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论背景及构想

第一节 城市与城市群的形成与特征

“城市”（city）一词，在西方最早出现于拉丁语（civitas）中，意思是公民组成的社区。在汉语里，城市是由“城”与“市”两个字组合而成的。“城”是指围绕着城邑建造的一整套防御工事，内称“城”，外称“郭”，有所谓“三里之城，十里之郭”之称。“市”是指集市中进行商业活动的场所，又称市井。有所谓“争利者于市”“处商必就市井”的说法。把“城”与“市”两个字连接在一起，也就把城市的防御功能和从事商贸活动功能联系在一起，最早是在战国时期。《韩非子·爱臣第四》中有：“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战国策·赵策一》中有：“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此后，“城市”一词的记载逐渐普遍。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不断被重新解读，地理学认为，城市是占据一定地区，地处若干交通线的永久性的人类聚居区。经济学则把城市看作工业、商业、信贷的集中地，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城市永远是个“市场聚落”，它拥有一个市场，构成聚落的经济中心，在那儿城外的居民和市民以交易的方式取得所需的工业产品或商品。社会学家总是以居民的行为和社群关系作为城市定义的基础，认为城市社会带给人们大量的神经刺激，增加人们的相互接触，以致必然改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而这些改变正是城市人和乡村人的主要差别。从人口学的角度，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聚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以人口的数量作为确定城市的依据，非常便于城市的划分、统计和研究。如联合国提出聚居人口在两万以上即可称为城市。从行政学的角度，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城市”的解释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大，也更为重要。”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对“城市”的解释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事实上，城市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因而几乎不可能给出一个综合的、完整的，为各方面所接受的城市定义，但反映城市某个或某些侧面特征的定义很多。对城市的认识必须基于三个基本前提：①城市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因此城市的定义应在与农村相比较中得出。城市相对于农村，具有人口总数和非农业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大，居民职业构成、社会构成复杂，以人工景观为主，各种物质和现象高度集聚，生活方式高度现代化和社会化等特征。这些在城市定义中应有所反映。②城市的定义、城市的概念是发展的。对城市本质的认识及城市本身都是发展的。因此，现在所给的城市定义只能是基于现今城市的特征和本质，基于目前对城市的认识水平，也即城市的定义具有阶段性的特征。③城市的定义是一种综合的概念。日本山田浩之认为，城市必须具有三个特点[1]: ①密集性。这是城市的一般性质。②非农业土地利用。这是城市的经济性质，与产业紧密相连。③异质性或多样性。这是城市的空间属性。城市是承载各类人类活动功能的空间集群，是人类社会地域生产力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古代城市主要是军事和政治中心，但随着社会大分工促进城乡分离，城市开始成为经济中心。工业革命则使城市发生了根本变化，工厂的大量出现与集中，使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市政、金融、商业和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地位，而农村日益处于从属地位。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聚中心，是生产、交换和消费中心，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归纳起来，城市的定义为：城市是非农业人口集中，以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空间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是城市内外各部门、各要素通过空间演化而有机结合的大系统。

