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与宋朝的建立（960—976）_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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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与宋朝的建立（960—976）

五代末叶

公元907年，大唐帝国灭亡，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七十二年间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在南方出现九个王国，沙陀建立的北汉（951—979）（位于山西），以及在黄河流域中华帝国传统中原地区，相继出现的五个国祚不长的王朝。当南方诸国（891—979）数十年间相对繁荣安定，北方政权却战乱频仍，所谓的五代（907—960）诸国，通过弑君篡位、兵变和战争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与动荡不安招致外部军事入侵，沙陀和契丹地方武力有时也会卷入其中。偏远的西部甘肃地区，吐蕃、回纥、党项等割据势力现在控制着先前的唐朝地盘。这些边疆部族中，契丹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将燕云十六州（包含今北京）并入其辽帝国（907—1125）。

唐末政令不行，盗贼遍地四起和节度使拥兵自重。例如，臭名昭著的朱温（907—912年在位）从黄巢起义（875—884）中脱身而出，摇身一变成为唐朝节度使，并进而将两位唐朝末代皇帝废弑，建立了自己的后梁王朝——后梁统治延续了十六年（907—923年），是国祚最长的北方王朝。然而朱温在位第五年，便死于其子之手，但此子登基甫一年，便转而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所杀。[1]

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称，唐末地方节度使或出身叛乱的士兵杀死前任节度使，或来自盗贼首领驱逐节度使而自任，面对他们的强取豪夺，唐朝廷无力征讨，只能顺势予以批准。[2] 节度使们在毁灭性的战争中通过彼此厮杀来扩充地盘，无论他们取胜与否，烧杀抢掠均在所难免。长安（今陕西西安）变成一片瓦砾，洛阳（位于河南境内）人烟稀少，北方大部分地区均惨遭荼毒。[3] 在如此首领统治之下，晚唐时期的目无法纪越发肆无忌惮且蔓延开来。

分裂同样侵蚀了中世纪传统的根基。品官遑论级别高低，忠诚度都降低了，对刚刚推翻其旧主的任何新统治者，他们俯身便拜。结义兄弟经常落得手足相残。被上级收为义子的年轻将领们，频繁上演着对他们的“义父”暗下毒手。既然并无国祚永久的政权，一心事主之人便寥寥无几，忠于国家之人自然更是凤毛麟角。世事如白云苍狗，不时上演着个人私利诱发的背叛。在决定皇位继承上，赤裸裸的军事力量左右着最终结果——皇帝们由属下将领拥戴上皇位，而将领们则由他们的士兵拥立。欲壑难填或者受其个人野心驱使，昔日的拥戴之人轻而易举便转变成明日的篡位者。在这个战乱频仍和突如其来的冲突充斥的年代，“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4]。后周之前的北方大多数军事统治者，即便他们怀有建立长久王朝的雄心抱负，但通常专注于战争，甚少有空闲、方法或雄心去改变体制，提升文化追求，或者着手经济重建。

宋朝的前身后周（951—960），在唐王朝之后率先宣称太平王朝，却在其统治时期，逐渐稳固了有限的财富和国力根基。简要复述第一章中描述的事件，后周开国皇帝郭威（951—954年在位）虽然本人通过篡位登基，却决心对经济和军事进行改革，不幸功业未就而撒手人寰。他的养子兼继承人柴荣（954—959年在位）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在他们统治的九年时间内，减轻了沉重的赋税，税收更趋公平合理；大片官田（特别是军事要塞地区）被分配给平民百姓，抛荒之地得到耕垦；隐匿的田地被登记在册并加以征收赋税；修建了水利设施；乞丐和流民得以安顿；官员的选拔慎之又慎；抑制贪腐。955年，三万余座寺庙被废，国家获得了新的田地以及税源。佛寺里面的钟和塑像被熔化掉并铸成钱币来应对迅速膨胀的货币经济。于是，税收增多、经济总量提高，人口数量增加。[5]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柴荣开疆拓土。

首先，他强化了禁军的两支核心力量：侍卫司和殿前司。最终目的是将这些军队从“皇权的破坏者”改变成“中央皇权的捍卫者”。[6]这一过程始于954 年年初，当时柴荣继承皇位不久，亲自领兵战胜了北汉和契丹联军的入侵。在高平（位于山西南部）的决定性战斗中，侍卫司的主力临阵脱逃，形势岌岌可危，柴荣毫无畏惧地身先士卒，指挥殿前司力挽狂澜。[7] 抓住这次机会，柴荣采用铁腕治理侍卫司。他处死了懦弱无能并且违抗命令的步兵和骑兵的主要将领和官员，给侍卫司重新配置上他的亲信。然后他对禁军展开彻底的评估，淘汰年老体弱和不合格者，提拔部队中最精干之人。这一整肃减少了浪费开支并使侍卫司恢复了活力。同时，通过柴荣时期的募兵，开始挑选出最合适的中坚分子——包括那些在地方节度使手下效力之人——进入殿前司，增强了殿前司的兵力，使之与侍卫司的兵力并驾齐驱。[8] 在其统治的第一年，通过有效制定这些改革措施，柴荣成为一位铁腕军事领袖。

次年，柴荣呼吁他的大臣们为统一献计献策。枢密直学士王溥（? —957）——史学家们通常认为他进献著名的“先南后北”之策。王溥建议首要目标应是南唐（937—975），因为南唐与后周接壤之处边防薄弱，而且位于长江下游的大部地区富庶，可以为未来的战事提供人力和物力资源。王溥进而提出后周军队应该避强击弱。只用相对小股军力来消耗南唐、广东的南汉（917—971）和四川的后蜀（934—965），便于集中主力与北汉及其契丹盟军做最终决战。[9]

由于新机遇稍纵即逝，柴荣对王溥的方案加以微调。柴荣首先占领后蜀四个州。两年半后，他从南唐手中吞并了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十四个富饶的州。这一吞并为后周增加了226500 户百姓和巨额税收，并且也提供了一处连接长江和富饶的淮河地区到后周都城开封的交通路线。[10] 959 年，后周的北方前线遭到受南唐挑唆的契丹的入侵，转移了南方的战事。后周的反击不仅遏制了契丹的入侵：他还占领了三关，并且从契丹手中夺取了燕云十六州中的两州（莫州和瀛州）（见图9），然而，在幽州（辽南京）城下，柴荣病倒，战事受挫。柴荣返回开封，一个月后去世，享年39 岁，撇下他5 岁的儿子继承皇位。从96 个州扩大到118 个州的后周帝国，现在需要铁腕领导，皇位成为权势之人的觊觎目标。

陈桥兵变

在柴荣讨伐契丹期间，传言已经出现，在地上神秘地发现了一块木牌，木牌被进呈给柴荣，上面卦文的文字令人不安：“点检做……”根据传言，漫灭的文字似乎应该是针对柴荣的“皇帝”一词，他于是随即撤换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927—1000）——张通晓天文之术，还是郭威的女婿，取代他任殿前都点检的是一位名叫赵匡胤（926—976）的军事强人，他实际上成为下一位皇帝和宋朝的开国之君。[11]

赵匡胤生于洛阳一户官宦人家，21 岁时，赵匡胤加入柴荣的先皇郭威的地方部队。赵弘殷（? —956）从后唐（923—936）起便厕身禁军之中，历仕四朝，[12] 赵匡胤步其父亲的后尘。年轻的赵匡胤适应能力很强，他很快便亲身学会新王朝一旦建立，如何通过放任其军力控制来实现目的的突然转换，并使其对象成为牺牲品。例如，后汉隐帝刘承祐（948—950年在位）至950年年末，一直对其潜在竞争对手展开血腥屠杀。刘承祐的先皇留给辅佐他的四个顾命大臣，其中三个连同其追随者均被满门抄斩，暗杀阴谋逐一展开。第四个顾命大臣是柴荣的养父兼先皇邺都留守郭威。针对暗杀企图，郭威率军杀奔都城，许诺其军队一旦占领都城便可抢掠十日。当都城陷落时，惨遭叛军劫掠，后汉皇帝自杀。一个过继的皇室宗亲从其所居州被迎来都城继位，但他永远无法坐上皇位。950年年末，据报一支契丹军队入侵，郭威被派遣前去抵御。离开都城数日，郭威被出征的军士拥立为皇帝。在这些拥立之人中便有赵匡胤，他很快被提拔为一名武官。[13]

在新即位的后周皇帝郭威的手下，赵匡胤不断赢得殊荣并获得提拔。赵匡胤的才能为储王柴荣所喜，将他拨入自己帐下。在多次征伐过程中，储王柴荣信任赵匡胤，视其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在高平之战中，赵匡胤通过奋不顾身地护卫柴荣从而使自己脱颖而出，此时柴荣已经继承郭威成为新皇帝。[14] 次年（955 年），后周对后蜀的战事在秦州陷入困境，赵匡胤被派往视察形势。根据赵匡胤的建议，柴荣取得战事胜利。后来在956年对南唐的征伐中，赵匡胤只身擒获一员敌将，为他赢得了殿前都指挥使之职。

赵匡胤在侍卫司的同僚韩通（? —960）为人专横，与他不同，赵匡胤政治上老练，他不仅作战勇敢，还因明智审慎和宽宏大度成为一位为人所知的统帅。在军队上，他深受普通士兵们的爱戴。当柴荣954年改革禁军，赵匡胤被赋予重任，负责选拔最优秀的新兵加入殿前司，训练他们成为一支劲旅。通过严明有效的纪律，赵匡胤赢得了军队对自己的忠诚。此外，他刻意结交父亲的众多旧友，并且与有潜力的新任军事将领结拜兄弟，而这些人不少是他的部下。[15] 赵匡胤显示了高超的行政能力，但这并不及他善于把握个人关系和玩弄政治手腕重要。

正如前文所示，柴荣959 年病逝，将皇位撇给他的幼子、一个约五岁的小孩子郭宗训（周恭帝，959 年在位）。960 年农历正月初一，河北镇、定两个沿边州报告辽和北汉联合入侵。此次入侵是否属实令人疑窦丛生。在柴荣去世前不久的 959 年，辽刚刚遭遇战败，河北北方两州均被后周夺去，因此可能趁后周朝廷忙于登基而希望将其收复。面对这些外敌入侵边报，后周朝廷迅速组织军队予以反击。尽管韩通的儿子和其他官员之前曾经警告，称赵匡胤已经位高权重，不宜全权指挥军队，赵匡胤仍然被派遣率军出击。当军队开拔，都城内已经流言四起，军队准备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因为将士们担心皇帝幼弱，国家权力操纵于妇人（太后）之手，他们为国尽忠却得不到奖赏和提拔。这些流言使得都城人心惶惶。恐惧于失控的军队通过拥立皇帝从而大肆抢掠，百姓们纷纷逃离开封，朝廷却“宴然不知”[16]。

初四日拂晓，在距离开封东北二十里赵匡胤出征军队的营帐中，正如流言所预言，将士们拥戴34岁的赵匡胤为皇帝。根据官方史书中对这一事件的版本记载，一群造反的武官手持利剑，闯入酒醉未醒的赵匡胤的营帐，将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强行将赵匡胤推上皇位。据说，他们已经派遣了密使将这次迫在眉睫的政变告知赵匡胤两个负责守卫都城和皇宫的结义兄弟。

次日，赵匡胤返回并不设防的都城开封夺取了皇位。唯一试图集结兵力抵抗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将领韩通被杀，他的同僚则准备迎接他们的新主子。之前被选立的后周幼童皇帝被授予一虚衔，十四年后死于流放地。当日下午，赵匡胤成为新王朝“宋”的皇帝（庙号太祖，960—976年在位），国号“宋”来自开封东南的一个州名，后周时，赵匡胤曾在当地任节度使。

赵匡胤曾经参与郭威政变，所以乍看上去，赵匡胤夺取皇位的方式与951年郭威的政变如出一辙。[17] 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倾向于这场兵变是赵匡胤本人和他的弟弟赵匡义（939—997，未来的宋太宗 [976—997 年在位]，为避讳新皇帝之名，他后来改名赵光义）以及他部队中数位重要谋士联合策划的。[18] 即便赵匡胤并非此次政变的主谋，他显然是心甘情愿的受益之人，并处心积虑地控制着局势。

在935年的类似兵变中，后晋开国之君石敬瑭（晋太祖，936—942年在位）断定他的士兵策划的一场单方面的兵变过于草率，立即着手予以镇压，处死了三十余名挑唆政变者。[19] 若他毋庸置疑地控制着军队，赵匡胤原本同样可以拒绝黄袍，平定他手下心怀这种意图的叛乱者。相反，一方面，他与叛军达成协议，除非他们答应遵纪守法，否则他拒绝登上皇位。然后他宣布不要伤害任何皇室成员和朝廷大臣；并又明白无误地称，对任何胆敢“侵掠朝廷府库、士庶之家”的士兵，他都严惩不贷。另一方面，他又允诺对遵从命令的追随者不吝赏赐。

在严格纪律的约束下，军队占领了都城，“无所惊扰”，市肆如故。[20]当然部队和官员们均处于严密控制之下。五代时，大多数统治者以劫掠军队带头人的身份进入都城，而此次政变则是对目无法纪演替的值得注意的突破。多亏了这次和平有序的政权交接，后周的财富和国力才得以保存，使得人们对新王朝产生好感。因此，宋太祖能够在短时间内国势安定，并迅速推进统一大业。

确立正统与内部稳定

新王朝的开国之君往往注意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进行粉饰，为后世树立一个良好的个人形象。宋太祖禁止掠夺和杀戮的诏令已经使得宋朝与无法无天的五代时期划清了界限，但他篡夺皇位，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抑或被迫，仍有待与其撇清关系，他需要尽快将自己从一个篡位者转变成一个新王朝的顺应天意的开国之君。通过宣称自己奉天承运，将正统权力和权威赋予己身，便是最好的做法。而人为授受的证据通常经由事后宣传，以上天认可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吉兆形式来建立。

一个关于宋朝建立的此类传说在960年出征时，已经经由一个颇识天文的小校之口传出，此人宣称当军队离开都城时，他看到太阳下还有另一个太阳，或许昭示着另一新王朝的诞生。[21] 作为这个传言大概所指之人，宋太祖据说对上天眷顾充满信心。当有人提醒他微服出访会有人身危险时，这位新加冕的皇帝对可能的危险一笑置之，他接受这样的观念：“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门深居，何益也？”[22]

