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屈原及《楚辞》传统的接受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具有独特的意蕴和风格，充满着原始活力，想象奇特，颇有浪漫色彩。屈原及其他《楚辞》作家的创作，使楚文化得到更广的传播和更大的发展。楚人灭秦，建立了汉朝，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有学者指出：“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38]尤其是汉代初期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与楚文化有密切关系。司马迁对于楚文化，也是有深刻的体悟和认识，并且有一定的接受。这里主要谈谈司马迁对屈原及《楚辞》的接受问题。笔者认为，司马迁接受屈原及《楚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愤抒情。清人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39]鲁迅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史记》就是一部“无韵之《离骚》”。这说明司马迁与屈原在发愤抒情方面具有相通的地方。屈原“发愤以抒情”，抒的是炽热的爱国之情；深深地爱恋自己的故土，爱恋楚国的人民，抒的是强烈的怨恨之情；怨国君昏庸无能，恨党人遮天蔽日，抒的是深沉的悲愤之情；悲自己上下求索无路可走，悲国势江河日下，幽昧险隘。爱与恨，怨与愤，悲与哀，种种感情交织一起，形成屈原作品缠绵悱恻、一唱三叹的情感基调。《离骚》“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可见感情之深厚。《九章》，被人称为“小《离骚》”，情感与《离骚》相同，用朱熹的话说就是“颠倒重复”，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九歌》虽是祭神之歌，但也寄托着屈原自己的思想。《云中君》曰：“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烛烛”，《少司命》曰：“夫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山鬼》曰：“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凡此种种，都带有哀怨忧愁的情调，因此，刘勰《文心雕龙》评之曰“绮靡以伤情”。《天问》是一篇奇文，司马迁《屈原列传》中的一段议论可以作为该诗的最好注脚：“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40]由此看来，《天问》所抒发的，仍是一种悲怨之情。总之，人们读《离骚》，读屈作，首先都会沉浸在血泪凝成的感情的海洋之中。《史记》继承和接受了屈赋强烈的爱憎和浓厚的抒情性。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是第一个给屈原作传并对其人格和成就给予最高评价的人。《屈原列传》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41]可见司马迁与屈原在情感上的相同。屈原传记中评《离骚》的几段文字更是声情并茂，真切动人。司马迁首先指出：“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42]诗的语言，有力地提示出《离骚》产生的社会背景：谗诌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进而，他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更高的评价：“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43]司马迁不愧是千古第一知《骚》者，他结合自己的坎坷遭遇，把屈作归结为“怨”的产物，可谓一语破的，把屈原的人格提到与日月争光的高度，真是推崇备至。“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司马迁著《史记》，如同屈原作《离骚》一样，也是“盖自怨生也”。正是从屈原的政治悲剧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抒怨愤的突破口，于是，全部的爱，全部的恨，乃至于全部的悲和愤，都倾注在《屈原列传》里，无怪乎清人李景星说屈原传“以抑郁难遇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44]。一篇屈原传，就是一首可歌可泣的抒情诗，已经把司马迁和屈原紧紧地联系起来了，它是两人精神实质相通的一座桥梁。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也是一个极富感情的抒情诗人。正如刘熙载所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45]因此，《史记》既是第二部《春秋》，也是第二部《离骚》。司马迁的爱憎感情深深地渗透在对历史人物的刻画上，几乎每篇都是基于一种感情去写的，整部《史记》，时时处处都有司马迁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存在。我们看《管晏列传》中的一段：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46]

