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山东段运河的历史变迁
山东段运河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境内就有了人工开挖的运河。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其中的永济渠从山东临清一带穿境而过，后来这条运道曾长期发挥作用，对沿岸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元代为解决漕粮北运问题，在对隋唐运河河道进行截弯取直的同时，在山东境内先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使得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经过明代的改造、整修以后，会通河河道基本定型。在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山东运河作为大运河的关键河段，在促进沿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节主要以时间为线索，对山东段运河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和介绍。
一 隋代以前的山东运河
考古资料说明，最迟在距今5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明了舟筏，利用自然河道，从事水上交通。大约在4000年前，他们开始用人力开挖沟渠，治理水患。《国语》说禹“疏川导滞，钟水丰物”；《论语》说禹“尽力乎沟洫”，都是说大禹曾经开挖沟渠，疏导川流积水，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由于生产工具的局限，那时人们开挖的沟渠都十分窄浅、水量较小，无法用来进行水路运输。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境内可以行舟的自然水道几乎都被利用了起来，于是有人便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水路交通网。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的作者对这种想法作了系统的说明。“在《禹贡》设计的水运交通网中，凡东西方向的水路运输，都十分顺畅，切实而可行。而南北的水路交通，便十分迂远或事实上无法通行。原因在于，中国的自然水道都是东西走向，东西交通很容易利用自然水道实现，但南北交通便很难或无法通过水路实现。”[1]随着南北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南北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愈演愈烈。各国开始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开挖面宽水深的河道，这一时期的水利工程已不单单是用于泄洪、灌溉，而且还用来通航运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就这样产生了。[2]
春秋后期，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强大了起来。吴王夫差战胜越国后，急欲北上中原，争当霸主。他调集民夫开挖自今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的运河（即今里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全长170公里，把长江水引入淮河，成为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吴王夫差率舟师渡过淮河，溯泗水北上，假道鲁国，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之战打败齐国后，为转师向西与晋国争霸，于山东鱼台至定陶间开凿了沟通泗水与济水的人工运河。因其水源来于古菏泽，故称“菏水”。菏水沟通了原来相邻但不直接相通的泗水和济水，使吴国的军队可以从淮河进入泗水，并通过菏水转入济水，进而抵达中原腹地。公元前482年，夫差经菏水运道会晋定公于济水岸边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菏水成为山东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也是黄河流域最早的人工运河。菏水的开凿与邗沟一脉相承，使得山东运河于开凿伊始便被纳入春秋战国时期的运河体系中。菏水的开凿第一次实现了江、淮、河、济四大水系的沟通，对其后山东运河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3]
