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门功臣
众所周知，绍兴是阳明学的发端地，也是阳明晚年的主要发声地。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又是绍兴望族的张元忭及其后人，自然肩负有继承、传播和弘扬阳明学的特殊责任。而元忭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未让时人失望，而且亦颇受后人好评。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尤其是对于绍兴王门来说，元忭可谓王门之功臣，这不仅在于他始终致力于为王阳明正名并竭力对其学说作正面宣传，强调“学术经世非空言”，[51]“要以万物一体为宗，而以明明德于天下为愿”，[52]故而时任首辅王锡爵曾评价他是：“平生雅志圣贤之学，学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颛务以实践为基。尝曰：‘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近世学者徒剽文成之外郛耳。’”[53]而且在于他一直尽力与阳明门下持各种见解的人频繁互动，并与他们均保持良好关系，力图通过求同存异、避免争辩，来达到王门内部的和谐、团结之目的。他曾在写给金华王门的重量级人物徐用检（号鲁源）的信中说：
盖鄙见如此，然向未尝论辨于左右者。又以为适道本非一途，而悟道者亦各有所从入，不必尽一也。……即立言垂训微有不同，亦何害于同哉？某每见论学者或以一字之不相契而交争互辨，务求己说之胜，不啻若聚讼然，心窃以为过，故不欲效之也。……故适道不必同，而要之不可外心以求道；论学不必同，而要之不可外心以言学。[54]
徐用检系钱德洪的门人，张元忭对他编纂《三儒类要》[55]以图用“志学为仁”说代替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持否定态度，但在“适道不必同”“论学不必同”的目标诉求下，他却对徐用检表现出很大的包容性。同样，出于捍卫王阳明的动机，元忭还明确反对好友许孚远对阳明所作的批评意见，但亦仅仅是好言相劝而不说过重之言，更无与之争辩的用意。他说：
《大学述》（许孚远著）尚未能遍读，唯玩味首篇，已自简明融贯，学者诚如此实见，如此实修，何患不为圣贤？但格物致知之旨，弟向谓阳明先生之说更无可疑。今兄“通彻于物”云云，以之自信自修，孰曰不可？若必以此为的，而以阳明为未尽，则终不敢面从耳。往时小简颇悉其说，兄更能一细阅否？我疆兄春间即以差还里中，昨有书来，亦谓兄不当与阳明相矛盾，兄试一览之。嗟乎！吾辈岂私一阳明哉！自考亭为“穷致物理”之说，学者不能善会，遂致茫茫荡荡，逐于见闻，胶于格式，而昧其本然之体。盖相沿三百余年，而后阳明出于其间，首揭“致良知”之训，呼久寐之人心，而使之顿寤。……今闽粤间拘曲之士，徒以积习之见，据风闻之言，辄肆排诋，几于病狂，姑不暇与辩。乃贤智如兄，又幸生阳明之乡，向来同盟共信，且欲率天下之人共学其学，而何忍一旦与之相左乎？人之于道，固各有所从入，不必尽同。就兄所独悟，虽与阳明小异，亦自无害。但谓致良知非孔门正脉路，则安可为是言哉？始阳明与考亭异，举天下而争之，至今乃渐定。今兄又与阳明异，不知天下之争之者，又何时而定也。阳明之于考亭，不得不异，吾辈于阳明又何必舍其是而与之异乎？我疆属弟致意于兄，故缕缕若此，非好辨也。顾于兄前而不尽言，则何处可尽言乎？兄毋讶焉。[56]
尽管在如何看待和评价阳明学的问题上，徐用检的立场比较正面且坚定，而许孚远的立场则较为负面且摇摆，但毕竟徐、许二人皆为浙中王门的重要学者，而浙中又是阳明学的重镇，故张元忭对他们有所顾及、比较包容实属正常。但元忭对北方王门的态度也相当真诚，对北方王门学者也同样表现出很高的期望和极大的包容性，这就不能不说与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思想性格有很大关系了。
张元忭对山东王门的孟秋（字子成，号我疆）、张后觉（号宏山），河南王门的孟化鲤（字叔龙，号云浦）、尤时熙（号西川）等人的评价都很高：“许敬庵常过其（孟秋）庐，谓大江以南无此风味也。若此君者，虽未必可以奔走集事，亦宜一举用之。”[57]“自予居京师，得与四方之贤士为友，于山东得孟子成，而又得闻其师，所谓宏山张先生焉；于河南得孟叔龙，而又得闻先生（指尤西川），是予幸而得两友又得两师也。前年宏山殁，予为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殁，而两孟君一以憎去，一以忧归，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四方也。”[58]“京中结会者十数人，如杨复所之超诣，沈观瀛之坚忍，孟云浦之真醇，皆我益友，纷扰中每一相对，未尝不心境豁然，而又惕然不敢自画也。”[59]“河南自两程子殁，寥寥数百年，其间策名砥行之士岂少乎？而知学者鲜矣。予曩闻沔水有曹先生，间尝阅其书，论其世，盖笃行君子也，视先生（尤西川）建大而识融有径庭焉。叔龙谓先生‘二程之后一人’，岂溢美乎哉！”[60]而诸如此类的评价在《张元忭集》中还有不少。也许正是出于对阳明学在北方地区传播的高度重视，张元忭才非常关心并竭力推动《传习录》在关中地区的刊刻：“《传习录》恐关中士子未尽见，幸重梓而广布之，真唤醒人心之木铎也。”[61]有了这样的包融性和人脉资源，才使张元忭似乎成了当时南北方王门互动、交流的重要纽带，从而为阳明学在北方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当然，张元忭在尽力为王阳明作辩护的同时，对阳明后学中的一些弊病并未采取纵容、放任的态度，而是始终坚持用准确的、完整的阳明学说来进行矫正和批驳。即使对于自己的老师王畿这样的大人物，他也照样毫不留情地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比如他既“羽翼汝中（王畿）如两骖”：“顾谭良知者，多凭神识为家舍，王汝中（畿）氏发挥详眀，公（元忭）羽翼汝中如两骖然。神而眀之，存乎其人，汝中以之，不言而信，则公其人矣。”[62]又对王畿的“信良知”说表示严重质疑：“往予闻先辈论学，谓夫子言仁，子舆言义，横渠言礼，新建言知，今当提信字，此皆谜语也。夫道犹水然，溟渤虽汪洋不测，然一勺之水亦具全海。言仁而义、礼、知、信毕具，语一德而四徳浑然，天下宁有无仁、义、礼、信之良知乎？”[63]自称“某于（王畿）先生，固不敢疑乡人之所疑，而犹未能信先生之所信”，甚至基于《尚书·说命》中的“非言之艰，行之唯艰”之观点向王畿的知行观发起挑战，指出：
