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

居住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刚性需求和安居必需的生活资料。对流动人口来说，它更是其在城市的“栖身之所”，甚至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弥合社会分割和加速社会融合的中间作用机制，[1]在城市融合过程中具有其他因素不可代替的作用。已有研究通常将住房条件作为居住条件测量的唯一指标，这种替代做法虽然带来研究上的简便，却忽视了居住条件的其他维度。[2]实际上，居住条件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居住条件不仅包括个人（家庭）住房及其所属的社区环境，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在居住空间上分割的居住模式也是其内涵的重要部分。[3]因此，本节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和居住隔离三个维度深入考察流动人口居住条件的基本特征。

一 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

（一）住房条件的基本特征

1.住房来源

住房来源反映了流动人口住房结构和解决住房的途径，不同住房来源带来有差异的保障心态和生活形态，对流动人口群体的意义更为特殊。如表2-1所示，温州市流动人口的住房来源主要分为自购房、租赁房、借住亲友家、单位宿舍、政府的廉租房/公租房和其他。卡方统计检验显示，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住房来源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78.451, P=0.000<0.001）。租赁房和单位宿舍是流动人口两种主要的住房来源，两者分别占78.11%和15.24%，而住房拥有率却极低，比例仅占5.08%。恰恰相反的是，本地居民自购房的比例高达91.20%。流动人口住房来源中来自国家或政府的渠道非常少，说明大多数流动人口被排斥在基于户籍制度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选择范围非常有限，保障性住房对绝大多数流动人口而言，依旧遥不可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虽有一席立锥之地，但安居之梦仍长路漫漫。

流动人口住房产权拥有率极低的现状客观上说明了其“临时性”的特征凸显。一方面，因为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城市住房政策的限制，导致流动人口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外。不仅享受不到福利分房的待遇，也没有享有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只能被迫通过非正规住房来满足自己的居住诉求；另一方面，由于身份限制和人力资本有限，导致流动人口生计方面呈现收入水平低、流动性强和就业不稳定性等特征，不愿意更没有能力进入正规的商品房市场中去，于是去市场上租房或者蜗居在单位提供的简陋宿舍里成为大多数流动人口住房来源的无奈选择，[4]且居住区位大多位于农村、城郊接合部等边缘地区，再加上现行房屋租赁行业的不成熟，租房者的权利和安全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临时终止租房协议、驱逐租客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流动人口的居住权难以得到有效保证。[5]

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国的住房供给和住房政策都是针对城市户籍人口而设计的（见表2-2）。具有本地户籍的城镇居民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已分配的公房或商品房；具备一定条件的城镇居民可以参加政府摇号而购买低于市场价格的限价房或经济适用房；无房户还可自行租赁商品房，收入和人均住房低于当地政府设定的最低标准的城市贫困家庭可以申请政府的廉租房。以上这些住房类型中，除了租赁和购买商品房之外，其他住房类型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政府的税收减免或财政优惠政策，但是这种获取资格往往是以本地户籍身份为基础的。[6]对流动人口而言，因户籍限制显然是不可能享有这种待遇的。因此，基于理性选择和现实考量，流动人口往往做出有别于城市本地居民的住房选择，倾向于尽量缩减在城市的住房消费，仅选择低成本的居住方式，缺乏改进居住条件的动力和积极性，对住房质量、居住环境的要求较低，更很少拥有住房产权。

2.住房类型

如表2-3所示，从住房类型来看，虽然大部分流动人口居住在楼房里，但仍有小部分流动人口居住在临时的工棚或地下室。卡方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住房类型上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χ2=28.646, P=0.000<0.001），有81.09%的流动人口居住在楼房里，其中31.21%居住在当地农民所盖的楼房里，而本地居民居住在楼房的比例则高达91.90%；另有16.81%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平房里，值得注意的是，还有1.40%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工棚等临时性建筑内，另外还有0.18%的人居住在地下室。

就业性质决定了部分流动人口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居住场所内。其中，企业提供的宿舍或平房仅仅是一个供工人休息的场所，其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利益，即让工人最快地恢复生产能力，而很少考虑工人的实际需求。[7]单位宿舍内安置人数较多，空间拥挤不堪，人均住房面积小，除了床铺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更不用提夫妻或家庭团聚，导致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社会交往都被局限在高密度、共享且无私密性的空间范围内，这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对流动人口的控制由工作场所延伸至日常生活。这对于正处于情感交流、恋爱婚嫁年龄阶段的青年流动人口而言，无异于是对其个人生活的残忍剥夺。[8]尽管工厂宿舍制的住房模式有利于在短期内解决大量工人的住房问题，也解决了流动人口职住分离和企业用工问题，却迫使流动人口远离城市社会，削弱了他们积累城市社会资本和拓展社会关系的能力，变相剥夺其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可能性，也不利于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融合。工棚实际上属于过渡性的临时活动板房，没有配备厨房、卫浴等基本生活设施，非常不适宜居住。这些房屋大部分是流动人口用泥砖、帆布、木材等简易材料私自搭建，房屋的安全系数和牢固程度较低，遮风挡雨效果较差，非常缺乏宜居性。

3.住房面积

住房面积是衡量住房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人均住房面积不仅反映出住房空间的拥挤程度，也说明了个人隐私被保护的程度。本次调查中，流动人口平均住房面积仅为18.31平方米，接近《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道的进城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19.40平方米，中位数为13.33平方米，即有一半的流动人口人均住房面积小于13.33平方米。与本次调查中的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不到本地居民的1/2，也远远低于2016年温州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43.10平方米，很显然，流动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离温州市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从住房面积分段情况看（如图2-1所示），流动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占到42.73%，而本地居民则只占2.11%，甚至还有11.78%的流动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另有59.54%的流动人口仅有一室可供居住。较低的收入水平和房租支付能力限制了流动人口对住房的选择，城市的高租金使他们在住房中会尽量挤进更多的人，以平摊降低租房费用。

住房面积小、空间拥挤是流动人口住房的一个重要特征。流动人口的工作空间、居住空间和大部分生活空间都在狭小的空间中完成。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很多流动人口家庭的房屋既是卧室又是厨房。煤气灶、衣柜、床等生活必需品堆积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内，一家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不仅造成室内空间拥挤，也充满各种安全和消防隐患。甚至有一部分流动人口为节约房屋租金，在租住的店面或商铺内勉强用窗帘、木板等材料分割出很小的部分作为日常起居的活动空间。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场所不能算作住房，因为它并不具备住房应有的基本条件和功能，而且容易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也是消防部门重点清理的“三合一”（生产作业、物资存放和员工宿舍合在一起的作业单位）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显著改善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仅从住房面积看，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大幅提高，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仅为3.60平方米，1995年达到8.10平方米，2002年就已突破20.00平方米，到了2015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6.00平方米。但是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并未随城镇居民居住状况的改善而改善，他们的住房状况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高密度的居住空间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和攻击性行为的增加，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生活习惯、个人利益、个性特征等各不相同，往往容易导致矛盾冲突，个人的隐私性、生活的舒适性更是无从谈起，无形之中损害了流动人口的身心健康。