进入战国以后，魏国发展为综合国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61年，惠王将国都从今山西西南部的安邑迁到了今河南中部的大梁，乃积极谋求开辟水路交通，以加强与东方国家的联系。从地理环境看，大梁东南地区分布着若干水道河流，如汳水、获水、睢水、鲁沟水、涡水等，为运河的开凿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惠王审时度势，开凿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鸿沟。鸿沟不是一条单一的水道，而是由几条运河共同构成的水系。鸿沟在大梁附近开始有了许多分支。其中有经过今河南杞县、睢县、商丘、夏县和安徽宿县、灵璧等县，东至宿迁县流入泗水的睢水；有经过今河南太康鹿邑和安徽亳县、涡阳、蒙城县，至怀远县入淮的涡水。其中流过今山东境内的是“汳水”。春秋时已有了“汳水”的名称，可见早在鸿沟开凿以前它就已存在。《水经·获水注》引《竹书纪年》记载：“宋杀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一书中解释说，丹水就是汳水的“变名”。“宋杀大夫皇瑗事”又见于《左传》哀公十八年，即公元前477年，时处春秋末年，比魏惠王开鸿沟早百余年。可见汳水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是一条自然水道。后来，鸿沟主水道开凿后，又对它进行了疏浚、开挖和整理，于是它便成了鸿沟的支流。汳水流到今河南兰考和民权县（今江苏徐州）之间称“甾获渠”，至商丘北进入今曹县、单县境内，往东则称“获水”，再往东流至彭城入于泗水。本来汳水向南流入睢阳（今河南商丘）城中，这是汳水的正流，但后来鸿沟开凿后。遏汳水入获水，于是汳水进入睢阳城的流量减少，成为末流。总的说来，汳水是一条由自然河道改造而成的运河。[4]
鸿沟是继菏水之后第二条沟通黄淮水系的人工运渠。整个鸿沟系统在战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满足当时魏国政治经济变革的需要，同时也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另外，鸿沟系统对战国以后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秦汉统一创造了条件，是早期运河定型的标志。至战国时期，山东运道的走向基本确立，东西向的黄河航线，以济、漯两水为主干，西通黄河，东入渤海。介于济、淮之间的有汴、菏、泗水连接，沟通了江、淮、济、河，这是南北航线。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西汉中期。[5]
秦及西汉时期，没有在山东境内开挖新的运河。汉武帝时，黄河在濮阳附近决口，历20余年才被堵塞。河水一直流入大野泽，而后从泽中溢出，顺着菏水流进泗水，进而流入淮水。鸿沟水系中离黄河比较近的几条支流全遭河水淤积，离黄河比较远的支流也彼此不能连通。此后，黄河仍时常泛滥，鸿沟日受其害。汉平帝时，黄河再次决口，鸿沟遭到彻底破坏。东汉明帝时，黄河决口经数十年冲刷，既宽且深，泛滥程度亦愈演愈烈，兖、豫二州农田已无法耕种。这时，社会趋于安定，经济也有所发展，治理黄河的条件已经成熟。永平十年（69），乃开挖汴渠；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王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王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无再次溃决之患。这一次对黄河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此后的数百年中，黄河没有发生大的水患。[6]
黄河虽然有了固定的河道，但中原一带鸿沟水系的许多人工河，却因黄河水的多年淤塞而废弃，最后只剩下一条汴渠。汴渠从黄河南岸的荥阳流到开封，从开封入原鸿沟水系中的汲水，经过今山东的曹县、单县的南部边境，然后东南流入泗水，最后到达淮水。它是中原通向东南部地区的水运干道，也是东汉时期经过今山东境内的唯一一条运河。由于漕运的需要，东汉政府十分注重修治汴渠。顺帝阳嘉年间（132—135年），曾大举动工，由汴口到淮口，沿岸积石为堤，加固堤防。灵帝建宁年间（168—171年），又在汴口增修石门，不使河水大量流入。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兖、豫诸州为群雄割据争战之地，汴渠残破堙塞，不复为用。直到曹魏末年，邓艾开挖通于陈、蔡之间的广漕渠之后，才又整理汴渠，使得黄河与淮河之间可以重新通行舟楫。[7]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频繁，军事运输成为运河的主要功能。据史书记载，东晋时曾在今鲁西一带挖河运兵。《晋书·穆帝纪》及《荀崧传附荀羨传》记载，东晋穆帝时，前燕的慕容隽攻占了冀州，继而攻段龛于青州（今山东淄博市东南），东晋政府派荀羡前往救援。当时燕将慕容兰退至东阿（今山东东阿县南），荀羨从洸水引汶水，开挖渠道，兵抵东阿。桓温北伐前燕时，也曾在今山东境内开挖过运河。晋废帝太和四年（369），桓温第三次出兵北伐，他的军队分作两路，一路由涡水北上攻取荥阳附近的石门，一路由淮、泗水入济水，北攻前燕的都城邺城。当时，汴渠水浅，难以整修，要想从泗水进入济水，只好重新开挖运河。桓温开挖的运河分为两段段自薛训渚向南和源自巨野泽的黄水合流，再向东南流经今山东金乡县，东入于泗水；一段向北流与汶水合流，再北流与济水汇合。这两段合在一起长约150公里，后人称其为“桓公渎”或“桓公沟”。当时，桓温的舟师由泗水通过桓公沟进入济水，然后自济水北行，至四渎口（今山东临邑县东）入黄河，逆水而上，转到枋头（河南浚县西南）。[8]
二 隋唐五代时期的山东运河
隋的建立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为运河的开凿带来了新的契机。隋文帝建都长安，除关中地区开挖广通渠、沿邗沟故道开挖山阳渎之外，还在山东境内开挖了“丰兖渠”。隋炀帝迁都于洛阳，乃以此为中心，开挖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炀帝先后开挖修整了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同时开挖了从今山东境内流过的永济渠。