话虽如此，宋太祖仍然需要实实在在的权力来保住天命。觊觎皇位的其他潜在竞争者，以及来自被推翻的后周的心怀怏怏的昔日同僚们都需要多方周旋。在武将和节度使中，宋太祖的登基唤起了复杂的情感。曾与宋太祖长期并肩战斗的同僚韩令坤（923—968）和慕容彦逢（913—963），均对此事表示欢迎。相反，曾经助后周立国的郭崇（908—965）、袁彦（907—972）却心怀抵触，而北方的李筠（? —960）和南方的李重进（? —960）则坚决反对。

李筠曾经参与后周立国，此后一直担任潞州节度使（今山西长治）。在旧主郭威去世后，李筠个人的皇帝野心膨胀。他开始擅自行事并且肆意妄为，他通过征收赋税来增强财政储备，并招募流民来扩充兵力。宋太祖授予他使相并加以厚赐，李筠却拒绝了。后周时他曾经进攻北汉，此时他勉强寻求与北汉的结盟。但他提议结盟并非真心，而北汉对于他直捣开封的令人疑窦丛生的战略建议同样心存狐疑。而李筠的儿子和手下部分将领都反对他造反，这使李筠胜利的希望更为渺茫。事实上确实如此，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宋朝军队控制了整个潞州。而随着李筠的三万部队溃败，他自杀身亡。[23]

扬州是南方地区重镇，数年前才由柴荣从南唐手中夺取，老巢在扬州的郭威的外甥李重进处于独立状态。当宋太祖任殿前都点检时，李重进与之并驾齐驱，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新王朝建立，调任他为扬州地区的武信军节度使，解除了他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职。李重进决定造反，他向李筠派遣使者，计划南北夹击，希望迫使宋朝军队在距离一千里远的战线上各自对敌。然而，他的使者叛降了宋朝，并被诱导返回扬州后拖延李重进的进攻。此举决定了李重进的命运。他很快便陷入包围圈，因为宋朝对南唐威胁要施加报复，李重进发现南唐可以为自己解围的希望被消灭于萌芽之中。960年十一月，从他造反开始不到两个月时间内，扬州陷落，李重进本人及全家自焚而死。[24]

这两个潜在的危险对手被实力超强的中央军队所征服，给其他节度使送出了清晰的警告信号。于是即便郭崇和袁彦心怀不满，也不得不对新王朝俯首帖耳。作为回报，宋太祖允许大约五分之四的后周节度使（40个左右官员）保有他们的职位。[25] 正如王赓武所指，在926 年至951年的25年间，单个州府的力量逐渐降低至“无法威胁到王朝权威”。[26] 宋太祖现在可以安全地将其注意力转移到统一各个独立王国的地盘，而这些国家占据着之前唐王朝辖下的部分地区。

军事控制和局部统一

后世史学观点认为，宋太祖一朝大权在握，在其政权的武功与文治平衡中倾向于文治，但这并不能掩盖宋初时浓重的军事色彩。虽然宋太祖对文治的重要性心知肚明，但他对军事从未放松。他本人行伍出身，而且他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化解任何可能的政变。同样，在宋朝边界以外，夺回尚由独立政权控制着的大片地区需要兵力，而抵御辽朝对宋朝北方边境一贯威胁也需要兵力。宋太祖皇位的存续和宋朝的未来都需要牢牢掌控军队，并通过严格挑选和有力训练来提高其效率。[27]

宋太祖开始着手对军队加以控制，他罢免全部节度使，特别是参与960年政变的同谋之人，这些人都有能力威胁到皇位。他首先将这些高级将领调离原职，仅保留了一人原有的职位。然后他通过改革指挥等级，设立常设机构来控制军队，确保任何单独武将都无法实施难以掌控的权力。他同时将军事管理从军事指挥体系中剥离，确保除了皇帝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全方位控制军队。

甫一登上皇位，宋太祖便开始强化他对侍卫司的控制，他在侍卫司的影响力远逊于对其忠心耿耿的殿前司。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侍卫司最高级别的长官都被撤换，接替之人或者是由殿前司调任，或者是宋太祖的结义兄弟，或是他充分信任的将领。在镇压了侍卫司前长官李重进的叛乱后，宋太祖已经牢牢控制了侍卫司，无人可撼动。又过了几个月，宋太祖对侍卫司和殿前司的长官韩令坤和慕容彦钊重新加以委任，他们被任命为地方节度使，从而调离都城。不久，高级将领同样被调任不同职位。

宋朝立国和初步统一战事期间，在961年7月“杯酒释兵权”的轻松环境下，宋太祖向他的高级将领们诉说做皇帝并不舒心。他时常忧虑这些高级将领被纵容的部下某天也会将黄袍加在他们其中某人身上，恰如曾经对他的所作所为。将领们惊慌失措，乞求皇帝旨意。宋太祖开门见山地指出人生苦短，为子孙后代积聚财富才是稳妥的幸福之道。他然后劝说将领们放弃他们现有的兵权来换取财富和地方节度使的显贵职任，并且皇室会与他们联姻。

第二天，所有这些将领都称病递交了辞呈。[28] 宋太祖兑现了他的承诺，为他们每个人都安排了安逸的官职，并让他们与皇室联姻。韩重赟（? —974）是个例外，当禁军所有高级将领都被从他们“危险的”职位调离，从而不再对皇位构成威胁时，他却被破天荒地调任殿前都指挥使。[29] 这些将领全都优游天年。例如，唯一仍保留在禁军中原先职位（虽然现在这一职位已经空缺）的石守信，直到次年（962）九月，他才自动卸任，以地方节度使身份在近十七年时间内（961 年七月至977 年十二月）大肆聚敛财富。[30]

除了无子的罗彦瑰外，[31] 作为允诺的联姻，所有这些高级将领都成为宋太祖的姻亲：石守信的次子石保吉（954—1010）972 年娶宋太祖次女。[32] 张令铎的三女儿961年嫁给宋太祖的三弟。[33] 韩重赟的次子韩崇业（960—1001）娶宋太祖侄女。[34] 高怀德960年已经娶宋太祖的寡妹。[35] 王审琦的长子王承衍（951—1003）970 年娶宋太祖长女。[36] 这些婚姻显示出宋太祖和这些致仕将领家庭之间的亲密情谊，而这些并不存在于从后汉开始的皇帝与其将领之间（对于被他击败的割据政权的君王及其属下，宋太祖后来采用了类似的怀柔政策。[37]）同时，一项新原则亦被建立，即节度使不能同时兼任禁军将领。[38]

这些司空见惯的策略背后的目的是下调指挥层级，将职责划分，从而打破长官与其部队之间紧密且持久的联系，并使监督和控制架构错综复杂。为了巩固他本人的权力，宋太祖将重要的职位空缺，包括侍卫司的两个最高职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殿前司的两个最高职位（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其他重要职位，包括侍卫司第三级的职位（侍卫亲军都虞侯）和殿前司尚存的三个最高级别职位（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则很少满员。[39] 当宋太祖任命这些职位时，他会选择级别较低或者才能平庸和易于驾驭之人。不仅军队领导的威望和权威都被削弱，之前侍卫司一元指挥被一分为二：马军司和步军司各自独立，各设长官。因此，禁军由起初的二司变成了三衙管辖，即殿前司和侍卫步军司、马军司。他们彼此之间被要求互相监督。侍卫司负责地区防御，而殿前司则拱卫都城和保卫皇宫。这一安排是为了维持分权机制。此外，虽然他们统辖禁军，三衙却无权派遣或调动他们的军队。枢密院负责军事管理，但其本身并无军队。[40] 此外，重要的人事和行政决定，特别是那些三衙高级官员的任命、提拔或罢免，都由皇帝乾纲独断，所有任命都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将官和他们部队之间旧有个人关系随着高级将领的卸任而切断之后，新的个人关系的发展由于更戍法而被避免。在这一体制下，将官来回调动，士兵要在都城和地方每隔三年进行更戍，如此一来，不论将官与部队之间的纽带，还是个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均不会变得太过紧密或过于持久。[41] 而且，每个高级将领所辖部队的确切人数不时被核查，以避免未经允许扩充兵力，并且长官不允许拥有亲兵。

为了确保此类措施得到遵守，宋太祖建立了主要由内侍构成的皇家线人的独立网络（后来称作皇城司），在都城和每个地区的每一支军队的作战中，都有内侍。967 年年初，殿前都指挥使虽然是宋太祖的结义兄弟，却因为据称拥有亲兵而被即刻罢免。[42] 帝国控制的另一种方式是直到战事前夕，朝廷才颁给阵图。此外，每一次战事的行动都由皇帝提前画定，并由都城直接遥控指挥战事。战事结束后，将帅返回官署，士兵则回到驻地，如此，“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43]

尽管有这些条条框框，宋太祖对其士兵却了如指掌，为了保证他们作战时奋不顾身，他本人对他们关怀备至。在从地方抽调最优秀的部队来替换禁军中不合格的士兵之后，宋太祖将后周十二万禁军扩充至大约二十万。此举削弱了地方节度使控制的兵力，使得中央禁军成为整个王朝实力最强的军队。[44] 既然水军是征服南方，特别是征服南唐不可或缺的，宋太祖对水军建设同样非常重视。他不时视察他的新造船厂，并在开封一个新的训练基地指挥水战操练。为了维持作战能力和防微杜渐，培养忠诚度，灌输纪律、训练和大阅军队同样在都城不时运作。[45] 等级差别日趋森严，即便是结义兄弟亦不能例外。微末之罪便会招致杀身之祸，对上级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46] 虽然尚未明令禁止，劫掠和滥杀已被控制在最低限度。[47] 例如，在对南唐战事的初始阶段，宋太祖便公开授权将帅处死任何肆意劫掠和屠杀的有罪士兵。[48] 在数量和质量上，宋太祖朝的宋军实力都远远强于觊觎皇位的任何可能的竞争对手。

先弱后强战略

963年年初，宋太祖准备扩大其统治范围。摆在他面前的是两条同样诱人的路线，直面东南方是已经被削弱的南唐，后周在956年至958年间对南唐的征讨中，南唐损失了约四万军队和水军大部，并丧失了长江以北十四个富庶且物产丰富的州。这个疲惫的王国现在如芒刺在背，将其都城从繁华的江苏金陵（今南京）迁至江西北部的南昌（今南昌市）。其他更弱小的国家，南汉和吴越（895—978）一直奉宋朝正朔。四川的后蜀从未构成威胁，而荆南（907—963）、湖南（956—963）和占据福建闽两个残余州的漳泉（946—978），仅勉强支撑国祚而已。

对北方，宋太祖利用了后周对北汉和辽的胜势。高平之战中，北汉三万部队溃败，其国主仅偕同一百匹战马逃身而出，故而无力对宋构成威胁，但却仍然与辽紧密勾结。而辽朝皇帝穆宗（951—969年在位）不思进取和碌碌无为，因为嗜睡不理朝政，人称“睡王”。即便在959年丢失两州三关给柴荣，亦不能唤醒他的斗志，因为他认为这些被占领的土地原本便是汉族所有。他的统治如此碌碌无为和不可预料，所以他应该不会对宋构成威胁。

宋太祖起初倾向于首先北向用兵：平定北汉，因为宋朝在河北的任何行动，北汉都从西侧构成威胁，然后进而收复937 年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由此可以解除辽对宋东北边界的控制策略。宋朝甫一立国，宋太祖便让久在边关的曹翰（924—992）制订一个北向进攻的作战计划。其他官员也慷慨陈词。[49]

尽管最初的兴趣是北向用兵，宋太祖却决定首先征服南方。在962年或963年年初召开的一次决定征讨计划的会议中，宋太祖的智囊兼枢密使赵普（922—992）强烈反对皇帝首先对北汉用兵的打算。[50] 他的反对理由是基于宋朝国力的军事考虑，征服北汉之后，驻兵当地，必然会受到来自东北方的契丹和来自西方的游牧部落的报复性夹击的危险。如此僵持不下，会使新建立的宋朝疲惫不堪，从而被迫拖延征服南方。[51] 赵普敦促宋太祖首先征服南方诸国，利用他们富庶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然后再与令人望而生畏的北方政权正面交锋。

北方的威胁实实在在。宋太祖意识到，如果他攻击北汉，辽会为了缓解他们同盟的压力从而攻击宋。北汉国主经常接受辽的赐封和军事援助，作为回报，则一直作为辽的防御前沿。在10世纪50年代，面对后周的进攻，辽多次响应北汉的要求施以援手。在比宋朝大得多的辽朝疆域之内，畜牧业是其主要的经济基础，并辅之以南方繁荣的农业。辽朝的兴盛，伴随着大规模的手工业和其他商业产品，支撑着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这个国家同时盛产优良战马，武装着五十万众强大的辽朝骑兵，单此一项，便远远超过北宋十九万三千的骑兵和步兵人数的总和，几乎是其三倍多。[52] 这些数据还不包括辽朝从他们数量众多的中亚邦国和部落可调动的人力和其他资源。[53] 拥有高超的骑术、箭术和机动性，辽的攻击和撤退都迅如闪电，特别是在没有天然屏障的河北广袤的平原上，更衬托出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步兵处于极大的劣势。宋太祖必定权衡与这样一个极富斗志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因此他决定转而首先征服富庶但军事力量更弱小的南方诸国便毫不奇怪。

后晋、后汉、后周均定都开封，宋太祖亦是如此。这个决定有潜在的风险，因为开封处于中国北方平原中部，并无天然屏障。面对辽朝的骑兵，这个城市脆弱不堪，946 年，辽朝骑兵一度攻占开封，粉碎了后晋宣布摆脱辽朝的宗主权而独立的梦想。北宋都城的选择是基于经济角度考虑，与靠近西部的旧唐都城长安相比，开封与富庶南方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三百多公里，运往开封的粮船避开了旧都城长安和粮食产地长江地区黄河险阻的河道。更重要的是，开封与大运河水系相接。开封位于汴河最北端，而汴河连接黄河和淮河水系汇成一超级交通网络延伸至富饶的华北平原。通过夺取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南唐十四个州，后周局部重新打通了南北运输线，此后，开封可以仰仗当时一直延伸到长江的大运河水系，来利用东南地区和长江下游的资源。随着河流和运河在中唐时已经被建成运输粮仓和中转站来储存税粮，这个时期，当水路无法通航，适应运河水系的不同水段的船只便非常便捷地转运货物。[54]

因为之前的王朝国祚不久，或者忙于战争，无暇顾及维修，使得这些水路年久失修，直到后周的改革。更糟糕的是，为了水淹敌方阵地，或者破坏他们的运输，这些王朝不时开掘黄河堤防，导致五十三年间的五代时期，十八年间黄河泛滥。即便在形势最好的时候，河北、河南地区的排水和防洪系统也岌岌可危。在黄河泛滥史上，这一破坏性战术之前从未被如此频繁的付诸使用。[55] 此外，这些战争以及人为灾难中幸存的强壮男性，不考虑他们的年龄，被敌对的军队不断征兵，为了防止逃跑，他们被黥面。[56] 正如蓄意破坏治水工程会损毁物质资源，人的生命也在战争中被肆意挥霍。因此，华北平原的人口几个世纪都无法恢复到唐朝的水平。

