犹太人的差别一样大，但二者还是习惯性地被统称为“东方犹太人”，而后两者则会被统称为“阿什肯那兹人”。也许正如长期的流散经历造就了这两种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历史文化一样，现在要完全抹去二者之间的差别和鸿沟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二 族群分层

像美国一样，以色列立国的理想形象是成为一只熔炉，通过融化掉所有移民身上的流散地文化印记，把他们塑造为一个崭新的犹太民族，并使所有公民都能加入被平等相待的犹太民族大家庭。但是，即使撇开境内阿拉伯人问题不谈，以色列也是一个充满裂痕的国家，在经济、文化和族群方面都是如此。尽管其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已长达60年之久，但以色列犹太人内部还远没有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由于来到以色列的时间较晚，教育和技术水平相对低，那些来自亚洲和非洲地区的犹太移民的工作得不到保障，收入也不稳定，这一切都使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109]尽管在熔炉思想指导下，以色列的政治、教育和福利机构以及军队都在大力地推动社会融合，但其融合速度和效果却并没有克服移民逐渐分化的趋势。不仅来自欧美地区的犹太移民与来自东方的犹太移民存在差别，这些移民的第一代与那些在以色列出生的新一代也存在差别。因此，以色列社会的融合过程也同时伴随着与之相反的社会分化过程。特别是当族群差别与社会等级分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分化过程就更加明显。

三 社会距离

在一个由多族群组成的国家里，族群间通常都会存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但是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程度不同。当某一族群对其他族群抱有偏见和歧视时，族群之间的界限和社会距离便不可避免地产生。

东方犹太人与阿什肯那兹人是犹太人内部两个最大的族群，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以色列犹太人内部族群关系的焦点。东方犹太人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来到以色列的根本目标是更好地在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巴勒斯坦维持和发展自己的犹太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以色列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是犹太复国主义，后者试图在以色列创造一个世俗的、现代化的社会。东方犹太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以色列社会底层，加之文化上的被剥夺感，他们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这种不满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以社会暴乱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过，东方犹太人也并非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他们也期待融入主流社会。与一小部分十分虔诚的欧洲犹太人相比，东方犹太人似乎要宽容许多。他们设法遵守犹太教法的各种规则，但却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在尊奉教规方面，他们表现出一种几乎是存在主义的态度，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方式。在面对其他群体的文化时，东方犹太人倾向于采取保留、节制和容忍的态度，故而形成了一种有常识的严格处理问题的态度。[110]因此，尽管东方犹太人对传统的犹太家族模式保持着高度认同，但他们在融入以色列主流文化方面并没有思想上的障碍。在以色列，绝大多数的东方犹太人正经历着一个快速的世俗化过程。随着个人财富的增多，不少东方犹太人已跻身于以色列的中产阶级。统计表明，2000年已有60%的东方犹太人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不少人已开始与阿什肯那兹人通婚，其子女身上的族群色彩已十分淡化，并受到“大家都是以色列人”这一不带任何族群色彩的精神熏陶。这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相互交往的加深，东方犹太人已经逐步接受了“以色列性”这一新的犹太民族共性。通过20年来的比较研究发现，无论阿什肯那兹人还是东方犹太人对彼此在日常生活中交往的态度都日趋开放。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由东方犹太人中的极端正统派组成的沙斯党在以色列政坛迅速崛起，但其主要是利用宗教而不是族群作为社会动员的口号。沙斯党的社会基础也不仅仅是下层东方犹太人，而是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大量的其他族群的下层社会人士的支持。因此，融入阿什肯那兹人的主流社会是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一个整体趋势。1988年时，大部分东方犹太人和少部分阿什肯那兹人还认为东方犹太人处于相对被剥夺的社会地位。然而到了2001年，近90%的东方犹太人认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并未遭受歧视。[111]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犹太人的大规模移入对以色列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以色列的民族构建面临着新的因素。90年代初那些因苏联解体而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基本上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出于经济与社会安全的动机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来到以色列的。这批移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深受苏联世俗化社会的影响，宗教意识十分淡薄。根据正统派犹太律法的标准，有四分之一的苏联犹太移民不能算作真正的犹太人。不过，较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拉近了苏联犹太人与以色列世俗犹太人和态度较为开明的阿什肯那兹人之间的距离。在以色列各个群体中，苏联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最为疏远。当然，这也反映了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大族类之间社会裂痕的基本状况。然而，苏联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疏远关系还有其自身的原因，主要是苏联犹太人在母国就对阿拉伯人存有偏见。以色列移民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久拖不决的阿以冲突又使这一偏见被进一步强化。一旦置身于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之中，许多新移民会自觉不自觉地采纳了主体族类——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鄙视、怀疑和猜忌的态度。比如，他们会认为阿拉伯人是“低劣的”，是“敌人的一部分”，也是以色列社会的一大“安全隐患”。

总的来说，苏联犹太人移民后很快就在以色列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站稳了脚跟。相比之下，与苏联犹太人大约在同一时间回归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目前仍是一个处在以色列社会边缘的孤立群体。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一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其犹太人的身份就受到了某些正统派犹太拉比的质疑，处境十分尴尬。大多数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只有初级文化水平，只能在较为低级的工业、农业和建筑业中工作。与以色列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自认为是“传统犹太人的一部分”，这使他们无论与犹太教信仰者还是世俗主义者都比较容易相处。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他们保持着对犹太传统的认同，但在主观上却更容易同非犹太人亲近。

（2）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与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的关系较为疏远。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极端正统派在宗教事务上过于严苛，最不愿意接受前者的犹太人身份。

（3）从族群关系上看，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较为亲近，认为自己是这一最大的传统犹太团体的一部分。相形之下，他们与阿什肯那兹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则较为疏远。

（4）在所有犹太群体当中，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与苏联移民的关系最为糟糕。因为在他们看来，尽管二者在同一时期来到了以色列，但苏联犹太人却比他们享受到了更多、更为优惠的条件和待遇。而且，苏联犹太人自认为来自文化较为先进的国度，不愿与这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打交道。

（5）为了强调自己的犹太属性，尽管同为以色列的弱势群体，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却刻意保持着与非犹太裔少数群体——阿拉伯人的距离。

总之，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与以阿什肯那兹犹太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较为疏远，在社会地位上与边缘群体则较为接近。尽管在社会生活上面临诸多艰难，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也不愿放弃自己传统的文化遗产和生活方式。在实践中，他们几乎是一个非常孤立的社会群体。这不仅严重制约着其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的步伐，也使犹太族群之间的社会鸿沟不易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