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所谓经典，人们有许多说法。《说文解字》：“经，织也。”《释名·释典义》：“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尔雅·释诂》说：“典，常也。”不难看出，在“经”与“典”合用之前，两者就已具有“常道、法则”的意思，均具有可引申为“典范、典籍”的潜在意义。又据《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1]《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2]此时“经”“典”合用，“经典”主要指那些地位至高的儒家著作。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3]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4]“这个概念后来逐渐被引申到文化艺术领域中，又和典范的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创作范式和标准。艺术经典有崇高的地位与广泛影响，而且为社会所共有，其地位和价值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5]普罗霍罗夫总编《苏联百科词典》把“经典”定义为：“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6]真正的经典必然是能够代表民族文学精华而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的典范之作。还有专家强调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7]。《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
文学经典的建构，从理论上说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文学内部的，也有外部的。童庆炳先生认为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涵‘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8]童先生着眼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很有道理的。
《史记》是中国史学名著，同时也是文学经典。《史记》的文学经典化历程反映着后人对其性质的不断认识，是经学、史学与文学多维互动中的产物。在两汉经学思潮的影响下，《史记》的史学性质完全依附在经学之下。受孔子著《春秋》的深刻影响，司马迁在《史记》的体例与文本书写上皆寄托着“一家之言”的深意。《史记》的史学定位伴随了中国史学观念的转变。东汉以前“史”的意义还保持在“载笔”，也即“手执书写工具，会写字的人”的意义。这在目录学著作中表现为，刘歆的《七略》并没有史部门类，其后，班固以《七略》为蓝图编纂的《汉书·艺文志》将史部的一部分书籍置于“六艺略”的“《春秋》家”之后（《史记》即如此），另一部分杂入子部儒家之中。到东汉末年，所谓的“史”已经超越了过去单纯地记录之史，逐渐形成了具有后世历史意识与观念的史学概念，史学发展至此突破经学的束缚，逐渐走向了独立。《史记》之名也就逐渐从最初的《太史公书》变为原本泛指史书的“《史记》”了。自史学脱离于经学之后，《史记》便被尊为史学经典。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将史学著作归纳在“纪传录”中，其“纪传录”的分类明显受到了《史记》所创纪传体体例影响，以“纪传”标目，也可看出《史记》的强大影响力。直到《隋书·经籍志》明确实行四部分类，史部遂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科目。《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中首列“正史”，其定位即是以《史记》为标准纪传体。至此，《史记》成为区别于《春秋》“古史”的“正史”而成为史学经典之一。
与史学脱离经学的历程相伴随，当东汉儒家思想失去其权威地位以后，文学也逐渐迈向独立。至魏晋，伴随着文学创作与批判的繁盛，文学正式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在文学与史学脱离经学的历程中，二者的属性被不断探讨。在此期间，文学与史学经历了“文史”结合到“文史”分立的过程。这一学术思想变化过程也直接影响了《史记》史学经典与文学经典的生成。魏晋是一个尚“文”的时代，在所谓“良史工文”的观念下，“文”是优秀的史学家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刘劭《人物志》即言“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9]。至于何为“文章”？刘劭解释曰：“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10]在这一思想下，《史记》的文章学价值被正视，并纳入研究范畴。至宋文帝分设儒、玄、文、史四馆，肯定了史学、文学各自独立的价值，直至梁代，与阮孝绪《七录》将史学著作独立归纳在“纪传录”之举几乎同时，萧统编定《文选》认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记别异同”[11]，与文学距离较远，因而将史书摈弃于文学之外，显示了史学与文学的分立。然而《文选》不选史书，却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由收录了部分史书的序论和赞述。这其实表明了在文学地位独立之初，文学家对史书性质即能够辩证地认识，这不仅为后世学者对《史记》文学与史学价值的辩证认识提供了借鉴，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史记》的文学接受。从汉魏六朝开始，就有学者注意到它的文学特点，唐宋时期《史记》的文学魅力得到更多读者层的接受，明清以来出现大量的《史记》文学评点著作和《史记》选本，文学家也把《史记》作为典范学习。自20世纪以来，《史记》文学传播、阐释、接受更加丰富、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中外学者对《史记》的文学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如众多的《史记》选本、古文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新媒体对《史记》的传播，传记作家对《史记》写人艺术的学习，普通读者从《史记》得到的历史教益和艺术享受，等等，都对《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起了积极作用。总的看，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史记》文学研究成就主要表现在：第一，较系统的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第二，对于《史记》在中国文学史地位的认识；第三，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挖掘分析；第四，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来源、影响的研究；第五，重点作品的注释翻译赏析；第六，《史记》与其他文学、文体的比较研究。目前《史记》研究也已走出国门，具有世界化特点。
但是，《史记》如何从历史领域进入文学领域，它的文学经典化与纯文学的经典化有何不同，两千多年来的《史记》经典化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这个建构过程有什么意义，学界对此还少有人进行研究。“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消费与接受，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是读者对作品接受的过程，扬弃的过程。”[12]从历时性看，从汉代开始，经唐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史记》文学经典地位不断加强，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读者始终是主体。从共时性来看，它包括普通读者阅读欣赏《史记》的“审美效果史”、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史”、文学家对《史记》学习而进行创作的“经典影响史”等。文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应是作家（创作主体）、作品（语言文字载体）、读者（接受主体）三个环节的统一，缺一不可。正如接受美学理论的创立者姚斯所说：“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地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像的。”