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印尼族群动员方式选择的既有解释

印度尼西亚有三百多个族群，在印尼语中称为部族（suku bangsa）。20世纪50年代族群—地方叛乱曾令新生的印尼共和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危机。苏哈托政权弘扬“统一的印尼民族”意识形态，压制族群政治和地方主义以维护政权稳定。然而在印尼民主化和地方分权改革之后，族群动员在全国范围内复苏，人们以族群身份为基础通过多种方式促成集体政治行动。族群动员几乎出现在所有类型的政治过程中，如族群分离运动、地方选举、议会游说、罢工、游行示威、暴力冲突等，几乎一切社会运动的手段都被用于争取族群集体权利。面对多种选择和可能性，族群如何选择动员方式以达成其目标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族群动员是一种基于族群身份认同组织集体行动的过程。[1]政治科学家倾向于狭义地把族群动员定义为选举过程、和平抗议或暴力革命，但上述类型不能够概括族群动员的复杂性。[2]族群动员方式是社会运动和族群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动员采取的方式和激烈程度是社会运动的四个研究主题之一。[3]对“抗争戏码”（protest repertoire）的研究揭示了特定的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对抗争方式的塑造和限制作用，但对不同的“抗争戏码”之间转换的约束条件和机制的研究比较缺乏。[4]在族群政治理论中，大量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族群动员为何发生”的问题上，很少关注族群动员使用方式的差异和逻辑。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使族群动员的方式在各个国家的差异很大，因而难以发展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故而有必要深入到国别层次甚至国内地方语境中去寻求答案。

本章分析了从文化主义视角、反应性族群视角、族群竞争视角、政治过程四种理论路径发展出的解释印尼族群动员的中层理论，并指出既有理论都不足以单独解释印尼族群动员的方式选择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四方面的缺陷：聚焦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成果少；四种理论传统存在内生缺陷，尤其是“目的—行动”逻辑与印尼现实情况脱节；案例比较的意识淡薄，研究中缺乏机制提炼和变量转化意识；实证研究有普遍的案例选择偏差问题。本章末尾提出未来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方向将是基于制度条件变量和地方情境变量的逻辑框架，研究重点和难点是提炼恰当的、可操作性地方情境变量，使之成为合理的国内地区之间案例比较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