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对澳大利亚地区霸权体系建构和演变研究的文献梳理

本书的研究资源和研究标本主要采用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三个国家的主流学术资源库，如美国夏威夷大学和澳大利亚各高校的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以及中澳主流学术界从各自的视角对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体系和秩序的研究成果和两国主要严肃媒体的信息资源。

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发现，我国学者近年来对太平洋岛屿地区和区域内外大国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太平洋岛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并且在研究太平洋岛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关系时，也不得不以一定的篇幅涉及澳大利亚在其中的关联和作用。但是，学者们研究澳大利亚的地区作用时，只是从传统区域大国，或是前殖民宗主国的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而鲜有从澳大利亚地区霸权建构的视角对澳大利亚在周边地区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展开研究，仿佛澳大利亚仅是前殖民宗主国中的普通一员，只是机械地、从动地跟随美国护持西方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体系和秩序。这不仅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也与现实不符，严重阻碍了对澳大利亚在其周边地区的存在、作用和影响的深刻理解，妨碍了对澳大利亚护持美国太平洋霸权和亚太地区次霸权体系的主动性、内生性的理解。

我国学界在对澳大利亚地区存在和影响及其对太平洋岛屿地区与区域外国家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也显得过于单一，特别是缺乏理论建构。本书着重从澳大利亚政界、军界和学界广为接受的“中等强国”的理论框架，并结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权力架构”理论对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缘起追逐、建构和演进展开研究。从而深刻揭示了澳大利亚地区霸权理论和实践并非源于二战后的冷战开启，而是源自澳大利亚殖民者的“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谬误思维和帝国主义天然具有的霸权基因及对权力的争夺。因此，只要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不变，澳大利亚仍会继续与全球权力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结盟以维护和巩固其地区霸权。作为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理应加强对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地区霸权体系的研究力度。这是中国同太平洋岛国互利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新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一）澳大利亚学者对其周边地区，特别是南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对澳大利亚在周边地区霸权体系的构想和建构有着更为深入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前，澳大利亚学者主要将研究的重点放置于如何夯实和巩固澳大利亚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次霸权体系，如何配合美国阻止苏联势力在上述地区的渗透和建立立足点。冷战结束初期，在太平洋地区美国霸权如日中天而缺乏挑战者的权力竞争空隙，澳大利亚将南太平洋地区霸权建设的重点放置于推进“民主、良政、人权”等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建构与巩固。而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后，在亚洲崛起，特别是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学者越来越多地将研究的重点放置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对澳大利亚南太霸权现实与潜在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如何护持澳大利亚在南太及其周边地区的霸权。

帕金·卢素（Parkin Russel）和戴维·李（David Lee）在《大白舰队》（The White Fleet）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澳大利亚在联邦成立前后对亚洲邻国，特别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日本的安全恐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认为亚洲国家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原住民在文化、历史和种族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军国主义力量不断强大的日本极有可能与澳大利亚争夺南太平洋地区的霸权，甚至入侵澳大利亚，将澳大利亚的白人殖民者赶回欧洲。鉴于日本众多的人口、贪婪的扩张野心和巨大的战争潜力，澳大利亚“白澳”政府和军队必须时刻提防日本的侵略。在害怕日本侵略野心的同时，澳大利亚“白澳”政府坚定地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对内剥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土地，歧视、驱逐亚洲侨民；对外则千方百计地阻止亚洲国家民众赴澳大利亚工作和移民。澳大利亚“白澳”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导致“排华”“排日”盛行，也导致了澳大利亚“白澳”政府与日本关系紧张。在地区霸权上，澳大利亚以日本为假想敌，竭力阻止日本向南太平洋地区渗透和扩张。一战爆发后，澳大利亚趁机出兵夺取德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殖民地，建构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澳大利亚的霸权野心与日本的扩张野心在巴黎和会上迎头相撞。两位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澳大利亚与日本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霸权竞争不可避免。