大业四年（608）春，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9]。永济渠由洛阳向东北经修武、新乡、内黄、馆陶、临清至天津西转永定分支直抵涿郡，与洛阳通向江淮的通济渠相连而被视同一渠。永济渠的开凿，使海河、黄河、淮水、长江四大水系得以贯通。隋朝通过引沁济运解决永济渠水源问题。永济渠是以沁水与黄河的交汇处为渠首，由今武陟县西北的沁水北岸向东北开渠入卫水、再由卫水通淇水、洹水、漳水，接漯水（今永定河）以达涿郡。
永济渠全长1000多公里，历时一年便完工，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是根本不可能的，隋朝实际传承了以前已开凿的运河故道和自然河道，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曹操开通的白沟—清河—平虏渠水运干线。从引沁水会淇水的地方（今河南淇县）至内黄的首段，主要利用曹操所修的白沟；内黄至馆陶南，在今卫河以西；馆陶至临清附近，大约有一段和今卫河重合；临清至武城附近，在今运河以西；武城至德州市南，在今运河以东；德州以北，经东光、沧州市、静海至独流段，主要利用清河河道。永济渠为隋朝南北大运河行经山东之始。[10]
唐代永济渠在山东境内的路线大体与隋代相同。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看，永济渠在馆陶县附近进入今山东境内，然后沿今山东、河北省界东北流，经过今临西、清河到德州又北流进入河北境内。当时永济渠的功能主要是运粮及运兵，所以政府十分重视对它的维护与治理，贞观、永徽、开元年间，政府都曾组织民工，修筑石堰、开挖支渠，对于减少水患、保证河道畅通起了重要的作用。[11]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徐州经略尉迟敬德疏浚洸水及丰兖渠，分别导汶水和泗水至任城（今山东济宁）分水，并在分水口建会源闸。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东巡任城（今山东济宁），“令于其县东造桥，以为跨泗别流之上，则丰兖渠固自通流也”[12]。可见唐玄宗时期丰兖渠依然发挥着航运效益。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引汴水为源，由开封向东行，经曹州至巨野泽开湛渠。白沟在汴城（今河南开封）东北，其西段原系先秦时期鸿沟水系的汳水故道；东段原系济水、菏水故道，是从河南通向山东的古运道，后来由于上源淤断，这两段古河“以潦涸为盈竭”，便不能通航。自开凿湛渠后，白沟复为通漕山东的一条重要航道。唐穆宗长庆年间，又“自兖开盲山故渠，自黄队抵青丘”，[13]将泰山附近也都归属于运河体系，使以洛阳为中心的航运网通航范围更加广阔。到唐朝末年，为满足中央政府的粮食及赋税需要，唐朝曾重新修治湛渠，复在开封引汴水，入白沟，以东通曹、兖地区。[14]
三 宋金时期的山东运河
唐末五代时期，黄河连年决口，永济渠因之淤塞，难以全线畅通。进入北宋以后，永济渠北端的涿郡被契丹人所控制，所以宋代的永济渠只剩下南边一段，习惯上称其为“御河”。宋代御河的水量尚且充足，卫州以下，一年四季有水，可以通行载重三四百石的船只。庆历八年（1048），河决商胡（今河南濮阳境内）后，黄河由东流改为北流，或横穿御河，或夺御河河道，或纳御河于黄河堤内，使御河河道紊乱不堪，御河水运大受影响。于是朝廷经常征调夫役进行疏浚整修。熙宁二年（1069）治河，一次便征调镇、赵、邢、洛、磁、相诸州军民6万人。时隔一年，黄河在大名、澶州决口，御河又遭破坏。熙宁八年（1075），刘昉等人提议在卫州（今河南卫辉）开挖沙河故道，引黄河水由沙河入御河，使京城往来船只出汴河后，就近进入沙河，然后转入御河。德（治所在今山东陵县）、博（治所在今山东聊城）二州的漕运可以不再经过黄河，避免倾覆之险。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工程很快竣工，的确便利了漕运。但是这条引河入运的河流，其入黄河口处，只是靠着一条大堰阻挡黄河大溜水流的灌入，很容易受到黄河的侵害。百余天后，御河便淤浅上百里。后来黄河多次决口，灌入御河，不仅破坏了御河漕运，还给沿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元丰年间，朝臣建议重开御河，后或作或辍。至北宋末年，黄河东流，御河复出，于是又有人提出修复御河的建议。崇宁元年（1102），御河水枯，乃令侯临等主持，开临清坝子口，增修御河西堤，开置斗门，并将大名、恩州、冀州、沧州、永静军等处积水引入运河。次年，黄河水涨，侵入运河，运河决溢，流浸大名、馆陶，政府只得征调夫役，修筑堤防。[15]
山东境内的广济河也是北宋时期的一条重要运道。广济河，原是唐朝武后所开的湛渠，因渠宽五丈，故又名“五丈渠”或“五丈河”。开宝六年（973），更名“广济河”。唐末到五代，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北方运河大都因年久失修而淤塞，五丈河也不例外。直到后周显德四年（957），周世宗才征发民工加以疏浚，且引入汴河水以补充水源。此后山东各地的船只可通过此河到达开封。两年以后，周世宗又疏浚五丈河的下游，过定陶，入于济水。这样一来，往来京城的船只便可从开封进入五丈河，东北行至定陶，达济州合蔡镇（今山东巨野西北），进入梁山泊。由梁山泊进入济水，由济水达于郓州（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经过一段陆路，便可达于青州（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市）。
