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
在对“四人帮”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主要特征分别进行了分析以后，我们不妨对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质作一个小结。
“四人帮”梦想建立的理想国是什么性质的呢？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论述过封建徭役经济的特点：第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第二，直接生产者被束缚在土地上。第三，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地主对农民实行超经济的强制。第四，技术的极端低劣和停滞是上述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后果，因为种地的都是迫于贫困、处于人身依附地位和头脑愚昧的小农。让我们把“四人帮”的“社会理想”和封建经济的现实对照一下吧，两者是多么地相像啊。过去人们常常感到奇怪，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四人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帝王思想。揭露了“四人帮”社会理想的实质，这个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据揭发，江青一次在训斥敢于顶撞她的工作人员时竟然大发雷霆：“你敢顶嘴！两千年前你敢这样吗？两千年前我和你是什么关系！”[13]这脱口而出的斥责，道出了江青的心声，暴露了她的政治理想，确实是要当“女皇”，不过不是她自称的什么“共产主义的女皇”，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女皇。这种政治理想，是同他们对封建经济制度心向往之的社会理想相适应的。
揭露“四人帮”社会纲领的封建性，对于我们彻底剥去他们的假面，认识他们的本质是大有帮助的。“四人帮”的封建性，使他们能够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甚至打着“反资本主义”的旗号去为比资本主义更加落后反动的剥削制度招魂。认识这些“左”的口号的社会实质，可以使我们不为它的“反资本主义”的外表所迷惑，避免上当。列宁在揭露封建社会主义的反动性时指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它是与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应当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绝不能只要看到一种思想体系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就认为它是进步的和革命的。我们必须从反动派的极“左”口号下揭露出他们的极右实质。
当然，仅仅指出“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具有封建性是不完全的。“四人帮”要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们的主观爱好。即使像“四人帮”那样的反革命狂人，也不能不考虑到，在社会生产力已经有很大发展的条件下，要原封不动地恢复古代的封建秩序是绝不可能的。就连一个世纪以前的清末封建势力，也需要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勾结起来，使自己买办化，才能适应已经和古代有所不同的情势，更何况科学昌明、生产力迅猛发展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呢。所以，尽管“四人帮”想建立有“女皇”的“新天朝”想得发了疯，也还是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理想国”蓝图，去建立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就是“四人帮”能够提出的现实的纲领。这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结成反动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四人帮”的得逞也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但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体系中的那种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或民族资本主义。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同“四人帮”之间的这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的斗争中心，“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是对“四人帮”全部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实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人们常说，“四人帮”的一切倒行逆施，都是为了篡党夺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说“四人帮”力图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无疑是对的。但是，毕竟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四人帮”要建立反革命专政的政治权力，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建立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四人帮”成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主要就还是由于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利益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成为某一阶级的代表人物是由于：他们不能越出这个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是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使之在实际生活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来说，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封建主义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比民族资本主义更长；这种封建主义的影响既深且广，因此到了社会主义的现阶段，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特别是思想领域，它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我们曾说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资本主义长得多，但我们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剥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过比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早几年。在民主革命中，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我们一时也来不及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既深且广的影响作彻底清算，肃清它的一切流毒。在这种情况下，如“四人帮”一类的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有机会就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的旗号，挂起“革命”的招牌，进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就毫不奇怪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国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没有根本改变以手工工具为主的状况，因此小生产的根源还存在，而小生产却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列宁说过，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了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全部心理健全起来。这种情况使我们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更加重大。
总之，我们不仅面临着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而且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悲惨旧境绝不允许重现。党中央带领我们进行的新长征，必将如狂飙骤雨，荡涤中国的土地，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一切污毒扫除干净！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1] 与周叔莲合写。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1页。
[3]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见《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4]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附片》，见《洋务运动》（一）第134页。
[5] 《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173页。
[6] 曾廉：《纺砖楼记》，《爪蠡菴集》卷15，第31页。
[7] 参见《辽宁日报》1977年4月20日。
[8] 姚文元1974年4月6日的一次谈话。
[9]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2日和《辽宁日报》1997年1月21日。
[10] 《郭春畲对问》，《直隶工艺志初稿》丛录下，第15页。
[11] 参见《商君书》《韩非子·六反》。
[12] 参见《人民日报》1978年5月22日。
[13]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