近世以道学鸣于时者，浙之东曰钱（德洪）、王（畿）二先生，浙之西曰一庵唐（枢）先生。钱、王之说，大抵缵述文成，务培本根而芟枝叶，余既闻其概矣。吴中人士尝为余言：唐先生之学，卓然有以自信，而左绳右准，不越尺寸，庶几乎躬行君子。余辄向往焉，恨生之晚，不及一见之也。……今夫良知无是无非，良知知是知非，此文成宗旨也。良知人人所有，而致之为难。致之云者，岂徒饰空言，骋虚见，恍惚想象，而遂可谓顿悟哉？知其是未必为，知其非未必不为，良知于我何有矣！余惧夫学者徒言知而不求其良也，徒言良知而不求其致也。世有忠信廉洁以自砥厉者乎，无论其学，余诚愿为之执鞭，况学如唐先生者，余不及见，而得交于王君，以私淑其教，顾不为大幸矣哉！[64]
在这里，张元忭虽未对钱、王二人的“务培本根而芟枝叶”直接提出质疑，但却通过充分肯定“左绳右准，不越尺寸”之唐枢“躬行”学说的做法，而变相地批评了浙东王门“徒言良知而不求其致”的倾向。当然，王畿毕竟是张元忭的入门之师，所以元忭对王畿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尊重的，而且两人因同受绍兴地域文化的感染，在精神气质上非常相近。诚如张元忭本人所言：
吾越为文成公倡道之乡，而龙溪先生又亲受衣钵之传者。先生之学，洞彻圆融，无所疑滞。汲汲乎欲人同进于善，故其于人也无可否，皆和光以与之。孳孳乎求以利济乎物，故其于事也无好丑，皆混迹以应之。盖先生唯自信其心，而吾乡之人每不能无疑于其迹。某于先生，固不敢疑乡人之所疑，而犹未能信先生之所信。盖尝以吾之不可学先生之可，而先生不以为谬也。……某不自量，乃出所疑数条，以请正于先生，而先生条答之亹亹数千言，所以启师门之关钥，指后学之迷津者，至详恳矣。抑某闻之，非言之艰，行之唯艰。今日之问答皆言耳，吾党苟不能以身体之，入乎耳出乎耳，闻教之后与未闻教之先，犹若人也，则一时之辩论皆空言，而先生之嘉惠为虚辱矣。兹某之所大惧，亦诸友之所宜同惧者也。[65]
但是，对于和王畿持类似立场的粤中王门的杨起元（号复所），以及管志道（字登之，号东溟）等人，张元忭就不那么客气了。他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杨起元说：
复所欲广师门之传，每对人谈本体而讳言功夫，以为识得本体，便是功夫。某谓本体本无可说，凡可说者皆功夫也。识得本体，方可用功夫，明道先生言“识得仁体，以诚敬存之”是也。《经》（指《楞严经》）云：“理以顿悟，事以渐修。”悟与修安可偏废哉？世固有悟而不修者，是徒聘虚见、窥影响焉耳，非真悟也；亦有修而不悟者，是徒守途辙，依名相焉耳，非真修也。故得悟而修，乃为真修，因修而悟，乃为真悟。……故智慧欲其高明，践履欲其笃实，此亦悟修之说也。近世学者，窥见影响，辄自以为大彻大悟，而肆然不复修持，决藩篱而荡名检，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某窃有忧之，故每对学者，必以悟修并进、知礼兼持为说，盖正以善发门下之蕴，而非敢相背也。[66]
在杨起元看来，“此体原有天然之矩，非意见所得而增损也”，于是针对张元忭等人称其“言本体而黜工夫”的指责，杨起元申辩说：
安敢然哉？但谓吾人识得此体，便随时随处都是工夫，工夫虽做得万分细密，依旧还他一个本体，而我并不曾做著他一毫耳。……若工夫可黜，便不识本体，而起亦不敢也。……阳明先生四句宗旨万世不易，知善知恶总是一知，即此是本体，即此是工夫，但从本体透过来方能如此说。若初学不指示他本体，合下只教知善知恶，毕竟成个执著，生大分别障也。[67]
而对于管志道，张元忭则不仅批评“其言”“议论太高，意气太盛，微于孔门家法不相似也”，而且还严厉批评“其行”之为过：
仆自辛未（隆庆五年，1571）以来，甚敬慕管登之，然于其言，每不能无逆于心者，窃谓其议论太高，意气太盛，微于孔门家法不相似也。非在今日乃辄以成败论人，要之吾党所以立身处世者，固自有道耳。……世未有不循其分，不乘其时，而能有济者。天下之治，要使人人各尽其职而已；吾党所得为，亦唯自尽其职而已。……苟不得其职，则怡然引身而退，无轨法，无徼名，无躁心，无越志，分外一毫无所加，分内一毫无所损，若是者，其亦可以为中庸之道乎不邪？舍其所得为，而徒呶呶焉为《说难》《孤愤》之论，将以称于天下，曰慷慨节义之士则可，必欲以此律天下之人，而执之以为学的，不已过乎？仆所不能契于管登之者，谓此也。[68]
张元忭的目的很明确，用现在的术语说，就是要力保阳明学在发展过程中既不走邪路（即二氏之路），也不走老路（即世儒之路）。为此，他除了以身作则，在家族内贯彻阳明真精神，以图世代相传外，还试图通过疏议崇祀、恢复讲学等方式，来促使阳明之传“无涯”而长久不衰。犹如邹元标所言：“公（元忭）冢肃之，两令剧邑，以循良著行见新建之学浸明浸昌，夫孰谓种佳谷于地而弗生生也者？新建之传，藉公等无涯哉！”[69]因此可以说，疏议崇祀、恢复讲学也是张元忭为整个王门所做出的主要贡献之一。
第一，疏议崇祀。王阳明去世后（1529）不久，因“伪学”之禁而使其名誉受诋毁，爵恤遭停袭。直到隆庆元年（1567），“经言官疏请，往复行勘，海内臣工，万口一词，咸以守仁伯爵当袭”。[70]于是，新即位的穆宗皇帝遂下令复其爵位，诏赠新建侯，谥文成。隆庆二年（1568），又诏准荫子一人，世袭副千户。至此，阳明的名誉和待遇才算被根本恢复且有所提升。接着，其门人后学及朝廷正直官员又开始为他崇祀孔庙而积极开展活动，张元忭写的《崇祀疏议后序》即为当时开展的崇祀活动作了很好的总结。序中说：