4.住房室内基本设施

住房室内基本设施拥有情况反映房屋居住质量，决定着住房基本生活功能的实现程度。有研究发现，改善住房室内基本设施可能是提升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的最有效途径。本调查共涉及是否有厨房、卫生间、煤气/天然气、电视机、空调、热水器等11项基本设施，有计1分，没有计0分，累加后计总分，得分越高，代表住房质量越好。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住房室内基本设施拥有情况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t值=-25.56, P=0.000<0.001）。流动人口住房室内基本设施拥有情况得分为7.24分，本地居民则为10.75分，两者相差3.51分。表明流动人口住房室内基本设施拥有率明显不及本地居民，这与蒋耒文、庞丽华等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的结论不一致。[9]在实际调研中，笔者发现流动人口大多利用院落或者楼道空地来洗衣做饭，卫生间多为几家租户共用，鲜有淋浴配套设施。由此说明流动人口住房室内基本设施处于比较困乏的状态。

自来水、卫生间、厨房等是维持住房功能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图2-2所示，流动人口住房有自来水、卫生间、厨房的比例分别为90.19%、86.69%、64.20%，而本地居民的比例分别为98.59%、99.47%、99.30%。尽管大部分流动人口的房屋拥有自来水等基本设施，但是高达四成的流动人口所在住房室内没有厨房和天然气，甚至部分流动人口的住房内连基本的卫生间都没有，像集体宿舍、建筑工地和工棚等非正规住房的卫生间和厨房，则是在原有空间内用一面墙、木板或窗帘布相隔而成，而有的只能共用卫生间或厨房。由此可见，流动人口住房基本生活设施简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从室内基本生活耐用设施拥有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室内基本生活耐用设施的拥有比例不高，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庭必备的生活设备比例不超过六成，分别仅为59.19%、53.06%和56.01%，与《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道的农民工住房内配备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比重57.20%和55.40%较为接近。但是，本地居民拥有以上设施的比例都在97.00%以上，可见，流动人口室内基本生活耐用设施拥有率明显不及本地居民，基本生活耐用设施非常不齐全。

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无论在现实还是期望中，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觉得自己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把现居住地看作临时的“安身之所”，对住房的定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日常生活及休息之所需，对居住的要求甚低，只要求能遮风挡雨或存放简单的行李物品，因此不愿投入高成本在流入地购房或租住条件较好的住房，[10]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应该承受这种恶劣的居住环境。与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消费欲望较低，消费行为更趋保守和谨慎。[11]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压缩生活成本，以期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在住房方面，他们首先顾及的不是住房质量和舒适度，而是工作的方便程度和房屋租金的多少。因此，流动人口只会选择低成本的居住方式，在改进住房室内基本设施方面的投入寥寥无几，对住房服务设施和居住舒适程度的要求比较低。[12]

5.住房负担

住房支出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最主要的日常生活支出之一，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主要城市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涨，住房支出已成为流动人口最大的一笔生活消费支出。《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曾指出流动人口房租负担过重是其生存和发展所需关注的六大问题之一。本次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租赁房屋的平均月租金为783.17元，占其每月工资收入的17.85%，接近于低收入群体住房负担的警戒线。[13]但是流动人口每月住房支出范围区间较广，不仅有200元以下的，也有超过1600元的，分别占到19.44%和15.24%。这说明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住房状况出现了分化。大部分流动人口的月房屋租金在200—1200元，占总数的58.38%。当面临不断上涨的租房价格，基于理性选择的考量，流动人口，尤其是城乡流动人口通常会出于“节流”考虑而租住条件较差的住房。

不同社区类型的流动人口月房租支出存在明显差异，商品房社区月房租支出最高，为1102.14元。其次是未经改造的老城区，月房租支出为943.80元，由于老城区区位优势较为明显，周围配套设施较为齐全，生活较为便利，因此租金相对较高。企业单位制社区的月房租支出最低，为334.38元，许多单位提供的宿舍仅仅是一个床铺，居住空间十分有限，房屋月租金相对较低，甚至很多是免费供员工居住，或者仅需要缴纳水电等基础设施费用。城中村的月房租支出为798.34元，接近平均水平，由于政府没有相应廉租房供给，城中村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往往成为低收入外来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填补了政府在住房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满足了流动人口对廉价住房的迫切需求。

（二）住房条件的其他特征

1.迁居状况

居住时间和流动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稳定性情况。从居住时间来看，大部分流动人口在目前的房屋居住时间较长，平均居住时间为5.29年，标准差为5.03，说明流动人口在目前的房屋居住时间差异较大。由表2-4可知，84.76%的流动人口在目前的房屋居住时间超过一年以上，居住时间超过5年的比例达到34.33%。流动人口在温州平均居住时间为11.48年，标准差为6.91，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在温州居住时间超过10年，29.42%的人在温州居住时间超过15年。说明流动人口呈现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明显趋势，这种新特征预示着流动人口可能对自己居住现状的环境和质量将会更加关注，对改善居住状况的要求可能也会更加迫切。

但是，居住时间长期化并不代表流动人口居住场所的稳定化。对绝大多数流动人口而言，在城市安居还只是一个梦想。以租赁住房为主的居住模式决定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是极不稳定的。对于大多数流动人口来说，搬家往往成了家常便饭。如表2-4可知有81.09%的流动人口在外务工期间搬过家，搬家1— 4次的比重依次为17.51%、16.81%、15.76%、9.98%，搬家5次及以上的甚至占21.02%，人均经历搬家3.60次，房屋平均居住时长为5.42年。仅在温州打工期间，搬过家的比例也高达80.04%，人均经历搬家次数为2.54次，房屋平均居住时长为2.81年，即平均每2.81年左右换一次居住地点。频繁迁居是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的突出特征。流动人口以务工为目的，受时间和租金约束大，信息渠道少，工作不稳定，迁居决策仓促，结果上呈现出高频率、短距离，不充分的迁居特征。频繁的迁居并没有使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反而始终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的状态，导致流动人口不断通过调整日常行为、重构社会网络等方式以适应新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同时，居住不稳定也造成流动人口难以积累亲缘、地缘以外的社会网络、信任以及社会支持等有价值的资源，更难以实现社区融入并获得社区认同感。“居无定所”使流动人口在城市里长期处于漂泊、悬浮的生存状态，折射出他们在城市居住的无奈。

根据迁居的原因，可以分为被动式迁居和主动式迁居，其中被动式迁居主要因为工作地点更换、房东收回、拆迁改造等原因被迫迁居，主动式迁居是指为改善居住质量、购房、寻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迁居。本次调查中被动式迁居占71.63%，主动式迁居仅占24.62%，说明大部分流动人口的迁居是被动或者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从迁居的主要原因来看，排在首位的原因是工作地点更换，占39.75%，因为就业地点对流动人口住房区位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流动人口居住地具有明显“职住临近”或“职住一体”的特征。[14]“临厂而居”“以工定居”是流动人口普遍的居住模式。由于从事行业的多样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导致流动人口的职业特点呈现明显的多变性。频繁的职业变动随之带来其住房行为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高流动性等特点。职业的不稳定性、收入水平有限以及缺乏拥有产权的住房使流动人口很容易因为工作变动而迁居，甚至出现不少人更换一次工作就搬一次家的现象。