而在南方，政治分裂并未妨碍经济发展。例如四川，以“天府之国”闻名于世，后蜀成为诗人、艺术家、学者和官员的避难所，他们从沦陷的唐朝都城逃离而来，在此地帮助存续唐文化。后蜀的政府机制和仪式都沿用唐朝模式，甚至其都城益州（今成都）也是模仿长安。其居民日益增多，自给自足的经济十分繁荣，其著名的纺织品越过后蜀易守难攻的重峦叠嶂的边界，行销四面八方。[57]

后蜀在西部遮蔽南方，其富庶的程度，与其东方的同道、位于淮河和长江下游的南唐（江苏、安徽和江西）不相上下。南唐的前身是吴，其休养生息的政策成功地使涝灾和被抛荒的土地得到开垦并且产量丰富。从其对后周的巨额赔款和每年的贡品中可见南唐富庶之一斑：包括茶、谷物、铜钱、丝和银在内总计一百万。[58] 规模更小的王国以其独特之道同样日益富有。楚依靠丝织品和布匹产业，其银、铜矿储量丰富，此外，它的茶行销北方地区。闽以及闽在福建弹丸之地继承者漳泉，孤绝一方，通过向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国家出口丝织品和陶瓷，增加对外贸易，广东地区的南汉情况亦是如此。[59] 南方诸国比他们的北方同道们更加远离战争，因此，繁荣稳定得以延续，人口增长，物产丰富，商业繁荣，儒家经典和佛教典籍被大量印刷且广为人学习；南方作为中国新的经济和文化腹地的角色因此有所保证。[60]

虽然以北方为中心，宋朝大部分特点——以及最终其士大夫的优势——源自蒸蒸日上的南方。[61] 通过其统一战略，宋朝将四分五裂的南方编织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将其分散的财富集中起来，整合物产最丰富的地区，释放其无尽的潜力。伴随着这一经济实力，新王朝起初推迟战争，然后通过金钱与它的外部敌人达成合约，[62] 维持以南方为中心的文化繁荣，[63] 并最终使其后身南宋（1127—1279）在宋朝丢掉北方后能够存续并且繁荣依旧。

963年年初，通过吞并最小的王国，长江中部的荆南政权和湖南的楚国，宋太祖开始他的统一努力。荆南和湖南如同一把匕首刺入南方：与其西部接壤的是后蜀，东部接壤的是南唐。匕首指向广东的南汉，其柄是羽翼未丰的宋朝。962年年末，湖南楚王国的开国之君去世[64]，将皇位传给他十一岁的儿子，而他的儿子面临其将领张文表的叛乱，结果招致宋朝的介入。抓住这个机会，宋朝“援军”穿过长江中部弱小的荆南政权，并胁迫其君主投降。虽然张文表的叛乱已经被楚政权平定，宋朝军队继续进发。不久，楚的都城潭州（长沙）陷落，但据称见到宋朝士兵吃人的流言激起了骚乱和倒戈。不到三个月时间，便取得胜果，宋朝成为首个拥有长江中部十七个州府的要塞和二十四万户百姓的立国五十余年的北方王朝，而这片地区盛产鱼、稻谷、茶和其他农产品以及富饶的银矿、铜矿、锡矿和可以制造货币的铁矿。[65] 更重要的，征服完成了宋对后蜀的包围，在后周占领后蜀四个重要州以后，后蜀的北部边界已经被封锁，切断了其与长江流域中部的接触，以及与南唐的交流。

地图11 宋朝统一进程（960—979年）

后蜀君主孟昶（934—965年在位）预感到宋朝会入侵，964年年末，他秘密派遣使者寻求与北汉的军事合作。有关机密任务的信息被其中一个使者出卖给开封，宋朝利用这一任务作为借口，兵分两路进攻后蜀。一支部队通过山脉向南推进，轻易击败了由后蜀纸上谈兵的主帅王昭远所统率的主力部队。然后在剑门关扼住了后蜀命脉，而剑门关是横亘在后蜀都城之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宋军发动突然袭击便击溃了由孟昶不称职的儿子统率的后蜀军队。仅仅两个多月时间，甚至在第二支宋军沿着长江向西到达后蜀都城之前，后蜀便投降。然而两支宋军行事鲁莽，屠杀降兵，烧杀抢掠。在宋朝占领下，恐惧不安的情绪日益蔓延，十余万流离的百姓和降兵揭竿而起，反抗占领部队。为平息这场变乱，宋朝军队用了约两年时间，直到966年年末才得以完成。除了不同意劫掠的曹彬（931—999）外，其余的将领都因为他们的指挥不当而受到处分。[66] 尽管宋政府增加了四十六个州和534029 户，但由于平息后蜀导致的损耗花费了新王朝这些资源中大大的一笔，并将其下一个征服战事延迟了两年之久。[67] 此事也在一个重要地区留下不满的种子。经历这次代价高昂的错误，宋太祖便一直煞费苦心地将其军队置于严格的纪律控制之下。

968年年末，宋朝再次出击，但这次却是指向北方。在当年的下半年，北汉遭遇了一场政治危机，已故君主的宰相谋杀了首位继承人，并劝说次任继承人向宋朝投降。969 年年初，宋太祖包围敌人的都城太原，并击溃契丹的援军。但在试图水淹都城时却宣告失败，僵持不下的局面降低了宋军的士气，并耗尽了其给养。而大雨导致了疾病，同时，更多的契丹援军在969年年中逐渐逼近，宋太祖极不情愿地放弃持续三个多月的围城。他要通过在南方新的征服，来弥补这次挫败。[68]

十余年的扩张确立了南汉对于广东地区、广西和贵州大部以及湖南最南端的统治。不过，10世纪中叶，南汉的数位君主都荒淫无道，末代君主是刘鋹（958—971年在位）。他醉心于珠玉，穷奢极欲。他对珍珠的渴求造成数不清的采珠人溺水身亡。同时他疑神疑鬼，使得许多有能力的将领无端丧命。军队和内政都控制在宦官之手。在湖南地区被宋占领后，刘鋹同样蚕食湖南地区，并直接拒绝了南唐代表宋传达的要求他臣服的要求。970年九月，宋开始了全方位进攻，四个月时间内，便直达南汉都城广州（今广州）的外围。

当他的军队与战象被击溃，刘鋹着手建造了一道栅栏来阻挡入侵的军队，而他的宦官则幻想通过毁坏宫中财物来打击宋朝军队的士气。当入侵者纵火焚烧了栅栏，负责守卫之人放缓了将刘鋹巨额财富化为灰烬的步伐。宋太祖对此极为震怒，处死了纵火的宦官。尽管皇室财物有所损失，征服南汉仍为宋帝国增加了六十个州和170263户百姓。[69]

南唐一直是最富庶的南方国家，鼎盛时期拥有三十三个州和881000户百姓。为了避免战争损耗，宋太祖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加以吞并，特别是通过他之前的征服，已经在北方、西方、南方形成了对南唐的包围圈，并且位于东方的吴越国也在他的掌控之下。面对这种威胁，南唐国主李煜（960—975年在位）接受了更加屈辱的地位，南唐奉宋朝正朔，并将宋朝官方文书作为诏令，但仍然保持南唐的独立。然而，从974年中期开始，宋不断对南唐施压，扣押了奉使前来的李煜的弟弟，并将水军沿长江一字排开。在李煜三次拒绝亲自前往开封谢恩之后，宋太祖将其拒绝视作不肯臣服，宣布开战。基于对长江的细致调研，宋朝军队依靠由渡船精密搭建的浮桥渡过长江，在975年正月到达南唐都城。同时，根据宋太祖的指令，吴越出兵进攻南唐，占领了南唐东部两个州。虽然为了实现最低的征服代价，限制了攻击的破坏性，但宋朝军队仍然火攻了整支敌人的水军，彻底粉碎了南唐最后的一丝希望。975年十一月，南方最大的王国南唐在抵抗十五个月后宣布投降。[70] 南唐亡国之君李煜以词作闻名，他在词中哀叹自己的失败，轻信反间计，杀死了他本人最有才干的将领——他被宋朝构陷为叛国者。[71]

在对南唐发动战争之前，宋太祖也邀请吴越国主钱俶（948—978年在位）来开封一叙，但他婉拒了。南唐灭亡两个月后，钱俶忐忑不安地出现在都城开封。他受到盛大欢迎，并参观了为亡国之君准备的富丽堂皇的住宅。宋太祖之弟赵光义（日后的宋太宗）和众多朝廷大臣极力劝说宋太祖将钱俶扣留，但宋太祖恪守先前的承诺，送钱俶返乡，并提出让钱俶每隔三年入觐。此后不久，福建南部漳泉政权的统治者陈洪进（914—985, 964—978年在位）也乘船向开封朝觐。

976年十一月十四日，宋太祖暴卒。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宋太祖已经兵分五路，从不同方向进攻北汉，但接到宋太祖驾崩的噩耗，诸路军队从被他们围困的都城太原召回。宋太祖将北方统一到由他建立的帝国的先前愿望直到他去世两年之后，由他的弟弟兼继承人赵光义才得以实现。

由于军事上的轻而易举，宋太祖实现统一的功业，逊色于征服者对于被灭亡政权的宽大。他们的人民被赦免，并免除了沉重的苛捐杂税。他们的士兵大多被遣返回家务农，最优秀的士兵则充实到宋朝军队中。他们官员中大批富有才华或者有特殊才能之人，在帝国的不同部门被重新任命，被征服王国国君的家族之人被授予荣誉头衔，赏赐优厚，并在开封拥有宏丽的住宅。亡国之君家族的一些成员甚至得到朝廷任命。[72]

与他的前任不同，宋太祖统一战争期间，除了969年反击北汉的战争，他很少亲临前线，但在每次征服中，他的存在又是无处不在的。作为王朝的开国之君，他对自己草拟的作战计划，对将领的驾驭，以及对于他的士兵的绝对权威，均充满自信。通过这一无可辩驳的军事权威，他的政府体现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特点。这使得他与他的前任和之前的军事同行区别开来，作为一个真正的皇帝，而并非一介赳赳武夫，他的政权是一个新生的帝国。

中央集权和帝国专制

在其统治之初，据记载宋太祖向他从前的谋士和莫逆之交赵普询问如何确保他的政权长治久安。“国家不安者，此非他故，镇节太重，君弱臣强而已。”赵普回答说。“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73] 遵循这些指导思路，宋太祖逐步地并且兵不血刃地强化了中央官僚监管地方政府，目的是取代之前的统治者，节度使是帝国权力有力实施的最后障碍。或许更重要的，在地方和中央层面，宋太祖成功地将专制权力嵌入行政机构中，并因此将其从个人化和临时性转变成一种制度化和持久的力量。成为数百年来中国政权体系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宋型模式随之而来。

虽然宋太祖在压制地方割据上取得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他的五代诸位前任君主，[74] 960年，当他以势不可挡的军事力量压倒他的两个后周同僚李筠和李重进时，基础性工作实际上已经铺开。但宋太祖并不仅仅单独依靠军事强力，他在政治上同样是一位行家里手。通过在消灭两个李姓之人的过程中展示其军事力量，他成功地使下属对自己死心塌地、忠心耿耿。更重要的，他在温情脉脉和冷酷无情政策中游刃有余地来回变换。

一方面，宋太祖愿意表现得大度和富有人情味。他容忍有独立倾向的节度使的违法乱纪，其中一些人是他昔日的同僚，并曾帮助他创建新王朝。宋太祖对那些被迫致仕或被禁锢在都城的节度使赏赐优渥。对那些他特别信任且有用之人，则让他们久任其职，有时一待便是五年或十年之久，而其他一些人甚至在其职位上终老一生。[75] 但他只是偶尔任命新节度使，包括被安排防御北方边界的武人以及被授予荣誉头衔却并无实权的致仕将领。皇室子女和那些节度使子女之间的互相通婚也在进行。宋太祖的全部皇后以及赵光义的第二任妻子都是节度使之女。[76] 这种富有人情味的措施有助于诱导武人放弃抵制将他手中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渺茫希望。

另一方面，他同样冷酷无情且务实。宋太祖一有机会便清除有潜在麻烦的节度使。据说在969年元旦宴会上，四个曾经的后周节度使对他们的待遇发牢骚，他严词驳斥，次日便让这些人致仕。[77] 在延续柴荣的政策，将最优秀的地方部队编入禁军时，宋太祖通过将朝廷任命的官员注入地方政府，同样从节度使手中夺取对地方民事、财政、司法和人事等事务的控制。

在县一级，962年年初，县尉作为司法官员被设置，963 年年初，前任朝廷高官开始出任知县。[78] 977年，节度使在其辖区内不再任命地方官员，这些新知县已经取代了节度使的个人亲从，他们之前几乎遍布整个行政不太重要的职位。当然，由于没有足够的干练之人去填补大约1450个整个帝国的地方官职，“无论宋太祖还是宋太宗，都并未要求牢牢控制”县级地方政府。[79]

在州一级，设置了负责监督政策运行的司寇参军。[80] 961 年，由中央任命的文官首次被分配负责节度使的赋税征收和开支。两年后，创设了新的通判一职，并被赋予广泛的权力。起初，这一官职的目的是在新征服地区指导之前的官长，并将宋朝的规章制度解释给他们。964年，任命了四十三个通判，负责监督州级行政方方面面。他们负责督视税收，并保证全部赋税都被运往都城。通判与知州平级，并有权将机密奏章直接送达皇帝手中。没有通判的签押，知州的任何决定都是无效的。965 年，诏令通判将各州全部盈余送往都城。同时，节度使被禁止签署财政文件，并被限制单独使用他们本州的收入。[81] 因为他们是朝廷官员，一些通判往往对知州颐指气使。966年，为了维持核查和平衡体制，规定通判必须与长吏联署，反之亦然。[82] 当经过三年磨勘，朝廷官员被提拔为知某州军州事。[83] 他们大多数是文官，因为宋太祖乐观地认为他们的危害远远低于武人的暴虐。[84]

