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全面禁止毒品使用的“毒品战争”没能达到减少毒品使用现象、毒品犯罪数量的效果，加之艾滋病病毒在毒品注射者之间广泛传播，“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被引入毒品治理领域。“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是以预防毒品危害的发生、控制并减少已经发生的毒品危害为核心，以刑罚、毒品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制度、禁毒教育、戒毒治疗、替代措施等各项措施为主要手段，着力实现对毒品需求市场与供应市场的有效控制，以期控制和减少毒品使用、毒品犯罪相关危害的具体方向性刑事政策。“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的核心是控制与减少毒品危害。毒品危害可分为毒品使用的危害与毒品犯罪的危害。其中，毒品使用的危害包括毒品使用对吸毒者个人身体健康的消极影响，以及吸毒者在毒品影响下实施犯罪，或为了获取毒资而实施获取型犯罪的情形。而毒品犯罪的危害仅指《刑法》第六章第七节规制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欲消除毒品使用与毒品犯罪的危害，必须经过有效控制此类危害的阶段。

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开启了打击毒品犯罪的长期战争。随着时代的变化，我国治毒政策不断更新与调整。随着人们对毒品、毒品犯罪生成机制认识的加深，21世纪初，我国治毒政策开始强调毒品问题的“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现行治毒政策表现为打击毒品需求市场与供应市场并举，但更加注重对毒品供应市场的打击。然而，在这一治毒政策的指导下，我国毒品犯罪数量、毒品使用者人数均整体增长、高位运行，毒品治理效果与治毒政策最终目的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现行治毒政策对于毒品供应市场和需求市场的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不乏采取“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的尝试。国际禁毒公约对于毒品问题的应对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滥用的危害为着眼点，以人类的健康与福祉为本，不断以毒品使用状况为依据增加列管药物种类，扩大管制范围，以毒品相关危害的减少、毒品市场的控制、毒品犯罪违法所得的消灭为主要途径。欧盟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控制毒品市场与减少毒品相关危害并重的毒品治理模式。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美国等欧洲和北美洲国家也将减少毒品使用危害的替代措施融入本国的毒品治理之中。以英国为例，在毒品供应市场的控制方面，英国构建了严密的法律规制体系、漏斗型的量刑方式，以及十分完备的毒品犯罪收益没收制度。在毒品需求市场的控制方面，英国采取了针具替换措施、阿片类毒品替代治疗，并逐步扩大这两项措施在监狱中的适用，以及狱中适用与出狱后的相应服务机构的衔接等措施，取得了有益成果。对于英国毒品治理的政策，以及该政策指导下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分析研究，可以为我国毒品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现行治毒政策已基本实现了对毒品需求市场与供应市场共同治理，但在治理过程中仍存在成效不明显、与预期成效存在较大差异的治理困境，适时调整现行治毒政策尤为必要。鉴于“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在控制毒品市场、减少毒品危害方面的有效性，以及与我国现行治毒政策总体方向的一致性，将“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引入我国将有助于我国毒品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引入“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将面临观念、制度和实践三个方面的障碍。在观念方面，我国对毒品存在“妖魔化”认识，对毒品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禁毒宣传太过注重宣传毒品的危害性，缺乏正确、全面、常态化的禁毒教育。在制度方面，毒品犯罪的死刑设置难以取得预防毒品犯罪的成效。虽然毒品种类、数量、纯度相结合才能反映某类毒品的危害，但我国缺乏以毒品危害为依据的毒品分级制度。此外，新精神活性药物“临时管制”制度的缺失，使得犯罪分子利用此物质被列管之前的时间差，实施制造、贩卖等行为。而违法所得没收制度在毒品犯罪领域的适用难题，则对消除毒品犯罪分子的犯罪动力提出严峻挑战。在实践方面，我国目前还存在着替代措施覆盖率低的问题。

在毒品犯罪治理领域引入“危害最小化”治毒政策，必须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障碍探寻化解的进路。首先，在观念方面治毒政策实施主体应转变长久以来对于毒品、毒品依赖、吸毒者的观念，承认部分毒品的药用性，客观对待吸毒者和毒品使用行为。禁毒教育应实现系统化与专业化，全面、有针对性地开展常态式禁毒宣传教育。其次，在制度方面，应构建明确的毒品分级与实时更新制度，将毒品级别作为影响定罪的因素。还应建立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临时管制”措施，确保即使尚未被列管，但是与列管毒品的化学结构、毒害性相类似或更为严重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制造、贩卖、使用等行为均得到正确指引与合理规制。在毒品犯罪违法所得的没收方面，需改进我国现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使其能够适用于各类毒品犯罪，并在毒品犯罪的“定罪没收”程序中采取扩大的没收，以消除毒品犯罪的经济动力的方式预防毒品犯罪，实现对毒品供应市场的有效控制。最后，在实践方面，应进一步限制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进一步增加替代措施的覆盖率，以确保需要此类帮助的人们能够轻易获得此类帮助。

关键词：毒品危害；治毒政策；“危害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