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发展与《史记》文学价值的初步认可

《史记》成为文学经典，还在于它在传播过程中与当时的文学实践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既受到时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同时对时代文学的发展产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影响，即经典影响史和接受史。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的发展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以初步展现，各类文学体裁都开始注意到了《史记》。

《史记》叙事才能受到许多文人的称赞和学习，人们评价史学著作时往往与《史记》相比。《晋书·刘殷传》云：刘殷“弱冠，博通经史，综核群言，文章诗赋靡不该览。性倜傥，有济世之志，俭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颓然而不可侵也……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52]《晋书》称赞葛洪“著述篇章富于班马”[53]。华峤《汉后书》完成后，当时的中书监荀勖、太常张华、侍中王济，认为该书“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并建议“藏之秘府”。[54]《文心雕龙·史传》评论陈寿《三国志》云：“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55]荀勖、张华认为《三国志》可以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媲美，刘勰赞同此观点“非妄誉也”。《晋书·陈寿传》论赞云：“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56]认为《三国志》是次于班马之后的名著。这些都说明当时史学界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肯定与高度评价。

由于《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以叙事写人见长，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语言丰富，风格多样，成为叙事文学的典范。汉魏六朝时期的史传和各种形式的杂传以及小说大多学习接受《史记》的写人方法。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矣。”[57]汉魏六朝时期的正史传记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等，不仅体例上采用纪传体，而且学习《史记》列传写人方法。尤其是《汉书》，有4篇纪、6篇表、3篇书、40篇列传是在《史记》基础上改写而成。《史记》篇末另有一段作者的评述“太史公曰”，或补充历史材料，或对传主进行评论，或抒发作者感慨。这一叙述模式成为中国史传文学的基本模式，《汉书》用“赞曰”，《三国志》用“评曰”，《后汉书》先有“论曰”，再有“赞曰”，等等。

本时期的杂传也学习《史记》的类传并进一步发展。《史记》在记载历史人物时，把同类的人物放在一篇之中，形成独特的类传，如《儒林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杂传学习和继承这种传记方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类型。《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汉隋之间杂传217部，1286卷，虽有所遗漏，但认为杂传大约产生于西汉后期，魏晋以后逐步繁荣，这确是事实，这也反映了《史记》对杂传的影响。杂传有人物总录类，如《四海耆旧传》等；圣贤类如《海内先贤传》等；州郡人物类如《兖州先贤传》《会稽耆旧传》等；高逸类如《高士传》《逸士传》等；孝友类如《孝子传》《孝友传》等；忠良类如《忠臣传》《良吏传》等；名士类如《海内名士传》等；家传类如《李氏家传》等；妇女类如《列女传》等；释氏传记类如《高僧传》《法显传》等；神仙家传类，如《神仙传》《王乔传》等。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都或多或少受到《史记》影响。以上这些文学实践，说明《史记》在叙事文学中被逐渐认可和接受。

《史记》也受到诗人的关注。此期的咏史诗有些从《史记》中取材，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咏《史记》人物的诗歌，材料来自《史记·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中缇萦救父的故事。诗歌以历史事实为线索：“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58]基本概括了故事情节，结尾对缇萦予以赞扬。陶渊明《读史述九章》中说：“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以四言诗的形式歌咏历史人物，所咏人物有伯夷与叔齐、箕子、管仲与鲍叔、程婴与公孙杵臼、孔门七十二弟子、屈原与贾谊、韩非、鲁二儒、张挚等。如《管鲍》：“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管生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59]赞美鲍叔对管仲的知遇之恩。另外，陶渊明《咏荆轲》一诗，通过歌咏《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的历史事实，表达他的惋惜之情，结尾“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二句，体现出陶渊明豪放的一面。南朝虞羲《咏霍将军北伐》一诗，高度赞扬霍去病将军：“拥旄为汉将，汗马出长城。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凉秋八九月，虏骑入幽并。飞狐白日晚，瀚海愁云生。羽书时断绝，刁斗昼夜惊。乘墉挥宝剑，蔽日引高旍。云屯七萃士，鱼丽六郡兵。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骨都先自詟，日逐次亡精。玉门罢斥堠，甲第始修营。位登万庾积，功立百行成。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未穷激楚乐，已见高台倾。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60]咏《史记》人物的诗歌还有南朝宋谢瞻《张子房诗》、南朝张正见《韩信》等。有些《史记》人物有多位诗人咏诵，如荆轲，就有建安诗人阮瑀《咏史·荆轲饮燕市》、左思《咏史》、陶渊明《咏荆轲》等。歌咏司马相如的诗人有北魏常景、南朝祖孙登等。另外，这些诗歌有些还被收录于萧统的《文选》之中，这从一个侧面扩大了《史记》的影响。以诗的形式歌咏历史人物，使历史人物身上具有了诗的意味，进入文学的殿堂。此期咏《史记》诗的出现，对以后的咏史诗有较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在文学理论方面得到新的发展和提升。司马迁《报任安书》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61]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论，实质上揭示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当时的学者对此有一定认识，如《汉书·叙传下》云：“乌呼史迁，薰胥以刑！幽而发愤，乃思乃精，错综群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62]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司马子长既遭李陵之祸，喟然而叹，幽而发愤，遂著《史记》。”[63]葛洪《西京杂记》卷四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64]但是，这些评论并没有充分挖掘司马迁理论的价值，大多着眼于司马迁个人的“愤”，这就有失偏颇。真正从理论上继承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的是刘勰《文心雕龙》提出“蓄愤说”、钟嵘《诗品》提出“怨愤说”。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提出“蓄愤说”：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65]