入宋以后，朝廷对东南运送军需，多赖此河，故对疏浚、治理广济河十分重视。建隆二年（961），北宋政权刚刚建立，太祖便征发曹、单诸州丁夫万人，令给事中陈载督役，修治广济河。后又令右监门将军陈承昭从荥阳开水渠，引京、索二水入广济渠以增加其水量。景德二年（1005）六月，置巨石于汴河引水斗门处，分汴水入广济河。后又重新开挖菏水与泗水河道，使广济河的运输能力及通航地区有所扩大。天圣六年（1028），黄河决口，广济河自济州合蔡镇以下淤塞不通，政府乃征调夫役开挖水道，将广济河导入黄河，又导黄河通于泗水，后来这条水道就成为主要的运道。北宋政府十分重视运河的修护，令所过州县长官均以护河为要务，修筑堤岸，疏浚浅滩。但由于黄河泥沙淤塞严重，故亦时常因浅阻而影响通航。熙宁七年（1074），又开新河引汴河之水入广济河。但是广济河水源不足及受黄河侵淤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元丰五年（1082），朝廷乃撤销当时专门的漕运管理机构——广济河辇运司，漕运物资改由清河经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南）界转入汴河以至京师，道路甚为迂远。两年后，复浚广济河，使之通航。元祐四年（1089），遣使督修沿运之月河石堤，修建船闸，以时启闭。至北宋末年，广济河与北方之清河、南方诸水道均可贯通。南宋初年，宗泽留守东京时，仍时加修浚。[16]
金朝政府也十分重视对北方运河的治理。当时流经山东境内的运道有两条，一条是北清河：南宋建炎元年（1127）黄河决口，水入梁山泊，后分南北两支流出，南流者曰“南清河”，乃黄河之岔流；北流者曰“北清河”，乃济水之旧道，由今山东中西部地区北流入海。当时北清河是金朝的重要水运道路，皇统三年（1143），置黄沁河堤都大管勾司，专门管理黄河、北清河修治、运输等事务。后来黄河不断侵淤梁山泊，北清河乏水，难以通航。另一条是北宋所经营的御河。章宗泰和年间规定，运河所经之州县长官皆加管河之官衔，如恩州（今武城县北）长官加“提控漕河事”，将陵（今德州市）、武城、夏津、馆陶（今馆陶北）、临清（今临清市南）等地长官均加“管勾漕河事”，负责养护河堤、督运漕粮。但是终金一代，运河水源匮乏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所以运河运输量始终不大。[17]
四 元代山东运河的开凿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政府下令开挖济州河，以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为中心，向南至鲁桥镇与泗水沟通；向北经南旺、袁家口至须城之安民山（今梁山县小安山）入济水（大清河），全长150余里。为解决运河水源问题，“于兖州立闸堰，约泗水西流，堽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河道，会于济州”[18]。在兖州城东泗水上筑金口坝，拦截泗水使之西流；在堽城（今山东宁阳北堽城里村）筑坝拦截汶水，使其南流入洸河；洸河在兖州西与泗水汇合，流至任城西注入马场湖后南北分流，南流以增泗水之流量，北流至安民山入济水。济州河开通后，南来漕船可经此直接进入济水，而后从利津入海。这条运道只通行了三年，就因济水入海处发生沙壅难以出海，不得不“舍舟而陆”，改从东阿陆运至临清入御河北上。陆运中茌平一段，地势低洼，遇到夏秋雨季，道路积水，泥泞不堪，艰阻万状，所以继续开挖安山至临清一段运河势在必行。
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元世祖采纳寿张县尹韩仲辉、太史院令史边源的建议，征调民夫3万人，开挖会通河，南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至于临清，接通隋唐时期的永济渠，全长250余里。[19]六月，河道开凿完成，元世祖忽必烈赐名为“会通河”。由于之前开凿的济州河与新开之会通河联为一体，故此二河通称“会通河”，济州河之名遂废而不用。会通河开通后，不仅使得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而且较之隋唐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航程缩短上千里。但是元代开凿的大运河在设计上也存在不少缺陷：首先，新开河段水量分配不合理，山东运河水源主要来自汶水和泗水，汶、泗之水自任城入运河后南北分流，但因济宁地势较高，故汶泗之水南流较易，而北流较难，“北运每虞其浅阻”[20]。其次，运河本身开挖规格偏低，“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重负”[21]。加上黄河决口，侵淤运河，所以通过运河运至大都的漕粮每年最多不过二三十万石，不及漕粮总量的十分之一。
至正四年（1344），黄河在曹县白茅堤溃决改道北流，山东西南大部被黄河吞没，进而北侵安山，截断会通河后夺大清河入海，南流则侵入泗水运道。此后，黄河连年决溢，运道受阻。至正十一年（1351），黄河决溢已持续七年，朝廷不得不决定治河，征发民工15万人，任命工部尚书贾鲁为总治河防使，驻节济宁，主持堵塞白茅堤决口工程。贾鲁采取疏、浚、塞并举的方略，治河工程从四月二十二日兴工，七月，由中牟向南至周口入淮河凿成河道280多里；八月，将河水决流引入新挖河道；九月，通行舟楫；十一月，工程完工。修堵缺口170处，修筑北岸堤防250余里，黄河回复故道，由汴泗故道合淮入海，黄河治理初见成效。贾鲁河治理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分流黄河洪水至淮河入海，而客观上也促进了航运的发展，新开贾鲁河水路运输功能随之而来，只是元朝此后不久，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贾鲁河的交通运输功能还来不及发挥更大作用，就匆匆地退出历史舞台。[22]