从管仲发自肺腑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本人的影子，尤其是“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一语，更是司马迁一生的真实写照。在自己“幽囚受辱”时，他多么希望遇到像鲍叔牙这样的知己，但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使他不得不借古代的圣贤之人来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了。《史记》中其他人物，如孔子、魏公子、鲁仲连、廉颇、蔺相如、李广等，无不打上司马迁主观感情的烙印，有些甚至是用自己的理想品格塑造的。而对于酷吏张汤，儒者公孙弘、叔孙通等，则是用批判的感情来刻画的。强烈的情感态度，渗透在整个《史记》的创作里。当用渗透法不能淋漓尽致地抒发感情时，司马迁就公开站出来，直抒胸臆，如火山爆发，震撼人心。《伯夷列传》的大段议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有力的控诉，悲愤之情直逼屈原之《天问》。《管晏列传赞》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47]流露出他对贤能知人之士的向往之情。《汲郑列传赞》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延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48]揭露世态炎凉入木三分。有时，司马迁用重复语来加强抒情气氛，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赞》：“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49]《匈奴列传赞》：“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50]不仅如此，司马迁在读前人作品时，也常常抑制不住自己感情的奔涌，时而悲，时而愤，时而赞，时而叹，一任性情之所至。《孔子世家》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51]《孟子荀卿列传》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52]《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53]等，于此可见，司马迁丰富的感情贯穿在《史记》的每一篇之中。刘熙载曰：“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54]司马迁代表着前一种倾向，他“得其情”，实乃是得到了屈原及《楚辞》的真正精神。

二是对屈原高尚品格的接受。屈原是清高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他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鹤立鸡群，与众不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多么高洁，多么纯净！屈原是劲直的，那“独立不迁”的南国丹橘，正是他“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品格的写照。他以顽强的毅力与党人进行抗争，“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渔父》）。这种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司马迁赞之为可与日月争光，正是由于他志洁行廉，不获世之滋垢，所以，作品中赞美的事物多属芳馨一类，揭露的则是那些“浊秽”之人，“尘埃”之物，他呼叫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他斥责：“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他怨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他痛骂：“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怀沙》）；他高喊：“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慷慨陈词，无所顾忌，此所谓狂猾之士也。司马迁的身上分明渗透着屈原的血液，其刚直不阿的硬骨头精神正是屈原铮铮铁骨之再现。遭受李陵之祸后，他身陷囹圄，且受腐刑——刑罚中最卑贱的一种。他在《报任安书》中痛心地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这种切肤之痛，使他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痛不欲生，悲愤难忍，想到自杀，但是又一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这样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想到古代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发愤之士，想到父命，想到未完成的《史记》，他又化悲痛为力量，振作精神，奋发起来，坚强地活下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55]这种“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行为，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毅力，正是屈原以及其他仁人志士的血液在他身上生发出的热量。这股热量，至大至刚，促使司马迁冲破黑暗势力，冲破传统思想，完成了不朽的鸿篇巨制《史记》。司马迁的《史记》敢于揭露社会矛盾，敢于批评最高统治者，敢于歌颂下层人物，在当时就遭到非难。汉章帝曾说：“司马迁著书……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汉献帝时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三国时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这些评论从反面告诉我们：《史记》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实乃后世史书所不敢言。屈原、司马迁的狂放精神，是基于进步的政治主张、积极的政治热情，他们的奔走呼号，并非为了个人的利益得失而呐喊，而是带有一种深沉的思考，一种深沉的忧患感。他们不只是忧自己，更重要的是忧国家忧社会。忧患感促使着他们大胆揭露社会矛盾，奋力与污浊的社会现实抗争。