赫尔曼·哈瑞（Hermann Hiery）在其著作《被忽视的战争》中描述了刚刚建立不久的澳大利亚如何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乘机夺取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殖民地，并借机建立澳大利亚的殖民统治和霸权体系。澳大利亚“白澳”政府认为一战的爆发给澳大利亚提供了夺取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岛屿殖民地并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良机。澳大利亚政府因此在一战刚一爆发即急不可耐地与英国、法国和新西兰一起向德属萨摩亚和几内亚等岛屿和群岛发动进攻，并不自量力地欲与日本武力争夺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岛屿地区。为了巩固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太平洋岛屿并永久霸占，澳大利亚“白澳”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本、美国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最终将大多数赤道以南德国的太平洋岛屿殖民地收入囊中，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殖民体系和霸权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但是，哈瑞在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是哪个帝国主义国家殖民统治太平洋岛屿地区，当地的民众都一样饱受剥削和掠夺，澳大利亚并不比德国好[69]。

内维尔·梅尼（Neville Meaney）在其著作《害怕与恐惧》中详细地描论述了自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澳大利亚“白澳”政府对日本迅速增长的军国主义力量的“害怕与恐惧”[70]。尽管如此，梅尼也注意到对日本的“害怕与恐惧”并不能阻止澳大利亚的地区扩张和霸权野心。相反，澳大利亚政界、军界和学界形成了基础广泛的，与英国、美国建立军事同盟，并借英、美之力与日本争夺地区霸权的立国之策。澳大利亚因地区霸权野心而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本激烈争吵，并在此后的岁月里视日本为争夺地区霸权最大的竞争对手和安全威胁。在英国国力和军事力量不断衰落之际，澳大利亚社会精英将日本视为对澳大利亚安全和地区霸权最大的威胁。而与新兴超级大国美国建立军事同盟，借助美国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便成为澳大利亚政治精英的共识。这是澳大利亚自联邦成立后，特别是一战后竭力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的最重要的动力。

安德鲁·凯利（Andrew Kelly）在其著作《澳新美同盟和冷战初期》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势力被完全驱逐出南太平洋地区，从而为澳大利亚势力在整个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扩张提供了良机[71]。澳大利亚政府立即向英国提出欲将瑙鲁、圣诞岛、新赫布里底和英属所罗门群岛等地交由澳大利亚控制。美国对澳大利亚的要求也予以支持，但鉴于马努斯岛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美国要求马努斯军事基地由美澳两国共同使用。澳大利亚政府立刻抓住时机，同意美国使用马努斯基地，但美国必须向整个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提供安全保护。随着《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签署和冷战大幕的开启，美国正式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安全保护，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次霸权体系也随之基本确立。澳大利亚在冷战期间始终肩负着两大责任，一方面加强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控制，维护西方国家对太平洋岛屿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在太平洋岛屿地区陆续独立后调和岛国与西方前殖民宗主国，特别是美国的矛盾，以坚决阻止苏联势力向南太平洋地区渗透。

赫尔曼·穆克勒（Herman Mückler）在其论文《澳大利亚——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国》中强调指出，澳大利亚自联邦建立之日起即心怀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野心[72]。为了实现地区霸权，澳大利亚利用一战和二战成功地在南太平洋地区初步构建了地区霸权。在冷战的漫长岁月里，澳大利亚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巩固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亚洲国家的崛起，太平洋岛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意识日益增强。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已经实质性地取决于澳大利亚能否尊重太平洋岛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不再随意干涉太平洋岛国的内政，不再试图以制裁、禁运等方式对太平洋岛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作者引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保罗·达西教授的结论强调澳大利亚应当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合作推进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这最符合各方利益。

