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应性族群视角

反应性族群视角源于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的结构性异化。当族群边界与工业化边界重合时，更多的权力和资源被多数族群获得，少数族群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不公平的社会经济结构激发了集体的相对剥夺感或愤懑心理（grievance）。这种情况被赫奇特称为“内部殖民”。[13]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集体性不平等易刺激产生族群动员，[14]尤其在自然资源依赖型和出口型产业占经济主体的地区，随着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波动，经济不平等更容易被边缘族群感知，从而产生反应性族群动员。[15]

与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动员的条件类似，反应性族群动员应满足以下条件：显著的经济地位不平等，不平等的认知成为集体压制的部分模式，以及被压制群体成员之间有足够的沟通。当文化差异和阶级差异重合的时候，政治动员的形式会表现为族群动员而不是阶级动员。[16]在文化主义视角中，文化特殊性定义了族群动员的形态，而在反应性族群动员中，族群性（如语言、出生地、种族等）只成为成员资格的标志，族群文化符号的特性可能对族群动员形态影响不大。

反应性族群动员的方式未必一定是理性的，但一定是有明确目标的、政治性的，动员目标是通过“掌控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获得福利”,[17]有时候族群会努力通过政治实践将自己塑造为具有政治疆界的民族（nation），发展成为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并进行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动员。

印尼的反应性族群动员与印尼共和国建国后，尤其是苏哈托执政时期的快速现代化相关。苏哈托的国家民族主义压抑了少数族群和地方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加深了快速现代化的负面后果，导致民主改革前后的族群暴力。[18]尤其从较低水平开始经历快速城市化同时对国家机构高度依赖的地区更容易出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易发生社群和族群暴力。[19]冯·克林肯在控制族群人口结构的基础上比较了中加里曼丹的族群暴力和东加里曼丹的和平，认为中加里曼丹的经济发展起步慢且对国家依赖程度强，剧烈的政治变革对该地影响较大，而东加里曼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结构更复杂且对国家依赖程度低，剧烈的政治变革对该地的影响相对较小。[20]

反应性视角常用于解释印尼族群分离运动。亚齐分离运动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掠夺该地的对外贸易收入和油气资源，却置亚齐的贫困和落后于不顾。巴布亚在1963年转移给印尼后，其工矿企业被收归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铜金矿之一格拉斯堡矿场也被中央政府卖给美国自由港公司。巴布亚的贫困没有得到改善且为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央政府对边缘地区的“内部殖民”为族群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某种正当性。

制度内族群动员也有起源于现代化成果分配不均的问题。例如，在新建自治区案例中有少部分案例属于反应性族群动员。本地族群往往由于遭受政策中的系统性歧视，或在与迁入移民的竞争中失败而丧失了发展机遇。他们通过制度内方式争取政治自决权和发展权利，典型案例如哥伦塔罗省[21]和帕帕克县[22]的分立。

从印尼的经验事实上看，相当一部分反应性族群动员使用了制度外动员方式，这可能与威权政府的镇压强度有关。使用反应性动员理论的研究关注各案例的特殊背景，对个案的解释和深挖非常充分，但很难产出对印尼大部分族群动员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对反应性族群动员的普遍评价和批评也适用于印尼研究，即这种理论视角更善于阐释动员的原因，但对选择何种动员方式的解释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