夫学有顿渐，其至于道也一而已矣。寥寥千百年，迄乎有宋，而后真儒辈出。若濓溪之无欲、明道之定性，盖得统于颜，而象山固其俦也；若伊川，若晦庵，主敬穷理，循序渐进，盖得统于曾，而其派衍繁矣。……自有此学，即有二门，虽比而同之，终不可而得齐，何也？质固不可齐也。……明兴二百年，理学之盛，有光前代。姑即四先生而论之，若王（守仁）若陈（献章），则元元本本，妙契精微，谓非颜氏之宗不可也。若薛（瑄）若胡（居仁），则步步趋趋，动遵矩矱，谓非曾氏之宗不可也。先皇帝与今上作述一心，俎豆四哲，则既明示天下，以入道之门并行而不悖，未尝举此而废彼也。……当文清之议祀也，第以著述少之。乃今陈、胡两先生同然无议，而文成蒙訾特甚，此何以故？学之砥行饬名不离绳尺者，其取信恒易，而直指本心，扫除一切，固世之所骇而疑，疑而诎也。……若夫学其学者，但知心之有知，而不求其知之所以良；但知知之本良，而不求其良知之所以致。此在文成，盖尝谆谆言之，而严其防矣。……忭生也晚，不获抠侍于文成，而幸生其乡，窃闻其绪余，每读其书，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71]
在张元忭看来，“学有顿渐”之分，故儒学自古即有“二门”，或“统于颜（回）”，或“统于曾（参）”，二门“虽比而同之，终不可而得齐”，即道同而方法不同；唯求同存异，方能做到“质不可齐”而道可同。故而元忭主张把明儒中分别代表“二门”的薛瑄、胡居仁与陈献章、王守仁皆从祀孔庙，而这可以说是平衡明儒“二门”的最好安排。在序中，元忭还对王阳明“蒙訾特甚”表现出严重不解，认为阳明之说可“严防”各种错误倾向，故“每读其书，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而在为阳明做竭力辩护的同时，元忭还为薛瑄这位北方大儒作了真诚辩护：
薛瑄在孝庙朝即议从祀，嗣后言者屡屡，顾病瑄无著述，辄格不行。臣谓此不足为瑄病也……自有宋以迄于今，训诂大备，六经之道昭然如日中天，而异说者无所容其喙，学孔圣者不务身体而力行之，而纷纷焉烦其著述以求闻于后，不几于辞之赘而道之漓乎？昔宋之杨时，元之许衡，皆未有著述也，诚其道德不诡于孔氏，师范有裨于将来，斯足以从祀而无疑，而奚以少著述独为瑄病耶？[72]
关于明代薛、胡、陈、王四人从祀孔庙的问题，被张元忭称为“真空谷足音”[73]的许孚远也做过分析比较，其竭力高评王阳明，并为其学说进行辩护的立场与元忭非常接近，而这可能也是元忭对浙西诸儒如唐枢、许孚远等人颇有好感，评价甚至高于浙东儒者的原因之一。据许孚远说：
本朝诸贤从祀孔庙之论，纷纷久矣。今薛、陈、王、胡四先生相继入祀，世之学者犹然各位轩轾其间。奠文清先生者，谓其躬行纯笃，涵养闳深，而清风劲节，凛然可畏，允矣一代真儒，非诸贤所及也。奠文成先生者，谓其超悟性灵，振起绝学，而文章功业，炳烺宇内，伟哉圣哲流亚，虽文清亦当逊之。或以白沙先生玄修高蹈，洁净精微，其风格当在文成之上。又或以敬斋先生学本主敬，平正切实，其人品独可与文清比肩之。数者皆似矣，而未尽也。余窃观之，孔子之道大矣至矣。当时及门诸贤，即颜、曾二子已不同调，如冉闵、游夏、由赐之徒，不过得圣人之一端，然而皆不害为高第弟子。后之从祀庙庭者，又奚必真得孔氏嫡派而后可耶？然则，薛、陈、王、胡四先生，学术造诣不必尽同，其不愧为孔氏之徒均也。况从祀已有定论，无容置喙。若吾侪后学尚友前哲，择善而从，则有说焉。文清言行，粹然师表，求其卓尔之见，一贯之唯，似隔颜、曾一阶。文成明睿，学几上达，若夫动不逾矩，循循善诱，犹非孔氏家法。白沙自得，煞有曾点意趣，而行径稍涉于孤高。敬斋缜密，似有子夏规模，而道业未臻于光大。吾于四先生各师其所长而已，其未至者不敢尽以为然也。……乃实卿所疑致良知之说专主顿悟，此学者沿袭之见，其实不然。良知即是明德，致良知即是明明德，知体亦即是仁体，致知亦即是求仁，立言不同耳，无顿悟之异也。实卿又疑白沙，诗教多类禅家话头。余观白沙先生戏作禅语耳，其学自静中养出端倪，所称亥子中间，元神灏气之说，盖近玄而不近禅。得禅之精者，王文成先生也。自有二氏以来，儒者高明之才，往往参以玄寂见解，顾其主张在圣道，而有开迪后学之功，不可轻论。[74]
至于当时王阳明为何会“蒙訾特甚”的问题，张元忭认为，与陈建的《学蔀通辨》有很大关系，因而他也成为阳明学派中最奋力反击《学蔀通辨》的人之一。[75]他曾说：
我明理学，则必称白沙、阳明两先生矣。两先生之学，皆直悟本体，不落蹊径，可谓后先一揆者也。东莞陈氏（指陈建《学蔀通辨》），妄以己意低昂其间，辟之瞽人恣评五采，天下其谁听之？第今距两先生才数十年耳，无论吾越寥寥，即海南号多豪杰，其为得统于江门者谁乎？……往吾闻惠州有杨贞复，顷幸与之同官禁林，其气春温而玉润，其学川会而渊渟，然犹欿然不自足也。兹且请告归，将习静山中，益寻究竟，吾意振江门之遗响者，必斯人也。[76]
《学蔀通辨》正式刊行是在1605年，而张元忭反驳陈建的几封书信皆作于1604年，这说明张元忭对陈建之流诋毁王阳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有提前防备的。
第二，恢复讲学。明代中期，为了纠正官学和科举制度的弊端，王阳明等倡导书院讲学和讲会，遂使私人讲学之风大盛，民间讲会运动亦开始振兴，杭州天真书院和泾县水西讲会乃为阳明学派的重要阵地。所以张元忭说：
明兴百余年，迨乎正、嘉之际，理学乃大振，海内书院以千百计，而浙之天真、泾之水西为最盛。天真之始，文成公尝托迹焉，而诸门人相与卒成之……当是时，湛文简（甘泉）、欧阳文庄（南野）两公为国师，方讲学，风动一时。[77]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私人讲学、讲会活动发生了部分异变，所造成的流弊对政风、学风乃至民风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针对此种状况，万历七年（1579）根据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朝廷下诏发起了禁讲学、毁书院运动。
