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空间理论

经济活动在特定的空间中产生、成长和发展。较早关注空间价值问题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他在地租理论中对农业用地进行了研究。第一次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研究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埃萨德，其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区域科学。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29]社会生产力在时空中运动、发展。一国经济的发展最终要落到一定的地域空间，各地域之经济（区域经济）有机耦合构成国民经济整体，只有揭示经济空间的配置规律，才能打开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大门。[30]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勒施认为，经济空间的区位、市场区和经济区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秩序的。韦伯、杜能认为，生产力分布的原动力不是最低运费或最低生产费用，而是最高利润。城市是非农业企业区位的点状集积。[31]斯蒂格利茨认为，交换效率、生产效率和产品组合效率是经济体帕累托效率实现的条件[32]，但空间是固定的，只充当要素载体，不具有流动性，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通过异地交换来解决局部空间需求短缺问题。因此，空间的不可流动性和不可交易性是空间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客观障碍，为了应对空间稀缺性，实现空间的高效利用是唯一途径[33]，空间利用主要表现在对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区域功能、人力资源以及景观组合的空间结构进行优化、重组，提高空间组合效率来解决空间稀缺性。[34]

阿隆索[35]分析了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城市空间演化过程，认为在区位均衡中地租或地价是城市空间演化的基本动力。伊万斯[36]认为城市是企业和企业区位的综合体。亨德森[37]认为生产技术、通信和运输等条件最终决定了城市规模。藤田昌久等[38]构建了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模型，城市模型以冯·杜能的“孤立国”为起点，市场潜力的不同导致城市为制造业部门的集聚地，制造业部门在垄断竞争下提供差异化产品，四周被生产单一且同质化产品的农业腹地包围。在垄断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逐渐增加经济人口，随着农业腹地边缘与中心距离的逐渐增加，空间价值梯度因此形成，距离突破一定边界时，由于冰山成本的存在，在成本效应作用下某些制造业会向城市外围转移，导致新城市的出现。在集聚力与分散力的作用下，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促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又会生成更多的城市，城市不断向外扩展，空间演化层级不断加深。由于经济中存在大量规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行业差异导致空间价值差异，在此基础上，不同行业的空间集聚将形成城市层级结构。在早期的城市地理研究中，城市物质形态的演变是一种双重过程，包括向外扩展和内部重组，外部扩展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内部重组表现为城市内部结构的调整，分别以“增生”和“替代”的方式形成新的城市空间结构，因此，城市化本身是一个空间过程。金凤君认为，空间组织是围绕人的需要开展的一系列空间建构行动以及所产生的空间关联关系，其目标是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空间结构是空间组织的结果。[39]陈雯按照空间需求与供给的分析框架，将自然生态保护引入空间经济配置问题，分析了空间失衡及原因，建立了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空间均衡配置模式，提出了空间均衡的制度支持框架。[40]李清均等通过对空间生产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得出，空间生产结构优化存在复杂的自组织特征或纠偏功能较强的空间资源配置机制，空间生产结构优化取决于其空间逐利强度的改变与逐利博弈力量的平衡。[41]空间演化是空间要素在区域空间功能发生一定变化的环境下，重新组合形成的新空间结构的过程，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要素集聚、扩散或转移是最基本的运动形式。空间演化着重强调空间系统的自组织作用和过程。空间重组是在特定的区域内，通过对空间要素的优化和重新组合，以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形势，空间重组强调人为主动的干预过程。[42]区域空间结构由节点、通道、流、网络和体系等要素构成，空间重组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动力来源于内生推力、外部拉力和区域间相互影响的耦合力三类。[43]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函数”，可以通过空间结构的重组来调整区域发展状态。[44]区域经济增长经历了由低水平的均衡阶段、极核发展阶段、扩散阶段、高水平的均衡阶段的演化轨迹。[45]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平衡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普遍存在是现实世界的典型特征。一个不考虑异质性和空间因素的世界最终是“无城市的空洞经济”或者处于“后院资本主义”[46]生产状态。空间经济学以垄断竞争和企业异质性为切入点，构建了空间重组模型。空间均衡的精髓在于揭示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区位选择问题，其理论基础在于依据比较优势原则解决“在何处生产”的问题。