元太宗时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运河管理制度，诏令沿河州县官员兼管河防事。《元史·河渠志》载，元朝立国之后，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至元二十六年（1289），会通河始成，从次年开始元朝廷每年派官员巡视会通河运道。至元二十九年（1292），始建都水分监于东阿，掌河渠、闸坝之政。至正六年（1346），置河南、山东都水监以专疏塞之任。至正八年（1348），因河水为患，于济宁郓城设立行都水监；至正九年（1349），又设立山东、河南等处行都水监。至正十一年（1351），还设立河防提举司，隶属于行都水监，掌巡视河道事。[23]
至元年间，会通河初开存在河床浅窄、河堤质量差的问题，元朝廷采纳都漕运副使马之贞的建议实施统一管理，并设节制闸以调节水位。运河河道、堤防、闸坝、湖塘、泉源都有专门的管理维护人员，称为“夫役”。元朝运河夫役又分为军夫和民夫两种。军夫从沿河驻军中抽调；民夫，除编自均徭的徭夫之外，从民间随时雇募的，俗称“募夫”；借派民间的，不是徭编，又不给雇佣金的，称为“白夫”。当时负责维修运河的夫役，主要靠各段运河上驻守的军队和大量的民夫。运河各闸堰处，也各设官吏数人不等，并拨闸户，负责管理维修。直到元朝，运河船闸设有大使等官，“闸官”作为官名正式出现。据元代中期统计，会通河全程有闸官33人。[24]
在加强河道管理的基础上，元朝逐步建立了层次严密、职责分明的漕运管理体系。早在蒙古太宗四年（1232），朝廷就曾诏立漕司于京城，并兴建漕仓。至元十二年（1275），改漕运司（秩五品）为都漕运司（秩正四品）。元朝廷将漕运司再扩充为两个机构：京畿都漕运使司（秩正三品）和江淮都漕运使司，在元朝初年分别负责由中滦至大都、由江南至中滦的漕运。这两个机构都设运使二人，为主管官职，运使之下分别设同知二人，副使二人，判官二人，经历和知事各一人，此外，还有众多的下属胥吏。济州河开挖前，在济宁设立汶泗都漕运使。济州河开挖不久，为管理漕运，在至元二十年（1283）设都漕运司于济宁南之鲁桥，管理“自任城开河至东阿三百余里”运河航道。至元二十五年（1288）二月，改济州漕运司为都漕运司，“并领济之南北漕”。至元二十六年（1289）七月，设立了提举司，管理河渠之事。九月，罢济州泗汶漕运使司。至元二十七年（1290）十月，立会通汶泗河道提举司，从四品。[25]
五 明代山东运河的畅通
明初建都南京，“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26]。南粮北运的数量不大，运河的作用也不那么突出。永乐初年，政治中心北移，漕运形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京师及北边粮饷，全部仰赖东南。因运河山东段淤塞，所以只能是河运、陆运“与海运相参”，“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于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27]海运艰险，漕船亡失甚多，而河运又难以直达京城。其中陆运170里，需历8处递运所方能入卫河，每处递运所需发3000民丁，车200余辆，繁重的漕粮运输给当地民众造成沉重负担。[28]
永乐九年（1411）春，济宁同知潘叔正经过长期勘察后，上书奏请修治会通河。他认为会通河全长450里，淤塞的只有三分之一，将其疏浚贯通之后，“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29]。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遂派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前往勘察。宋、周二人经过实地考察，力陈疏浚会通河之便。永乐九年（1441）二月，明政府征发山东济南、青州、兖州、东昌等府民夫15万，登州、莱州二府愿服役民夫1.5万，南直隶徐州、应天、镇江等府民夫、军卒10余万，令宋礼总领其事，周长及刑部侍郎金纯等协助，并力开挖会通河。六月，工程告竣。开通后的会通河从济宁至临清，计385里，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设立专门的闸官，立标记水位的“水则”，以时启闭。新修会通河的河道线路较元代有所改变。元代运河自汶上县过袁口（今属梁山县），至安民山西南，再经寿张（今梁山县寿张集）城东门，西北流至东昌。此水道接近黄河、济水，虽便于补给水源，但受黄河的影响较大。黄河一旦泛滥，极易造成运河淤塞。明代新修之会通河自汶上县袁口改道，东徙约20里，傍安山湖东，经蕲口、安山镇（今东平县安山）、戴庙而达于张秋，新开河道约130里。安山湖可为新河之调蓄水柜，黄河向东决口后，有湖作为缓冲，亦不致淤塞运道。
明代山东运河河段大部分河道浅涩，故须经常挑浚；各河段地势高低悬殊，水流方向不同，须大量设置水闸以调控水量；各河段水源紧缺，须以沿河泉源湖塘补充调剂，所以当时运河工程的管理，主要集中在河道堤防、闸坝及水源管理三个方面。
明代政府多次下令，管河官员及地方政府“俱要及时修筑堤岸，疏浚河渠，以济粮运。如遇非常冲决，亦要多方设处，亟行修筑。临期误事者，军卫、有司官员悉听漕司、河道衙门及巡仓、巡河御史参提，照依运官参降事例，阻浅十日，该管有司、军卫罚俸半年”[30]。嘉靖三十八年（1559）规定，主管河道的大小官员，务必将该管河道及时修筑疏浚，以便利漕粮的运输。如果怠玩误事，则要比照运官的参降事例惩处。[31]万历元年（1573），户部下令地方掌印官和管河官将王家浅一带河道进行疏治。“如有司怠玩，许官旗具呈漕司照例查参降罚。”[32]此外，对运道的挑修、闸坝的启闭和泉源的管理，都做了严格的规定。[33]明代政府对山东段运河的疏通和治理总的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得运道避开了黄河的侵害，较好解决了运道水源问题，因此终明一代，运河基本能够保持常年畅通。明代中后期又先后开凿南阳新河和泇河，至此，山东的南北运河已全线定形。此后，明末及清代仅就原有河道进行疏浚、维修与改造，增建部分闸坝等建筑物，没有再作大规模的改线、开河工程。[34]