张元忭生性耿直，不附权贵。张居正当时权倾天下，隆庆五年（1571）任会试主考官时，元忭为其所取士，故元忭视其为座师。但在张居正生病、满朝为之奔走求神时，元忭却不趋附奉承，始终保持不亢不卑的独立人格和自得、自主、自立的脱俗气质。故而时人尝评论说：
盖君（指张元忭）之进也，出江陵门下，当其炎炎时，卑者蚁附，高者鸷鸣，而君不随不激，有以自守。尝语余曰：“某门人也，皂囊白简之事，当以待他人，乃若丧请留，病请祷，某即死弗为之矣。”里居数年，私刺不及公门，然事关公义，则侃侃无少避，如议赋法，议不毁两贤祠，议祀四先生于学，越人至今诵为美谈。[78]
江陵时禁锢斥逐殆尽，世且为波流，且为茅靡。公（张元忭）亭亭孤
，至冒江陵诮，不辟易，公勇矣。或者以公未大行于天下为憾，不知古人不得志独行其道，道无穷达也。[79]
尤其是，张元忭还与张居正的主张相背而行，在朝廷禁学期间，“时相（指张居正）方严，而阳和在京师、在越中聚徒如常，不为避忌”。[80]据周汝登《题阳和张先生文选序》曰：
（元忭）公处江陵（张居正）柄国时，人人讳言学，而公亹亹口不绝谈，在京师联群京师，在越联群于越。尝登公怀永之堂，朋徒满座，子弟侍侧，三五诸孙，方为童子，布衣革履，洒扫诗歌，志意忻畅，而一郡兴起，不戒以喻，其在它所可知矣。[81]
当时，（绍兴）稽山文公祠、（杭州）天真文成祠，用新例尽毁，元忭见后悲愤交加，严厉质问道：“崇祀先贤，兴起后学，何蠹于地方而以毁为？”后又“多方护持之，所以卒复两祠者，本子荩（元忭）之力也”；同时还“与郡守萧公（良幹）讲学于阳明祠”，[82]以图恢复万历年间渐趋衰竭的绍兴讲学之风。
为了保存书院或恢复讲学，张元忭采取了非常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措施。比如，距离张宅很近的绍兴稽山书院，元忭认为只要去掉讲学内容，书院改头换面后即可存活下去：
稽山书院者，文公之祠在焉，二时皆有祭，盖越中盛典也。近奉明旨，所在书院虽毁，而先祠及公馆率仍其旧。盖立法诚严，而委曲调停，是在行法者加之意而已。昨会环洲公，云稽山亦行召佃，乃兄因而纳价。大以为骇，因言：“吾辈今日识义理，取科第，伊谁之赐？而一旦毁其祠像，独何忍乎？”闻已有启奉布矣。及查谢院原题，止云“稽山公馆”，似尤可以无毁者。伏惟台下委曲图之，务存先贤之祠像，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仆书屋数橼，在祠之东，日夕瞻依，尤不忍其遽毁也。[83]
再比如，对于当时已成众矢之的的天真书院，张元忭则听从许孚远“言之无益且有损”的劝告，认为“大厦非一木所支也”，在“既非可为之时，又非得为之地”的恶劣政治环境中，只有采取顺势而为，“自守不失其身”的策略，才能见机行事，以最终达到恢复讲学之目的。但当时的王门大佬王畿好像不怎么了解实情，竟提出了不切实际之要求，张元忭则毫不留情地质疑王畿的做法“是犹驾舟而上千仞之巅，虽有奡氏之勇，其将能乎”？强调“天下事未有不审时势，不料成败，而可以漫然为之者”。他在《复王龙溪翁》中写道：
天真事辱督示屡屡，愚亦屡奉复矣。此事凡有人心者无不叹惋，况吾辈乎？顾势无可为耳。去冬，愚欲言之政府，无与共事者，遂将独往，许敬庵辈从旁沮之，以为拆毁书院屡奉严旨，况天真、水西又其所注意者，言之无益且有损。既而有两司来京者，某询之，言天真事司道非不留意，但书院名目规制备载郡志，难以掩饰，而产归本姓，又于例不可，故难处耳。此两言者，皆不为无据。某踟蹰月余，此心终不能已，又将决行，而环洲公忽来言，已有书至抚按，佃产可以必谐，不须更见，某遂欣然而止。又数月，不意竟成画饼。乃今则祠已毁矣，产已佃矣。夫听其毁之佃之者，抚按也，彼意专有所承。翁（指王畿）来书，乃欲抚按访拿毁佃之人而究治之，仍以产复归本姓，是犹驾舟而上千仞之巅，虽有奡氏之勇，其将能乎？且天下事未有不审时势，不料成败，而可以漫然为之者……某诚不敏，顷误入畏途，仅仅自守不失其身而已，既非可为之时，又非得为之地，行将卷身而退矣，翁乃以可为而不为责之，岂其然乎？……且桑田沧海，不可逆料，昔也本无而忽有，今也当兴而忽废，又安知他日废而不复兴乎？[84]
与此同时，针对当时官场弥漫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乘人之危的政治恶习，张元忭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充分肯定张居正之功绩的前提下，一方面严厉批评其自负又自私的品行，采取与张居正不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主张重“实行”而勿“虚谈”，以图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政风、学风和民风。他曾说：
江陵师十年辅幼主，安可谓无社稷之功？祗缘自是而又自私，卒有今日，然亦大惨矣。言者徒知取快目前，而投鼠之嫌，手滑之渐，曾不少念，吁嗟，不已过乎！一二老成，国之纪也，且必欲排去之而后为快，抑又过矣。……阳明先生云：“舜之处象，彼喜亦喜，彼忧亦忧，精神流贯，略无间隔，是以卒能感化克谐。”……今人问学，类多虚谈而鲜实行，大都此处检点不密耳。[85]
其好友许孚远写的《祭张子荩谕德》一文也说：
时方有讲学之禁，或瞋目而视之，而吾三人者绝不以介于其虑（二人并不完全反对禁书院）。……子荩笃信王文成致良知之学，而其中年与衲子沈莲池游，间出入于儒佛两家之议，然忠孝廉节，好善孳孳，出其天性，而躬行重于知解，学术务为经济，使得究其所施，则笃实光辉，必非邪僻之所能累。余在关中著有《大学述》一编，尝遗书请正子荩，子荩亦颇韪之。而致知格物之旨，尚有毫发之未尽契，方俟从容面质，以求至当归一，而子荩遽长逝耶！[86]