在后冷战时期，澳大利亚学者对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霸权研究转移至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对澳大利亚南太霸权的影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迈克·韦斯理（Michael Wesley）和青年学者吉安娜·华莱士（Joanne Wallis）在其论文《单极的忧虑：后干涉时代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政策》中详细描绘了后冷战初期，在美国单极时代的“辉煌”岁月里，澳大利亚以美国在亚太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副警长”自居，可以为所欲为地在南太平洋地区将西方的“民主、良政、人权”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强加于太平洋岛国政府和民众[73]。对于不向西方国家低头的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不仅可以施加政治压力、经济制裁、贸易封锁，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以“民主”“维和”之名组建多国部队武装干涉。但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之际，随着太平洋岛国“北向”政策的加速实施和太平洋岛国与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互利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密切，太平洋岛国已经形成一个整体，用一个声音“说话”。太平洋岛国不仅对西方附加了种种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援助说“不”，而且越来越呈现出“转向亚洲”之势，导致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岛国的存在和影响急剧减弱。两位学者指出，在世界权力架构发生转换之际，澳大利亚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继续施压太平洋岛国，要么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合作，共同推动南太平洋地区新体系的建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教授在著作《中国选择》（The China Choice）中毫不遮掩地指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特别是其军事重心转至亚太地区，不断提升澳美和日美军事同盟等战略性举措的意图极为明确，就是旨在遏制中国的崛起[74]。对此，怀特忠告美国和澳大利亚及其他盟友，对中国的军事遏制是极其危险和不智的。与此相反，美国应当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和平地、理性地“分权”，以保持亚太地区和两国的经济繁荣与和平稳定。怀特剖析认为，美国企图用军事力量来压制中国，以继续独霸太平洋地区的策略不论对中美两国，还是整个亚太地区都是危险的，因为任何新兴大国都不会束手待毙。一战和二战的历史经验表明，遏制力量越强，反作用力也会越大，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性冲突。目前亚太地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经济与军事体量根本不是一战和二战前的情形可比，因此，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都难以在新的大国的生死角逐中幸免。怀特的新著，特别是其关于美中两国“分权”的观点在美、日、澳等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其本人也因此成为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极具争议的学者。

继休·怀特之后，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和学者罗伯茨·凯恩（Roberts Cain）再推争议之作《危险的盟国》[75]。该书以亚太区域百年来的战略态势演变为历史背景，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视角出发，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眼光审视了澳大利亚与英美百年结盟的历史经历，喟叹澳大利亚过去依靠英美的无奈，并对未来继续依赖美国的策略提出质疑。这两位作者批判性地指出澳大利亚自立国以来一直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战略独立，而是一味地寻求超级大国的庇护。两位作者对澳大利亚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策略在“冷战”这一特殊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予以积极的肯定，但对澳大利亚在冷战后依然紧紧追随美国的战略则予以全面否定。弗雷泽甚至声称，“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是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背叛”。两位作者强调指出，未来的澳大利亚应当审时度势，断然了结对大国的战略依靠，自主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决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地追随超级大国卷入针对新兴大国的地区性和世界性战争。弗雷泽还意犹未尽地专门单独发表文章，再次呼吁澳大利亚必须摆脱对美国的政策和战略性依赖，维护本国的战略独立性，尤其要避免被动卷入未来可能发生的美中冲突。

（二）我国对澳大利亚在亚太，特别是南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研究状况

梳理我国学者对澳大利亚地区的霸权研究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对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霸权研究总体来看还是非常缺乏的。迄今为止，我国尚没有关于澳大利亚地区霸权的专著出版，即便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单篇论文也不多见。我国学者关于澳大利亚地区的霸权研究多见于学者对太平洋岛国同区域内外关系的学术研究中，既缺乏理论性，也缺乏系统性。我国学者目前关于澳大利亚在周边地区，特别是太平洋岛屿地区存在和影响的论文多是从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的视角，而不是从强国对“权力”的竞逐这一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的视角加以研究，并且也缺失对二战前、冷战期间和冷战后澳美不断深化同盟的最新动态开展研究，但是它们无疑为推动我国对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霸权研究不断推向深入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有益的思考。

聊城大学赵少峰和于镭合著的、即将出版的《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研究》一书侧重对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地区霸权的讨论，两位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澳大利一直自视为南太平洋地区大国，将太平洋岛屿地区视为“后院”，东南亚地区为其“前院”。澳大利亚因而尤其对太平洋岛国与任何新兴国家发展合作关系均持强烈的疑虑和阻挠态度。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与日益强化引起澳大利亚的强烈不满和猜忌。

囿于冷战和霸权主义思维，澳大利亚一方面对太平洋岛国同中国的互利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并于2018年推出“太平洋升级”计划，企图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控制；另一方面则带头罔顾事实地在国际社会和太平洋地区渲染中国“新殖民主义论”“新霸权主义论”“资源掠夺论”和“债务危机论”，企图通过冷战式的“妖魔化”和对抗阻遏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76]。

