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林鸿亦：“酷日本”政策中的虚无主义

【主讲人简介】林鸿亦：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日本立教大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方向）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传媒领域的对外援助、日本对外传播思想、公共性理论与实践（传播与社会创新）。主要著作有《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冷战》（与贵志俊彦、土屋由香合编），台北：稻乡出版社2012年版等。

2015年2月3日下午，第6期“厦大新闻学茶座”在厦门马哥孛罗东方大酒店会议室举行，此次茶座为临时召开的茶座。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林鸿亦副教授应邀做了“‘酷日本’政策中的虚无主义”的主题报告。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主持，由《国际新闻界》杂志协办，来自厦门大学新闻、外文、人文学院和厦门理工学院的十余位师生，以及厦门市台湾学会等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茶座。

林鸿亦博士首先从自己如何找到这个课题开始说起。林博士在日本立教大学攻读博士课程时探讨“日本、美国以及国际组织在亚洲地区如何从事传播的对外援助工作”这一课题，当时处理日本方面的内容时，接触到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因此对日本的政策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并由此发现其对外宣传中的意识形态，不会只停留在统治阶层，也可能存在于民间。在本次茶座上，林鸿亦博士便是以“酷日本”为例来谈民间的意识形态。报告从“政策过程”“文化国族主义下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虚无主义在日本”“东亚的文明、文化虚无主义”“次文化中的浪漫决断”“作为反讽的日本”六个部分展开。

在第一部分“政策过程”中，林鸿亦博士向茶座参与者介绍了从2002年美国记者第一次提出“酷日本”（cool Japan）到之后日本产经省、外务省等政府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再到2007年日本NHK播出的“酷日本”（cool Japan）节目的过程，从而梳理了“酷日本”出现的脉络。他指出其本质是想借由外国人的视线，来认同“酷日本”，希望形成一种爱乡爱土的风潮，甚至也希望通过此举来让日本年轻人“爱国”。在第二部分“文化国族主义下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中，林博士则从“日本年轻人是如何与国家结合起来”这一问题出发，谈及日本战后对其军国主义的研究及日本人论的变迁。指出这些举措在强调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同时，目标是将其文化转变为文明，进而追求文明的普遍性。在第三部分“虚无主义在日本”中，林博士着眼于虚无主义在日本的具体表现——经济不振、少子高龄、公共心缺失等现象，指出日本保守势力视盘踞日本社会的“虚无主义”为“消极的虚无主义”，同时又意图用“积极的虚无主义”来为日本在世界定位。而“酷日本”则是这一举措的具体表现。第四部分“东亚的文明、文化与虚无主义”中，林鸿亦博士谈到文明、文化、虚无主义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小仓纪藏的“文明与文化的非固定性”来解释，曾在日本近代出现，现在又以“酷日本”这一形式出现的“将虚无主义文化化”的现象。第五部分“次文化中的浪漫决断”，则指出存在于年轻人中的虚无主义——“中间项的不在”问题。所谓“中间项的不在”即处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社会过程被抽离，人与人之间处于弱连结的状态。在第六部分“作为反讽的日本”中，林鸿亦博士再次回到对“乡土爱、爱国心”的探讨，对近代日本由农本主义生出军国主义、浪漫主义让年轻人从容赴死进行分析。同时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要解决的都是日本在近代化中失去的主体性问题。

在讨论互动环节，《厦门晚报》原总编辑朱家麟博士就“酷日本”为何得以提出来，它的出路究竟如何，以及它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朱博士指出，虚无主义一直是日本文化的主流，日本文化的两个特征之一是“凄美”，另一个是将两个极端结合得非常好。他表示，也许可以从心灵层面上去追究日本出现的幻灭感，尤其是结合日本的宅男现象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放到日本经历战败、经济高度发展以及萧条的历史脉络来理解。在美国出现过垮掉的一代，现在日本也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似乎也出现拖延症等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存在着共性。

外文学院的吴光辉教授则就林博士报告中所涉及的核心内容“如何去理解日本”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感想并提出问题。他表示在哲学上，对“酷日本”一词不用“政策”而是会采用“语境”一词。川端康成演讲中企图从知识论的角度证明日本的合理性。“酷日本”一词中本身含有审美意识。他同时提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日本的问题。中国曾经尝试着从历史、宗教、伦理观念、心理构造方面来认识日本，但都存在过偏差和悖论。例如历史方面，存在战前战后的断层；宗教方面中国注重修身，而日本则注重外来刺激；伦理方面，中国的儒学传到日本之后竟成了日本学者眼中战争的根源；心理构造或者说思维方式方面，中国一般是三元的，而日本人却是二元对立式的。这些差异导致我们从这些角度都无法认清日本。无论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浪漫主义，还是现在的“酷日本”，日本对近代性的探讨是从审美的角度，而非知识学的角度。

最后，卓南生教授进行了扼要的总结。他指出，在谈论日本的文化输出政策时，不能离开时空的语境，也不能不留意战前与战后日本某些思潮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他同时还表示在日本，天皇与天皇制是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经历两次安保斗争及学生运动后，日本官方政策的重点是诱导青年远离政治，后来则将计就计，鼓励并主导“积极的虚无主义”。了解了这些时空的背景，再结合20世纪配合日本国策而出台的“文化外交”战略构想，我们就不会为其“酷日本”与“虚无主义”的相结合而有所迷失。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王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