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世纪初，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百余年以来，这种对悠久中华文明的坚定信念，深藏在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内心最深处，成为中国人民抗击外侮、建设祖国、复兴中华的精神源头。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为己任，经过一代代考古人的艰苦努力，终于使我们看清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就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大约5000年已经正式进入文明社会，以坚实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这一论断。

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读硕士学位期间，受导师严文明先生的影响，我就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开始感兴趣。1994年发表《大汶口墓地分析》，注意到大汶口墓地第一、二期时贫富分化虽已很明显，但富贵墓区和贫贱墓区仍在一个墓地，大约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躯壳；第三期时最富贵的家族墓地取代氏族墓地，成为“迈向文明门槛的关键性一步”，这关键性的一步就发生在距今5000年进入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后。这是我从对墓地所见“家族”地位的变化这个微观的角度，试图透视宏观社会变革和文明形成的一次有益尝试。此后我一直注重通过聚落形态分析（包括墓地空间分析）的方法，来对中国北方地区乃至于全国范围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演进过程进行观察，也始终关注其中家族组织及其地位的变化。1996年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发表了《中国上古时期三大集团交互关系探讨——兼论中国文明的形成》一文，提出华夏、苗蛮、东夷三大集团之间长时期的互动交流，是中华文明形成和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此后，古史传说也成为我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必须考虑的因素。

21世纪以来，我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并且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将聚落形态、文化谱系、文化交流、气候环境、古史传说等结合起来。我认为对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概念问题进行梳理当然十分必要，但应当从对考古材料的客观实际出发，在考古研究的实践中不断锤炼完善旧理论和旧概念，适时提出新理论和新概念，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而又可以和国际对话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而非坐在书斋里拿西方的文明起源理论硬套中国的考古实际。我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 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程

我在200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当中，对北方地区的文化谱系和聚落形态进行了系统分析，还提出了文化上“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之后参加严文明先生和赵辉老师主持的“聚落形态和早期文明”课题，对北方地区聚落形态和早期文明演进过程开展了进一步研究。近年为撰写《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我对全国范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和聚落形态进行过程度不一的梳理，并对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大型中心聚落有过专门论述。

我现在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程的观点，可用最新发表的《裴李岗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一文中的一段话来概括：“裴李岗时代中国主体区域所表现出的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将中国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可算作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距今6000年以后进入庙底沟时代，早先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了普遍复杂化的过程，各区域逐步迈入前早期国家状态，可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距今5000多年已经正式形成由良渚等各区域文明社会组成的早期中国文明。”

二 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

我在博士学位论文当中，还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东方模式”的概念，2003年又在《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一文中增加了“中原模式”。文中我认为，“北方模式从表面上看比较迟缓、落后，但却与较严酷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而能量的有效蓄积也显然更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东方模式虽然显得技术先进、发展迅速，但却容易使社会养成铺张浪费、坐享其成、不思进取的风气，并不见得利于长远的发展……只有中原地区兼采二者之长：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不强调贫富分化；社会秩序井然但不靠严刑峻法；生产力逐步提高但不尚奢华；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宗教；依靠血缘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不疾不徐，稳中求健，终于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成熟的文明社会——晚期夏王朝阶段。”近年我还对中原与江汉、海岱、北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进行过专门的比较研究，强调了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

三 环境演变、战争冲突与文明演进机制

我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等许多著作中，都论述过自然环境及其演变对中华文明及其文明化进程的制约和影响。《距今5000年和4000年气候事件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说，“在极端气候期，不同的应对策略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后果。适应环境变化，适当调整经济结构和资源利用方式，显然是应对极端气候的有效方法……极端气候期恰是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突进的时期。”《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说，“总体来看，中国相对独立、广大多样、以两大河流域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化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稳定内敛的特质特征和持续发展的过程，而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又都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这当中很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气候暖湿引起中原文化的蓬勃发展和早期中国的形成，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气候转冷造成初始文明社会的全面兴起，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冷期则引发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和成熟文明的出现。究其原因，无论是气候转暖或趋冷，相对于地理环境广大多样的早期中国来说，并非整体趋于适宜或恶化；气候变迁本身并不能引起整个早期中国文化的兴盛或衰落，只是为文化变迁提供契机。”

我也重视战争对文明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新石器时代战争与早期中国文明演进》一文中说，“植根于广大深厚农业经济的早期中国文明，短于对外扩张，却长于对内整顿秩序。每一次大规模的内战，就是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一次极端行为。新石器时代的战争提高首领地位、促使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以粗暴的方式使得广大地区短时间内发生文化和血缘的深度交融，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进程；而文明的成长反过来促使大规模战争的发生，文明化进程每前进一步，战争的程度就升级一次。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因此战争才成为古代中国两件最大的事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四 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起源

中华文明的源头当然在中国这片热土上，但距今5000多年尤其是约距今4000年以后，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我甚至还有过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这种现在看来略显夸张的提法。《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一文说，“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大部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现象，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青铜时代社会的复杂化，固然以龙山时代早期文明或‘古国’文明作为基础，但其剧烈程度前所未见。”“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基本上是在当地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由于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西方晚一千多年，因此其‘青铜时代革命’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有密切关系。”

五 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

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以来积淀形成的文化基因和丰厚的历史记忆。在《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我就对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或文化基因做过一些提炼，最近在《从考古发现看八千年以来早期中国的文化基因》一文中，进一步将其归纳为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祖先崇拜、以人为本，追求秩序、稳定执中，有容乃大、和谐共存，勤劳坚毅、自强不息等五个方面。这些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根源所在。

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集中体现在文献记载和传承中的古史传说方面。多年来我不但对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进行过较为系统的考古学观察，而且还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结合传说时代古史的必要性和研究方法进行过阐述，出版过《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走近五帝时代》两本论文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理应结合古史传说》一文说，“商周时期距离三皇五帝时代有相当长的时间差距，商周及以后文献中的三皇五帝故事自然免不了传承和传说过程中的错漏虚夸，深入辨析、去伪存真，自然是研究者必须做的，但应当对传说史料有足够的敬畏和同情之心，没有十足把握，不要轻易言伪。”

本文集共选录了我相关的论文和普及文章共28篇，按照上述五个方面的先后次序进行排列，基本能够反映我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观点，希望能得到读者朋友的批评和反馈。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对我的恩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深受先生的影响。2019年先生还出席了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开题报告会，给了我重要指导和极大鼓励。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李伯谦、张江凯、李水城、赵辉等先生，他们不但在学校教我知识，以后也不断给我鼓励和支持。在李伯谦先生的支持下，我还承担了郑州市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重大课题“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区域模式研究”。

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鼓励和支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陈星灿、冯时研究员，以及和我就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过讨论的学界同仁！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感谢郭鹏编审和李金涛编辑！金涛曾经是我带过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考古图书编辑，他严谨认真的编辑为本书增色不少。

2020年12月

于北京融域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