刘卿在《澳大利亚强化南太政策：措施、动因及制约因素》一文中强调指出，澳大利亚一向视南太平洋地区为传统后院，始终警惕域外大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势力范围。为此，澳大利亚殖民当局曾强烈要求英国使用武力将欧洲强国挡于南太平洋地区之外。一战后，澳大利亚便迫不及待地宣布澳版“门罗主义”，警告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不要染指太平洋岛屿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基本确立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此后，澳大利亚更加警惕域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增强，竭力避免任何异己势力进入南太区域，从而削弱其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在太平洋岛国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加速发展互利合作关系后，澳大利亚陷入“深深的忧虑”。莫里森政府始终坚持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有着持久的利益和“特殊的责任”，正在努力地恢复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在战略与外交关系中的“中心地位”[77]。

高文胜在其论文《南太平洋能源战略通道的价值、面临的风险及中国的对策》中指出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也是布什反恐战争的坚定支持者。澳大利亚还是南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和强国，对太平洋岛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78]。1951年，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签订《澳新美同盟条约》，正式确立三边同盟关系。此后“澳新美同盟”在美国的太平洋地区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作用不容忽视。澳大利亚被全球霸权者美国认作是地区稳定的“战略依托”（strategic anchor），而且在维护全球安全上发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作用。在共同安全框架下，美澳军队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军事行动。强化澳美同盟 关系的目标是扩大美澳军事合作，尤其是扩大太平洋美军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使澳美同盟从“一种太平洋伙伴关系扩展到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从战略环境看，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主要在海洋。澳大利亚没有陆地边界，也没有任何领土争端。这也决定了其必须重视南太平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澳大利亚的战略政策强调其武装部队根本的、不变的任务就是阻止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攻击，也就是保护自身的战略环境，阻挡区域外国家占领任何太平洋赤道附近及东部群岛海域的海上战略通道，因为别国可以在占领这些太平洋岛屿后对澳大利亚进行力量投射。澳大利亚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了四个战略利益，其中之一是确保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即澳大利亚的近邻，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太平洋岛国，是仅次于本土安全的第二重要战略利益。

于镭和赵少峰强调指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基建合作受到太平岛国的欢迎，因为它不仅促进了太平洋岛国的“内联内通”，促进了岛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便利了民众的生活，而且增强了各个岛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凝聚力[79]。太平洋岛国都是岛屿国家，“岛多国散”是其共同特点，各岛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不密，难以形成统一的商品和就业大市场。一些岛国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后，国内基础设施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仅便利了当地民众的出行与就业，而且促进了外来投资与国内贸易的发展，岛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改善。交通的便利更是促进了各岛屿之间的民众交往，增进了岛国民众对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基建合作还促进了岛国的“外联外通”，让岛国不再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极大促进了岛国与世界各地的经贸交流，带动了岛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太平洋岛国与外部世界更为便利的互联互通引来了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更为优惠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投资。渔业加工园、农产品加工出口园、旅游工业园等史无前例地出现在太平洋岛国，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外联外通”也让岛国的产品，特别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实现了更大价值，不再因交通不畅而被迫贱卖给前殖民宗主国。“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的建设正成为太平洋岛国走出世代生活的大洋洲，进而更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渠道。

太平洋岛国“内外联通”，拓展并升华了岛国政府和民众的发展观及实现国家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亚洲各国的互联互通极大地促进了岛国政府和各阶层民众与亚洲国家和人民的交流与往来。“借鉴亚洲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成为许多太平洋岛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越来越重要的考虑。在此背景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与日益强化引起了澳大利亚等前殖民宗主国不满和猜忌。这些国家囿于冷战和霸权主义思维，罔顾事实地在国际社会和太平洋岛屿地区渲染中国“新殖民主义论”“新霸权主义论”“资源掠夺论”和“债务危机论”，企图遏阻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前宗主国竞相宣布设立岛国基础设施专项基金，并大幅度增加“无偿援助”，以“消除”并恢复前殖民宗主国在该地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