在路一级，通过任命转运使，完成了朝向中央集权的类似过程。此类职位的设立之初，转运使作为他日掌控军事和司法事务的地方长官的模式而运行。[85] 转运使一职解决了宋太祖对其军队补给统一调配的需要，并将后勤事务从战事指挥官手中收取。在巩固宋对新征服地区控制过程中，这些转运使中的部分人被授权作为皇帝的代表而行事。[86]一旦他们在实施中央控制的效用得到证明，转运使便被派遣接手节度使手中的州行政。966 年年初，作为唯一的地方行政长官，转运使发觉他们的角色从财政管理扩大到横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整个地方事务。他们征收赋税，统计户口，调发劳役，复核案件，督管州郡和地方官员，并履行社会和教育之责。[87] 其中最重要的两项职责是指导将某地的赋税运输到都城[88]以及处理将包括死刑在内的司法案件。[89] 973 年，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非常成功，所以一定量的赋税盈余被允许留州。[90]977年，随着作为中央政府和州之间中间行政级别的十五路的全新制度化，转运使的临时司法权得以明确。[91] 981 年，转运使被进一步授权评估一路地方官员的表现。作为对转运使的核查，知州和通判都可以直达天听。虽然转运使、知州、通判都是朝廷官员，他们所谓的差遣却远离朝廷，换言之，知州或通判的寄禄官高于转运使便不足为奇。官阶的差异使转运使侵害地方州权力时有所忌惮。[92] 进一步而言，如同知州和通判，路级转运使通常任期三年，时间短促，足以避免他们在地方建立其势力。

977 年是削夺节度使权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在960 年登基后的十八个月内，宋太祖将现存的四十余个节度使中的四分之三从他们盘踞的方州调离，这些节度使通常拥有两到五个方州。[93] 977 年，宋太宗大笔一挥，下令现存的十八个节度使将他们所辖四十个左右的节镇交给中央政府管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在转运使的监管下，被改任为他们州治的知州。[94] 同时，他们被禁止在他们辖区内外从事商贸活动。[95] 节度使不断地被朝廷任命的文官所替代，而任何新任命的节度使更多的是一种荣誉头衔。[96]

军事力量的调度与管理

禁军是国家防卫的柱石。它负责保卫皇帝，守卫都城，驻扎全国各路，以及应对敌国的入侵。整个北宋时期，禁军的分布处心积虑，并受到严格管理，宋朝从未有军队叛乱，和武人凌驾于朝廷之上的危险。[97]

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将最优秀的军队集中在都城地区的政策，晚唐（923—936）时已经使用，但宋太祖将这一政策发挥到极致。[98] 都城开封，四周环绕着坚固的城墙，城墙内，则是饱经风雨沧桑的内城和新修筑的外城。皇宫坐落于内城之中。守卫皇宫的是班直，他们都是殿前司最优秀的士兵，并从其中精挑细选而来。他们是皇帝的私人卫队，不分昼夜守卫皇宫，并且寸步不离皇帝身边。由武官和内侍管理的皇城司位于皇宫之外，与班直彼此制衡。[99] 整个都城的防御被安排给由皇帝本人挑选的上四军来负责：来自殿前司的两支军队驻扎在内城，来自侍卫司的两支军队驻扎在外城，他们彼此互相制衡。每一支军队大约有三万人。[100] 同时，驻扎在内城的两支上军与皇宫安全卫队相互制衡，而驻扎在外城的两支上军则与屯驻在京畿路（都城在其治下）的禁军互相牵制。一旦合并起来，上四军便形成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禁军。殿前司的实力强于侍卫司，因此拱卫都城便主要由殿前司负责。募兵制不断从州府抽调最优秀的士兵充实到禁军之中，再进入上四军，并最终进入班直，以确保帝国最优秀的军队集中在都城。[101]

除了禁军，宋朝军事制度包括（1）厢军，（2）由乡村和其他地方组织为捍卫乡里而形成的乡兵，（3）蕃兵。后两支武装力量的战斗力由于其构成的自然性，通常不为人所重视。厢兵的实力比禁军稍逊一筹。厢兵来源有四：招募、从行伍家庭中征兵、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流民、罪犯充军。因为厢兵中最优秀的士兵被挑选到禁军，而禁军不合格的士兵落入厢军，循环不断，厢兵素质如此，使得他们一般从事粗活，来减轻农业人口的赋役。[102] 厢兵还作为贫困无依之人的避难所，以避免他们落草为寇或者揭竿而起。[103] 北宋大部分时间，厢兵的规模小于禁军。[104] 因此，无论规模还是素质，禁军都无可匹敌。

内政部门枢密院对禁军有行政管理权。宋初，枢密院通常有一位枢密使（从一品）和一位枢密副使（正二品）。在征得皇帝旨意后，枢密院通过三衙对军队间接发号施令。虽然这一制度避免任何一位枢密使对行政管理和发号施令两部分独断专行，但这一分离最终被证明适得其反。起初，这一制度日益阻碍武将与文官之间的交流，就职于枢密院的经验丰富的将领逐渐被士大夫所取代，而就在此时，宋朝两位军事开国者的皇位由并无军事经验的帝王所继承。结果，这些情况导致了武人地位衰落。此外，既然武将属于枢密院人事管理，在枢密院现任官员之间的党争中，他们极易受到攻击。正如一位现代史学家所指，“在某些情况下，文官的支持和反对，其重要性远高于武将的能力”[105]。换言之，当军事管理与军队指挥相分离，以确保文官控制武人，牺牲迫切需要的军事自主权同样造成不良后果。

枢密院掌握的军事权同样与中书门下宰相所掌握的内政最高权力相剥离。这一分离首先是为了保护文官政府的完整性。在唐末五代时期，枢密院及其前身一直由不通文墨的武人占据，他们不断侵夺文官权力。一些枢密使甚至兼任宰相之职。中书门下的文官通常对于军事问题并不谙熟，通常被降至没有实权的部门。后周时，这一情形得到改变。虽然仍未被明确界定，枢密院的权威主要着眼于军事计划的制订和军事管理，枢密使与禁军将领不再拘泥于繁文缛节。同时，尽管偶尔任命枢密使兼任宰相，但只有那些进士出身之人才被认为是中书门下中最高等级职位的合适人选。[106] 最后，文武分途在宋代由宋太祖予以制度化。

与其他朝代的开国之君一般无二，宋太祖对军事管理大权在握。在他统治期间，枢密院的官员都循规蹈矩。[107] 他决不允许任何人同时身兼宰相和枢密使。例如，964年，他将枢密使赵普调任宰相，但却并未任命他兼任两个机构的事务，虽然他仍然持续向赵普征求内政和军事意见。不断强化限制。972年，宋太祖发觉宰相赵普和枢密使李崇矩的子女互相通婚，便果断解除了李崇矩的枢密使职务，以避免这两个位极人臣的文武官员之间互惠关系的发展。[108] 宋初25年间，恰如人们所论述的：“二府枢密院和中书门下被完全从彼此事务中隔离出来。”[109]

行政从军权中分离基于三个目的。第一，避免军事势力侵蚀民政，以正常的行政运行代替粗暴行事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第二，避免枢密使权力过分积聚并溢出军事领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一分离使得皇帝百分百控制了军事及其最高长官，并排除了宰相对军事的干预。此举强化了皇帝权力，滋生了皇帝独断专行，既然只有皇帝可以在内政和军事方面保持平衡，那么只有他可以同时负责军事命令和军事管理。

内政

相比于对行政管理的重新组织，宋太祖似乎更重视对军事建制的重组。[110] 在一些领域，已经将其作为宋朝对于皇权专制发展的贡献，例如依赖科举考试，任官或差遣机制，以及宰相分权，但宋太祖只是延续了唐五代前人的做法。[111] 因此宋太祖更多的是一个精明的修整者，而非创新之人。

宋太祖是位实用主义者，他坚持让诸子研习治国之道而非舞文弄墨。[112] 为了寻求增加文官数量，以提高政府的知识水准，宋太祖在其继位后第二个月，便恢复科举考试；在其十七余年统治期间，他在十五次科举考试中总共录取了约四百五十人。[113] 此时，为了更便捷地得到考试用书，九经及其注解由官方印刷，并颁布天下。[114] 962年，为了避免裙带关系，主考官和举子被禁止称门生—座主关系。973年，主考官因大力录取来自其家乡的举子而被流放之后，宋太祖亲自进行殿试，独具慧眼地在进士高低等级中进行公平竞争。[115] 此后，殿试作为科举考试的第三阶段以及最终阶段被予以制度化。

殿试的开创使得由皇帝专门任命的朝廷官员监督的省试生效。反过来，省试意味着筛选那些已经通过由路分长官主持发解试之人。从977年开始，受数千个地方政府职位的需求驱动，宋太宗开始大规模录取进士，在他统治期间，超过五千人进士及第。[116] 逐渐地，科举制被改进成为大多数男性平民进入官场提供相对公平的机会，[117] 并且从长远角度看，改变了官场的特点。作为一项公开的考试制度的结果，新的统治精英比先前变得越发成分复杂，体现了形形色色的利益却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对抗皇帝。[118] 这一新的统治阶层中极少数人能够获取大量财富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他们拥有财富和高贵地位的贵族前辈在皇帝压制下苟延残喘。既然政治精英的权力来自皇帝，他们极不愿意挑战他的专权独断。

选任差遣制源于唐朝，宋太祖和宋太宗将其扩展到政府所有重要部门。许多机构丧失了他们的职权，他们原先的职能被由皇帝出于赏识或者个人指派而临时任命之人所接手。因此，官员的本官与其差遣几乎毫无关系，只是标明他在文官中的品级和俸禄。他的本官被称作寄禄官。他的职责和相应权力则依据他所得的差遣。这一寄禄官和差遣的双轨制是为了目前和长远的两个目的服务。通过保证他们的寄禄官，但撤销他们差遣的权力，使后周遗臣致仕，从而改进了困扰五代诸朝政府的“官僚标准的放宽”。[119] 五代十国时期，政府不按照规章办事与独断专横做法蔚然成风，相当多政府职位被素质低下的官僚或军事利益的代理人所占据。通过保留这些人先前的官阶和俸禄，但仅让他们拥有寄禄官，双轨制推进了行政的标准化和非军事化。从长远来看，正如对待后周遗臣，它让致仕高官和宗室以同样方式衣食无忧。更重要的，它让皇帝在人事管理上极富弹性。既然差遣并非正式官阶，皇帝可以选派官职低但有能力的官员担任高级官职，或者选派朝廷高官任县职。[120] 此外，正常官职一般任期三年，但情况允许，差遣却是开放性的。

宋初政府中一个难解之题是决定宰相的权限究竟应该有多大？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将宰相的个人影响力与其制度性权力加以区分；个性鲜明和有强烈个人影响力的宰相可以跨越其制度性权威的局限。[121] 步五代宰相的后尘，宋初宰相的权力被分割成三部分。内政权被赋予中书门下，其间接控制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军权被赋予枢密院，税收权属于三司。三部分中的每一部分在各自领域内自行制定和执行政策，各自仅对皇帝负责。这一权力分割以牺牲宰相为代价，将军权和财政权置于皇帝直接控制之下。此外，在人事管理方面，宰相的行政权被进一步压缩，停止了对枢密院的负责。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之前属于礼部下辖，现在由皇帝直接任命的朝廷官员负责，武官的任命和提拔，之前由吏部负责，现在由诸如审官院的独立机构处理。[122] 同样，刑部在对重要法律事件的最终决定权被宋太宗创设的审刑院所取代。

如同殿试和差遣制度，权力分割形成没有“首”相的互不干涉的行政部门，导致皇帝最终参与决策，协调政策，甚至监督他们的运行。皇帝的工作担子被加重，是由于分班奏事的需要，特别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之间分班奏事的需要形成的。这两个官署的长官不允许在都堂共议政事。这一做法让皇帝对他们的上奏交叉检查，来维持国家大政方针形成的顶层会议的权力分割。相应的，这两组官员的每一组都保持他们分班奏事记录的排他性。宋朝中叶之后，对机密的这一坚持变本加厉。除了国家规定的节日，高级官员被禁止在家中接见来客。所有涉及政策制定的官员，尤其是宰执、台谏、侍从、六部官员不允许彼此私下交通或联系。[123] 在统治的顶层，皇权是仅有的联结点。皇帝是帝国的关键，对所有政策专权独断且一言九鼎。

宋朝因文官治国而闻名，宋太祖在位十七年期间赢得了文官治国的发展吗？或者换一种方式来提问这个问题，大约四百五十位入仕的高素质进士形成了这样的政府吗？可以确信，宋太祖政府由来自五代后期的旧政治精英的残存势力操控似乎很稳妥，而这些政治精英只有极少部分出自科考或宦门，大多数是武人或吏职。[124] 同样，有问题会产生，是宋太祖本人采纳了思维中的文官框架？事实可能提供答案，即宋太祖曾经让两个中第进士通过搏击来决定状元的归属。[125]

即便在其在位后期，宋太祖持续物色有军事才能的文官。[126] 根据一些笔记小说记载，宋太祖宣布读书人应该被免于死刑，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会拜相。[127] 但无论如何，他不允许文官取代节度使或者掌控枢密院、三司。[128] 他既不愿意复兴言官做法，也不愿复兴台谏机制。[129] 即便宋太祖已经预见到文官政府中士大夫不可或缺，他的统一计划迫切需要在行政管理中有军事和财政专长之人参与其中。总之，宋太祖打开了从武人主政政府（他从五代继承而来）到文官主政政府（他的继承者加以巩固）之路。

虽然宋太祖坚持赋予枢密院独立性，但他将内政交付中书门下，并最大限度地清除了其中的军事影响。他削弱政府中的军人角色，同时增强了非军人的地位，但这一举措是为了平衡武人之前对政府的操控，而并非创造一个由文官主政下的新的不平衡。[130]

宋太宗时期（976—997）的战争与和平

976年秋，宋太祖意外去世。[131] 他有两个儿子健在，26 岁的赵德昭（950—979）和18岁的赵德芳（959—981），还有他们年轻的继母，25岁的开宝皇后（951—995），但他并未留下官方指定的继承人。与传统继承顺序相违背，太祖37岁的弟弟赵光义（庙号太宗）作为皇帝登基，此事见诸《辽史》。[132] 因为史料匮乏，《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的偏见，[133] 笔记小说对于此事的夸张记载，现代史学家并不确定这些事件中哪一个版本（如果有这样的版本）是可信的。