六 清代山东运河的治理
明朝末年，国力衰微，运河失修，加上长期战乱，至清初，黄河决溢危及运河的事情经常发生。顺治初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水漫曹、单、金乡、鱼台等县，曾于南阳湖等地流入运河，“侵淤运河”，又曾“由汶上决入蜀山湖”。[35]顺治七年（1650），河决荆隆口，直趋沙湾，“张秋以下堤尽溃，自大清河东入海”[36]。康熙、乾隆年间，黄河也曾频繁决口，侵入运道。清代山东运河因黄河决口泛滥导致河道毁坏淤积而无法通航的现象已很少发生了，但是由于黄河漫流及鲁中山区的泗水、大沙河等河流挟带大量泥沙流入运河，使得运河河道淤浅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挑挖疏浚、定期修治成为清代治理山东运河的主要任务。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对运河的修治亦分为大修与小修，小修一般每年一次，称小挑或小浚；大修则隔年或几年一次，称为大挑或大浚。如顺治十年（1653），“令南旺、临清岁一小浚，间岁一大浚”[37]。一旦运道出现严重淤塞，清廷还会组织临时性的大规模修治，以此保证河道的正常通航。
元、明两代在山东运河上修建了许多闸坝，入清以后，这些闸坝因年代久远而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所以清政府对它们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如康熙年间，就曾对朱姬庄西岸闸、张阿南岸闸、嘉祥利运闸、南旺湖十字河斗门及丁庙、顿庄、侯庄、台庄、德胜、戴村等闸坝进行了重修，新建了滕县修水闸、杨家坝减水闸。雍正年间，重修戴村、坎河三坝，新建六里石闸、沙湾大坝。乾隆年间，再次重修戴村坝及戴庙、七级、新店、师庄、枣林、万年、顿庄各闸，新建了张秋平水三闸、彭口闸、湖口闸。这个时期，几乎是年年治河，年年修坝修闸，频繁的治河活动，基本保证了运河的畅通。[38]
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夺大清河入海。改道后的黄河在张秋附近穿过运河，将运河斩为南北两段，截断了汶水，使之不能注入张秋以北的运河河道，破坏了明清以来会通河的水源体系，极大地降低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在最初的几年里，清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疏运保漕的努力。同治四年（1865），筹备修复会通河运道，在张秋以北的八里庙修筑堤坝；同治八年（1869），准备挑张秋运河淤段，值黄河在兰阳决口，大水再次倾注运河，冲坏河堤，张秋以北运河水源断绝。过了两年，黄河又在郓城侯家林决口，灌入会通河南段的南旺湖、南阳湖、昭阳湖诸水柜。南北往来的船只，只能从安山的三里堡进入大清河，绕行百余里，然后进入运河。
七 民国时期的山东运河
进入民国以后，军阀割据，连年内战；帝国主义入侵，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当此社会动荡年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运河的疏通管理自然无从谈起，济宁以北运河各河段均出现极度衰败的景象。[39]
山东运河的德州至临清河段，原为卫河之下游，通常称为“卫运河”。因以卫河为水源，故能勉强维持通航，其河面宽约百米，水深一般一二米，丰水之季可通行载重量不大的木船。春季河流干涸，仅余一线，“深才没胫，极小之船亦不能行驶”。[40]由于此段运河年久失修，河床淤积，堤岸倾颓。加上河道弯曲，不便于排水泄洪，所以每逢夏秋暴雨，便因河堤溃决而酿成水灾。1917年秋，华北连续降雨，卫运河水暴涨，10月中旬，运河在德州城南卢庄决口，水势浩大，数十村庄及农田成为泽国，德州城四周被水包围，对外交通断绝。与德州相邻的恩县也有村庄被淹，临清城北张家窑亦发生河决。据勘察，此段运河弯曲半径在400米以下的河段有上百处，解放区冀南河务局曾经组织民工将23处弯曲河道改直，以便泄洪，但因河底多胶泥，难以冲刷，河道不深，水流分散，以致新道旧道并存，无法航行。[41]
临清至黄河北岸的陶城铺（今阳谷县张秋镇东）段，因黄河阻断汶水流入，水源断绝，且直接受黄河侵扰，淤塞严重。其中临清至聊城段运河民国初年水深尚有一米左右，后因无水源而干涸。聊城至陶城埠段运河清末漕运停止后便基本干涸。自陶城埠黄河南岸至台儿庄的运河也无法全线贯通。由于河道年久失修，许多河段淤塞严重，加上为这段河道注入水源的汶水被黄河裹挟入海，运河水量不足，南旺附近的水脊将运河分割为南北两段。北段黄河南岸至安山间因地近黄河则完全淤塞，安山至袁口河段因靠近东平湖，尚可通行木船，袁口至南旺段因缺乏水源而干涸；南段柳林闸至夏镇间河段因靠近蜀山湖、南阳湖尚可维持航运，而由夏镇到台儿庄一段则时常断航。
山东运河南段多处淤塞断航以后，运河两侧诸水柜的蓄水排水功能大大减弱，运河本身的泄洪能力也大为下降，经常出现黄河泛滥侵漫运河，运河复决口造成水灾的现象。如1935年7月上旬，黄河决于鄄城县董庄，其中小股水流由赵王河在东平县穿过运河，汇合汶水复归于黄河正流。大股黄水则漫过菏泽、郓城、嘉祥、巨野、济宁、金乡、鱼台等县，由运河南灌江苏。7月下旬，运河因排水不畅而决口于济宁以南的辛店，黄水四处漫流，济宁东至邹县，西至嘉祥、金乡的公路两旁水深两三米。运河附近村庄农田全被水淹，平地水深六七尺。数日后，东平县境内安山运堤决口，附近村庄全被水淹。夏秋多雨季节，运河本身决口的现象也有发生，如1947年鲁南普降大雨，运河及南阳诸湖水势大涨，运河排水不畅，造成河水湖水外溢，泛流沿线各县。济宁至鱼台的公路上可以行船，低处房屋倒塌，秋禾尽毁，重灾面积达40万亩。