第二位的原因是拆迁改造，占14.19%，由于流动人口大多聚居于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租金低廉、管制松散、违章建筑泛滥的地带。这些地方往往被视为城市的伤疤和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因此，更容易成为城市政府拆迁改造的目标。因此，拆迁改造成为流动人口频繁迁居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城中村的拆迁和改造，导致廉价住房供应量急剧缩减，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被迫搬离原住所，也意味着又一次流离失所。原寄居于城中村的大多数租户难以负担起改造后高额的租金，不得不迁移至更远的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居住，人均居住面积极小的“群租”成为其新的落脚处。流动人口不得不面临“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租不到房”的尴尬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对城中村的改造很少考虑流动人口的居住利益和居住需求，大量因房屋拆迁、棚户区改造、“消防安全”或“环境整治”为名的行政命令而被迫搬迁的流动人口成了“沉默的第四方群体”。[15]居无定所、饱受着迁居的愁苦成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最真实的居住状态。大多数城中村改造的结果是社会阶层的更替，导致收入困难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和立足变得越发困难。[16]

第三位的原因是房租不合适，占11.21%，主要是房租过高，超过流动人口经济承受能力而被迫另寻住所。由于家庭原因而迁居的比例较少，其中家人随迁，面积太小导致迁居占7.36%，由孩子上学而迁居的仅占5.08%。

2.住房室内环境

住房空气质量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居住空间的狭小和拥挤状况。[17]从住房室内空气质量来看，由表2-6可知流动人口认为目前所在住房室内空气质量较好的仅占24.69%，而本地居民认为目前住房内空气质量较好的比例为32.75%。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室内空气质量评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χ2=8.838, P=0.012<0.05）。流动人口的住房空间拥挤、通风条件差已是不争的事实，住房室内空气的质量可想而知，甚至有些住房夹杂着刺鼻的气味。

流动人口住房普遍存在着建筑密度大、容积率高、通风采光条件不理想、配套设施少的问题，公共卫生“脏、乱、差”现象突出，并存在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从调查结果看，流动人口目前的住房存在很多问题，如图2-3可知，排在第一位是“老鼠蟑螂很多”，占26.27%，第二位是“雨天漏水”，占24.69%，第三位是“隔音效果很差”，占20.32%，第四位是“室内很潮湿”，占19.61%。流动人口住房存在的各类问题直接给他们身体健康带来了各种困扰，比如阴冷、潮湿、发霉的环境容易诱发过敏、哮喘病和其他呼吸道疾病；蟑螂、老鼠会携带众多传染性疾病；太热或太冷的环境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升高。另外，洗澡不方便、上厕所不方便等也成为困扰流动人口的主要住房问题，因为很多居住在单位宿舍的流动人口公用卫生间的比例很高，经常是整个楼层只设有一个卫生间，这使得卫生设施在使用高峰时段非常拥挤，甚至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

二 流动人口的社区环境

社区是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单元。社区资源、社区空间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18]社区环境在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杨菊华曾研究指出良好的社区环境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有重要促进作用，特别是社区活动和社区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的包容程度会显著改善其社会适应和融合程度。[19]流动人口的社区环境主要由社区物理环境和社区社会环境组成。社区物理环境关注社区客观存在的一些物质环境特征。社区社会环境则指社区中的各种社会关系。

（一）流动人口社区物理环境

1.社区类型

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上升，住房需求不断膨胀，为适应这一趋势，不少城市迅速涌现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格和不同质量的社区。由表2-7可知，城中村是其主要的社区类型，占64.45%，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镇化地区在城市范围内由农村村落演变而来的一类特殊社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20]可以说，城中村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住房消费方式，是满足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和居住成本最小化的产物。因为房租价格相对便宜、良好的居住区位、靠近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配套齐全等特点，使城中村成为流动人口住房来源的首选，符合流动人口长期租住的需求。

但不可忽视的是，城中村建筑密度高、违法建设泛滥、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卫生状况差、人员混杂是普遍现象。房屋往往以单间出租为主，生活配套设施不足，基本上只能满足临时性或短期性的居住需求。城中村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破败、治安暴力、租住权缺乏保障、收入分配不均、政府财政流失等诸多社会问题，[21]经常面临被政府拆迁改造的风险。但是，城中村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交通便利，方便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往返。因此，城中村为刚到城市打拼的流动人口提供暂时落脚地和就业机会，还成为其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跳板”。[22]虽然城中村居住环境恶劣，但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廉价的住房来源，起到了社会缓冲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呼吁在政府还未有效地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前提下，应重视城中村存在的长期性和合理性。[23]

流动人口社区中数量位列第二位的是商品房社区，占23.82%，这些商品房社区的居住条件一般较好，生活配套设施齐全，社区管理也相对完善，具有较好的宜居性，但是存在一定的经济门槛，租金往往较高。居住在未经改造的老旧城区和企业单位制社区比例较少，分别仅占8.93%和2.80%。在未经改造的老城区里房屋建造年代久远、建筑质量较差、户型较小，基础配套设施落后且缺乏维护，经济条件较好的本地居民纷纷搬离，普遍存在人户分离现象。但由于周边公共配套服务较为完善、临近就业地等区位优势吸引大量流动人口聚居。房东大多通过房屋中介，将房屋租给在附近就业的流动人口，业主从中介收取租金，一般不与租客发生直接的接触。居住人员的信息往往难以及时掌握。企业单位制社区主要是企业为员工配建的公寓宿舍，社区内配套设施和空间十分有限，以企业招聘的外来流动人口为主。

2.社区服务设施

社区服务设施主要指影响并提供给社区居民的社会、自然环境及设施或场所，[24]通常包括购物与商业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体育与娱乐设施、公共交通与通信设施、教育设施、社会与文化服务设施六大类型。其中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服务设施的配置与布局不但体现城市社区生活的空间质量，还是评价一个社区生活环境社会公平与空间公正的标志，是构成生活空间的社区资源体系。完善的社区服务设施不仅能够满足居民的各种生活需求，而且能提高居民的满意度，有利于增强居民的归属感。

由图2-4可知，流动人口社区拥有的社区服务设施相对于本地居民呈现明显不足，甚至还有6.24%的流动人口居住地附近没有以上任何服务设施。经t统计检验分析发现本地居民社区服务设施拥有率明显高于流动人口（t值=1.412, P=0.023<0.05），在超市/便利店、图书馆、公交站、学校等社区服务设施的拥有率方面，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相差较大。从具体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居住社区拥有比例最高的是超市/便利店，约为81.85%，其次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公交/地铁站，分别为69.92%和69.47%，而流动人口所在社区拥有图书馆、电影院和健身房等娱乐消费设施较少，分别仅占10.16%、15.23%和14.84%。这可能与流动人口十分有限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关。因为接近各种教育、医疗、购物和娱乐等生活服务设施往往意味着高租金，再加上生活压力较大，劳动工作时间长，繁重的工作几乎占据了流动人口生活的全部，没有太多闲暇娱乐的时间，更没有经济实力去消费各类娱乐设施。另外，较低的社区服务设施可达性意味着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问题，导致流动人口和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空间剥夺，减少与本地居民接触的机会，进而影响两类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因此，大部分流动人口社区还只能满足基本的“居住”需要，而无法满足其交流、休闲、娱乐、健身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客观上对流动人口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造成机会剥夺和空间限制。