其三是“爱奇”的审美观。我们从刘勰的评价说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给屈原及其作品以很高的评价：“不有屈原，岂见《离骚》！”但是，他对屈作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却不理解，认为下列四事异于经典，“讬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56]。刘勰对《史记》论述不多，在《史传》篇中，他肯定了《史记》在体例方面的一些成就，但同时又指出，《史记》有“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我们从他对二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其精神实质相同的又一方面，即“爱奇反经”。刘勰对此认识不足，结论是偏颇的。屈作之奇，主要表现为丰富的幻想、想象，大量引用古代神话。在屈作中，“感情的抒发爽快淋漓，形象想象丰富奇异，还没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象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知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57]。屈原作品，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驱役龙凤，挥斥云霓，上天入地，人神恋爱，无奇不有，这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是背道而驰的，刘勰只看到“奇”的表象，而未窥见表象背后的深层含义。凡读过屈赋的人，并不像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大人赋》那样有飘飘然的感觉，而是被屈赋那炽热、深沉的感情紧紧吸引，立足于火热的现实生活。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奇”更接近于社会现实，用刘勰自己的话说，就是“酌奇而不失其真”。王逸、朱熹等人的“君臣”之比说虽有牵强之处，但他们看到了“奇”中的深义，在扑朔迷离、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中发现了屈原的心灵，则比刘勰高出一筹。就以《离骚》来说，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屈之旨盖在‘临睨夫旧乡’，不在‘涉青云以泛游’也。”[58]即以幻想、远游本身来说，也包含着现实的内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次求女的象征意义。象征求明君也罢，求贤臣也罢，都是现实的倒影。思想虽在腾云驾雾，双脚在大地上行进，这才是《离骚》的真谛所在，这也是读屈赋为什么不会有飘飘欲仙之感的原因。借用刘熙载的话，就是“《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59]。我们应该透过屈赋表面的奇光异彩，看到它内在的精神实质。司马迁之爱奇，与屈原有同有异。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他的爱奇倾向，不只是在《史记》中写了一些神话、鬼怪故事，更重要的是对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这是为他的写作目的“传畸人于天下”服务的，没有过分的幻想，却有大胆的夸张；没有离开尘世的远游，却有合情入理的想象。楚霸王项羽叱咤风云，威震天下；蔺相如一奋其气，威伸敌国；田单复齐，毛遂自荐，韩信背水一战，张良、陈平奇谋异智，田横五百弟子集体自杀，还有那些游侠、刺客、滑稽等，无不具有特异的事迹，特异的力量。奇人奇才，给《史记》增添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使《史记》成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曾国藩曰：“太史传庄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读《史记》亦‘大抵率寓言也’。”[60]太史公之寓言，实乃借“倜傥非常之人”以现其一家之言。就司马迁来说，他也是一个奇人，身负奇耻大辱，仍然发愤著书，顽强不屈。时代毁灭了他，也玉成了他，使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奇迹般的贡献。正是由于自己也是一个奇人，所以，对那些奇人奇才也就特别看重，这是司马迁的审美观产生的最主要的土壤。屈赋的浪漫色彩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史记》则是在现实内容的基础上增添几分浪漫色彩。这种爱奇倾向，并非虚无缥缈，超脱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作者的自言，也是《史记》与屈作爱奇精神的真实表露。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屈原及《楚辞》的继承与接受情况。当然，司马迁也有新的发展。李泽厚、刘纲纪认为，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传统。“司马迁的美学思想的光辉，正在于他很好地结合了儒、道、屈先秦三大思想的精华。”“司马迁否定了连屈原也接受了的儒家‘怨而不怒’的传统思想，充分地肯定了遭到各种打击迫害的志士仁人们对不公正的待遇和邪恶势力所产生的强烈的怨恨、不满是完全合理的、应该的。因而表现这种强烈怨恨、不满的文学作品，也就是应当加以充分肯定的。这是司马迁对楚骚美学传统的第一个重要发展。其次，司马迁对楚骚美学传统的发展还表现在他扬弃了屈原作品中那种主要是内向的、凄恻哀怨的倾向，而发扬了汉代上升时期的美学所具有的面向外部世界、积极行动的特征。这集中表现在司马迁主张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要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做一个‘烈丈夫’的理想上。……最后，司马迁对楚骚美学传统的发展，还表现在他比屈原更接近下层社会的人民，因而他的整个的美学倾向没有什么清高绝俗的贵族气味，而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他不但在上层统治阶级中看到了他所景仰的伟大人物，就在下层的平民百姓之中，他也发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并且毫不掩饰地赞扬他们，歌颂他们。”[61]这个分析是颇有道理的。