有故事暗示宋太祖被宋太宗谋杀。在一个雪夜，宋太祖邀请宋太宗宴饮，并将所有的侍者打发走。远远看过去，在烛影摇曳中，赵光义不时离开他的座位，如同在闪避什么东西。最后，宋太祖将一把“玉斧”抵在柱子上，并告诉赵光义：“好做！好做。”宋太祖然后就寝，鼻息如雷。赵光义则待在宫中直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宋太祖驾崩。[134] 一位明朝评论家对此迹象进一步引证了两点，并猜测宋太祖死于谋杀。首先，新即位的皇帝迫不及待地取代宋太祖的年号，而仅仅十二天之后便是岁末。其次，新年号“太平兴国”（976—984）,[135] 暗指他超越宋太祖。诸如此类对先皇的不敬可能表明赵光义通过不光彩手段获得皇位。[136] 但一位现代史学家认为宋太祖在私人会议上强调兄终弟及，并且“玉斧”只是一把用玉石装饰的文具。[137] 此外，几乎没有史学家相信赵光义会在宫廷内诉诸暴力。[138]

另一个版本将赵光义合法即位归于他母亲对政治形势的估量。宋太祖在位初期，聪慧睿智的杜太后（901—961）协助他处理政事。十六年前，在她的病榻上，据说杜太后询问宋太祖为何他能成为皇帝。宋太祖自然而然地说是她以及他祖宗的功德庇佑。“不然。”他的母亲回答说，“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带着这一思路，她建议宋太祖将皇位依次传给他的二弟和三弟，如此他本人的诸子同样可以安然无恙。宋太祖据说同意如此处理，她让赵普签署一份特殊的文件，他将其保存在皇宫内的一个金匮之中。[139]据说，大约二十年后，即981年，赵普将这份密诏公开给宋太宗，来讨好以支持他。[140]然而，这份被期望的密诏解密的时机并不令人信服。首先，如果这些事情真实发生过，为何赵普在976年没有公开？当时宋太宗需要为他本人的即位找到合法性支持。[141]其次，即位五年之后，宋太宗为何想要再次公开即位问题？最后，当他本人决定将三弟从皇位继承序列中剔出之际，宋太宗为何让朝廷文武百官知晓密诏中提及三弟？[142]虽然史学家对这份密诏的真实性莫衷一是，[143]下面的猜测似乎更合理，它要么是在宋太宗的授意下由赵普伪造，[144]或者这个故事由《太宗实录》的纂修人员凭空捏造出来替其继位辩护[145]。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赵光义是所有皇位潜在继承人中最有实力的。更进一步，由于北汉—契丹的联盟，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问题，以及宋太祖高度集权的政府，使得当前的形势错综复杂，都要求一个强势和富有决断力的皇帝。在处理这些程序所需的军事和内政措施时，赵光义比所有的宗室成员都更富有经验。

赵光义和柴荣（后周第二位皇帝）是连襟。[146] 从954年前后直到961年，赵光义一直追随在父亲赵弘殷（直到其956年去世）和其兄长宋太祖身边浴血沙场。[147] 在他们的呵护下，赵光义茁壮成长，在殿前司和班直中担任了一系列相对地位不高但比较重要的军职。相信在960年的陈桥兵变中，他是主谋之一。[148] 作为回报，赵光义被任命为殿前都虞侯，直到961年任开封府尹。[149]这一重要职位控制整个都城地区，五代时期仅被授予最有可能的皇位继承人。[150] 当宋太祖在960年亲征李筠和李重进时，赵光义被任命为大内都点检，当969年宋太祖再次离开都城进攻北汉时，赵光义被任命为开封留守。[151] 这些任命可能暗示宋太祖有意抬高赵光义的身份地位，也表明对他的信任。[152]

赵光义的官阶一直高于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虽然他已经二十岁，赵德昭从未被任命任何重要职位。此外，与传统相左，当赵德昭成人并离开皇宫居住时，并没有被封王。973年，他被授予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然而同时，赵光义爵位比赵德昭高一阶且被封王，这也是宋太祖在位期间第一个和唯一的在世的王，并且按照通常惯例，朝堂站位在宰相之前。[153]显然，此时的赵光义已经是宋太祖有意安排的继承人。[154]

赵光义的亲随同样出类拔萃。在他担任开封府尹的十五年时间（961—976）里，他从各行各业中选拔优秀人才，主要是军士，一些逃亡者和少数的文人。他同样与许多权贵、朝廷官员和内侍彼此勾结[155]。的确，随着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赵普历经九年独相（964—973），因为贪赃和独断专行被罢相后，赵光义在宋朝的权势仅次于皇帝。[156] 进而，赵光义凭一己之力便可以劝阻宋太祖将都城从开封迁至洛阳。

新皇帝勤于政事。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批阅每一份奏章，仔细核查三司的账目，亲自选拔中央和地方官，在开封审理刑狱，甚至纠正失礼的官员。[157]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央集权和皇帝专权，宋太宗罢免了大多数节度使，以通过科举考试的官员来替代节度使和他们的亲信爪牙，他同样削弱了宰相和边将的权力。

尽管宋初程序要求宰辅对每件事务进呈札子，经皇帝批准后再颁布执行，但有影响力的宰辅仍然独立于皇帝权力之外，使用堂帖发布行政命令。然而，996年，宋太宗下诏主要政事需要遵循进札子程序，即便是针对小事的堂帖也必须首先经过他的审阅。[158] 此外，在经过六年（976—982）悬置之后，宋太宗再次任命了参知政事，其权力与宰相不相上下。[159]同样在996年，针对政府核查和平衡的新举措被强调：虽然所有宰辅都可以在都堂商讨政务，但只有宰相可以使用中书门下省印，参知政事朝堂班次位于宰相之后。[160] 因此，既然他们已经有颇有权力、品级次于他们的参知政事加以辅助，内政权便不再集中在位极人臣的宰相手中。宋太宗朝的大多数宰相倾向于不生事、小心谨慎甚至懦弱胆怯，在政策决议中无足轻重。[161]

在其统治初期，宋太宗经常检阅军队，作为培养和确保他们对自己忠诚的一种方式。虽然枢密院已经换上他之前的亲随，但他亲自评估官员，就像他本人首先根据他们控制下属的能力，然后根据他们的胆量进行评判。[162] 这一取向反映了他对铁腕控制的偏好，尤其体现在对待那些权力和独立性对他构成潜在威胁的边将上。宋、辽两国之间的纷争需要将主要边界职位提升至都部署，并且他们的职任要求比在宋太祖时期享有更高的武官阶，要求指挥更多的军队。为了压制他们的高官阶，宋太宗并不赋予边将同等的特权和独立性，而这些在宋太祖时对他们是允许的。[163] 他们现在被禁止保留亲兵，其结果是导致在对契丹战事中至少一位优秀的将领战死沙场。[164] 他们的违法之举同样不再被容忍。例如，一个久经沙场的将领因为处死一个渎职的军官而遭到谴责。[165] 在策略层面，将领在军事行动中先前的自由由于宋太宗的大力控制而大大压缩了。[166] 此外，边将被禁止回易和抽取地方税赋。这些禁令防止中饱私囊，却也剥夺了边将的收益，无钱招募间谍，巩固边防，或应对燃眉之急。[167] 简言之，尽管他们需要灵活应对诡谲的边境形势，宋太宗却不愿意让将领们自由驰骋。

宋辽关系和两个天子

宋朝疆域远小于幅员辽阔的唐朝。宋朝从未控制中亚任何地方，而这一地区是印度佛教的发源地和优良战马的产地。它从未兼并其西南方邻国安南（越南），在终结中国对红河平原上百年的统治后，968年，安南独立。相反，宋朝对其邻国一直谦卑有加。宋试图从辽朝手中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以一败涂地收场，而以夷制夷政策被用来对付党项（或自1038年称“西夏”），只不过加速了党项的实现自治。若宋朝位于由宋、辽和西夏政权形成的一个地缘政治三角带，那么宋帝国正如现代史学家所描述的，不过是“棋逢对手”政权中的一个。[168]

宋辽关系起初相处融洽。虽然宋太祖并未沿袭五代做法，将自己登基事宜向契丹朝廷通报，但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国家直接挑衅对方。974年年末，在官方宣布他们成为“永久的同盟”，宋、辽进入一种平等关系，农历新年互相派遣携带国书的使节。[169] 接下来四年，他们关系融洽。仅975年，辽派遣几组使节到宋；其中一组使节甚至特意被派遣来祝贺宋太祖征服南唐。次年，宋太祖驾崩，辽派使节吊唁，并祝贺宋太宗登基。宋太宗也投桃报李，出于礼节，向辽朝皇帝派遣使节，允许与辽朝互市，并抓捕沿边的骚乱分子。[170]

与辽朝的这一友好关系由于宋太宗征服北汉的战事从而宣告破裂。979年，在最后两个南方国家（漳泉、吴越）向宋投降后的次年，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在通过外交方式试图阻止宋朝战事未果的情况下，辽向宋宣战。宋太宗吸取了宋太祖从南面入侵北汉失败的教训，转而从西北对其发动攻势，迎头痛击了辽朝主力。孤立无援的北汉仅仅支撑了十五天便告投降，献出了其所辖十州和35220户百姓。[171] 宋太宗行事并无宋太祖般宽严相济，他将北汉都城太原的地位从州降为县，并将城池纵火焚毁，还杀死了许多负隅顽抗的当地百姓。[172]

宋太宗雄心勃勃地要实现他大一统的计划，于是马不停蹄地直指燕云十六州，却并未顾及他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军队补给短缺，而且大多数手下将领都勉强从事。战事进展表面看起来一帆风顺，直到宋军顿兵幽州城（今北京，辽朝的南京），与契丹的生力军正面交锋。在高粱河（北京昌平东南），宋军遭遇溃败，万余宋军战殁，宋太宗本人身负箭伤，[173] 自此开启了宋、辽之间二十五年的战争，没有了横亘在他们之间作为缓冲政权的北汉，他们现在彼此正面交锋。

在随后六年时间中，所有的进攻都由辽主动发起，辽使用骚扰战术消耗宋朝兵力。例如，980 年在对战略要地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南）掳掠之后，他们撤退途中遭遇到宋太宗本人指挥的反击。这一骚扰战术目的是制造宋朝边境地区的经济混乱，并拖垮其军事力量。[174] 在这些年间，宋太宗不断要求高丽和渤海联合出兵，但都石沉大海，而辽宁东部的居民在10世纪20年代已经并入契丹建立的辽政权。相反，辽持续建立它在戈壁滩南部地区的宗主权，从而在集中力量攻击宋朝之前，确保他们的西部防线太平无事。根据《辽史》记载，983年年初，宋太宗向辽朝新皇帝、十三岁的辽圣宗（982—1031年在位）派遣贺使，伸出友好的橄榄枝，但毫无回应。[175] 986 年年初，甚至党项都背弃宋朝，投向辽朝怀抱。[176]

宋太宗希望利用辽圣宗缺乏历练以及辽朝专注于向北扩张，在986年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近二十万宋朝部队兵分三路侵入燕云十六州，并在山地取得了一些战果。然而在河北平原，负责指挥步兵的宋朝将领，其战术只是效果不佳的协同作战，根本不是辽朝骑兵的对手，他们由诸如耶律休哥（953—998）、耶律斜轸（? —999）等经验丰富的将领指挥，身后是富有领导才华的萧太后（? —1009）。宋军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溃败，随着进一步的失利和远征军的总撤退，据记载损失了大约三万宋军。很快，辽对宋朝的入侵采取报复措施，在军事要地君子馆（今河北河间西北）一役，他们杀死了数位宋将和数万宋军。经历了精锐部队损失大半，包括杰出将领杨业（? —986）的折损，宋太宗现在对待辽朝毋宁采取守势，而非进攻姿态。[177]

在986年的征讨中，宋太宗仅仅与枢密院进行了沟通，一日内连发六道诏书，却并未通知中书门下。战事失利之后，宋太宗懊悔单纯依靠枢密院之举，但他很快便自食其言。988 年，在没有征求宰相意见的情况下，招募宋军准备作战。然而次年，为了缓解宰相对于军事事务不被告知的强烈不满情绪，宋太宗诏令枢密院将其政务记的副本送交中书门下。宰相甚至胆敢拦住下朝的枢密副使，打听讨论过的外交事务，并且在皇帝面前坚持自己的主张。[178] 这表明外部危机可能为宰相赢得与皇帝划分内政和军权拉锯战中的一席之地。实际上，在1042—1045年宋夏战争期间，宰相兼任枢密院长官，并且在南宋时，由于女真以及随后的蒙古造成的持续危机，兼职情况亦是如此。[179]

宋太宗对辽的战事费用高昂。辽侵入宋朝边境之内，对人力和经济资源进行大肆破坏，迫使宋太宗多年减免河北当地百姓的地租，放弃在河南地区招募士兵。在这一期间，宋太宗同样失去了潜在的盟友。991 年和994 年，在军事援助的请求遭到宋太宗拒绝之后，满洲北部居住的女真人和高丽王国接受了辽朝正朔。随着对辽朝军事胜出的希望日益渺茫，外交而非军事解决的主张在宋廷占据一席之地。而宋太宗本人对战争也日益厌倦。宋朝的两次和平呼吁见于《辽史》，但却石沉大海。[180]

与党项或“西蕃”的关系

相对于对辽朝的态度，宋朝通常情况下轻视党项，不论是臣服的部落还是敌对的部落，称他们为“西蕃”“西戎”或“西狄”。[181] 9 世纪末，为了回报党项在镇压黄巢起义（875—884）中的一臂之力，其首领被赐姓唐朝国姓“李”，授予夏国公、定难军节度使，据有沙漠地区西部的夏州、绥州、银州、宥州（见第四章，地图13）。五代时，通过与后梁、后唐结盟，党项牢牢占据定难军。后汉时，党项地盘增加，954年，他们的首领被封为西平王。夏州政权与后周和宋朝关系良好，因为对他们而言，它是重要的战马产地。总体而言，他们依靠食盐、粮食和消费品贸易保持让党项臣服。党项甚至一度协助宋太宗征服北汉。[182]