3.社区公共空间

社区公共空间是衡量社区开放性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社区能否为邻里交流活动提供足够的场所。同时，社区公共空间是否可以被社区居民利用，也可以反映社区的开放程度。对流动人口来说，社区公共空间能为其与本地居民提供接触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为内在的交往需求转化为实际的邻里互动和社区参与提供保障。蔡禾和贺霞旭研究发现社区公共空间的供给会显著地增加居民邻里关系水平。[25]本书以“社区附近是否有公园/运动场地或可供活动的空地”来表示社区公共空间，绿色宽敞的空间是最适宜进行社区邻里交往和促进户外健康活动的地方。流动人口社区拥有公园等可供活动的空地的比例为72.73%，而本地居民则为89.14%，两者相差16.41个百分点。经卡方检验发现，两者在社区公共空间上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χ2=0.257, P=0.002<0.01）。社区公共空间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与其他居民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增强流动人口的社区归属感，从而塑造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26]减少因居住隔离引发的负面影响。

4.社区环境质量

社区环境质量是反映社区及周边环境污染情况的指标。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凸显，流动人口不同程度地暴露于各类污染的环境中，[27]且在流动人口数量越多的社区面临的环境暴露风险更高。[28]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流动人口所在社区附近有化工厂、印染厂等污染企业的比例明显高于本地居民（χ2=3.812, P=0.041<0.05），有超过1/4的流动人口居住区附近有化工厂、印染厂等污染企业。从社区空气质量来看，流动人口认为社区空气质量较好的仅占16.64%，而本地居民的比例为22.75%。从社区噪声质量来看，流动人口认为社区噪声污染严重的为17.34%，而本地居民的比例为12.25%。无论是社区空气质量还是噪声质量，两者社区环境质量评价的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χ2=18.975, P=0.000<0.05; χ2=9.036, P=0.011<0.05）。由于流动人口大多聚居于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管制松散的地带，这里重工业密集、低小散等污染型企业多、人员构成复杂，来自环境的健康风险较高。由于在环境信息和健康风险知识上的获取不足及理解有限，流动人口可能还存在低估环境污染暴露水平、对环境污染严重性的感知程度偏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流动人口实际上承受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整体环境质量恶化带来的各种潜在危害。

（二）流动人口社区社会环境

除了外在的物理表现形式外，社区还是一个嵌套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的深层次概念，和其他社会机制有着密切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横向之间的内部联系，也就是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社会环境不仅是外来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文化系统的直接场域，而且还能有效修补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29]本部分将从社区凝聚力、社区交往、社区安全感、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等方面分析流动人口的社区社会环境情况。

1.社区凝聚力

社区凝聚力是指社区居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的存在状态，是社区整合的一种表现，[30]也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关键因素之一。参照前人的研究设计，[31]社区凝聚力共有4个指标，分别是“居住社区的居民通常相处融洽”“居住社区的居民相互信赖”“居住社区的居民大多相互认识”“居住社区的居民乐于相互帮助”, 4个指标依次递进来测量社区凝聚力，选项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四个等级，分别取值1—4。本次调查所得问卷中相关问题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924，说明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计算以上各量表问题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社区凝聚力越好。由表2-9可知，流动人口社区凝聚力得分达到2.96，标准差为0.51，而本地居民的社区凝聚力得分为3.13，标准差为0.55。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表明，两者在社区凝聚力上存在显著差异（t 值=-5.332, P=0.000<0.001），流动人口的社区凝聚力明显低于本地居民的社区凝聚力。

从社区凝聚力的4个分项指标来看，不管是流动人口还是本地居民，“相处融洽”指标得分最高，“相互信赖”指标得分最低。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4个分项指标上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01）。尽管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能够相处融洽和相互信赖，但是两者在相互认识和相互帮助这两项指标差异较大，说明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之间还处于主观认知层面的“信赖”和“融洽”状态，邻里关系更多流于表面化、肤浅化和形式化，深层次的接触、认识和相互帮助还较少，互动关系尤显不足。另外也说明，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社会隔阂，[32]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仍是流动人口界定网络成员身份的重要准则。[33]

目前，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却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社会身份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他们日常交往对象主要限于“亲戚”“老乡”等群体，难以与本地居民进行社会交往与互动。无法凭借与本地居民的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本地社会关系的不足也导致他们只有家乡意识而缺乏所在城市的社区情结，对所生活的城市社区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更无法产生主人翁意识。反而因社会排斥对社区社会活动不参与或漠不关心，加大了对社区的冷漠和疏离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区。[34]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少流动人口连隔壁邻居的姓名都不知道，更不要提其职业和对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了解，甚至还有个别人不知道隔壁屋子是否有居住者。被问及遇到困难是否会向邻居求助时，受访者大多表示否定的态度，少部分表示即使内心有这个想法，但与周围邻居并不认识，只好放弃。这种冷漠的邻里关系拉大了流动人口邻里间的社会距离，社区凝聚力也就无从谈起。

2.社区交往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面临寻找居住的场所，以及由此而衍生开来的社区交往等问题，社区交往是指居民在社区范围内的日常联系、社会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它反映了居民的社会性活动和邻里关系，以及由此可获得的功利性和情感性社会支持。[35]社区交往包括居民之间公共场合交谈、见面打招呼、用手机、电话、网络等通信手段的联络、相互登门拜访以及共同参加聚会等多种形式。由于人口流动、居住方式、社区结构与环境不同，带来人们关系互动的差异和社区参与程度的高低。[36]

鉴于与邻居熟悉程度、交往频繁程度等要素对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具有重要作用。本书主要通过邻里打招呼、相互串门和相互帮助三个方面来分析，由远及近逐级递进反映社区交往的亲密程度。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只有在关系非常密切的居民之间才会相互登门拜访。问卷设置了“与附近居民相互打招呼问候”“与附近居民相互串门问候”及“与附近居民相互帮助支持”三项指标，选项有“从未”“很少”“有时”和“经常”四个等级，分别取值1—4。本次调查所得问卷中相关问题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06，说明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计算以上各量表问题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社区交往越紧密。流动人口社区交往得分达到2.89，标准差为0.79，而本地居民的得分为3.22，标准差为0.72。独立样本 t 检验统计结果表明，两者间存在显著差异（t 值=7.360, P=0.000<0.005），而流动人口的社区交往明显弱于本地居民。