以上我们主要探讨了司马迁对以六经、诸子、《楚辞》为代表的前代经典的接受与继承。当然，司马迁还吸收借鉴了其他重要的文化典籍。《汉书·司马迁传》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62]《世本》为战国时史官撰，记黄帝讫春秋时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邑）、作（制作）等。《史记》“世家”体例，一定程度上受到《世本》的影响。《史记》战国时代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主要是依据《战国策》写的，甚至有些大段的文章，司马迁也原封不动地录了过来，如《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的事迹，基本就是《战国策》原文。《楚汉春秋》也为《史记》提供了丰富、重要的史料，其中有些事件基本上是直录《楚汉春秋》的，人物描写和语言描写的长处，司马迁也有所接受。

总之，《史记》对前代文化尤其是前代的文化经典，在继承、接受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正如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为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63]《史记》由于集先秦文化之大成，又是汉代文化的代表，并对后代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也成为不朽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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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大可《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05页。

[2] 《庄子·天下篇》有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也涉及六部经典的名称。或有学者认为这几句系古注杂入《庄子》正文，当删除，详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19页。

[3] 《礼记正义》卷5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493页。

[4]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4，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3页。

[5]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1，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12页。

[6] 赵敏俐：《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及其价值》，《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7]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02页。

[8]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03页。

[9] 详参刘银昌、张新科《〈史记〉易学管窥》一文，《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0] （汉）司马迁：《史记》卷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38、1714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卷16，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21页。

[12] 参见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3] （汉）司马迁：《史记》卷47，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56页。

[14] （汉）司马迁：《史记》卷4，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7页。

[15] （汉）司马迁：《史记》卷5，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7页。

[16] （汉）司马迁：《史记》卷3，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0页。

[17] （清）程廷祚：《诗论十三》，《金陵丛书》本《青溪集》卷二。

[18]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01页。

[19]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05页。

[20]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98—3999页。

[21] （汉）班固：《汉书》卷88，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7页。

[22] 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第四章对此有详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3]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3页。

[24] 详参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第四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5]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页。

[26]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03—4004页。

[27] 参见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5页。

[28] 详参笔者《唐前史传文学研究》第二章、第三章，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9] 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15—116页。

[30]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1页。

[31]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01页。

[32]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卷26，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5页。

[33] 参见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0、243、251—252页。

[34] 徐景重：《司马迁与先秦诸子》，载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陈桐生《〈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一书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 魏耕原、张新科：《司马迁思想组合结构论》，《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36]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17页。

[37] （汉）司马迁：《史记》卷15，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6页。

[38]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39] （清）刘鹗：《老残游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40] （汉）司马迁：《史记》卷84，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10页。

[41] （汉）司马迁：《史记》卷84，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34页。

[42] （汉）司马迁：《史记》卷84，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10页。

[43] （汉）司马迁：《史记》卷84，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10页。

[44] （清）李景星：《史记评议》，载《四史评议》，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7页。

[45]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46] （汉）司马迁：《史记》卷62，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94页。

[47] （汉）司马迁：《史记》卷62，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00页。

[48] （汉）司马迁：《史记》卷12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782页。

[49] （汉）司马迁：《史记》卷107，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53页。

[50] （汉）司马迁：《史记》卷11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26页。

[51] （汉）司马迁：《史记》卷47，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56页。

[52] （汉）司马迁：《史记》卷74，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47页。

[53] （汉）司马迁：《史记》卷14，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47页。

[54]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55] （汉）班固：《汉书》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2—2736页。

[56]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7页。

[57]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58] （清）刘熙载：《艺概·赋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9页。

[59] （清）刘熙载：《艺概·赋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8页。

[60] （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史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61] 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7、510—511页。

[62] （汉）班固：《汉书》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页。

[63] （清）李景星：《史记评议》，载《四史评议》，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