对于张居正利用集权所强推的禁讲学、毁书院政策，张元忭也同样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明确要求王门诸子不要动辄鼓噪讲学集会，以免授人以柄，而遭至颠坠覆灭之命运：
邸中方以学为讳，乃二三友朋亦时时相聚。要之此学之见诮于时，非独时人之过，吾辈口谈而身背之，示彼以可攻之瑕，则其咎安可他诿？近惟自省自修，不诡不亢，务躬行之实，戒尚口之穷，庶几有济乎！而某实驽下未能也，门下何以诲之？[87]
门下濒行，百务纷如，乃又汲汲集诸友为灵济之会，此何心也？……盖自灵济之会，而诸友益勃勃鼓动若不容已，门下倡率之功大矣。某不自量，窃窥一斑，以为当仁不让，而识浅行薄，惴惴焉唯恐颠坠。[88]
认为“讲学者唯恐不真”，只要能做到“认真讲学，时时提醒”，即可破除讲学过程中的意气、己私，进而避免世人的种种指责。所以元忭在《寄朱金庭》书中说：
今世贤士大夫，往往作恶讲学，讳而不谈。弟谓讲学者唯恐不真耳，若认真讲学，时时提醒，则所谓意气、己私此二障者，一照可破，一割可断，何至如近世之纷纷者哉？[89]
正是由于张元忭等人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努力抵制，才使朝廷禁讲学、毁书院的政策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这固然与张居正推出此政策后没几年即亡故有一定关系，但张元忭等一批阳明学者以及坚持实事求是的官员们的有效抵制也的确产生了较大作用。其中，张元忭等人所采取的，一方面加大对阳明后学空谈之风的批判力度，另一方面以各种理由拖延禁毁政策的落实，以及通过改变部分讲学单位之“性质”而保存之的办法，更是产生了一定实效，并且尽可能减少了禁讲学、毁书院所造成的后遗症，为后来的学术繁荣、社会开放保留了地盘，培养了人才。
【作者简介】钱明，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绍兴文理学院“鉴湖学者”讲座教授。
[1] 傅振照：《绍兴思想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
[2] 荒木见悟：《明儒張陽和論——良知現成論の一屈折》，《哲学学报》第25辑，九州大学文学部，1964年。
[3] 张克伟：《论浙中王门学者张元忭之思想内涵与学术倾向》，《孔孟学报》，台北《孔孟学会刊》1991年第61期。
[4] 周腊生：《张元忭与徐渭》，《紫禁城》1993年第4期。
[5] 汪沛：《理性与畸情：张元忭与徐渭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1期。
[6] 钱明：《阳明后学张元忭的生平与著述》，《浙江学刊》2016年第4期。
[7] 吴兴人：《从张元忭说到德米戈尔（金台随感）》，《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2日第12版。
[8] 陈飞燕：《张元忭与〈绍兴府志〉》，《绍兴县报》2012年12月23日第7版。
[9] 葛文玲：《徐贞明〈潞水客谈〉研究——一部值得关注的明代西北水利著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10] 方祖猷：《王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 关于“不二斋”号，可参见张岱《陶庵梦忆》卷二《不二斋》《三世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7、46页；《王畿集》卷十七《不二斋说》，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71页。
[13] 据张岱《阳和泉》：绍兴城中尝有名“禊泉”者，“不已，乃决沟水败泉，泉大坏”，张岱“知之，至禊泉，命长年浚之”，“禊泉”遂“为张氏有”。城南五里琵琶山“有称阳和岭玉带泉者”，张岱谓：“阳和岭实为余家祖墓，诞生我文恭（张元忭），遗风余烈，与山水俱长……今此泉名之‘阳和’，至当不易。盖生岭、生泉，俱在生文恭之前，不待文恭而天固已阳和之矣，夫复何以疑！土人有好事者，恐玉带失其姓，遂勒石署之。且曰：‘自张志禊泉而禊泉为张氏有，今琵山是其祖垄，擅之益易。立石署之，惧其夺也。’时有传其语者，阳和泉之名益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7页）说明先有“阳和”之号，后有“阳和”泉名之流传。
[14] 《徐谓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75页。
[15] 另两位是南宋绍兴十八年的王佐和明嘉靖三十五年的诸大绶。
[16] 按：徐渭在其所撰的《阳明先生旧藏智永禅师真草千字文跋》中，误认为张元忭“每从文成讲学，私得借观（指智永禅师真迹），惊为希世宝墨”（蓬累轩编：《姚江杂纂》，《阳明学》第162号，东京明善学社，大正12年2月1日刊）。元忭是王畿的学生、阳明的再传弟子，并未直接师从过阳明，作为元忭最要好的朋友，徐渭不会不知道。徐渭这么说，有可能是笔误，也有可能是想突出元忭在王门的地位。
[17]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18] 周汝登：《阳明先生祠志》卷中《从祀诸儒·私淑·张元忭传》，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二年周汝登序刻本。
[19] 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47页。
[20] 吴震编校：《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66页。