从982年开始，伴随着独立的夏政权的建立，党项侵蚀宋朝地区，敌对关系出现并一直持续至整个北宋。卒于967年的李彝殷从935年开始统治西夏，死后被追封夏国主。宋朝适时授予他的儿子李国瑞接替他的位置。但978年，李国瑞去世，他的兄弟李继捧承袭爵位。979年，随着对东部形成缓冲地带的北汉政权被宋朝吞并，党项现在的南部和东部与宋朝有了漫长的边界。两年后，党项首领、不得人心的李继捧在982年将其领土献给宋朝。想清除潜在敌人党项的宋太宗计划控制鄂尔多斯这一战略要地，目的是建立一个西北防线对抗辽朝，并维持与党项的茶马贸易。[183] 然而，当李继捧整个家族迁往开封的途中，他的堂弟李继迁（? —1004）与几个党项部落反动叛乱，对抗宋朝占领军队的粗暴蛮横。他们逐渐占据了一些区域，而且比宋朝的外交更富有策略，在986年宋太宗出征前夕向辽朝臣服。并在次年，李继迁迎娶辽朝公主，获得三千匹战马的嫁妆。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宋太宗采纳了赵普分而治之的策略，恢复了李继捧夏国主的身份。[184] 李继迁假意向宋屈服，以换取时间，并最终引诱李继捧为自治而战。但李继迁的计划适得其反。辽朝被激怒，于992 年突袭并掳掠了党项地区，以惩罚他们公然向宋臣服。994 年，宋朝按照其思路罢免李继迁官职，破坏了党项的根据地夏州城，并严格禁止党项在陕西和甘肃地区用食盐换取食物。[185] 大批的党项人饿死，受此刺激，李继迁拦截了宋朝运送粮草的车队，获得大批粮食，并随后击败了宋朝在996 年发动的征讨。这些战争鼓励了不同的党项部落凝聚在一起，他们开始将西部战线扩大到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998 年，在新的绥靖政策下，宋朝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统治所有党项地区。这一并不明智之举赋予这个政权合法性，党项地盘逐渐扩大。至1036 年，他们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宁夏以及甘肃大部。随后不久，他们入侵吐蕃控制的青海湖以东。通过这次行动，1044年，党项从宋朝手中赢得了下章所描述的有利的条约。[186] 因此，宋朝被切断了经由突厥到西亚以及欧洲的陆路。

北部边防的收缩促进了政治和经济中心转向南方和东南，同时，西北战事推动士大夫得到军事上发号施令的职位。[187] 这些前线的收缩，同样阻碍了宋朝与中亚的贸易并使宋朝的出口主要限定在南方，使其关注点从亚洲内陆转移到海洋。相应的，宋朝发展了繁荣的海外贸易，并扩大了他们与高丽、日本、东南亚以及印度洋的海外关系。[188] 但无论如何，北方战马的短缺，使得宋朝在党项和契丹骑兵面前处于劣势，在南方，宋朝发明了复杂的航海技术以及海洋策略，并最终提高了帝国作为海洋强国的地位。[189] 海外贸易有助于宋朝在高丽和日本扩大儒学影响，其印记直到今天仍然依稀可见。[190] 然而，虽然一些联系仍在继续，印度佛教的衰微以及其向东方输出的受阻，使得宋帝国丧失接受外来观念刺激的一个重要来源。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极力恢复与印度佛教的联系，并继续翻译印度佛教文本。[191] 但这一项目在11 世纪中叶寿终正寝；印度高僧太少，精通梵文的中国人日益凋零。此外，佛教在印度和中国已经开始沿着不同的途径发展。

军事失利削弱了宋朝在这多重政权环境中的超级地位。高丽从奉宋朝正朔转向奉辽朝正朔，党项扮演着辽朝对抗宋朝的马前卒，安南则最终建立了他们的独立政权大越国。[192] 但宋朝的居民利用艰难赢得的和平局面来获取经济繁荣和文化勃兴。[193] 现代史学家已经指出，宋朝统治者虽然有时候对内不无粉饰，但实际上在对待外国政权上是灵活的和求真务实的。因为认识到他们自身的军事弱点，他们承认与辽朝在外交上对等。[194]

和平回报：文学追求和国内治安

提供了至少近五千人通过一定层次的科举考试后，[195] 宋太宗开始制造一个由文官主宰的官僚机制。位于中央政府权力顶端的宰相们，除了赵普之外，均为进士高第。在宋太宗朝，22 位三司使中，仅有6 位行伍出身。35位枢密使、枢密副使中，21位（或百分之六十）进士出身，其中11人状元及第。[196]

作为诗人和知名书法家，[197] 宋太宗创建了三馆和史馆。他同样发起了我们所知晓的“宋四大书”的编纂。[198]

这四部大书中的首部，《太平御览》有一千卷，由十七位官员耗费六年多时光（977—982）编纂完成，而这些官员中至少四位是后周遗臣，七位是南唐遗臣。[199] 为了提供一般知识的广泛基础，《太平御览》根据传统的世界秩序概念被分成五十五类，开篇是天部，然后依据时间顺序涵盖诸如时序部、地部、皇王部、药部和百卉部等。《太平御览》是目前宋之前大量文本的唯一史料来源，其书征引了2579部著作中近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并且依据该书编纂的三部选集，今天已经散佚了两部。该书编纂是后世编修的诸如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前身。宋太宗本人每天阅读三卷，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整部书的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提出修改意见，并自豪地将其本人比作辛苦编纂一万卷著作的学者。

五百卷的《太平广记》由编修《太平御览》的同一班人马耗费了一年半的时间（977—979）编纂完成。《太平广记》中征引了475部著作——大部分是历史小说、短篇故事和其他来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六朝（220—589）以及特别出自唐朝的，今天已经散佚的“志怪”故事。此书分九十二个门类，包含道教艺术、佛教因果报应传说、不道德行为故事、梦、怪诞和鬼怪故事等。除了其文学价值，它是关于早期中国神话、宗教、民族学和自然历史的绝佳史料来源。

一千卷的《文苑英华》编修于982—987年，用了51个月完成。22个编纂者中，三个后周官员和五个南唐官员中的四个在他们编纂过程中被在宋朝取得进士身份的新人所取代。作为编修于6世纪的萧统（他作为昭明太子更知名，501—503）《文选》的续集，这部类书在三十七类下收录了由2200位作者撰写的近两万篇诗文。这些作品中近百分之九十出自唐代。

由宋太宗发起，在他的继承人宋真宗时期完成的《册府元龟》有一千卷。用史料汇编的主干著作补充了其他三部大书。此书由十八位官员（半数是南方人）耗费八年时间（1005—1013）完成。为了对宋朝前代皇帝和品官们的历史给出权威的解释，编纂者们不辞辛苦巨细无遗地梳理正史和经典著作，产生了对唐和五代政府和政治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200] 宋真宗非常热心于图书编辑，尤其是著作中所包含的对于过往事件的道德评判，这后来影响了司马光（1019—1086）编修《资治通鉴》（1067—1084），反映了带有宋代时期特色的皇帝专制的崛起。该书三十一个章节的安排是一种典型的框架，与从唐时开始的官方会要编修所使用的框架相似。

宋太宗百科全书的项目不仅满足了他的文化兴趣（或者说某些程度上是他的“藏书癖好”），还为他的第一个年号太平兴国做了有力证明，暗示他优于其兄长。从宋王朝的角度来看，编修图书同样为各个征服不久的南方政权的官员提供职位和官衔，同时也为新王朝正在崛起的士大夫提供了一条入仕之路。恰如科举考试有助于全新的宋朝官员替代前朝遗臣，百科全书的编纂让宋朝士人和他们的皇帝借用过去的成就，为新文化的诞生趟开了一条道路，扶植文化追求高于尚武事业与价值观。[201]

文化追求在993年被打断，当时宋朝第一场大规模民变在四川爆发。虽然四川在 965年已经归顺，但这一偏远地区数年间一直动荡不安，起初的导火索是由于宋朝远征军在最初征服时的残暴之举。他们的暴虐激起了一场暴动，持续了两年之久才被镇压，由于政府日趋强硬地干涉当地盐税、锦、茶业工业，严重破坏了四川区域经济，而且当地仇恨心理一直很活跃。[202] 993年严重的旱灾激发的变乱，由于“均贫富”的口号而振奋人心，在首领王小波（? —993）（一个小茶贩）的领导下，变乱者攻占了一个接一个城市。王小波死于作战期间。然而，994年，他的内弟李顺（? —约994）反叛，宣布建立独立的大蜀政权，定都益州（今成都），建立官署、官僚体系，甚至联系其邻邦云南的南诏。

变乱如燎原之势极大地震动了宋太宗，他将平叛之事全权交给忠心耿耿且富有作战经验的内侍都知王继恩（? —999），他的内侍身份以及不言而喻的忠诚降低了他在四川地区创立一个独立政权并利用混乱局面对抗宋太宗的风险。尽管王继恩之前久经战阵，但他几乎重新复制了30年前宋朝最初征服四川的悲剧。在镇压了王小波变乱的主力后，王继恩沉湎于花天酒地，他的军队肆意劫掠，于是一些州县陷入叛军手中，而王继恩则差点再次丧失这一地区。只是在宋太宗任命了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协助他之后，王继恩才最终镇压了残余变乱武装，并于995年恢复了秩序。[203]

由于四川变乱的缘故，地方官一些臭名昭著的恶政被纠正，苛捐杂税被减免。同时，四川由两路变成四路，以强化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既然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在帝国其他地方被悬置的一些针对变乱的措施，在四川则被重新实施。为了防止割据，派往当地的官员不允许携带家属，直到11世纪中叶，四川当地人仍被严格限制禁止在其家乡任职，官员们甚至不准致仕后返回他们原籍。[204]

皇位继承的悲剧与问题

当宋太宗997 年去世时，来自他弟弟赵廷美（947—984），或是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卒于979 年）和赵德芳（卒于981年）对皇位的挑战均不复存在，因为所有这些人都过世已久。虽然赵德芳的病逝令人难过，但赵廷美之死，尤其是赵德昭之死则是不折不扣的悲剧。[205] 979年宋太宗兵败高粱河，当晚一些将领猜测失去联系的宋太宗可能失踪或者身亡，于是策划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此时继承皇位。宋太宗对此事怒火中烧，当他们返回都城，赵德昭为出征部队讨要被搁置的赏赐，宋太宗气急败坏道：“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206] 万分恐惧的赵德昭用一把水果刀自杀。

赵廷美的清除则更加曲折隐蔽。宋太宗继位后仅仅七天，赵廷美被封王，并被任命为宋太宗之前的职位开封府尹。此外，赵廷美被授予在朝堂上立于宰相之前，他的子女被官方称作“皇子”和“皇女”。[207] 至少在表面上，赵廷美变成宋太宗潜在的继承人。[208] 然而短短数年，赵廷美便因图谋篡位而失去一切。

981年，宋太宗听到流言，说赵廷美正在策划一场阴谋，皇帝再度任命赵普为宰相专门负责侦查此阴谋。[209] 次年年初，赵廷美被指控阴谋推翻宋太宗，不过他没有被处决，而是从开封府尹调任西京留守。据说宋太宗对他的“阴谋”避而不谈，甚至为他赴任赏赐巨万，并且赐宴饯行。[210]赵普并未平息流言蜚语，反而谴责他们结党营私，试图利用流言蜚语来搞垮赵廷美以及他多年的政敌宰相卢多逊（934—985）。根据卢多逊和一些据说将中书门下的秘密告知赵廷美的属吏的自供，七十四个朝廷官员查明卢多逊与赵廷美死有余辜，因为他们贪得无厌，并且希望宋太宗早死。所有的属吏均被处以极刑，卢多逊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崖州。赵廷美先被禁锢在家，几天后，被指控心怀怨望，被流放到房州；他的儿子们被改称“皇侄”。[211]

在宋太宗专门人的监视下，37 岁的赵廷美在984 年忧悸而死。[212] 后来，宋太宗向他的宰相诋毁赵廷美，宣称赵廷美只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是他乳母所生之子；但这与《宋史》中杜太后传记相矛盾。[213]

赵宋皇室的悲剧仍在继续。宋太宗的长子元佐（965—1027）只身抗议流放赵廷美，并因其叔父含冤去世而精神错乱。985年，尚在休养之中的赵元佐，未被受邀参加中秋节的家宴。他觉得自己为人所弃，便醉酒并纵火焚烧宫殿。作为惩罚，他被褫夺官爵，降为庶民。[214] 同年，宋太宗的次子元僖（966—992）被封王和开封府尹。元僖雍容尊贵且沉着冷静，他作为开封府尹的举止无可挑剔，为宋太宗所钟爱。但在992年，在宋太宗面前，他暴病猝死，父亲为他的死伤心欲绝，很长时间夜不能寐，还撰写了哀词。[215] 在随后的两年间，宋太宗健在的六个儿子中无人被授予带有太子身份的开封府尹。与此同时，没有官员敢于提醒宋太宗立储问题。但无论如何，宋太祖的后人并不在考虑之内。宋太宗已经使他这一支占据了帝系。994年，皇帝的陈年箭伤发作得越发严重，此时皇帝年事已高，而且因为34 岁的李皇后（960—1004）仍然未能诞下皇嗣，宋太宗的三儿子、26岁的赵恒（968—1022）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并于次年被立为太子。据记载，宋太宗起初对新太子深得民心颇为不悦，虽然在好言劝诱下，他最终接受这是他英明决断的证明。[216] 两年后，宋太宗去世，赵恒（庙号真宗）继承了皇位。

新类型的皇帝：不一样的宋真宗（997—1022）

相比于宋朝开国之君和高级官员，30岁的新皇帝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仅有两年开封府尹的行政经历，不过是初出茅庐之辈。他的父亲曾经说：“诸子长宫庭，未闻世务，必资良臣贤士赞导为善，使日闻忠孝之美。”[217] 士人教导皇子养成将朝政委托给宰相，并且对官员们的建议虚怀若谷的优点，宋太宗本人教育他的儿子们要谦虚，甚至诏令太子在朝堂上站位立于宰相之后；对待他的老师礼敬有加；在其任开封府尹期间，对属官的建议从善如流，宋真宗确实一直生活在宋太宗本人的密切关注之下。[218] 然而，远在完成他认为儿子们所需要提供的指导之前，宋太宗病逝于皇宫大内，撇下太子处于一场阴谋之中。

受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937—1008）与知制诰胡旦（978 年进士）的蛊惑，李皇后派遣王继恩征求宰相吕端（935—1000）的同意，要用宋真宗的长兄替代太子。吕端却将王继恩反锁，并向李皇后表示反对，称宋太宗的意愿不会因为她所宣称的长子继承而置换。在继位仪式上，为确保新皇帝就是宋真宗，吕端命人移开帘帷，靠近玉榻，认真审视新皇帝，然后才让文武百官向皇帝行礼。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三个同谋被流放：胡旦因起草行庆制词言语不当，李昌龄因扇摇朝廷，王继恩因潜怀凶匿和结党营私。[219] 吕端家人和司马光笔下的围绕这场密谋的种种神秘和细节，可能永远不会被彻底搞清楚。[220] 但一个参知政事和一个有权势的内侍的流放足够提高宋真宗的权威。