[42]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都曾对山东运河进行过局部的修治，但没有改变运河残破的状况。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成立了全国水利局，山东省也设有运河工程局，于1914年筹备修治山东运河，直到1916年9月，才由全国水利局副总裁潘复率领美国、荷兰及国内工程技术人员对山东运河进行实地勘察，拟订出治理规划。可北洋政府并不拨付治河经费，此计划也便成了一纸空文。为了解决山东运河水源问题，1930年初，山东省政府建设厅派人赴戴村坝进行勘察，而后拟订出修整计划，准备将旧坝拆除，改建成新式活动坝。旋因经费数额巨大无法解决，遂将旧坝略作修补，草草了事。1933年，山东省建设厅放弃修筑戴村坝工程，以麦3000吨，办理工赈，对山东运河南段进行疏浚。3月，征调沿河的东平、汶上、滕县、峄县等地民工，实施这项工程；次年完工，使山东运河南段恢复了通航，且达到了泄洪的要求。
1934年春，山东省建设厅设工程局于聊城，对山东运河北段进行疏浚，“令沿河阳谷、聊城、博平、堂邑、清平、临清等6县人民分担挑浚之任”[43]。各村按田地多少出工，计征调民工20多万人，历3月余，至7月中旬，工程告竣，使山东运河临清至陶城埠段一度可以行船。同年11月至次年6月，山东省政府与黄河水利委员会联合兴办小清河、黄河与运河通航联运工程，于是在黄河以北至临清段运河上修筑了两座新式船闸，又在陶城埠安装了抽水机，将黄河水引入运河。此后，又修建了陶城埠活动桥，徒骇河、马颊河穿运涵洞，临清船闸和魏湾桥等设施。[44]1947年至1948年初，国民政府曾拨款修筑台儿庄至韩庄运河及微山湖堤岸。通过对运河的局部修整，使得山东运河的通航能力提高，运河沿线的水灾有所减少。但是由于治河经费不足，技术水平低，工程标准低、质量差，维护管理不善，再加上这些工程都没有解决运河水源缺乏及运河穿黄等根本性问题，因此山东运河始终没有全线贯通，凋敝残破的局面没有改变。[45]
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山东运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是山东运河航运恢复发展的重要时期。党和政府对山东运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与开发，对大运河山东段及支流航道进行疏浚治理，建设实施了一批重点港航基础设施项目，运河航运逐步得以恢复，古老的大运河重获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山东全省内河航道里程1082公里，其中，京杭运河山东段全长529公里，自冀鲁边界的德州第三店入境，由鲁苏边界的陶沟河口出境，流经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五地市。黄河将京杭运河山东段一分为二，其中鲁北运河长265公里，鲁南运河长264公里。有不少河段淤积严重，不能航行。运河航运业处于分散、多头管理状态，山东运河航运百废待兴。[46]
1951年以后，党中央发出兴修水利，解决水患的号召，从而把改建运河与治理黄河、淮河、海河结合起来。在毛泽东同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国家对山东运河进行了分期分批的治理，发挥其防洪、航运等综合功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国家便把京杭运河航道开发与治理列入国家重点规划。1957年8月22日，由国家建委、计委、经委、水利部、河北省、山东省等有关单位和地区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兴建四女寺枢纽工程。同年10月10日水利部审查了节制闸与船闸的初步设计，同意交通部关于船闸闸室长度定为210米的意见。12月7日，国家建委下文批准四女寺枢纽工程初步设计。四女寺枢纽工程位于山东省武城县四女寺村东北卫运河尾端，漳卫新河和南运河的入口，为漳卫河中下游主要控制枢纽。四女寺枢纽由进洪闸、节制闸、船闸、四女寺船闸灌渠、电站等建筑物组成。1958年，四女寺船闸竣工，通航1000吨级，设计年通过量464万吨。[47]
1963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以后，进一步开展了卫运河治理工作。根据1967年水电部、交通部关于“卫运河临清至德州的复航规划报告”的意见，1972—1978年间，为恢复卫运河德州至临清段通航，在武城县修建祝官屯枢纽，设计水位和四女寺枢纽相衔接，其中，祝官屯船闸于1974年4月开工，1977年春竣工，船闸采用五级航道标准。投资757万元，浇注钢筋混凝土21222立方米，砌石13200立方米，挖填土1193500立方米。因卫运河无水断航，船闸未投入运营，工程验收后移交水电部十三工程局河道分局管理。[48]
1958年7月，交通部会同山东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在济宁召开京杭运河改线实施方案座谈会，原则确定了济宁以北的河道开挖方案。1959年12月，交通部批准了山东省上报的《京杭运河整治山东段黄河以南航道工程扩大初步设计》，同意对京杭运河山东南段实施大规模改线工程，分为梁济运河、南四湖区、韩庄运河三个区段，结合淮河流域治理分步实施。[49]
1959年至1967年间，由济宁、菏泽两专区先后组织19万群众，分三次开挖了北起梁山县路那里村东，南至任城区李集村入南四湖口的全长88公里的人工河道，1967年正式定名为“梁济运河”。开挖梁济运河河属于平地开河，基本上摆脱了元明时期开挖和治理的原济州河、会通河。由于梁济运河整治工程标准高，费用大，人力物力不足，故航道建设实际未能达到六级标准，济宁至梁山未能实现正常通航。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只能季节性通行百吨级驳船。但对减轻流域内的洪涝灾害，发展引水灌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当今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和京杭运河济宁至东平湖段航道北延工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50]
