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華陽國志》是記述西南地區從史前傳說時代到東晉時期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地方志，作者為東晉蜀人常璩。
常璩，字道將，東晉蜀郡江原小亭鄉（今崇州市三江鎮）人，約生於291年，卒於361年。[1]當時常氏為江源大族，常璩青少年時期廣讀典籍，知識淵博。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漢政權後，注意網羅舊家大族，任命常璩為散騎常侍。347年，東晉桓溫伐蜀，成漢滅亡。桓溫在四川停留期間招募賢才，器重常璩，授以參軍之職。入晉後，常璩居東晉都城建康。東晉朝廷重中原故族，輕蜀人。時常璩已老，加之受到歧視，遂退而著書，寫成《華陽國志》，旨在讚譽巴蜀文化悠遠，人才濟濟，以反抗建康士流對蜀人的輕藐。《華陽國志》記載了遠古至東晉永和三年（347）巴、蜀、漢中、南中的政治、歷史、地理、經濟、民族等情況，還集中記述了巴、蜀、漢中、南中傑出的先賢烈女，為研究西南地區的古代政治史、經濟史、地理史、民族史、文化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而此書被認爲是“研究古代西南各族人民歷史、地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獻”[2]。前人于此書評價甚高，如唐劉知幾《史通·雜述篇》，稱“詳審不朽”；宋吕大防在重刻此書的序文中謂“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而清代劉光謨更是奉其為方志之源，稱“方志之書，始於吾蜀。《華陽國志》其鼻祖也”。
《華陽國志》歷代書目均有著録，擇其要者而言。
《隋書·經籍志·史·霸史》:“《漢之書》十卷，常璩撰。《華陽國志》十二卷，常璩撰。”
《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史録·偽史類》:“《華陽國志》三卷，常璩撰。《蜀李書》九卷，常璩撰。”
《新唐書·藝文志·乙部·史録·偽史類》:“常璩《華陽國志》十三卷。又《漢之書》十卷。《蜀李書》九卷。”
《宋史·藝文志·史類·別史類》:“常璩《華陽國志》十卷。”《霸史類》:“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史部·偽史類》:“《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撰。華陽，梁州地也。紀漢以來巴、蜀人物。吕微仲跋云：‘漢至晉初四百載間，士女可書四百人，亦可謂盛矣。復自晉至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同沒，何可勝數。豈不重可嘆哉。'”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雜史類》:“《華陽國志》二十卷，晉散騎常侍蜀郡常璩道將撰，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焉、劉璋，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跡。末卷《敘志》云：‘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惟《華陽國志》存卷數與《隋志》《舊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傳寫誤也。”
從各書目著録的情況看，《華陽國志》成書以來基本保持了原貌。而常氏著作除《華陽國志》外，其餘都佚亡了。[3]關於《華陽國志》的流行情況，任乃強先生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中做了極為詳細的梳理，此從略。
關於《華陽國志》的性質，唐劉知幾把它看作地理著作，《史通·雜述》篇說：“若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直到今天，學者們對《華陽國志》的性質看法仍不一致，有許多學者認為該書是地方史，持此論者以譚其驤、王仲犖為代表。如王仲犖說：“從這部書的書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實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4]任乃強也評價《華陽國志》是“地方史中開創造之局”。[5]有的學者認為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地方志，持此論者首推朱士嘉：“《華陽國志》十二卷，附録一卷，晉常璩撰，《隋書·經籍志》以之入霸史類，《直齋書録解題》以之入雜史類，《郡齋讀書志》以之入偽史類，《四庫提要》以之入載記類，而皆不以地志目之，今審其書，乃專記巴蜀地理、風俗、人物之方志也。”[6]杜澤遜也認為《華陽國志》是“現存最早的地方志”。[7]
《華陽國志》一書，不僅性質歧說各異，歷代流傳的版本也字句紛歧，不可卒讀。《華陽國志》版刻流傳始于宋代成都府尹吕大防，其後有李
嫌吕刻訛亂，參以前四史整理刻本，為最早刊行之整理本。明代先後有劉大昌刻本（依李
本）、張佳胤刻本（依吕大防本）、吴琯刻《古今逸史》本（依張佳胤本）、何允中刻《漢魏叢書》本（依吴琯本）、李一公刻本、影寫《永樂大典》本、錢穀抄本（依李
本）。清代有李調元刻《函海》本（依李
本）、王謨刻《漢魏叢書》本及浙江增補何允中《漢魏叢書》本（依何允中本）、廖寅刻本等。據吕淑梅《〈華陽國志〉 版本集說》:“雲南省圖書館庋藏《華陽國志》古今版本計22種之多。”[8]李勇先《華陽國志珍本彙刊》收有23種。校勘《華陽國志》諸家中，惠棟、盧文弨、孫星衍、顧廣圻等最為知名。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開拓于前，劉琳《華陽國志校注》繼起於後，二位都是史學名家，功力深湛，於地名之詮譯，史實之考訂，著力尤多。但未安處仍有不少。
