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可能解决办法的分析
究竟如何对待上述令人烦恼的摩擦和弊病呢？这是所有关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们面临的尖锐挑战。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决办法，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三类：（1）实行重新集中化，回到原有体制，至多在占主导地位的命令经济的旁边，保留一小块“市场调节”和多少具有灵活性的价格的活动场所；（2）立即结束双重体制，消除旧价格体制的残余，一举实现定价机制的完全自由化；（3）把双重体制当作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渡阶段，逐步地转入新体制的运行轨道。虽然在目前的双重体制下，回到旧体制去的危险是始终存在的，但是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人公开地提出第一种意见。至于第二种意见，由于在短期内消除旧体制的一切因素是明显不可能的，因此，似乎也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留下来有争论的问题就只在于实现过渡的方式和速度了。在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被称为“尽快过渡论”。例如，有作者认为，“双轨制弊大于利，应尽早过渡”[12]。也有人从目前城市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还是旧体制，新体制由于配套不足无法有效运转立论，认为“近年来经济波动的体制根源在于新旧两重体制的相持状态”“根本改善的出路……就在于打破新旧体制相持的状态，使新经济机制能较快发挥主导作用”[13]。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在目前这种旧体制只是被打开了若干缺口，新体制还不能作为一个系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存在着经济波动加剧和走回头路的严重危险，因此，应当力争早日打破目前这种双重体制相持、双轨价格交错的困境，使新的经济机制尽快地起主导作用。实现了这一点，虽然并不意味着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的结束，但是由于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它的功能，而会使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入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他们主张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建立竞争性市场和建立间接调控体系等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有步骤地进行同步配套的改革。其首要步骤，则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理顺价格，同时建立起新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框架。
相当多的人认为前一种想法过于理想化。他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发育程度低下的发展中国家，不能追求双重体制很快过渡到单一的商品经济轨道上去。因此，他们主张采取“走小步”“渐放渐调”，比如说，每年将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的物资数量增加10%—20%，同时对计划价格作少量的调整。这样，可望在5—10年的时间内实现价格体系的合理化。
支持这种观点的有多种论据，其中包括：应当保持前几年改革战略的延续性，而不应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走一条“大配套”改革的新路子；“双轨制”增加供给、搞活市场的积极作用正在发挥，没有必要过早地加以改变；“双轨制”提供了一种形式，“使得在整个庞大的运行体制转换结束之前就能解决企业的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保证“企业挣脱行政隶属和等级差别的羁绊”[14]；等等。不过在我们看来，最有力的论据还在于，目前的经济情况不允许采取大的改革动作，在短期内实现由旧体制占主导地位到新体制占主导地位的过渡。正如刘国光所说，“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还是要解决国民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宏观平衡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论是计划体制的双轨制，物资流通体制的双轨制，以及集中反映这两者的价格双轨制，都不可能消失”，而由于“上述宏观平衡问题一时难以彻底解决……双重体制向单一新体制的过渡以及双轨价格向单轨的新价格体系过渡的时间恐怕很难如中外经济学者所希望的缩得很短”[15]。
以上分析无疑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可以商榷之处在于：宏观平衡问题，即总需求膨胀，以致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是不是注定不能解决。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确如J.科尔奈所说，存在着“扩张冲动”“投资饥渴”和“消费饥渴”，因此，“短缺”和需求膨胀乃是内在于这种经济的倾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一定的时限内，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对于控制需求和改善供给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从中国的历史看，为了一定目的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供求大体平衡的状况，还是可以做到的。多次“增产节约运动”和“经济调整”都起了这样的作用。就拿最近时期的一个实例来说，1981年的经济调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造成了“买方市场”次第出现的局面。[16]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够抓住这种有利条件进行大步的配套改革，坐失了良机。至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至今后果还没有完全消除的那次消费和投资的膨胀，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内在于旧体制的“消费饥渴”和“投资饥渴”的推动；另一方面在宏观决策上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经济改革的关系[17]以及具体工作上的失误，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见，如果认识明确，坚决执行“把改革放在首位”，经济“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的方针，采取一切措施“坚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18]，从而为配套改革争取到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并不是绝对难以做到的。
把上面所说的一切概括起来，我们也许可以建议采取这样的策略：在近期内用一切手段控制总需求膨胀，推出价格改革、财政税收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基本措施，初步形成货物市场、服务市场和短期金融市场的框架，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双重体制胶着对峙、新体制不能起主导作用的局面。不过即使到那时，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和复杂性，旧体制和旧调节方法的某种残余仍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保存。只有经历较长时间，逐步完善新体制，使之能够渐次完全取代旧体制的功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结束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
[原载《吴敬琏文集》（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1] 这是本书作者和赵人伟提交的1986年10月在美国纽约州阿登别墅召开的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讨论会的论文。英文载《比较经济学》，1987年9月。
[2] 吴敬琏：《城市改革的关键是搞活企业》，载《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9月24日。
[3] 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这是一份给国务院领导的建议书，后来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1期。
[4] 华生、何家成等：《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刘国光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华生、何家成等：《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5] 樊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载《经济研究》1959年第2期。
[6] 薛暮桥：《关于调整物价和物价管理体制的改革》《价格学会要认真研究物价涨落的客观规律》，载《薛暮桥经济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 《红旗》杂志编辑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前言》，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1辑，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
[8] 载《经济日报》1986年2月26日。
[9] 转引自刘国光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
[10] 载《人民日报》1985年6月4日。
[11] G.蒂德里克：《中国国营工业的计划与供给》，载陈吉元、G.蒂德里克编《中国工业改革与国际经验》，中国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228页。
[12] 赵林如：《关于价格改革的几个问题》，载《经济工作者学习参考资料》1986年第7期。
[13] 吴敬琏：《经济波动和双重体制》，载《财贸经济》1986年第6期。
[14] 华生、何家成等：《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载《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15] 刘国光：《我国价格改革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载《财贸经济》1986年第5期。
[16] G.蒂德里克的前揭文章对这一情况有很好的描述与分析。
[17] 总结这方面的教训，198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改革的关系，有很好的分析。
[1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85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