从社区交往的分项指标看，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4个分项指标上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01）。由表2-10可知，流动人口“与附近居民相互打招呼问候”比例最高，选择“经常”和“有时”两项之和达到85.82%，其次是“与附近居民相互帮助支持”，为71.27%，比例最低的是“与附近居民相互串门问候”，仅占58.67%。从调查结果来看，流动人口与附近居民的互动主要限于经济层面的业务往来，生活上的交往互动也主要是礼节性的表面性邻里交往，例如停留在知道姓名、打声招呼，至多是简单的家常聊天，而深层次的情感沟通和社会交往则较少。换句话说，两者之间的接触更多的是生活需要的工具性交往，而非情感性交流，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比较有限。这与郭星华、邢朝国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7]。短暂的、被动的和浅显的交往方式，无法引起流动人口在交往中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和依附感。甚至有些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相互之间仅限于房东和房客之间的经济来往，除了缴纳房租以外，日常与房主彼此间没有任何其他更为深入的互动。总之，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关系主要呈现短期性、功利性、投机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内心只是将社区当成居住空间，而不是居民的利益共同体。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社会交往尚未突破基于经济层面区隔带来的文化差异，两者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经济或工作”层面，尚未发生深层次的、情感性的社会联系，表现为以结构性排斥为特征的社会交往区隔，而这种区隔又进一步加剧流动人口对自身身份认知以及评价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主观上对城市的认同与现实生活中对流动人口的多重排斥形成鲜明的反差使他们在心理上更多地呈现出“漂泊不定”的状态。最终容易导致流动人口形成“半城镇化”的身份，容易陷入孤立和边缘化的状态。[38]

3.社区安全感

社区安全感是个体对社区社会安全与否的整体认知，是对社会治安的控制力和破坏力的动态平衡特征的主观认知。从社区安全感来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区安全感差异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χ2=13.357, P=0.004<0.01）。本地居民对社区安全的正面评价要明显好于流动人口。由图2-5可知，“总是很安全”“大部分时间安全”的比例本地居民分别为41.37%和52.46%。而流动人口为32.75%和60.60%,“有时安全”和“从不安全”的比例分别占6.13%和0.52%。流动人口对社区安全的评价可以从流动人口生活的社区环境得到验证，流动人口居住地附近有网吧、游戏室、舞厅等各类参差不齐的娱乐场所比例高达48.13%，因此，流动人口聚居地也成为各类治安犯罪事件的高发地、“黄赌毒”的温床和外来不法人员的“避风港”。受访者反映近期社区发生过治安犯罪事件的比例高达27.85%，比例也明显高于本地居民所在社区，从社区治安事件类型来看，“入室盗窃”发生比例最高，达到20.72%，其次是“非法赌博”，达到9.16%,“火灾”“打架斗殴”也占了不少比例。这些社区治安事件严重扰乱了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甚至无形之中给他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形象的负面效应。

4.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管理，增进社区福利的行为和过程。[39]居民在社区参与过程中提升交际能力，增强社会适应，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异质性包容力。社区参与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方式，通过参与社区举办的一些志愿服务、娱乐、公益、选举等活动，不仅能增加城市认同感、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城市社会所包容接纳。本书从社区文娱活动参与、社区组织联系两方面进行分析，前者是消遣性的，后者则是正式社区事务。

从社区文娱活动参与来看（见表2-11），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性较差，近70%的流动人口从来没有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各类文体活动，“经常”和“偶尔”参加的比例分别只有2.80%和28.37%。恰恰相反，本地居民参与社区文体活动的积极性明显高于流动人口，“经常”或“偶尔”参加的比例分别有17.60%和49.30%。两者在社区文娱活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χ2=164.655, P=0.000<0.001）。总体上，流动人口被视为城市里的外来者或陌生人，他们更多只是以打工者或劳动者的身份存在，社区居民的身份经常被忽视。即所谓的“身份在场，而关系不在场”。[40]

从社区组织联系来看（见表2-11），流动人口与社区组织的联系并不紧密，有62.00%的流动人口从来没有跟社区组织联系过，“经常”和“偶尔”联系的比例之和也仅为38.00%。相反，本地居民与当地社区组织的联系频率要明显高于流动人口，“经常”或“偶尔”参加的比例之和高达74.82%。两者在社区组织联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χ2=188.544, P=0.000<0.001）。

在调研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程度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流动人口主要聚居于城中村和工厂宿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较少，即使有开展一些活动也都是在上班时间，流动人口根本无暇顾及。二是社区活动很少从流动人口的现实需求和利益考虑，造成流动人口对其认可度较低，觉得“没什么意思”，一些社区活动往往是为开展活动而开展活动，故而流于形式。三是由于信息沟通交流不畅，很多流动人口并不清楚社区正在举办哪些社区活动，而且错误地认为只有本地人才能参加。四是由于工作所占时间较长，缺乏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长时间的劳作把人的精力、体力都推到疲劳的极限，不可能还有精力和时间参与社区活动，就像他们说的“连休息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参加这些活动”。

由此可见，尽管社区是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场所，但是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程度非常低。居住形态上的共同在场并没有带来交往的共同在场，时间错位，身体位移、交往对象的分异也导致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关系呈现离散性的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交往和互动，难以形成对社区的认同与归属。同时，流动人口缺乏与社区的连接，是漂浮在城市社区中的外来者，仍然以地缘、血缘或业缘关系来构建自身的社会支持网络，并强化了乡土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倾向。[41]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了他们与本地居民的交往和交流，难以建立互信、互助的融洽关系。因此，对绝大多数流动人口而言，社区仅是一个临时性的安身之所，而非稳定长久的“生活栖息之所”，他们把社区当成临时的落脚点，并没有长期待下去的长远打算。

5.社区归属感

社区归属感，又称为社区依恋或社区感，是指个体与其所在社区之间的感情联系。其主要表现为个体对社区具有产生亲密感的倾向。这种感情联系与亲密感来源于居民对社区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喜爱。[42]社区归属感不仅表现为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对社区生活和环境的感受与评价，也可视为社区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从内容上讲，社区归属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客观的社区存在。这种体验不是简单的个体情感反映，它还受到诸如文化规范、政治经济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从形式上看，社区归属感是一种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不是转瞬即逝的心理状态，而是基于日常生活体验所获得的心理感受。

由于社区归属感是一个心理范畴的概念，难以直接量化，只能通过个体的行为、态度和看法去推断。根据相关理论与研究，[43]本书的社区归属感从以下4个方面来测量：①社区有家的感觉；②喜欢居住在这个社区；③社区自豪感；④舍不得搬离社区。这几个问题是经国内研究检验并证实能够有效测量中国的社区归属感，[44]并将取值范围确定在1—4，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不同等级。本次调查所得问卷中社区归属感相关问题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64，说明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计算以上各量表问题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社区归属感越好。笔者用4级量表赋值法对上述统计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由表2-12可知，本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得分均值（2.99）要显著高于流动人口（2.71）（F值=0.973, P=0.018<0.05）。社区归属感反映的是社区居民对本社区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受，这种基于互动熟悉和彼此信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和依存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促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但实际上，居所的频繁流动导致流动人口很难与社区周围的居民有长期和近距离接触、交流的机会，其社区归属感不如本地居民也在意料之中。

从社区归属感的分项指标来看，在对社区有家的感觉方面，分别有70.48%的流动人口和93.44%的本地居民对社区有家的感觉，其指标均值得分分别为2.88和3.19，表明本地居民对社区有家的感觉体验要明显好于流动人口。在对社区的喜爱方面，有63.35%的流动人口和88.66%的本地居民表现出对社区喜爱，其指标均值得分分别为2.67和3.11。在社区自豪感方面，有61.07%的流动人口和69.91%的本地居民表现出社区自豪感，其指标均值得分分别为2.64和2.85。在搬离社区时的感受方面，有60.89%的流动人口和68.36%的本地居民表现出对社区的不舍，其指标均值得分分别为2.63和2.81。从四项指标比较来看，“社区有家的感觉”得分最高，第二位是“喜欢居住这个社区”，第三位是“社区自豪感”，第四位是“舍不得搬离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归属感的各项指标都不如本地居民，说明流动人口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工作和居住的流动性强，过客心理较为强烈，缺乏发自内心的认同感或者依恋感。相反，本地居民由于长期居住在固定社区，与社区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心理上自然而然把社区看作永久的家园，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都比较强。

