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础理论

第一节 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的好处在于能够获得分工经济与专业化经济。[1]美国经济学家阿伦·杨格认为，递增报酬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2]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3]分工既包括部门、企业间和企业内部分工，也包括基于区位优势的地域分工[4]，即各个地区专门生产某种产品，有时是某一类产品甚至是产品的某一部分。[5]杨小凯认为，企业是一种不断内部化核心能力、外部化非核心能力的分工协调组织，分工深化是企业集聚进而产生城市的内在动因，城市的规模与分层取决于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6]城市的起源与城乡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高效率与交易费用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当增加的交易费用大于专业化带来的高收益时，城市规模达到局部分工均衡。王军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联度，将城市化分为同步城市化、滞后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四种模式。[7]叶连松等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工业与城市发展的研究发现，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8]结构相似、互补性差的城市产业体系必然导致恶性竞争，城市随着工业化的加深也在不断调整和适应产业变动趋势，根据产业分工主动调整自身经济结构（见表2-1）。

表2-1 工业化前期和工业化中后期城市经济特征比较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建立在竞争和合作基础上的城市空间演化是区域分工模式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和价值链分工转变的高级化形式。魏后凯认为，产业空间分异表现为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工序、模块在空间上的分离，是分工的高级形式；[9]马昂主认为，中心城市应摆脱高度竞争的“全能”状态，为了适应更广泛的区域经济空间，需要朝着“功能化成长”的方向发展。[10]赵渺希研究了全球化进程中长三角区域城市功能的演进，结合城市理论和分工理论总结了地域分工的基本模式。[11]庞晶、叶裕民[12]从产业层面揭示了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深层动力是分工和专业化，城市群成长过程是企业、产业和工业化互动的结果，从功能定位视角研究了北京区域产业发展格局，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向核心区集聚，处于产业链低端的部门从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转移，高新技术产业从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转移，产业布局在北京四大功能区之间表现出与功能定位基本吻合的转移趋势。[13]城市内部各区域和城市群中各城市的职能研究属于静态的空间分析，需要建立一种基于“功能关系”的动态研究视角。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通过总部与制造业的空间分离，实现各类要素在空间上的匹配，实质上是一种空间整合和优化。近年来，我国已出现中小城市企业总部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企业生产环节向次级城市转移的“双向流动”趋势。一般来讲，城市价值链的权力机构和高级循环系统主要集中在较高等级的中心城市里。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充当区域内部价值链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每一个地区必须包含至少一个由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

以上文献都是基于分工的视角来研究城市产业问题，本书的研究认为城市空间演化的微观基础是产业价值链的重组与整合。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日益深化，城市分工格局呈现扁平化格局的趋势，要求不同功能类型的城市根据自身的特色构建适应全球城市体系的产业体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产业价值链重组与整合的空间表现就是地域分工和再分工，地域分工与再分工作为产业价值链空间重组与整合的函数，充分考虑了空间要素的区位优势。城市空间布局是产业空间分工的区域表现形式。大量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在转型和升级过程中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其根源就在于代表高端价值链的服务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分工对城市空间价值的发生、变化起决定性作用，是城市及城市体系形成的基础，其促进城市的诞生，也促进城市空间演化。

目前我国规模较大的一线城市，均遇到了发展中的各类瓶颈，故城市功能疏解、城市内部功能重组、优化城市核心功能等政策被提出，试图通过此举抑制高强度开发，适当降低居住比例，结合分工协作和功能多元的城市公共中心和专业中心，推动商业、办公、居住、生态空间和交通枢纽的合理分布和综合利用开发，引导人口、交通、制造业向外围城区疏解，以突破各类瓶颈。实际上，这些理念的背后隐含的逻辑就是城市内部空间分工问题。城市内部空间分工与传统的产品内分工有着相似之处，但由于空间本身的复杂性，城市内部空间分工也将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