[21] 《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369页。按：张元忭认为王畿的《中鉴录》乃“不朽之传”（吴震编校：《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于是“乃取《中鉴录》，自为条解，又作《训忠诸吟》，令歌之”（王锡爵：《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墓志铭》，钱明编校：《张元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2] 赵锦《龙溪王先生墓志铭》：“（龙溪）先生系出晋右军，世居越之山阴，与阳明为同郡宗人。大父理，临城县令。父经，贵州按察副使。先任台中，有直声。兄邦，有心疾，先生事之甚谨，翼之甚备。配张安人，贤淑无出，为置侧室锺，举子三：应祯、应斌、应吉。祯，庠生，娶中丞张公元冲女，生女一，配修撰张公元忭子汝懋庠生。”（吴震编校：《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31页）
[23] 《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369页。
[24] 邓以讃：《邓定宇先生文集》卷四《祭张子荩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6，第407—409页。
[25] 孟昭德主编：《孟云浦集》卷二《答张阳和》（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26] 王锡爵：《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墓志铭》，钱明编校：《张元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后邵廷采亦据此评价张元忭道：“学宗文成，摘考亭论著与文成意符者，祛世儒之惑。……务崇躬行，砥实践，而元忭更多发明。”（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27] 邹德涵：《邹聚所先生外集·寄邹聚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7，第408—409页。
[28] 《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师道风日播，海内贤豪，无论朝野，靡不归心感化。若大司马宋公应昌、太宰陆公光祖、宫谕张公元忭、大司成冯公梦祯、陶公望龄，并一时诸缙绅先生，次第及门问道者，以百计。皆扣关击节，征究大事，靡不心折，尽入陶铸。”（憨山德清：《梦游全集》卷二十七，《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本，第40481页）
[29] 检徐朔方《徐渭年谱》：元忭上京会试，徐渭作《送张子荩春北上》及《赋得紫骝马送子荩春北上次前韵》；元忭赴云南迎父，徐渭作《灯夕送张君之滇，迓其尊人》；元忭迎父归自云南，徐渭作《酌张氏山亭，时病疟，归后复自酌至醉，柬此》《予奇梅岭之松，客有夸予以滇者》；元忭嘉靖三十七年举于乡，徐渭作《万玉山房歌（其堂名融真[阳和]）》；元忭赴京参与会试，徐渭作《送张子荩会试》；闻元忭中状元，徐渭作《闻张子荩廷捷之作，奉内山尊公》；其父天复六十大寿，徐渭作《张大夫生朝》及《子荩太史之归也，侍庆有余间，值雪初下，乃邀我六逸觞于寿芝楼中，余醉而抽赋》；元忭读书于云门寺，徐渭作《张翰撰弹琴像赞》，并与元忭合纂万历《会稽县志》；天复卒，徐渭代赵锦作《代张太仆墓志铭》，又作《祭张太仆文》；等等（参见《徐朔方集》第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0] （明）徐渭撰：《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4页。按：“朱提”先为山名，继为县名，再为郡名，后为银名（朱提银），此处为白银之代称。
[31] 按：经张元忭努力，重新复查徐渭杀妻案，由其同科进士、山阴令徐贞明承办。徐渭《送徐山阴赴召序》称：“始渭之触罟而再从讯也，非公（贞明）疑于始而得之真，则必不能信于终而为之力也，必使之活而后已。”[（明）徐渭撰：《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9页]
[3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1页。
[33] 萧良幹修，张元忭、孙鑛纂，明万历十五年刊，四十册，浙江图书馆有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0—201册。
[34] 李能成：《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
[35] 又称《槎间集》，周汝登《哭阳和太史》：“太史造有生墓，制有《槎间集》。”（钱明编校：《张元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44页）
[36] 《绍兴府志》卷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1册，第428页。
[37] 张元忭《会稽县志序》：“而今之文学士优于史无如徐生渭者。”见钱明编校《张元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38] 刘咸炘：《先河录》，《推十书（增订全本）》甲辑，第3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5页。