三 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

（一）温州市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时空特征

根据温州市公安局流动人口数据显示，2017年，温州市共有常住人口921.5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非本地户籍人口）333.85万人，占当年温州市常住人口的36.23%，约为温州市户籍人口的一半，通俗地讲，目前温州市每3个人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江西、贵州、安徽、湖北、四川、河南等省份。从绝对量来看，温州市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市区主城区和瑞安、乐清两市，其中，瑞安市的流动人口总量最大，有59.8万人，占总数的20.31%，瓯海区、鹿城区、龙湾区等区域的流动人口数量也相对较高，温州各县市区流动人口的数量空间分布如图2-6所示。

从区域分布看，温州市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区和外部近郊区域，呈现点状和簇状的聚集形态，并且近郊区的流动人口比远郊区要更加密集，数量呈由中心向外递减趋势。不同区域的流动人口也存在明显的聚居现象。其中，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村居社区集中分布在四个区域，分别是：鹿城区西部的丰门街道、瓯海区中部的经济开发区、瑞安市的塘下街道和乐清市的柳市白象片区。从街道分布来看，温州市流动人口数量超过万人的街道有72个，占到街道总数的38.9%，在这38.9%的街道上居住了93.7%的外来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数量最多（流动人口数量超过5万人）的街道分别为鹿城区的丰门街道、双屿街道和仰义街道，瓯海区的梧田街道、娄桥街道、郭溪街道和仙岩街道，龙湾区的永中街道和星海街道，瑞安市的塘下镇、莘塍街道和仙降街道，乐清市的柳市镇、北白象镇和虹桥镇，永嘉县的瓯北街道，这些地区都是温州主要产业的集聚地，也是传统的外来人口聚居区，流动人口分布非常密集。此外，比较跨省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省内流动人口多集中在城市中心或近郊，而跨省流动人口分布多在远郊，且较为分散。总体上，流动人口在城市外围的空间分布呈现出由近郊到远郊，省内流动人口减少而跨省流动人口增加的趋势。

通过比较发现，温州的流动人口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超过70%从事制造业工作，导致温州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具有一定独特性，与温州工业集群的分布相吻合。温州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打火机、制鞋、服装、眼镜、电器等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温州的流动人口不仅在市辖区范围内集聚，更在具有工业集聚的县、镇甚至村庄集聚。例如，鹿城区丰门街道和双屿街道是中国鞋都所在地，瑞安市塘下镇是全国汽摩配产业的重要基地，瑞安市莘塍街道是浙江经济百强镇、中国休闲鞋和塑料薄膜生产基地，乐清市柳市镇、北白象镇和虹桥镇是中国低压电器生产基地。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旺盛，为外来流动人员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这些工业集群导致温州流动人口的分布呈簇状或点状的聚集形态。

居住隔离作为一个具有多维度、多尺度特征的复杂现象。由于人口聚居形态、居住质量和居住区位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更进一步的分异状况及其空间效应，单一的隔离指数、相异指数等无法准确刻画相同的人口分布比例。[45]因此，本书采用差异指数、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来表示温州市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总体情况。由表2-13可知，温州市流动人口差异指数为0.34，略大于0.3，表明温州市流动人口与本地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异度处于中等水平，小于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差异指数水平。[46]另外，流动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35，隔离指数为0.39，说明流动人口的分异度也处于中等水平。分异指数、差异指数和隔离指数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分异指数来看，分异度最高的是瓯海区和龙湾区，其次是乐清市和瑞安市，其他区县的分异指数都在0.4以下，文成县和泰顺县分异度最低。类似地，对差异指数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分异度最高的是瑞安市，差异指数达0.53，其次是乐清市和龙湾区，差异指数分别为0.45和0.41，瓯海区分异程度也较高，差异指数达0.37，文成县的分异度最低，差异指数为0.10。就隔离指数而言，隔离指数最高的是龙湾区和瓯海区，分别达0.57和0.56，其次是瑞安市，隔离指数为0.44，最低是泰顺县，隔离指数为0.10。瓯海区和龙湾区位于主城区附近，分布有较多的城乡接合部区域，城中村数量庞大，区位优势明显，因其较多廉价可供出租的农民房、较多的就业机会和便捷的对外交通，社会管理较弱，吸引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数量甚至数倍于本地居民。瑞安市和乐清市则是温州市民营企业的主要集聚地，分布着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厂和工业园区，吸引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就业。

（二）温州市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社会特征

居住隔离在城市空间中表现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聚居分异现象。从社区社会结构来看（见表2-14），调查的流动人口有19.75%居住在以本地居民为主的社区中，有58.73%居住在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混合社区，在城市中心的老旧社区中，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虽然在物质空间上呈混居模式，但从内部社会空间来看，却表现为明显二元化结构，群体间差异日益悬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较低。有超过1/5居住在相对独立的外来人口聚居区，这些流动人口聚居区大多位于交通要道，由于交通便捷，大量人流、物流汇聚于此，缺乏明确的空间界定，几乎处于城乡管理的真空地带，人员复杂且流动性大，各种复杂的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的流动人口在此呈混居状态。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兼具居住和工作的（下店上居、前店后居）的小作坊、小加工厂，也是治安事件高发地区，火灾、房屋倒塌等安全隐患最为严重。因此，这些聚居区难以成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稳定而长久的安居之地，在居住空间和社会空间上容易落入双重边缘化陷阱。如鹿城区双屿街道的营楼桥村，由于流动人口大量集聚，出租房屋的价格行情不断上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宅基地上建满密密麻麻的“握手楼”“贴面楼”，甚至开始侵占附近绿地、河流、道路，交通空间狭窄、人员进出不便。而租客煤气钢瓶随意摆放、私接乱拉电线、违规使用电器等现象比比皆是，卫生设施严重缺乏，生活污水、垃圾随意倾倒，使得流动人口居住生活环境严重恶化。这种恶劣居住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绝缘，容易形成“贫困文化”。[47]

从流动人口的视角来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总体上处于穿插错落式的混杂居住模式，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聚居特征。具体来讲，流动人口居住周围都是外地人的比例为26.09%，这说明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居住地人口组成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居住空间分异，导致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网络以血缘和地缘的初级网络为主，带有明显的同质性和乡土性。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社区邻居中老乡“很多”的占24.34%,“有几位”的占56.93%,“没有”的占18.73%。与自己的老乡住在一起，尽管可以获得一定的生活帮助和社会支持，[48]但减少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交流的机会，造成社会交往的内卷化，难以接触到城市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造成社会排斥，最终强化了对原有身份的认同。