实际上，新皇帝通过勤于政事来彰显铁腕。他继位十二天后，当工部侍郎，也是他忠心耿耿大臣中受人尊敬的一员，拒绝一项新的任命，宋真宗不允许他拒绝，并且告诉赞同依据先例接受辞呈的宰执，称新皇帝应该令出必行。[221] 在他在位初年，宋真宗不遗余力地几乎全盘效仿他父亲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宋真宗甚至尝试着让自己对军政感兴趣，将视察边境作为礼制，为参加战事的高级将领颁布阵图。[222] 然而，即便他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经验不足加上他所接受的有限训练，使得宋真宗缺乏自信并且恭顺有加。

新皇帝对宰相们以礼相待，对吕端更是恩礼有加，吕端的风格是不拘泥小事，但大事不糊涂，强调朝廷太平无事和官员安分。虽然皇帝仍然坚持将内政与军政分开，但他恩准枢密院和中书门下对重要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宋真宗格外容忍高级官员之间的私人接触，允许他们在家中接待来访者。[223] 在这种信任天性之下，宋真宗往往将越来越多的权力放手给他的官员。

在1001年与宰辅的一次会议上，宋真宗宣布他无论大小政务，都会与他们讨论，不会乾纲独断。[224] 为了增加帝国对财政政策的控制，宋太宗将三司一分为三。1003年，三司的三个部门（盐铁、度支和户部）被重新整合，由单独的三司使领导，如此宋真宗可以减轻整合来自三司每一个部门意见的压力。[225] 在来自辽朝的始终存在的威胁由于1005 年和平协议而得到缓解之后，这一放权和巩固权威的趋势日益增强。

澶渊的绥靖与和平

1004年，辽向宋发动了自94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据记载，在萧太后和辽圣宗的指挥下，由二十万人组成的辽朝军队，六天便直插河北，抵达澶渊（或澶州，今濮阳）近郊，距离开封不到二百公里。毫无疑问，影响了1005年和平协议本质的辽朝的目的，应该从辽方的观点来加以理解。在他们已经对宋太宗的两次大规模入侵实施报复之后，辽朝在对待宋朝上有三种选择：他们可以继续突破宋朝边防实施短距离袭击；他们可以立即努力获得有利的和平处理方式；或者通过持续的和不断强化的战争来试图获得和平。

第一种选择实现起来异常艰难，因为宋朝通过修整塘泊河道来阻碍辽朝的骑兵，已经强化了他们的边防。[226] 例如，989年，辽朝名将耶律休哥在一次劫掠中身负重伤，不得已下令撤军。[227] 999年，在耶律休哥去世一年后，另一位成功挫败宋朝两次征讨的英雄耶律斜轸也过世了。[228] 从999年到1001年三年间，几乎辽朝所有的主要攻击要么损失惨重，要么无功而返。[229] 此外，宋真宗巡视边境，流放懦弱的高级将领，有助于增强宋朝军队的纪律。[230] 随着失利愈多于胜果，辽朝面临或是放弃在两个政权之间保持缓冲地带的策略，或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这一缓冲区。既然无论哪一个选择都会危害到辽朝的安全，不得不寻找另外的选择。[231]

宋太宗去世后，尽管耗费国力，辽朝似乎愿意维持缓冲地带。然而，考虑到宋朝最后两次入侵带来的危险，辽朝认为任何持久的和平都应该以宋朝改变领土收复主义为基础，并应该要求宋朝认可辽朝对燕云地区的主权，并返还山隘以南地区——换言之，即被后周收复的河北关南地区。[232] 然而，对于辽朝的永久和平，对宋朝却意味着挥之不去的威胁。即便没有这些方凿圆枘的外交目的，谈判的大门还是被暂时关闭了。即位之际，宋真宗命令经验丰富的边官何承矩（946—1006）向辽朝通报宋太宗驾崩以及宋真宗的和平企望，但宋朝并未接到任何回复。[233] 宋廷并未为和平采取进一步的尝试。相反，担心辽朝的渗透，宋廷拒绝了一些官员要求重开榷场与契丹进行茶马贸易的主张。1002 年，或许是一种试探，辽朝要求开放991年已经全部关闭的榷场。[234] 宋廷对辽朝的不时骚扰怒火中烧，予以拒绝。只是由于后来何承矩的一再坚持，得以开放一处榷场。[235] 次年，为了防止契丹间谍，作为和解渠道的榷场被再次关闭，[236]

接下来一年（1004），辽朝通过采用第三种选择来试图解决他们的僵局——经由战争方式来获取有利的和平——但他们的时机却不合时宜。在前一年四月，他们俘虏了王继忠（? —1023），他是一个高级边将，更重要的，他深得宋真宗信任。王继忠的被俘给宋朝敲醒了严重的警钟。猜测王继忠已经阵亡，宋真宗严厉处分了两个主要统帅，因为他们对王继忠弃而不顾。宋真宗也向朝廷官员和边将征求前线政策，此举强化了“高级将领在政策讨论中的可见性与影响力”[237]。允许枢密院和中书门下对这些事情合议。[238] 调整了旧战术，任命了新的指挥官，宋真宗准备亲自领导一次反击。从1003年秋到1004年夏末，在预防契丹入侵方面，宋朝处于一级戒备。[239]

宋朝的准备物有所值。至少在战争开始前一个月，契丹的征讨为宋朝情报机关所侦知。在与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商讨后，宋真宗接受了宰相毕士安（938—1005）的建议，在冬季发动反击，期望一场胜利来一劳永逸地结束辽朝的入侵。宋真宗同时下令这些官员之间精诚协作，并赐予前线额外的赏赐和军需物资。[240]

不再是边界战争的插曲，冒着腹背受敌的危险，辽朝入侵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河北；轻易地穿透宋朝边境第一道防线，辽朝蹂躏了十个州，但仅占据了其攻击的十个州中的两个。[241] 前方仅仅是宋朝步兵在平原上的脆弱布防，延伸数百里便可直抵开封。[242] 辽军的逼近、目的不详都极大震动了宋廷，而消极消息的传入（某些天内一天五个消息之多）则让宋廷胆战心惊，大多数朝廷官员力劝如惊弓之鸟的宋真宗逃跑避敌。然而，他最终听从了宰相寇准（961—1023）的劝告，亲自来到澶渊指挥军队。

在战场上，辽朝部队开始遭到由宋真宗本人亲自指挥的宋朝防御力量的顽强抵抗，而宋真宗已经被一些朝廷官员所说服来身为表率。辽军逼近开封以及五代时辽朝军队占领开封的记忆警醒宋廷。但在河北北部，全力以赴的辽朝攻势却未能占据战略要地定州（今河北定州）。随后辽朝萧太后亲自擂鼓助威对宋朝另一处要塞瀛洲（今河北河间）发动旷日持久的攻击。据记载，她在三周内损失了三万士卒，却再次徒劳无功。[243] 大约同时，宋朝边塞部队着手反击，一些反击已经逼近推进中的辽朝征讨军队的边缘。他们在偶尔的伏击中得手，其他要塞则发动反击，跨越边界，对辽朝取得小规模胜利。[244] 与此同时，王继忠“个人”对和平的呼吁送达宋真宗手中。

王继忠在和平谈判中的角色颇有争议。[245] 可以肯定王继忠向萧太后吐露了他与宋朝皇帝之间的密切关系。她于是任命他为户部使，并将一位族女嫁给他。[246] 很显然，萧太后认可了王继忠在启动与宋廷和平谈判中的潜在价值，并利用了他。无论如何，辽朝启动了和平谈判。[247]

对于宋真宗而言，他愿意对辽朝破财免灾，但不会放弃关南地区。[248] 在王继忠给宋廷的第二封求和信中，他强调这一地区对辽朝的重要性，并要求宋真宗先派人谈判。[249] 当辽朝再次攻击瀛洲，试图增重他们的谈判砝码时，宋朝使节曹利用（? —1029）已经出发在途。随后不久，正当宋真宗率领其军队迎击入侵者时，萧太后宣布她愿意和平谈判。[250]

地图12 辽军入侵宋朝（1004年）（1111年）

随着萧太后的族侄、他们的军事统领萧挞览（? —1004）在侦察地形时为伏弩所伤而毙命，辽方对于谈判结果的焦虑之情与日俱增。[251] 相比之下，由于宋真宗亲临前线，宋朝部队士气倍增。[252] 在两轮谈判都无法就关南的主权达成一致时，辽朝洗劫了附近一个州，但随后显示出撤退的迹象。宋真宗同样厌战，准备回銮开封。[253] 在第三轮谈判中，辽朝声称他们主要目的是收复关南地区，但再次遭到拒绝。不过，辽朝接受宋朝的岁币。他们开出了他们的条件，通过王继忠将秘密请和书直接送达宋真宗手中。这份请和书中列举的条件成为所谓的澶渊之盟的基础：

1.宋辽共议戢兵，复论通好

2.宋每年支付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3.沿边州军，各守疆界

4.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

5.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扰

6.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7. 苟渝此盟，神明是殛[254]

从地区安全和长期安全来看，这个条约让宋朝付出了代价。条约第三条使宋放弃了领土要求，和燕云大部分地区汉族中国人的统治权。条约抑制了宋朝恢复这一重要战略地区的全部希望，并排除了针对这一行动的基础军事活动。条约同样留给宋廷埋下复仇的种子，这成为政治分歧的导火线。正如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后来所宣称：“幽燕遂陷，为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255] 条约第四条禁止宋朝接纳逃亡而来的辽朝官员，他们人数与日俱增，拥有宝贵的技能且携带着有价值的信息。[256]条约第六条削弱了宋朝对付辽朝（以及后来对付女真骑兵）效果显著的防御方式之一——塘泊。除了关南地区为岁币所取代，[257] 辽朝一切如愿，这多亏了王继忠的从中斡旋。

针对宋朝北方沿边百姓的生活和经济活动，条约第一条和第五条恢复了和平和常态。据估算，岁币仅占战争期间宋朝军事开支的百分之一二，[258] 仅占政府全部开支的百分之零点三到零点五。[259] 此外，这些费用很容易通过七个新设立的榷场的盈余赚回。平均而言，在每年总贸易利润80万贯钱中，宋朝官方贸易每年净利润额是40 万贯到50 万贯钱（一贯通常有一千文钱），足够补偿支付给辽朝的银数。[260] 通过在条约中讨价还价从而变得财力雄厚，辽朝使用岁币补贴他们中央都城建筑的费用，并向中亚和荒蛮之民如党项出口大量丝绸，价格是宋朝在和平时期价格的三到四倍，战争时期的四十倍，从而刺激了多国贸易圈。[261] 此外，为了避免将来的冲突，双方在雄州（今河北北部雄县）边境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缓冲地带呈现中立状态，其居民不向宋辽双方缴税，但需要向双方提供劳役，其居民被解除武装，既不保有部队，也无地方自卫力量。[262]对双方而言，条约最重要的结果是以可接受的代价换取了一个世纪的和平。

虽然并未体现在条约中，两个政权在外交上彼此对等相待。这一例外之举体现在外交中两个国君采用兄弟相称的礼仪。条约甫一缔结，宋真宗便取消了所有包含歧视性词语诸如“蕃”或“狄”的地名。同样，辽朝在与宋朝交往时，避免称岁币为“贡”，不过为了取悦国人和属国，辽在内部会使用这一词语。[263] 官方交往中，两个王朝彼此称呼对方为“北朝”“南朝”,“大辽”和“大宋”。依据年齿而非身份地位，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萧太后为“叔母”。[264] 两个政权为驾崩的皇帝举行吊唁，并将皇帝的名字作为国讳。[265] 宋在鸿胪寺下专门设置往来国信所，这个特殊的机构只针对处理与辽朝的外交事务。在外交使节的合适人选上煞费苦心，他们中许多人是知名之士，有几位后来还成为宰相。[266]

恢复和平使宋真宗能够腾出手来重建“强干弱枝”的文官取向。1000年，知开封府警告屯兵边境的代价是后方空虚。[267] 1002 年，宋真宗两次提醒朝廷官员将不适当的军权下放到州官的危险。[268] 在和平谈判期间，甚至宰相寇准被怀疑利用战争来自我扩张权力，这一指控显然使他备感压力，让他放弃对和平条约的反对。[269] 条约甫一签署，河北境内的乡兵几乎全部被遣散，大批聚集在当地的禁军被遣返回他们的驻地。近四百武官被免职，百分之五十的河北堡寨和百分之三十的边堡被遗弃。[270] 此外，正如枢密院三分之二的高官都是文人，[271] 宋真宗也开始了曾经为士兵预留的地方军事职位上安置文官的过程，从而增强文官在低级军事行政和发布命令中的优势。[272]

总之，虽然辽朝能够使用合约从宋朝额外获益（特别是在1042年和1075 年），但宋朝视辽朝为一个主权帝国和外交对手的外交关系所呈现的务实取向，使得澶渊之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273]

“天书降临”与帝国形象打磨

与辽朝签订和平条约仅一年后，寇准被罢相，在此之前，枢密使王钦若（962—1025）在皇帝面前中伤他，称条约是城下之盟。王钦若对澶渊之盟及其盟约缔造者的蓄意中伤，使得宋真宗意志消沉，他于是将寇准革职。[274] 在逐步瓦解皇帝自信心同时，王钦若（与宋真宗相似，都是道教信徒）提出通过鼓励皇帝举行封禅大典，“镇服四海，夸示夷狄”从而一扫澶渊之盟的耻辱，[275] 来重建自信。然而在执行这些献祭之前，传统上要求上天提供作为上天对封禅认可征兆的祥瑞，意味着国运昌盛。因为此类祥瑞的出现无法预料，王钦若建议人为制造，因为上古圣君在创造《河图》《洛书》之时，已经如此处理。[276] 宋真宗仍然对捏造出来的祥瑞的合法性心存疑虑，但当一博学且笃信经典的老儒支持了王钦若的解释，皇帝最终松口了。[277]

当年冬季和1008年春，三份天书“现身”鳞次栉比的皇宫吉位。第一份天书书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278] 随着宋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宋真宗统治权势有了保证，宋真宗改年号为大中祥符（1008—1016），下令赐酺五日。这不过是宋真宗耗费巨资、挥霍无度、古老且神圣的全部国家祀典——在山东封禅泰山（1008年举行）以及在山西汾水祭祀地祇（1011年举行）两次献祭的前奏。

每一次努力都被用来描述作为宋真宗帝王权力和效验的符号仪式。例如，宰相王旦（957—1017）使皇帝确信“天赐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复始，永绥兆人”。正如一位现代史学家所指，这些字眼被想要用来“光耀皇帝以及表明宋朝更生，历史新循环的开始，天命得到重申”[279]。