[39] 见《绍兴府志》卷四十八《经籍志二》，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40] 按：钱明所编纂的《张元忭集》，即为此两种本子之合编。
[41] 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5页。
[42] 《王阳明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43] 《陶庵梦忆》卷二《三世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44]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45] 张岱：《琅嬛文集：张岱著作集》卷一《石匮书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46] 张岱：《琅嬛文集：张岱著作集》卷三《与李砚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47]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48]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49] 参见阚红柳《清楚私家修史举例——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50] 张岱著，朱宏达点校：《四书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51]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十六《二孟行送孟户部之留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8页。
[52] 邓以讃：《张宫谕文集叙》，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53] 王锡爵：《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墓志铭》，钱明编校：《张元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54]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四《再寄徐鲁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114页。
[55] 按：该书汇录薛瑄、陈献章、王守仁语录，分类排纂，厘为五门，曰志学，曰为仁，曰政治，曰性命，曰游艺。后被《四库全书》收录。
[56]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答许敬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147页。
[57]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寄赵麟阳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58]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十一《河南西川尤先生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4页。
[59]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答孟我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60]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十一《河南西川尤先生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页。
[61]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答许敬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62] 邹元标：《阳和张先生文选序》，钱明编校：《张元忭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46页。
[63] 邹元标：《阳和张先生文选序》，钱明编校：《张元忭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46页。
[64]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二《赠王学博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65]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十四《跋云门问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61页。
[66]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寄罗近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
[67] 杨起元：《证学编》（二）《谏张阳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0，第306页。