从本地居民的视角来看，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情况，而且其程度要明显高于从流动人口角度考察的居住隔离。本地居民周围邻居都是本地人的比例为51.23%，这说明本地居民所居住的部分空间较为封闭，他们甚至还会通过住房筛选机制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邻里类型，进而去维护自己的群体边界和利益，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类别；加之新兴的封闭式住宅小区带有更加齐全的门禁等配套设施，在提供更加完善的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加速了居住隔离的生成，甚至很多是门卫式社区，外来流动人口很难或很少被允许进入。居住区位的临近不仅无助于阶层间的交流互动，相反却使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生活水平差距形成鲜明对比，往往容易造成流动人口的心理失衡与仇富心理。更常见的是，很多本地居民从主观上就不愿意与流动人口混居在一起。本地居民只要有条件，就会搬离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迁到本地居民集中的新社区，而把旧房子租给流动人口。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是对流动人口的不信任和不认同，透视出的是心理上的隔离。

（三）温州市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影响因素

1.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

从政策含义上说，宏观尺度的居住均匀性往往只是表面现象且无法体现更多的微观信息，微观尺度的居住分化和分异更值得深入研究、探讨原因和寻找对策。居住隔离意味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邻居的构成存在着空间差异。而且，居住隔离的核心点在于不同群体在物质空间上的关系，无论是从更大的空间范围看，还是具体到更小的空间尺度。空间距离往往意味着社会距离，居住隔离具体反映到居住社区和交往群体空间分布上，与社区居民地域上的接近程度直接影响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49]同时，人群彼此和人群内部之间的社会阶层身份认同感也会直接或间接通过居住空间和邻里的选择而表现出来，因此在更小地理空间尺度所展现出来的居住隔离更具有现实意义。[50]基于以上认识，居住隔离可以定义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形成的相对独立、集中、分化的居住空间分布格局，既可指物理上的区隔，也可指在同一空间中人群的相对集中度。在实际操作中，居住隔离具体可简化为“谁与谁为邻”的问题，也就是说邻里选择影响总体的邻里结构和社区景观，居住地周围的邻里类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住隔离情况，可以被视为一种微观层次的居住隔离。[51]

基于上述考虑，考虑现有数据的可及性，借鉴杨菊华对居住隔离测量的方式，本书将因变量——居住隔离简化为流动人口主要邻里构成，将“本地居民”“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数量差不多”两项合并，表示非居住隔离；将“流动人口”“不清楚”两项合并，表示居住隔离。对居住隔离赋值为1，非居住隔离赋值为0。具体而言，若邻居是“流动人口”或“不清楚”，则说明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若邻里类型为“本地居民”，至少从居住空间的分布角度看，是一种居住融合的状态，不存在居住隔离现象；若流动人口邻居中“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数量差不多”，则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较为均衡或理想的居住空间形态，可能更有利于彼此的接触和交往。当然，这里需要考虑以下情况：一是即使流动人口的邻居是本地居民，彼此可能没有相互接触或来往，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并不算居住隔离，而是交往隔阂。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生活方式渐行渐远，邻里关系因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森林的耸立而不断瓦解，因此地理毗邻和地缘接近可以说是进一步交往互动、消除居住隔离的基本前提。二是居住隔离现象其背后是城市居民作为“理性人”对邻里选择以及社区功能利益的追逐过程。本地居民尚未完全搬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本地居民搬离的数量可能会越来越多，导致邻里的重新配置，带来新的群族飞地。美国的研究表明，少数族裔群体的不断聚集，会显著提高当地白人搬迁逃离的可能性，且邻近周边其他潜在的可能社区中少数群体的数量和规模也是白人迁居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如果少数群体分布集中，他们就可能产生搬离的念头；[52]而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数量差不多至少可以认为是一种相对制衡的状态。

（2）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制度与结构要素、社区层面因素、主观态度因素和控制变量。具体来看，制度因素包括户籍类型和住房来源，按照户籍类型将流动人口分为城—城流动人口（赋值为0）和乡—城流动人口（赋值为1），住房来源中为拥有住房赋值为1，其他住房来源赋值为0。结构要素为流动的行政区域，分为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三种类型。社区层面因素包括以下变量：①社区类型：包括商品房社区、未经改造老城区、城中村三种类型；②居住区位：包括市中心、近郊、远郊三种类型；③居住区附近是否有污染型工厂；④居住区是否有活动空地。主观态度因素包括以下变量：①自我选择（对家乡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心理认同情况，赋值1—5，取值越高，表示自我选择性越强）; ②歧视感受（有歧视感受赋值1，否则为0）; ③居留意愿。

（3）控制变量

本研究同时控制个体的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连续变量）、月收入（取对数）、居留时间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

2.分析方法

鉴于本书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itc回归模型。

3.温州市流动人口居住隔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隔离是由外来流动人口个人因素、流入地的制度环境和住房市场因素共同决定的。由表2-15可知，在模型1中，制度与结构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有重要的影响。袁媛、许学强研究指出“本地/外地”的户籍属地差别是导致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根本原因，[53]其影响作用超过了“城市/农村”所带来的户籍身份差别，本书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即不同户籍身份者的隔离程度是有区别的。相比较于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更高，反映了乡—城流动人口群体在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等制度要素制约下的无能为力或束手无策，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流动人口因户籍制度分割而带来社会阶层分化。居住隔离不仅表现为地理区位上的远近和社会空间上的距离，更深层上的隔离反映为住房属性上的差异和不平等，[54]如果流动人口拥有住房，则其居住隔离显著减少，因为对于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流动人口来说，其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说是流动人口群体中的佼佼者，也说明这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融入能力，与本地居民为邻而居和接触的可能性更大。相对于跨省流动人口，省内跨市尤其是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程度较低。这是因为流动人口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越大，各方的资源竞争越发剧烈，地方有关行政部门革除居住隔离的结构性、制度性的障碍和体制风险就会相应地增加。同时，市内跨县迁移流动范围相对较小，流动人口和当地户籍人口在语言环境、饮食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较为相近，对当地往往更为熟悉和了解，所遭受的迁移压力较小，群体间社会融合更容易。

模型2主要考察社区因素对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影响，相对于商品房社区，城中村、未经改造老城区居住隔离程度更高，尤其是前者。这是因为城中村居住环境差，治安混乱，往往是本地居民不愿居住之地，导致本地居民纷纷搬离，出现人口倒挂现象，逐渐演变为流动人口聚集之所，甚至成为“不受欢迎的非正式移民居住区”，导致群体间的居住隔离不断加深。在国内很多大城市居住空间格局日益分异渐趋明显：高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豪华别墅区；中高收入人群居住于高档住宅社区；普通工薪阶层主要集中在中档商品房或经济适用房社区；低收入和贫困人群主要分布在破旧的老公房、传统老旧街区及低收入安置房社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则聚集于城乡接合部、城中村、工业园区集体宿舍及临时工棚。上述居住空间格局严重影响了城市空间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导致流动人口等社会底层群体的弱势地位在空间层面被进一步放大，表现为空间的异化、剥夺以及隔离，进而带来城市空间与社会地位的双重剥夺。相对于市中心，居住在远郊和近郊的流动人口面临更大的居住隔离风险，由于郊区相对缺乏有前景的就业机会、优质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流动人口几乎无望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而且郊区生活的诸多限制或不便成为影响流动人口生活前景的极大桎梏，并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边缘地位，导致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问题在郊区越发突出。居住区附近有工厂也会显著增加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城市近郊和远郊因为产业发展、低廉的租金等因素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而居住区附近有工厂因污染问题无形之中导致本地居民逃离。