刘勰认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写作时最重要的因素，认为只有出自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感人至深，并认为风雅之诗是“为情而造文”“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即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为情造文。刘勰的“蓄愤说”在情与文的关系方面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为“蓄愤说”注入了“真”的意义，提升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的深度。

钟嵘的《诗品》着重从“怨”的角度来阐发“愤”，以“怨”为审美原则和审美理想品评诗歌。《诗品序》云：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66]

钟嵘所举的例子皆属命运不佳者，正是这种遭遇，使他们产生了怨愤之情，只有通过诗歌才能“展其义”“释其情”，把自己的怨愤之情发泄出来。他还把“怨愤”之说运用到品评诗歌上来，如评古诗“多哀怨”，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绮”，曹植“情兼雅怨”，左思“文典以怨”，王粲“源出李陵，发愀怆之词”等。钟嵘“怨愤说”和刘勰“蓄愤说”都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将“真”的美学内涵赋予“情”，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更加丰富。

还应注意的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也有影响。《易传·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将《周易》的通变思想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的领域，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系统总结三千年历史变化。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其《时序》《才略》等篇概括文学发展史，尤其是《通变》篇谈论文学的继承与发展，都具有历史的眼光。刘勰的文学史思想一般认为来源于《易传》，但司马迁的影响也不应忽略。可见司马迁的著述理论已进入文学的领域而被人接受。[67]

以上这些说明，《史记》作为文学典范，在不同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正以各自不同的力量把《史记》往文学的道路上牵引。当然，这只是起步阶段，力量还较弱小。直到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等多方力量，《史记》终于被拉到文学的道路上了，奠定了它的文学地位。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史记》在后代的文学地位越来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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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27页。

[2]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班固《汉书》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3] （汉）班固：《汉书》卷87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0页。

[4]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页。

[5] （汉）班固：《典引》，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48，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2页。

[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60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6页。

[7] （晋）陈寿：《三国志》卷1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8页。

[8] （汉）班固：《汉书》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2页。

[9] （汉）班固：《汉书》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页。

[10] （汉）司马迁：《史记》卷128，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20页。

[11] 关于褚少孙补《史记》，裴骃《史记集解》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引三国时张晏曰：“迁没之后……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此后，这种批评时常出现。实际上，褚少孙补《史记》，自有其价值和意义（详参张仲良《褚补〈史记〉未可厚非》，《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

[12]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13]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14] （汉）班固：《汉书》卷80，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24—3325页。

[15] 据陈直先生《太史公书名考》一文考证，《史记》原名《太史公书》，称《史记》开始于东汉桓帝之时（《文史哲》1956年第6期）。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取古‘史记’之名以命迁书，尊之也。”（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9页）书名的变化表示人们对《史记》的尊崇，也说明此期《史记》的传播较为广泛。

[16] 关于文学的自觉问题，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此后学界大多认可这个看法。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有些论争，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伪命题。笔者采纳大部分学者的看法。

[17] （唐）李延寿：《南史》卷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46页。

[18]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见司马迁《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45页。

[19]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64，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1页。

[20] 朱东润：《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21]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序》，见司马迁《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38页。

[22] 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23] （汉）司马迁：《史记》卷23，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72页。

[24] （汉）司马迁：《史记》卷23，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84页。

[25] （汉）司马迁：《史记》卷1，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3页。

[26] （汉）司马迁：《史记》卷1，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

[27] （汉）司马迁：《史记》卷6，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7页。

[28] （唐）房玄龄：《晋书》卷88，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9页。

[29] （唐）姚思廉：《梁书》卷9，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8页。

[30] （唐）姚思廉：《梁书》卷49，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9页。

[31] （唐）魏徵等：《隋书》卷70，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24页。

[32] （唐）魏徵等：《隋书》卷33，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57页。

[33]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载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45页。

[34] [日]竺沙雅章：《中国史学在日本》，载蔡毅编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35] 覃启勋：《〈史记〉在日本》，《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

[36] （汉）扬雄著，（清）汪荣宝疏：《法言义疏》卷10，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3页。

[37]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0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5页。

[38] （汉）班固：《汉书》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39] （晋）陈寿：《三国志》卷6，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0页。

[40] （汉）扬雄著，（清）汪荣宝疏：《法言义疏》卷12，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7页。

[41]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见司马迁《史记》卷74，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50页。

[42]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页。

[43] （汉）班固：《汉书》卷87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0页。

[44] （汉）班固：《汉书》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2738页。

[45] （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0，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4页。

[4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0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86页。

[47]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6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0页。

[48] （晋）袁宏：《后汉纪·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

[49]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页。

[50]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82，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0页。

[5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0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86页。

[5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88，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8—2289页。

[5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2，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3页。

[54]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44，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64页。

[55]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5页。

[56]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82，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9页。

[57]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页。

[58]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5，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70页。

[59] （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页。

[60]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5，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607—1608页。

[61]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班固《汉书》卷6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62] （汉）班固：《汉书》卷100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57页。

[63] （汉）荀悦：《汉纪》卷14，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7页。

[64]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页。

[65]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38页。

[66]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67] 张新科：《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对此有详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