[13]说到底，一部作品能不能成为经典，最终是由广大读者决定的，读者在文学经典建构中绝不是被动因素，它无疑是连接文学经典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的纽带。《史记》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它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叙事写人，具有典型性、戏剧性、多样性，也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是它成为文学经典的根本和基础。由此出发，本书从历时性与共时性入手，结合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读者为核心，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通过对两千多年来的《史记》文学阐释史、审美效果史、经典影响史的综合研究，进一步认识《史记》的文学特征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深化《史记》及汉代文学研究；揭示《史记》文学经典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因素，探究文学与史学的内在联系。同时，通过《史记》文学经典化过程和途径的探讨，为今天的文学创作和史书编纂提供有益借鉴，当代作家如何创作出被读者接受的具有生命力的传记作品，也可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
一部作品能够成为经典，固然离不开不同时代各类读者对其的阐发与解读，然作品本身的经典性往往是其能够成为经典的本质因素。《史记》能够成为文学经典，首要原因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特质。在继承前代文学经典的基础上，《史记》的文学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鲜明的思想性，即深刻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典型化、个性化；深入人物内心，把握人物整个灵魂，适当进行合理想象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美感效应。《史记》的美感效应是巨大的，但它又是“润物细无声”，读者从中得到的启迪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是一种自觉的接受，不是任何力量强加给读者的。当然，这四个方面的文学特质彼此并不分离，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统一的。[14]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前提。
笔者在研究中也特别注意到，《史记》的文学特性是建立在历史特性之上的。《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但又不同于纯粹的历史资料；作为文学，它又不同于纯文学的虚构，不是为文学而文学。所以，研究《史记》的文学特征时，必须将历史学家的眼光与文学家的眼光结合起来。固然，历史学家通过考证人物、事实来研究历史；文学家则主要研究人物形象本身，研究用什么样的手法叙述历史、刻画人物，两者目的不同。但如果抛开《史记》的历史特征，孤立进行文学研究，也会失之偏颇。对此，郭双成先生曾指出：
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史记》的人物传记，虽然可以采取不同于前代学者主要是在改错订误方面所用的方法，也不同于历史研究工作者利用《史记》来研究历史，但是如果抛开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的本质，不联系《史记》一书的其它部分以及另外一些与《史记》有关联的历史著作（这里主要是指《汉书》），而只是孤立地对《史记》的人物传记进行研究，抛开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史记》所记载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就反而不可能对《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就从思想和艺术上作出正确而深刻的评价，而只会陷于皮毛的欣赏和论断了。[15]
这个意见是十分中肯的。因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选人标准、选材标准、评价标准乃至于感情标准。以选材而言，一个人一生的事迹非常多，选取哪些材料表现人物个性，表面看来是属于文学手段问题，而实质上与作者的历史观有密切联系。作者写项羽，选择了“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大的场面，展现了项羽由兴到亡的全过程，作为文学来说是典型化的手法，但骨子里渗透着作者的历史思想。因此，研究《史记》时不能脱离历史特性而架空文学特性。
当然，对于《史记》文学特质的认识与抉发，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张大可先生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四个层次：
最广义的文学性，只着眼于《史记》文章简洁，辞采华美，这是第一层次，魏晋以前最普遍的认识。着眼于《史记》散文的成就和艺术风格美，这是第二层次，唐人深化的认识。《史记》文章结构，转折波澜，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因素，这是第三层次，明清评点家多所发抉。全面地系统地抉发司马迁塑造历史传记人物典型形象的艺术手法，这是第四层次，可以说是近年来才深入的。[16]
张大可先生还强调，认识《史记》的文学特性，应注意不同的层次，这个看法是很好的。可永雪先生也曾对古代学者探讨《史记》文学性的过程作过概述[17]。总之，本书在前贤今哲研究的基础上，以《史记》何以成为文学经典为问题，探讨两千年来《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以期为深化《史记》研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1] （汉）班固：《汉书》卷7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63页。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10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8页。
[3]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4]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5] 吴承学：《〈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第136页。
[6] [苏联]普罗霍罗夫总编：《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5页。
[7]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50页。
[8] 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71页。
[9] （魏）刘邵：《人物志》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10] （魏）刘邵：《人物志》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11]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2] 张新科：《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第118页。
[13] [德]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载《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4] 有关《史记》文学特质的分析，笔者在《〈史记〉与中国文学》一书“导论”中有系统论述，请参考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11页。
[15]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6]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17] 参见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第二章第三节，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