从模型3可知，主观态度变量对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也有显著影响。按照地方分层论的解释，主流群体的心理歧视和社会偏见是导致居住隔离发生的重要社会因素，它限制了少数族群成员选择居住区的自由和权利，阻碍了他们将拥有的经济社会优势转化为居住空间的选择偏好。[55]尽管制度性和结构性障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削弱，但更为微妙地以文化歧视形式出现的社会障碍则将持续存在，[56]主要表现在主观心理层面上。若流动人口感受到歧视，居住隔离风险显著增加，尽管来自个人的歧视行为可能都很微弱，有些只是暂时的，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持久的居住隔离。而且，歧视往往从居住环境的选择和隔离中显露出来，在日常生活上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时时在提醒他们，他们并不是这个社区的一员，导致流动人口的生活环境更加封闭化，与本地居民间的居住隔离程度不断加深，同时遭遇本地人歧视的经历无疑使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下降，阻碍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与之相反的是，对流入地有较强的居留意愿和较低的自我选择性隔离，都会显著降低两者间的居住隔离风险。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城市有“现代性”需求和较高的归属感必然带来较强的融入意愿和社会认同度，驱动他们与本地居民沟通、交往和接触。反之，流动人口固守流出地习得的文化规则、价值观念和文化实践，不能适应流入地的文化差异，由此导致不适应感，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相同或相似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或经济地位的流动人口住在一起，形成同质性的居住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风险就会增加。因此，这种居住隔离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

以上子模型分别从制度与结构要素、社区因素和主观态度三个维度考察了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影响因素。仔细观察可知，三个维度的因素对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影响力各不相同，各模型解释力度差别较大。社区因素对居住隔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制度与结构要素，而主观态度因素的影响最低，说明相对于主观性的隔离因素，客观性的社区因素和制度与结构要素对流动人口居住隔离的作用更大。在纳入所有变量后，由模型4可知，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牵制下，上述观察到的各变量在作用性质和方向上没有显著改变，但由于众多变量的叠加作用，各变量的解释力相应分散并有所调整。总体上来看，受制度与结构要素胁迫更严重的乡—城、跨省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中村、远离市中心以及居住区附近有工厂的流动人口，感受到歧视的流动人口，均面临与本地居民之间更大的隔离风险。居住隔离可能使得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原本就存在的差距变得更大，导致城市社会的进一步分化。

从控制变量来看，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面临的居住隔离风险越小，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拥有较好的人力资本，较高的经济成就可以从市场上获得更高质量的居住品质，更有可能自主选择比邻而居的群体类别，因此有能力通过住房消费实现与本地居民的居住融合。出乎意料的是，并非收入越高，隔离程度越小，根据“群族飞地”理论，高收入并不意味着移民就会迁移到市民集中的社区居住，说明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社会交往、心理融合方面的滞后性和内卷化。尽管收入不断提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仍面临歧视、排斥甚至是自卑式的抵触，从而偏好于自我选择式的隔离来弥补制度要素牵制形成的寄人篱下的过客心态或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但是长此以往只会使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渐行渐远，居住隔离的局面日益加剧。从居留时间看，随着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将逐步接受城市现代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经济地位发生明显提升，流动人口生活空间逐步从集体宿舍、工棚转向常态居住的社区，[57]互动的范围逐步从血缘、地缘等初级群体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逐渐加深，对当地居民的信任程度会越高、感受到的社会歧视会越少，因此越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越能通过社会参与获取社会网络支持。

（四）居住隔离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

居住隔离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既是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空间表现，也是社会阶层分化与住房市场空间分化、个人择居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58]尽管居住隔离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伊始必须经历的现象和过程，无形之中对刚刚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起到较好的正向帮助，如较快形成自己新的人际关系网络，获取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提供求职、创业等各方面的信息，帮助流动人口较好地适应城市的社会生活；但是，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延长，这种隔离性的居住模式反而会限制流动人口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心理产生复杂深刻的影响，对社会分裂、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贫困陷阱的形成都有很重要的刺激作用，使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演变为城市内部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之间的新二元结构，[59]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城市治理困境，[60]从而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协调发展。

一是加剧群际隔离与内卷化。居住隔离将带来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社会空间由于地理空间结构的区隔而逐渐固化，形成不同群体间的隔离。其后果将放大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状态，造成社会断裂，不利于城市的和谐发展。居住隔离导致流动人口在消费、住房、公共设施等物质空间上与本地居民的存在明显分异，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社会空间上被本地居民所割裂开来。与主流人群相隔离的居住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流动人口拓展社会网络的努力，加剧对原有地缘、乡缘等关系的依赖程度，其社会交往表现为较明显且不断强化的同质性、内部性和封闭性，最终导致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

二是降低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二元分割式的居住模式不仅表现在地理空间结构上，更是内化为心理上。它阻碍了流动人口社交网络的扩展、社群间接触交往的机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因为流动人口居住的低档社区与本地居民生活的高档社区在地理空间上是相互分割开的，减少了两类群体之间接触交流的机会，扩大了双方的情感距离，阻滞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顺利进行。因邻里互动是增强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方式，而居住隔离恰恰弱化甚至阻断这种联系，阻碍本地居民对他们的接纳与包容，也阻隔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

三是加剧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居住隔离现象背后反映的利益垄断和社会分层化的格局，折射出城市居住空间资源分配的效率与公平。伴随着居住空间分异，也带来了弱势群体居住边缘化、高收入群体对社区资源的空间剥夺以及社区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等负面效应，并形成一定的亚文化。在农村社区、城乡接合部或老旧城区，人口结构组成同质化，或多为本地贫困人口，或多为流动人口。教育、交通、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较为缺乏，社会管理水平滞后。而这些服务与管理的缺失既降低这些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又会挤压甚至遏制贫困人口向上发展的空间，使得流动人口在教育、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上日益沦为弱势群体。这种带有继承性的贫困的际遇、挫败的压力以及无力改变现实的绝望心理由父代传给子代，加剧贫困分化或强化贫困世袭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群体的基本特点和人格特质，减少他们摆脱贫困的机会。

四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居住隔离现象并非单纯的社会分层现象，它是导致社会各阶层封闭化和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随着流动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同质性较强的人口集中居住，可能进一步强化内部之间的联系，形成更为内卷、更为牢固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本地市民高档社区形成鲜明对比，往往容易造成心理失衡与仇富心理，甚至可能形成与主流社会不相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流动人口住房的边缘化不仅造成了该群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隔离，也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边缘化，产生对生存发展的无力感和人生梦想的挫败感，使其滋生对社会不满或社会仇恨心理，激发他们的负面情绪，给社会安定和和谐造成隐患。心理上的不平衡一旦达到临界点，必将可能随时引爆长久积蓄的负面情绪，产生社会冲突，加重社会治安和管理成本，从而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