杨荣南等[47]根据城市用地的特点，将城市空间演化分为集中型同心圆、沿交通线带状模式、跳跃式组团模式和低密度蔓延模式。高进田从历史角度认为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区域内第二和第三产业走向时空分异、独立发展，并在空间上集中而形成的空间组织，具有集聚性、非农性和异质性等特点，城市土地组团式利用形成各种经济功能区，人流、物流、信息流集聚构成城市各级中心。[48]在现实的区域空间结构中，地域分工表现为区域生产的专业化，大城市通常倾向于多样化。[49]城市群在分工、专业化市场主导下不同等级的城市服务于不同的市场；不同等级的城市实现相互之间的有效分工；城市群内城市之间注重通道的建设，形成相应的有效网络结构，城市等级体系是城市经济功能区纵向分解的网络结构，这些网络结构的叠加所形成的综合网络体系，就是经济区域的空间结构表现形态。[50]城市空间是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组合的综合空间，城市的空间是有价值的，城市空间在市场力量作用下的优化、重组的过程就是追求空间价值不断增值的过程。土地的价格、劳动力成本、房产的价格、收入和消费水平等都是空间价值的直接体现。以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完全竞争等为基础假设的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块状”特征。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把空间因素引入报酬递增的研究框架中，分析了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这一主题进行的，解释了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为经济活动的区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激发了以“空间集聚”为核心的空间经济学的研究高潮。新经济地理学从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出发，把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看作区域产业集聚的关键，产业区位形成机制是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规模经济、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而经济活动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状态。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在多个不同层次的核心—边缘区相互作用中产生的。

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场所空间”正被“流动空间”所取代，城市群的形成过程是城市空间扩展的过程。[51]只要城市用地的边际效益大于农业用地，农业用地存在有效供给，且城市存在用地需求，就会自发向外扩张[52]，扩张的空间模式有填充型、外延型、廊道型和“卫星城”型等[53]。杨荣南、张雪莲提出城市空间拓展的内在动力为城市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演变。[54]郑文哲、郑小碧以浙江省为例提出了中心镇重组的“功能—产业—空间”三位一体的五种模式与三个阶段，认为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与市场化力量互动的阶段性演替过程。[55]刘友金等认为，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城市高级化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区域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支点，也是基本的空间竞争单元，主张以城际战略产业链为主线先通过产业链构建城市链，再通过城市链构建城市群，实现城市产业一体化。[56]在空间经济学中，空间效应理论涉及空间外部性、地理溢出等主要概念，空间效应泛指具有空间属性的、能够影响经济活动分布的各种力量，并用“块状经济”的形成机制的空间效应解释了城市群的形成机制。地理溢出是从微观角度来阐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指某些特定区位的企业所产生的正的知识外部效应，并且这种效应也影响了位于其他区位企业的生产过程。[57]空间外部性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空间关系，主要表现为空间内部影响的直接效应和空间外部影响的间接效应，是集聚与扩散发生的动力源泉。而空间经济学中所阐述的空间效应可以成为解释城市集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机制，其中，在城市集群内部各城市间主要表现为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空间外部性与局部地理溢出，而城市群之间则表现为全局地理溢出。张晓青、李玉江对城市空间扩展做了界定，认为城市空间扩展涵盖城市空间结构重构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城市空间重构的过程表现为城市平面区域及垂直方向的扩延和结构调整，城市水平空间上的变化、调整和重组是平面城市空间新的增量拓展（外延型扩展）和原有城市空间的存量更新或重组（内涵型扩展）交互作用的结果。[58]汤放华、陈修颖分析了信息时代的城市群空间结构重构问题，认为信息网络的发展使低层次的生产活动发生分散，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表现出集中的趋势。[59]陆铭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地理和规模经济效应越来越重要，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地理因素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必须突破政治因素对市场要素流动的阻碍，通过城市体系的调整以及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再配置来提高经济的集聚度，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60]张欣等认为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本质是地理过程。[61]。赵弘将城市经济依据企业价值链分为总部经济与制造经济，认为总部经济是指区域由于特有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总部（在企业组织结构中具有战略决策、资源配置、资本经营、业绩管理及外部公关等职能）在该区域（中心城市），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中小城市），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空间实现最优空间耦合，并通过企业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空间分离实现“总部—制造”功能链条带动整个区域的分工协作（见图2-1）。他还认为总部经济是城市经济的一种典型形态。[62]代明等（2014）研究了后工业时代深圳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认为深圳市在整体上服务业趋于集聚，制造业趋于分散，已出现明显的功能等级分异。主中心以知识、技术、信息等“无形”高端服务业集聚；副中心以原材料、部件、产品等“有形”的制造业集散功能为主；主副中心之间在产业分工体系下，形成相互联系、交织与依赖的多功能网络体系。[63]本书认为，在信息化加速发展过程中，空间的表现形式也将经历“场空间”“流空间”[64]向“价值空间”的演化形态。城市空间是将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包容在内的整体区域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空间资源的分配是协调各社会发展单位相互利益的重要方式。现实地理空间被划分为不同尺度的“区域”，区域被认为类似于国际贸易中的“小国”，而非国家概念。“小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其特点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外部开放的。不同层次的“小国”之间通过大规模的协同效应与累积反馈作用在区域层面上交互运行，空间竞争优势得以产生。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空间是企业静态优势和动态优势的来源，也是地方生产系统竞争力的一种关键因素。应该构建包含“空间”维度的逻辑体系、法则和模型，将空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并且作为一项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地区增长模型。

图2-1 总部经济优化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资源配置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