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空间演化的动因
我们所感知的客观世界是在空间趋利行为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综合体。人类活动在逐利性驱动下,空间超载、失衡和失序构成了严峻的空间发展困境。空间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具有稀缺性的特点,人类的发展从要素投入范式向系统结构调整范式转变将是必然趋势。在空间资源越来越重要的发展环境下,以一个个价值空间的构建来规范经济行为,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形成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和福利空间,空间竞争和空间扩张是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追求外部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的好处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都是城市空间演化的内在动力。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口和非农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对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本书所研究的区域是一个由城市及其外围组成的空间体系。这里的城市包括单个城镇、城市群体和城市经济区。城市空间演化是指城市空间结构随着企业、产业的演化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发展相互促进,协同进化,呈现出分阶段的耦合性(见表3-3)。工业化与城市化、产业与空间以及各类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
表3-3 工业化与城市发展的对应关系
随着产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三次产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产业间加速融合,物质生产投入不断融入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务,当前的全球制造业产品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服务的功能、质量、效率和网络。一种曾经属于第二产业的加工制造经济活动,又属于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因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相对收益的差异,劳动力向收入更高的价值环节转移,推动了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斯密界定了两种分工形式[27]:一是企业内部的生产分工,体现在企业内部生产流程中;二是企业间的经济分工,后来被认为是超越企业边界的力量使交易内部化的结果。在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也是企业、产业之间中间需求扩张的表现,是产业分工体系的深度拓展和复杂化。生产的服务环节是从原有的生产制造体系中衍生出来的,这些活动之所以能够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壮大,是因为其促进了制造业产业链的扩展、生产效率的提升和附加值的提高。格鲁伯和沃克曾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实质上是在充当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传送器,产出增加值的资本正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导入生产过程之中,这个观点是对奥地利学派的生产迂回学说的推进。那些从最终需求的单一角度出发认为生产性服务环节是“纯粹消耗”“非生产性劳动”的观点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现实。[28]熊彼特认为,生产意味着把要素和力量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组合起来,通过破坏性创造构建新的生产函数,每一种生产方法都意味着某种这样的特定组合。对每一个企业,甚至对整个经济制度的生产条件,都可以看成是组合,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29],鉴于此,城市空间演化的各种形态,如城市本身、城市群、城市经济区也是各种要素和力量的不同组合,本质上属于创新的范畴。城市空间演化的根本动力就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创新也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城市空间价值的“新组合”是城市创新的主要推动者。王兴平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城市功能已进入重构和整合时期,新产业的出现加剧了城市空间分化。[30]葛立成提出将产业集聚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框架,产业布局需要与空间特点相匹配,在空间上围绕城市或城区而展开,根据产业变迁规律以近域推进的方式加快城市的发育和城市化的进程。[31]许抄军等认为我国城市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城市空间以圈层式向外扩张,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应是多元化的。[32]王建廷认为城市是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经济职能是城市繁荣的首要职能,城市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空间集中的经济,具有系统性、互补性和外部性等特点,集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33]张自然发现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34]顾朝林认为,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客观反映,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35]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周莉萍认为应通过要素流通、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人为的产业政策设计会在短期内促进或制约城市化速度。[36]城市经济学家将城市化模式归纳为需求导向的城市化、供给导向的城市化和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的城市化三种。其中,生产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是供给导向的城市化的基础;人口和收入增长是需求导向城市化的动力;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的城市化则主要基于乘数效应。Fujita和Thisse认为,个体企业层面上的规模经济转化为区域整体层面的递增收益,从而实现城市空间扩张是由消费者需求集中产生的需求效应(Demand Effect)和工人的实际收入效应(Real Income Effect)循环累积产生的。[37]企业生产与人口消费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可用图3-2来表示。可见,更多的资源要素集聚于城市的基本动因是产业调整与升级的结果。
图3-2 企业与工人空间集聚中的循环因果关系
在Venables看来,非市场的空间作用机制通过直接作用于个人效用和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而在区域范围内产生技术外部性,这样,即使在要素(主要指工人)的空间流动存在障碍的情况下,由于技术外部性的存在,同样会使产业上下游之间建立循环因果关系。对城市空间演化的非市场视角的解释,有学者以人口(或就业)的空间流动规律与产业的空间集中为线索,运用耗散结构的一般系统理论加以解释,认为在某种有限的区域里,一个系统是能够自发形成完整而连续的复杂结构的,该系统具有自组织功能。总体来讲,城市空间演化的直接动因来自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而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空间结构重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38]从集体效率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演化体现为由特定产业带动的区域经济增长明显高于更大空间级别的平均水平,城市的发展不能拘泥于新产业区柔性专业化的束缚,要突破传统区位论和中心地理理论的“第一等级城市”,促进有更快成长能力的“第二级城市”发展,促进资本循环的“黏性地方”,形成突破区域资本增长极限的多样化空间策略,为特定工业资本利用本地的快速增值提供各种加速服务与便利条件,在此基础上获得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各种溢出。城市空间演化通过一定的空间组织形式把分散于各城市的相关资源要素整合起来,形成有序的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