宋真宗热衷于道教，明白无误地体现在天书事件中，也清晰地反映在宋真宗在1014年对亳州老子（道教传统创始人）庙的特殊拜祭，以及将天书贮藏在都城最新修建和最宏伟的道教宫观中。极其显而易见的是，当赵宋皇室“始祖”在宋真宗梦中现身，宣称带来天书，宋真宗对他这位想象出来的始祖的名字加以避讳，并且下令全国道教宫观增加一座祭祀这位祖先的宫观。[280]

并非全国所有人都被宋真宗试图制造的宗教卡里斯玛[281]所影响。在1008年封禅泰山前不久，为了考验宋真宗的诚意，辽朝要求在岁币之外的额外钱财。作为迁就，占岁币五分之一的三万银、绢当年被“借给”辽，而且不期望偿还。[282] 察知这一先例，1010年党项——四年前宋朝已经通过节度使封号和数额庞大银绢、钱、茶加以收买——以农业歉收为名要求百万斛额外的谷物。虽然大多数官员主张应该拒绝这一勒索企图的要求，但王旦出于购买持续和平的慎重考虑，接受了党项的请求。[283] 尽管仪式宣称的是一套，但显然是慷慨妥协和外交容忍的结合，而并非由天书所体现的宗教卡里斯玛使外国政权无法越雷池一步。

并非宋真宗的国内民众都受其影响。天书事件中五个最知名的鼓吹者——王钦若、丁谓（966—1037）、陈彭年（961—1017）、刘承珪和林特——被不相信的同僚戏称作“五鬼”，而一些官员则对天书事件公开表示反对。[284] 龙图阁待制孙奭（962—1033）在1008—1019年间连上六份慷慨激昂的奏疏表示抗议，在第一份奏疏中，他奚落道：“天何言哉！岂有书也？”[285] 1015 年，礼部尚书张咏（946—1015）在临终奏疏中称，五鬼之一因为诓惑皇帝应该被斩首示众。[286] 1017年，病入膏肓的王旦向他的儿子坦诚，他很后悔身陷天书事件中，他认为这个错误是他一生的污点。为了表示忏悔，他要求髡发并身穿僧服下葬。[287] 皇帝很快便对上天祥瑞丧失信心，1016年，他禁止进献祥瑞。然而次年，他又改变想法，下令关于灾害和天谴的任何记录隐匿不报都将被视作犯罪。[288]

1016年，一个天然征兆惊醒了宋真宗的上天庇佑美梦。一群蝗虫飞过都城地区。起初，宋真宗仍然相信他的虔诚会将灾害降至最低，甚至迅速杀死蝗虫。作为明证，几位宰执进呈成堆的死蝗虫，并提议举行宫廷庆典。在庆典举行前，成群活蹦乱跳的蝗虫飞过大内，遮蔽了整个天空，显而易见，无论皇帝还是他的宰辅都被愚弄了。自此之后，据记载宋真宗开始患病。[289] 1022 年，天书随着宋真宗一同下葬，终结了这场闹剧。《宋史》编修者的赞语称：“呜呼贤哉！”[290] 1029年，在一场神秘的火灾中，规模宏伟的道教宫观除了两座小殿外，其余建筑全部化为灰烬。

朝廷政策和阴谋

宋真宗在君权神授方面比宋太祖或宋太宗都有更好的理由。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经历了一段和平繁荣时期，对政府的驾驭不再需要铁腕治理。尽管封禅献祭和维持道教宫观的建立，以及对辽和西夏的岁币耗资巨大，宋真宗统治期间仍然是北宋收入远超过开支的最好时期。1021年收入150850100贯钱，是997年的两倍多，而支出仅仅126775200贯钱。[291] 但政府事务的一系列开支增加被忽视，其中大部分开支看起来都是在和平时期的惯例，但对忙于其他事务，诸如天书事件的皇帝而言，仍然是一个负担。[292] 在统一半个世纪后，官僚人数急剧膨胀。

在999年年初，宋真宗每天接受一百多份奏疏。五花八门的建议让他备感困惑，众口一致的指责最终让他龙颜大怒。1007 年，深陷于一般奏议与密函中的宋真宗下令，给每一份奏疏划定一个大纲，以便与他阅读。但这并不能保证奏疏的质量，宋真宗一直抱怨其中一些奏疏言之无物和夸大其词。[293] 同样，轮对和廷议举行的次数越来越少，剥夺了大多数低级官员各抒己见的机会。1004年到1022年他去世之时，宋真宗仅一次公开要求直言极谏，与他即位初两年间三次诏令直言极谏形成鲜明对比。[294]1017年，台院增加了六个新的职位，设立了谏院。六察职责之一是审查百官章奏和参议朝政。虽然此举是为了增加在朝堂上的弹劾力，事实上限制了官员正式广泛地参与议政过程。1017 年前所有官员都有对政务评头论足的权力，现在却仅限于屈指可数的“谏官”。[295]

虽然官员人数和政务数量要求提高决策，但朝会举行的次数却越来越少。1018年后，当官员离任或复职而赐宴之际，朝会便不再举行。1019年后，官方节日之际暂停朝会，1020年后，隔日举行朝会。在此之前，宋真宗已经表现了倦政的迹象。1006 年年初，一系列诏令颁布，皇帝减少了参加朝会的官员人数，限制了祭祀的类型。1010 年，他下令三司独立或依据先例做次要的决议。1011 年，他下令官员一般只有当重要的政务需要讨论时才举行朝会，他们可以自行决议，然后向他汇报。[296] 澶渊之盟签订后，既然权力结构太过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对政府并未有益，这一下放帝国权力的想法必然不差。为了实现和平时期的目标，官僚领袖要求更多的独立权威，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加等级化的建制。[297] 然而，这对于执行权力的去中央集权化反而增加了官僚领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宋真宗端居九重，静默不语；从1005年到1019年的十四年时间内，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最高官员仅有十九位。权力高度集中在南方人王钦若、丁谓和陈彭年之手——他们都是所谓的“五鬼”。[298] 正如一位现代史学家令人信服地总结道：“王钦若与其朋友，特别是丁谓和陈彭年，都对他们个人的职位煞费苦心，任何与他们本人不同的观点，不论那些观点来自北方人还是来自南方人，都被认为是对他们个人权力和影响力的威胁。”[299] 这一阶段主要围绕权力斗争。皇帝越发暮气沉沉，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不择手段地大肆揽权，官僚权力集中在少数在中书门下枢密院斗争中屹立不倒的官员手中，并且为了提高他们本人的权势，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侵蚀同僚的权限范围。

在宋真宗所有的官员中，王旦最为他所信任。由于军官粗暴的复员政策造成一场迫在眉睫的军队造反，王旦独自找到解决的方法时，宋真宗评论说：“王旦擅处大事，真宰相也。”[300] 宋真宗诸事首先频繁咨询王旦，甚至是关于枢密院和三司的决议也不例外，而王旦的价值体现在他的政治睿智。居于首辅之位长达十二年之久，王旦是中书门下最高级别的官员。在漫长的和平时期，当内政压倒军政，中书门下的权力和重要性相对高于枢密院。木秀于林，王旦在朝廷小心翼翼，与属下保持彬彬有礼，对他举荐提拔之人，从不公开联系，在其同僚面前从不张扬，对皇帝的意愿言听计从，在天书事件中也是如此表现。[301]

1016年，在发现王旦处理某些政务时并未禀报皇帝，宰相的众多同僚，包括陈彭年在内口出怨言。他们从王旦那里仅仅得到了歉意。皇帝对他们的口出怨言感到好奇，询问他们王旦的处理是否大公无私。在得到一致的肯定答复后，皇帝透露说，经过多年的考察后他并未发现王旦存有私心，从封禅时起，他已经授予王旦小事专决的权力。王旦接受了同僚的道歉，他解释说，由他本人公开这一授权并不合适，但许诺将来依靠他们的规谏。[302]

即便有皇帝如此的信任，王旦仍未能使宋真宗摆脱王钦若的阴谋诡计，而王钦若因为王旦阻碍他担任宰相而对其大肆抨击。[303] 王钦若通过排挤王旦的同党来试图削弱王旦的影响力。第一步是对谨慎持重的参知政事赵安仁（958—1018）下手。1012年，王钦若在回答皇帝时说，朝廷上德行最好之人是赵安仁，因为一位前宰相举荐过他，他总是试图报答。皇帝对偏袒的蛛丝马迹高度警惕，以及对赵安仁在朝廷上寡言少语的不快，于是将其免职。[304] 作为赵安仁的代替者，王旦与王钦若商量举荐他的一个贫寒朋友李宗锷（964—1012）。在告诉王旦同意他的选择后，王钦若偷偷告诉宋真宗李宗锷严重依附王旦，王旦期望得到李宗锷担任新执政所得到的官员馈赠的礼物。王钦若强调，这并非为政府职位选择有能力之人的方法。次日，当王旦提到李宗锷，皇帝龙颜大怒，转而接受王钦若对丁谓的举荐。[305] 同年，皇帝又接受枢密院关于逐月记录的请求——之前送到秘书省进行编辑，现在应该由他们独立编辑，然后送交史馆。[306]虽然这一机构在宰相的管辖之下，通过切断秘书省，这至少在制度结构上提高了枢密院的自主权。

1014年，很大程度上由于他在枢密院飞扬跋扈的风格，王钦若被悬置了近一年。作为他趾高气扬的例子之一，王钦若带到朝会上的奏章，经常仅讨论很小一部分。当朝会结束，尽管他的同事马知节强烈反对，王钦若仍然独自一人对尚未启封的奏章做决议，并假装这些决议已经在朝会上通过皇帝的御览。马知节对王钦若的行为怒火中烧，经常与王钦若在朝会上针锋相对。这一交锋最终适得其反。

宋真宗对在王钦若与马知节之间如何站位心生厌烦，诏令王旦居中斡旋，但王钦若极力抵制。在朝会结束后，皇帝打算送王钦若和马知节去大理寺评判，但被王旦劝止。次日，宋真宗告诉王旦，王钦若与马知节由于“忿争无礼”将要被罢免。王旦提议，认为应当先告诫王钦若、马知节，如果告诫无效，再罢免他们，以免流言蜚语影响到王朝形象。皇帝同意了。[307] 刚过一个月，王钦若和马知节再次关于一个武将的合适奖赏在朝会上僵持不下。对他们无休无止的争吵忍无可忍，并且发现枢密院背着他做决议，皇帝罢免了二人，接受了王旦的举荐，召回了王钦若的政敌寇准。[308] 但寇准同样刚愎自用，次年也被罢免；王钦若被再次任命。[309] 在这场拉锯战中，没有最终的赢家。

1017年王旦去世，身体每况愈下的宋真宗被挟裹进强烈的政治斗争时期。在新宰相王钦若的影响下，皇帝罢免了参知政事王曾（978—1038），并批准了另一个参知政事张知白（? —1028）的致仕——他无法容忍王钦若的敌对。[310] 然而，1019年，王钦若本人因为受贿以及与一个私藏禁书、宣称可召唤天兵天将（谋逆的传统标记）的道士交好而被罢免。[311] 王钦若的替代者是寇准，寇准早些时候在女婿的劝说下，向朝廷报告其治下又出现天书，其实这是寇准赏识的一个武官伪造的。[312]

11世纪前十年，宋真宗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他的第六个儿子，也是他的继承人赵祯（1010—1063）是宫人李氏所生。宋真宗的妻子刘皇后（969—1033）将此子转到自己手中进行抚养，让孩子的生母李氏默默无闻，为她本人日后作为皇太后和摄政者铺平道路。周怀政（? —1020）密切关注皇后——现在是太子的继母——渐长的影响力。意志坚强、能干和精明的皇后表现出对朝政的浓厚兴趣，她帮助宋真宗在内殿处理政务，也让她的两个近亲担任禁军统领。出身低微，在朝廷上毫无政治背景的刘皇后，她本人通过婚姻关系与丁谓和翰林学士钱惟演（962—1034）结成同盟。钱惟演的妹妹是李皇后义兄的妻子，钱惟演的女儿是丁谓儿子的妻子。1012年，她42岁，成为皇后，她卑微的出身和精明遭到包括寇准在内一些高官的反对。此外，一些精英，大多数是南方士大夫反对女子临朝，以免出现唐朝武则天的悲剧。[313] 然而，当宋真宗在1022年二月去世，他们的反对被置之不理，刘皇后作为皇太后和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者大权在握。

（翻译：刘云军）

[1]关于朱温及其后梁，见王赓武所著《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吉隆坡，1963）[译者按：此书已有中译本，胡耀飞、尹承译，中西书局，2014] 第四章和第五章；罗伯特·萨默斯《唐朝的灭亡》，收入杜希德主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隋唐史（589—906）》（剑桥，1979）第一部分，第781—787页。

[2]马端临：《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5—1937）（约1308；台北，1965）卷276，第2195页。清代史学家赵翼（1727—1814）指出，9世纪末10世纪初，约百分之三四十的节度使最初由其将士拥戴，然后才由中央政府对其地位加以认可。见赵翼《廿二史札记》（1799；台北，1977）卷21《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第460—463页。他的估算可能偏低，见埃德蒙·沃斯（Edmund H.Worthy, Jr）《宋朝开基立业，950—1000：军事和政治体制的综合变化》（学位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6）第104、132页注释9。沃斯开创性的工作仍然是关于北宋开基立业绝佳的研究成果。

[3]刘昫：《旧唐书》（945；北京，1975）卷123《刘晏传》，第3513页。

[4]见欧阳修《新五代史》（1073；北京，1974）介绍，第5页。[译者按：第5页，原文误作第2页]

[5]郭威和柴荣的改革见974年薛居正对他们在位期间的描述，薛居正编纂《旧五代史》（974；北京，1976）卷110—119，第1447—1589页；韩国磐《柴荣》（上海，1956）；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第93—94页；栗原益男《五代宋初藩镇年表》（东京， 1968）和沃斯《宋朝开基立业》第二章，特别是第28、32、39页。

[6]所引文字出自沃斯《宋朝开基立业》第三章、第四章的标题。

[7]《旧五代史》卷114，第1513页。

[8]王溥：《五代会要》（961；上海，1978）卷12，第205—206页；《旧五代史》卷114，第1522页。关于侍卫司的政治重要性，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第七章，特别是第205—206页；以及沃斯《宋朝开基立业》第三章、第四章。

[9]关于王溥“先南后北”策略，见张家驹《赵匡胤传》（南京，1959），第27—28页；以及沃斯《宋朝开基立业》，第14—17页。

[10]《旧五代史》卷118，第1570页。

[11]《旧五代史》卷119，第1583页；《宋史》（1345；北京，1977）卷1，第3页；卷255，第8917页。亦见刘子健《宋太宗与宋初两次篡位》, 《食货月刊》第17卷，第3—4期（1988），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