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一 研究内容

本书以分析师关注是否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为核心问题来展开分析。现有理论和已有文献均证实分析师关注行为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信息，但结论并不一致。本书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以往研究对于分析师是如何影响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解并不全面。因此，本书以会计信息自企业内部流向市场的信息链条为逻辑主线，研究分析师关注对会计信息流动各层面的影响机理。同时，通过借鉴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对分析师在各层面的影响作用进行进一步分析，从而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本书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从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入手，提出研究问题在当前资本市场背景下的重要性。其次，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了本书的研究意义。最后，根据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提出了本书的研究问题并列出了研究问题的逻辑框架，之后简要陈述了研究方法、内容、框架及研究的创新点。

第二章为文献回顾与评述。本章主要围绕本书核心研究问题，首先对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分析师关注的相关文献分别进行了回顾和整理。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主要基于重大错报结果的表征和基于影响重大错报的因素两方面进行研究，笔者对此分别进行了回顾。其次，针对有关分析师关注的文献进行了综述，通过整理发现分析师关注的影响方面包括财务舞弊及重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资本市场反应以及审计意见及费用。最后，对已有文献进行了评述以及阐述了对本书的启示。

第三章为制度背景。本章对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制度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其中包括证券分析师行业的产生和发展、性质和特征，以及证券分析师行业对资本市场的作用。

第四章为证券分析师关注对重大错报风险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是本书的理论核心部分。首先，根据本书主要的逻辑主线——会计信息链的传递，认为具有更多信息渠道和专业分析能力的证券分析师对信息的“生产制作—过程控制—产品鉴定—披露给市场”的整个信息商品的“产品链条”分别起到了监督及改善等作用，即降低了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险存在的可能性。其次，借鉴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心理学的理论，对分析师关注对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关系分别从Jensen和Meckling（1976）的委托代理理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青木昌彦（2001）的比较制度经济学分析、Deci和Ryan（1985）的认知评价理论，以及Cressey（1953）的舞弊三角形理论进行进一步理论分析。最后，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和演绎，提出了研究的相关假设。

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分别从信息传递的不同阶段，对分析师关注影响重大错报风险的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每章实证检验均包括了样本选取、研究设计、实证结果分析、稳健性检验以及结论。具体来说，第五章对证券分析师关注对财务报告舞弊及财务报告重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舞弊和差错都能形成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财务报告舞弊是形成重大错报的主要因素，以往研究默认为注册会计师应该能够识别会计差错，最终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是由管理层的会计舞弊造成的，因此在与重大错报风险相关的文献中，财务报告重述和财务舞弊违规公告作为最常用且最直观的两个变量出现。上市公司由于对财务报告造假而造成资本市场损失，被监管部门处罚，并同时被发布违规公告。财务报告重述是指对前期发布的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误进行修正或重要信息补充，在审计领域中被广泛地使用（Kinney等，2004；Archambeault等，2008；Chin和Chi，2009）。所以，财务重述和违规公告从直接性（Directness）和重大性（Egregiousness）来说，都是衡量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有效变量（Defond和Zhang，2014）。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分析师的关注度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舞弊和重述发生概率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结果说明，一方面，分析师的关注在信息“制作”层面对管理层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遏制了管理层的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分析师能够识别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并相对减少了跟踪行为，并且分析师的跟踪行为能引起监管方面的注意，督促其对上市公司进行进一步调查，提高了财务报告舞弊被发现的概率。

第六章是证券分析师关注对盈余管理信息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以往研究对分析师关注是否能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一直存在争议（Yu，2008；Dyck等，2010；袁知柱等，2016；Hu和Schaberl，2017）。笔者认为，由于成本及自身能力问题，分析师倾向于识别那些非常极端明显的盈余操纵，而非任何程度的盈余管理（Bartov等，2002；Dechow等，1995）。大部分公司可能都存在会计准则“灰色地带”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章采用盈余管理信息风险衡量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结果发现，分析师关注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信息风险及基本面信息风险均显著负相关。结论指出，同样处于会计信息的“制作”层面，分析师的关注会使管理层减少“极端”的盈余管理行为，即波动幅度较大的会计操纵；同时，当上市公司存在较为“极端”的盈余管理行为时，财务报告会具有较高的盈余管理和基本面信息风险，分析师会相应地减少关注来保护自身的声誉风险。

第七章是证券分析师关注对内部控制评价影响的实证检验，对分析师关注是否影响会计信息传递链的“控制”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设计增加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舞弊的动机并为其行为增加了合理化的因素（陈汉文等，2005；张龙平等，2010）。本章将公司内部监督层是否披露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作为财务报告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替代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分析师关注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的概率正相关，与内控存在缺陷的概率负相关。结论说明，分析师的关注改善了企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增加了公司内部监管高层对内控信息的披露概率，因此分析师关注较高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概率较低。在内部评价报告披露强制后的子样本中，分析师关注与内控存在缺陷概率的显著负相关关系仍成立。

第八章是证券分析师关注对审计费用及审计意见影响的实证检验，对分析师关注是否影响了会计信息传递的鉴证层面进行实证检验。较多的审计努力（或投入）通常被认为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具有重大错报风险的表征之一（路云峰，2009；Fang等，2014）。当审计师在对被审计单位进行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时认为其具有较高风险，则会相对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因此，本章将审计费用作为企业财务报告具有重大错报风险的替代变量。另外，当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风险时，审计师会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以警示资本市场，所以第八章将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另一个重大错报风险的替代变量。通过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分析师关注与非标准审计意见发生的概率、外部审计师收取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具有识别能力并相应地减少了关注，因此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同时，企业具有的审计风险也相对较高，外部审计师所需的投入也较高，因此表现为较高的审计费用。当进一步地将所有非无保留审计意见从全样本中剔除，只留有无保留审计意见和无保留加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意见时，分析师的关注度越高的公司仍具有较低的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因此更可能“收获”审计师的“清洁”意见。研究结论在控制稳健性后仍成立。

第九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此部分对研究的主要论证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同时概述了研究的局限性和相关领域的未来研究建议。

二 研究框架

根据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框架如图1.2所示。

图1.2 本书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