《華陽國志》作為一部地方志，有著自己編年體和紀傳體結合的獨特體例。《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前四志以地區為線索；《公孫述劉二牧志》《劉先主志》《劉後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壽勢志》以時間和政權為線索；《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漢中士女》《後賢志》以人物為線索，體例不一。王樹民曾稱贊《華陽國志》“組織嚴密，系統性很強”,[9]劉重來稱《華陽國志》“廣訪博諮，取材豐富；謹嚴詳審，取材有方；抑絀虛妄，糾正謬言” “史料獨有、豐富、可靠”。[10]但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一、《華陽國志》中常見一人之事散見於各卷之中的情況。根據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華陽國志》成書非一時而就，且常璩在著述過程中參閱了前人及同時代的其他著作。這樣的成書過程導致《華陽國志》對部分事件發生的時間記録有闕誤的情況。
二、《華陽國志》成書後，歷代傳抄，其中文字多有亥豕之誤，甚至篇章都有缺失，致使《華陽國志》不可卒讀。對於《華陽國志》的校勘，目前僅能上溯到宋代李
刊刻《華陽國志》時，此後多位學者對《華陽國志》進行過校勘。近世劉琳、任乃強對《華陽國志》的校勘整理成果被劉重來譽為“劃時代的兩部整理專著”,“《校注》簡明扼要，其讀者群既有專業研究工作者，也有一般讀者”,“《圖注》則以其全面、深入、翔實、探討等特色，更適合專業研究工作者”,[11]評價極為中肯。
三、常璩在《華陽國志》的寫作過程中對某些人的記録，僅有隻言片語，甚至前後相互抵牾。[12]任乃強《校補圖注》對《華陽國志》的考證頗見功力，但仍可完善。[13]
本書體裁采用編年體。編年是我國史學的優秀傳統，“記事者以事繋日，以日繋月，以月繋時，以時繋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劉知幾《史通》中評價編年體“繋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王錦貴在《中國歷史文獻目録學》中總結編年史之長。一是便於考察一時代之大勢，編年體最大的特點是以年為經、以事為緯。這樣在同一時代內，各方面皆可以瞭然。二是編年體宜於長編。盡人皆知，愈至後世，史料愈繁。編年體嚴於時間為序編排史事，這就可以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重複，節省篇幅，便於讀者。[14]對《華陽國志》所記人物事件編年可以補正《華陽國志》闕誤，將重出而散見之事，甚至重出而抵牾之事依照時間先後清楚呈現。此外，我們結合今天的文獻資源、實物資料和研究成果對《華陽國志》深入考證，尋找更充分的證據，提供可信的材料，以還《華陽國志》所記人、事以本來面目。
本書成書過程中，除了著者汪啟明、趙静、羅業愷外，張敏敏、朱佳、宋旻熹也參加了資料收集、撰寫等工作。書稿成後，羅業愷、張敏敏還協助做了全書的統稿工作。其他參加的人員及分工見本書環襯。漢語言文學專業拔尖班2019級同學校對了部分書稿。本書得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的大力支持，編輯任明先生為此書付梓做了大量辛勤的工作，在此表示感謝。由於我們水準有限，錯誤在所難免，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汪啟明 羅業愷
2020年8月
[1]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
[2]汪啟明，趙静譯注：《華陽國志譯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趙振鐸《序》。
[3]汪啟明，趙静譯注：《華陽國志譯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趙振鐸《序》。
[4]周九襄：《漢代江原縣及其相關問題——讀 〈崇慶縣誌〉 劄記》,《中華文化論壇》2006年第1期。
[5]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頁。
[6]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統計表》,《燕京大學史學年報》一卷1932年第4期。
[7]杜澤遜：《文獻學概要》，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36頁。
[8]呂淑梅：《〈華陽國志〉 版本集説——兼談雲南省圖書館所藏版本》,《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9]王樹民：《史部要籍解題》，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55頁。
[10]劉重來：《說 〈華陽國志〉》,《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1]劉重來、徐適端：《〈華陽國志〉 研究》，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48頁。
[13]曹書傑就曾撰文《〈華陽國志校補圖注〉 失誤十二則》（《文獻》1995年第4期）、《〈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後賢志〉 訛誤考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匡正任乃強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