城市地理学家认为城市的典型定义是大于城镇或村庄的居民点。美国的城市定义是与少于2500人的小城镇或村庄等乡村区域相对的建制区域。确定都市区域和城市取决于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因素。[2]生态要素意味着为了容纳高密度的人口集聚，城市土地将被划分为更多专业化的用途，城市经济也就会有更加多样性和专业化的功能。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认为，城市群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居住的最高阶段，具有无比的先进性，必然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3]同乡村区域相比，都市区域和城市还具有多元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即“不同的生活方式”。[4]M.卡斯蒂尔斯（M.Castells）[5]认为城市是各种“流”的节点，提出了“流的空间”的观点。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大都市区的定义是：一个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关联的外围县的组合。城市空间演化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从各种观点的争论来看，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卢卡斯（1993）认为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6]20世纪末，全世界的城市和社会正经历一个在其自身结构内的巨大历史性转化。在信息化的推动下，新的全球经济非常突出的特征是同时吸纳与排除的特质。它吸纳了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可以创造价值以及可以产生价值增值的东西，排除了任何贬值或低价值的东西。[7]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世界价值创造体系突破区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再构。城市是作为物质流、信息流、资本流、文化流、人力流在空间上的集聚体，城市既为生产实现了规模和集聚效应，也实现了空间的节约和紧凑型空间，其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为本地区集聚要素、创造财富和居民获取福利。在产业价值链全球重组与整合中，出现了研发城市，研发城市因集聚占据全球价值链中的研发环节和大量的国际性研发资源而成为核心城市或世界城市。研发城市正是占据了价值链中高端的总部管理、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环节而具有了对整个城市群或地区的控制性和枢纽性。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家分工的基本竞争主体，是国家区域战略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聚集的高级形态，是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点。在城市空间演化中，信息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产业价值链分散布局成为可能，才能造就一个基于价值链的城市管理革命。Duranton和Puga认为，城市之间通过产业价值链进行有机联系，城市产业的分工深化是由功能专业化来推动的，在城市产业空间演化过程中，大城市的综合管理职能在不断加强，中小城市的生产制造功能在逐步强化。[8]产业空间演化与地域分工对重新建立城市区域联系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呈现空间拓展广域化、空间结构多样化、空间运输网络化、空间联系国际化、空间扩散垂直化的发展特征。[9]鉴于此，顾朝林等提出，从政府角度看，在2005—2020年，国家城市体系功能再造主要在于国际型城市职能再造。[10]吴缚龙、王红扬通过对英国苏格兰中部城市群的研究发现，城市之间具有竞合和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城市之间的功能配合，把制造业向外围城市扩散，促使金融和公共服务在大城市集聚，中小城市承接了制造业和流通业而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11]叶裕民、陈丙欣[12]按照城市群发育程度，将我国城市群划分为都市连绵区、成熟城市群、潜在城市群三类。杜瑜、樊杰[13]将城市群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市场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基础设施同城化和利益协同化。对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研究得出，信息咨询、金融保险、商业经纪与代理、航空运输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非常明显，受技术进步影响较大，从而倾向于集聚于核心城市，非核心城市产业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专业化特征。[14]赵勇、白永秀[15]运用空间功能分工指数测度了中国城市群的功能分工水平。张若雪[16]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分工形式演变与长期增长，认为该地区已经从产品分工走向功能分工；陈金祥认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区”在某一阶段上表现为城市圈、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圈等多种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间相互作用的结果[17]，大都市带则是由各具特色的都市区镶嵌而成的分工明确的有机集合体（Agglomeration），城市在演化过程中，高技能的工作倾向于向城市中心或核心城市集聚，低技能的工作则进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域，城市依据其不同的功能定位，可以选择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18]。城市区经济超越了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是地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规模后引致的空间扩展和空间融合。[19]张美涛在研究了产业链分工下产业区域转移问题后得出，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与交易成本是产业链分工下产业区域转移形成的基础，产业区域转移是低价值环节产业的生产区段或工序转移，转移过程中包含空间和组织两个维度；多淑杰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经济社会的空间表现形式，既是一种空间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20]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城市和空间结构呈现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螺旋式上升的周期运动。[21]张京祥、崔功豪[22]认为，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空间结构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宏观特征表现为相邻城市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城市集聚状态，在微观方面则表现为城市的内部结构。目前对城市功能区定位及主导产业选择的研究更多立足于产业层面的分析，本质上是城市价值链整合与重组。刘友金、张学良等从产业价值链角度明确提出了城市价值链，在与国际城市价值链的比较中得出我国目前的城市产业价值链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组装、制造）的低获利区位，且存在行政区域的空间限制，尚未形成与全球化相匹配的完整的城市价值链。城市群要提高竞争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积极融入全球城市价值链，产业分工客观上要求各链条环节在不同的经济空间进行，城市群中各城市按照产业链的不同价值环节、工序乃至模块进行专业化分工，由于各个城市的规模、优势、结构是不一样的，且呈现出一种互补性和差序化的结构，产业链上不同的价值环节最终被配置到不同的城市空间中。[23]城市价值链空间演化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以价值链为主导功能、以核心城市或核心城市的高端价值产业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以产业价值链为特征的城市形态，如研发城市的提出（研发城市是以研发服务作为主要功能性特征的创新型城市）。[24]“都市圈”的经济性主要体现为城市之间呈现圈层结构，“首位城市”作为一个“圈”环绕的中心，发挥着对整个都市圈的控制功能。同时应强调的是，首位城市作为区域经济高地对要素资源必然产生“极化效应”，一个经济势能强大的首位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对周边次级城市产生辐射扩散效应。[25]黄征学遵循“城市、都市区、城市群”的演进理论，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认为我国具有13个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山东半岛、长江中游、川渝、关中、海峡西岸、中原、湘东、黑西南和吉林中部城市群。[26]J.弗里德曼（J.Friedmann）对城市空间的演变做了大量研究，在W.罗斯托（W.Rostow）的经济成长的六阶段理论和F.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学说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演化模型（见图3-1）。

图3-1 弗里德曼的城市空间演化模型

当代城市体系最重要的发展是城市群的兴起，城市群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尺度上优化组合的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法国地理学者戈德认为，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目前对城市群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认识，主要有功能论、结构论和发展时序论三大理论。我国学者对城市群的定义见表3-1。本书认为，城市群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在特定的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域空间里，以城市空间价值链为纽带，由若干个密集分布的不同等级的城市及其腹地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空间—产业”耦合系统。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有少数的城市群是多核心的例外）特大城市（小型的城市群为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产业价值链，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空间集合体”。城市群是相对独立的城市群落集合体，是这些城市城际关系的总和。多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构成经济圈。

表3-1 我国学者对城市群的定义

对国内外大都市城市空间演化特征进行比较（见表3-2），可以看出，城市群是目前经济发展格局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组织，在区域竞争与生产力布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各种“流”的汇集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各类生产要素在这里得到集聚与扩散。各城市群在规模、发展阶段、经济与人口密度、集聚程度、经济外向度等方面表现出不均衡性、异质性和竞争性。在持续竞争的形势下，需要借助产业价值链理论来寻求城市及城市群的竞争与合作，基于价值链的城市空间竞争与合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表3-2 国内外大都市城市空间演化特征比较

城市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空间研究。在空间资本化的驱使下，城市不仅仅是地理层面的人类生活空间，更为重要的特征是城市是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交织的结果。显然，城市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空间解决方式，在此过程中，权利极有可能被绑架，空间蔓延与空间争夺似乎成为必然。在工业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在空间价值链的安排下，城市也成为生产城市的工具和手段，城市的兴盛、更新、收缩和衰败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