韩庄运河的前身是明朝所开泇河的中间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韩庄运河”，为南四湖下游最大的出口。新中国成立之初，该河因年久失修，河槽大部分已淤平，且两岸无堤，不仅给航运造成很大的困难，而且对沿河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为免除洪涝灾害，从1956年至1977年的20余年间，分段对韩庄运河、伊家河进行大规模治理。[51]从1968年至1972年，京杭运河山东南段先后完成了韩庄、刘家庄、台儿庄3座船闸、2座节制闸和3座闸带桥工程，终于结束了苏、鲁断航12年的历史，使古老的运河航运又恢复了生机。[52]
南四湖湖区航道是京杭运河的主要航线，由明朝后期开挖的南阳新河和泇河上游共同组成。1958年，在南四湖最窄处开始兴建二级坝枢纽工程，至1975年基本建成。该工程东起常口老运河西堤，西至东丁官村南顺堤河东堤，横跨南四湖，全长6.6公里，将南四湖分为上、下两级湖，该枢纽由溢洪堰、拦湖坝各1道，节制闸4座，船闸1座，“一”字式排列组成。二级坝枢纽工程是当时鲁西南地区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横跨昭阳湖中腰，将南四湖分为上、下两级湖。该工程建成后，在蓄水灌溉、防汛泄洪、水上运输和发展水产等方面均产生很大的效益，成为京杭运河整治工程中收益最大的工程项目。[53]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运河步入历史的黄金发展期，山东港航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国家把京杭运河整治列为能源和交通建设的重点，相继建设完成了一批航道、船闸、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运河主航道标准由六级提升到三级；船闸标准由五级提升到二级标准；港口吞吐量由1978年的不到300万吨飙升至2009年的近5000万吨。运河航运初步实现了航道网络化、船舶标准化、港口现代化、管理信息化的目标，构筑成一干多支、干支相连、配套联动、管理科学的航运体系。港航经济规模成倍增长，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开发领域全面突破，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港航经济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支撑，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增长。[54]
据1979年统计，山东省拥有通航河流44条，通航里程1951.3公里，其中黄河588.3公里，小清河238公里，京杭运河229.7公里。1988年全省内河航道共71条，通航里程1840.21公里，其中黄河、小清河、京杭运河南段3条干流通航里程919.2公里。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水资源缺乏，京杭运河山东北段、黄河航道逐渐断航，小清河航道羊口港以上也已经断航，内河航道里程有所缩短。到2009年，山东内河实际通航里程为1012.20公里，其中京杭运河三级航道253.21公里。
京杭运河山东南段主航道及其主要支流航道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和开发，形成以京杭运河为主线，涵盖嘉祥、金乡、鱼台、邹城、微山、任城、台儿庄、峄城、滕州等诸地域的水运网络。1983年至1984年，山东省、市航运管理部门按国家规划航线疏浚下级湖航道；1989年至1992年，按六级航道标准重新开挖上级湖航道。但工程竣工后，只能通航100吨级船舶，远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台儿庄节制闸以下与江苏大王庙连接的18.5公里下游航道，弯曲窄浅，枯水期水浅难行，汛期水流湍急，通航条件恶劣，京杭运河山东南段水上运输时断时续。当时的台儿庄与刘庄船闸，均为五级标准船闸，年设计通过能力仅为100万吨。1988年，台儿庄船闸实际通过量达到254万吨。[55]
为尽快改善区域通航条件，发挥京杭运河山东段“北煤南运”主通道的作用，1991年，山东省交通厅和济宁、枣庄两市政府正式向山东省政府、国家计委、交通部申报了京杭运河（济宁至徐州段）续建工程建设项目。该续建工程后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重点水运项目，亦是20世纪山东最大的内河水运建设项目，总投资14.96亿元。整个工程主要由航道、船闸、港口、通讯、航标、桥梁6个建设项目组成，按三级通航标准疏浚济宁至台儿庄170.5公里航道，按二级通航标准建设韩庄船闸和万年闸船闸，扩建泗河口港、太平港、留庄港、滕州港4条进港航道，配套建设郭庄、付村、泗河口、太平、留庄、滕州、台儿庄7处港口，新增港口吞吐能力1550万吨。经过4年的紧张建设，京杭运河济宁至台儿庄段三级航道于2000年11月22日全线贯通，千吨级货船往返于济宁至江南航线，年通航能力由过去的220多万吨提高到2600万吨。[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