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伊莎贝尔·塞韦拉

马德里自治大学

到目前为止，关于庞迪我的研究，首屈一指的分别是由张铠先生和比阿特丽斯·蒙克教授所撰写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均以庞迪我于1602年致托莱多大主教路易斯·德·古斯曼神甫的信件为基础，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有助于让更多人认识到庞迪我的贡献及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庞迪我的研究凤毛麟角，只有零星数点。因此本次研讨会将是一个新的起点，也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位耶稣会士。

事实上，现有的第一手资料仅有两个：一个来自另一位传教士利玛窦神父，他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起庞迪我；另一个是庞迪我亲手所写的信件，可在此信件中庞迪我甚少提起自己的工作，而且很大部分由他自己提出的主题也缺少精确描述。

在此次讨论会中我们希望强调庞迪我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几个身份：科学家、天文学家和音乐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着重强调了他在欧洲以及后来在中国的培训过程。不过除了庞迪我以外，我们也没有忽视他的上级和同伴的贡献，例如利玛窦（1552—1610）、郭居静（1560—1640）以及利玛窦的发言人和科学合作者徐光启。为了澄清“传教士们是以哪一种文化和科学范式开启了首次跨文化交流”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对以上几位欧洲传教士在罗马和托莱多所受到的教育进行初步的了解，从而避免重复相同的主题。耶稣会选择了并在特伦托会议定制自己的文化模式，该模式也会根据地区的不同而确定具体的传教方式。在中国，传教士们充分利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外来事物的好奇心，以之为基础来促进对话交流。传教士们没有遵循固有的传教策略，而是如同科尔斯教授所说，适应形势，争取实现最佳效果。科尔斯教授和李教授分析了庞迪我在南京期间在音乐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两位教授指出，在利玛窦的安排下，庞迪我迅速地学会了弹奏管风琴，正是得益于这一特长和丰富的音乐知识，庞迪我成为中国宫廷乐师们的教师。尽管我们不能把庞迪我和利玛窦看作科学家，但他们在地图绘制、天文学、钟表仪器、编订历法等方面的巨大才能却的确得到了明朝廷的重视。

关于庞迪我和利玛窦在科学上的贡献，墨西哥学院的塞韦拉教授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科学交流为双方增进了解迈出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并取代了单方面强制推行的模式，成为中西交流的一个重要范式。在《庞迪我：传教士与天文学家——横跨中欧的世界观》一文中，塞韦拉教授分析了利玛窦和庞迪我先后进行的文本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这种使用对象国语言进行交流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文人们了解和讨论科学知识，进而说服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新的科学模式。1602年，利玛窦完成了《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将其进献给皇帝。这张地图中所展现的新视界完全颠覆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此外，利玛窦也审时度势地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心位置。塞尔维拉教授着重强调了徐光启在科学、文化的介绍和传播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同利玛窦一样，庞迪我也做了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这些工作也为他日后在朝廷中取得一席之地提供了便利。在信件（指致古斯曼神父的信）中，庞迪我对中国的纬度坐标做出了重要修正，但他却未在信中提及自己的其他贡献，理由我们也不得而知。塞尔维拉教授认为庞迪我作为明朝廷的天文专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受万历皇帝委托修订新的历法，该历法为安邦理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研究中国历法的过程中，庞迪我了解到中国已有的天文学知识，包括将宇宙现象与国运密切联系的哲学。同样，庞迪我再次对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保持了低调，只有他的同伴熊三拔在类似的研究中留名。庞迪我和熊三拔是当时万历皇帝委托的修订历法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前期的巨大成功恰恰导致了日后的巨大失败，朝廷公开反对了此次的历法修订，最终万历皇帝将他们驱逐出朝廷。即便如此，通过这些工作，后来的耶稣会士在中国宫廷以天文学家和科学家的身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解耶稣会士们引进到朝廷的音乐，科尔斯教授、李教授和雷卡森斯教授研究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和中国所受的教育，他们认为正是得益于这些教育，耶稣会士才获取了必要的音乐技能，并将音乐引入明朝宫廷。罗马大学的伊丽莎白·科尔斯教授在《庞迪我的音乐修养》（La educación musical de Diego de Pantoja）一文中，以另一位传教士——利玛窦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讲述庞迪我的音乐素养。资料显示，利玛窦在抵达北京并开始传教活动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中国对音乐的兴趣。利玛窦获得了同伴郭居静的帮助，后者在南京时曾教授庞迪我音乐知识，并训练他弹奏一种新的乐器，虽然大部分人以为这个新乐器是小键琴，可是利玛窦在文章中指出这种乐器其实是拨弦扬琴。为了知晓庞迪我到底学会了哪些音乐知识和哪种乐器，科尔斯教授研究了郭居静在罗马以及之前在果阿邦期间所受到的音乐教育。科尔斯教授详细地分析了郭居静可能在罗马学到的不同的音乐模式，并特别研究了特伦托会议后他在耶稣会的教育中的重要性。在了解了庞迪我的老师的基本情况后，科尔斯教授开始深入研究庞迪我究竟使用的是哪一种乐器，而不同来源的资料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命名法也为她的研究带来了新奇的特性。

音乐家阿尔韦特·雷卡森斯在《利玛窦和庞迪我的音乐氛围：耶稣会士歌唱否？》一文中指出，利玛窦留下的资料里鲜有关于自己和庞迪我在北京期间所用乐器的记述。雷卡森斯教授试图在研究中探寻利玛窦将大键琴带到中国的原因，以及这一行为日后对在华传教士的音乐演奏产生了何种影响。同时，雷卡森斯教授也讲到了利玛窦的葬礼，而这场很有可能是由庞迪我组织的仪式中出现了小管风琴。雷卡森斯教授非常希望了解传教士们演奏的是哪一种音乐形式，为此他研究了16世纪欧洲的宗教音乐、利玛窦和郭居静在罗马所受的教育、庞迪我在耶稣会士们的集中省区之一托莱多的学习经历等。雷卡森斯教授在文章中尤为强调的一点便是罗马和托莱多两地音乐培训的差异，同时也推测庞迪我的音乐素养很可能得益于参与教堂和街道宗教仪式。雷卡森斯教授认为庞迪我很有可能听过阿隆索·洛博等人的音乐，并且清楚地知道耶稣会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毫无疑问，这一事实对庞迪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向郭居静学习音乐对他日后的传教意义重大。

通过分析不同的培训过程，浙江外国语大学的李晨光教授提出要充分重视音乐的教育价值。在《庞迪我：万历皇宫里的西方音乐教师》中，李教授分析了庞迪我的学习效果及其从学徒到老师的快速转变。耶稣会士们与朝廷大员会面时敬献的礼物中就包括一台小键琴，而耶稣会士们的目的便是通过该乐器的新颖性和在朝中演奏的可能性引起皇帝的注意力。按照朝廷惯例，外国人没有资格参拜皇帝，不过皇帝会询问太监和其他朝臣，从而得知所进献的礼物都有哪些。万历皇帝无疑对小键琴的演奏方式颇感兴趣，不久，利玛窦和庞迪我就获准进入宫廷，并接受委托，教授几位宫廷乐师弹小键琴。李教授在文中讲述了他们当时学习的节奏、受委托传授的音乐类型以及耶稣会士们借此了解到的朝廷习俗。利玛窦和庞迪我有时也会在耶稣会士的寓所里轮流进行教学，因此也成为了重要的宗教教学方式之一。李教授也特别提及了利玛窦用中文创作的歌曲，并提供了部分翻译。耶稣会士们被驱逐之后，西洋音乐和乐器被遗忘，据李教授所言，它们再次被提及已是数十年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