[68]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四《寄周二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69] 邹元标：《阳和张先生文选序》，钱明编校：《张元忭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45页。
[70]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5、1512页。
[71]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六《崇祀疏议后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72]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六《薛文清从祀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
[73]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四《再寄徐鲁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114页。按：张元忭尝评价许孚远说：“此兄气定心诚，而才练尚有人不及知者。前时在驾部，一二条陈，坐省淮扬数十万。今若使独当一面，必大有可观，即不次用之，谁曰不可？奈何令人淹一郡邪？”见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寄赵麟阳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74] 许孚远：《敬和堂集》卷四《答沈贯卿》，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二十二年叶向高序刻本。
[75] 详见《不二斋文选》卷六《别杨贞复漫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卷五《答许敬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页。
[76]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六《别杨贞复漫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
[77]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九《沈文池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4—245页。
[78] 王锡爵：《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墓志铭》，钱明编校：《张元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79] 邹元标：《阳和张先生文选序》，钱明编校：《张元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46页。
[80] 周汝登：《阳明先生祠志》卷中《从祀诸儒·私淑·张元忭传》，明万历间刻本。
[81] 周汝登：《题阳和张先生文选序》，钱明编校：《张元忭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48页。
[82] 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83]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四《答傅太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84]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复王龙溪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125页。
[85]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寄耿叔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86] 《敬和堂集》卷十二，日本内阁文库（原藏浅草文库）藏万历二十二年叶向高序刻本。
[87]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四《寄滕少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09页。
[88]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答徐觉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148页。按：不过张元忭并不一概反对讲会，对于正常的讲学集会他还是支持的。比如他曾说：“南中同志之会，落莫已久，顷赖吾丈主盟，实意所触，兴起必众，道之将行，庶几有兆，乃丈又北辕矣。”见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寄邹南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89] 钱明编校：《张元忭集》卷五《寄朱金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