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
一 选题的现实背景
全球化与信息化让城市空间演化进入了以产业分工为基础、价值链整合与重组和区域发展能力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在区域复兴、区域联盟及区域创新背景下，“区域”已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以城市群为依托的城市化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随后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表明全球经济发展已进入空间竞争时代。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建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粗放模式的终结，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以创新效率、报酬递增和空间外溢为核心的新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国正经历着高速城市化过程，城镇人口的持续扩大和城市群体发展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影响21世纪的国际事件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李克强总理也指出，目前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2014年下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经济发展空间”，主张将城镇化纳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并提出新型城镇化一定要与所在地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产业定位相结合。虽然目前我国城市集群发展趋势较为明显，且城市群发展已成共识，但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简单均衡”或“一城独大”现象普遍存在，特大城市的单中心蔓延和人口在核心城市或城市中心的过度集聚问题突出。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因此，以城市化、城市群和经济区为表征的空间集聚现象受到世界各经济体的追捧，经济活动的空间及区位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产业演化和空间经济理论成为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理论之一，代表了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的第四次浪潮。对城市化、城市群和经济区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或产业发展问题，而且是中国区域发展新格局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本书将从产业集聚与演化视角解释城市化、城市群和经济区的空间效应。城市群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多中心→多核网络→城市经济区”的一般演化过程。在笔者看来，空间价值链整合与重组将会替代产业集聚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源泉，产业集聚的演化机理与空间效应可以概括为“整合、演化和增长”三大问题，这三者也是追踪和展望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是扭转我国区域“简单均衡”或“一城独大”现象的核心问题。
2010年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慢于中西部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同空间尺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程度不同是这一变化的内在根本原因，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沿海省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速是追赶型经济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未来产业演化的态势来看，我国面临国际价值链价值环节转移与国内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双重趋势，也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在资源、环境、技术等要素条件约束的情况下，本书认为中国城镇化的当务之急是转变思路，2013年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应该是下一阶段城镇化的起点。201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2.57%，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的城市化已步入高速增长阶段，据测，203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5.86%。城市化率进入50%—70%这个阶段将从量变转到质变，因此，我国未来区域、城市增长模式也将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各级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产业在支撑区域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化、城市集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产业布局在空间上的体现。城市群内部次区域间竞合无序问题较为突出，表现为产业结构趋同、区域合作匮乏、恶性竞争加剧、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城市群内部次区域间的“积极竞争，消极合作”行为严重[1]，在全球城市体系不断重组和整合的背景下，缺乏科学有效的机制设计以提高城市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和城市集群的经济效应。
对城市空间演化问题的广泛关注开始于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空间演化问题上主要讨论产业的空间集聚，城市空间演化的轨迹与产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生产要素在集聚和扩散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不断重复“均衡—不均衡—均衡”的演变过程，城市产业结构是由一个平衡态向另一个平衡态演变的动态过程。从城市空间形态角度来看，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阶梯式发展路径：向中心城市的聚集（城市规模膨胀）—城市空间分异与功能整合（向新城、卫星城的扩散）—城市内部价值链整合与重组（向边缘城市的进一步扩散）—城市间价值链整合与重组（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城市群）—区域价值链（都市连绵区、城市经济区）。因此，可以看出，城市空间演化是一个多层次分阶段的动态复杂系统。城市空间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对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竞争，受制于越来越凸显的“城市病”，城市规模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城市空间价值不断增值，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城市各空间功能不断升级等，这些都促使城市空间重组和转型，以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已跨越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后中等收入阶段，从典型的二元结构过渡到新古典增长的形态，依赖要素积累的方式推动增长的动力不断枯竭，需要从要素积累模式转向改善经济效率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产业价值链层面上的城市集群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成为区域经济的主流形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群作为一种高效的城市化模式，既反映了城市空间演化的一种高级形态和趋势，也是产业价值链在空间上的投影，在空间上突破了单个城市的局限。随着国际分工的边界进入价值链，可以预见，空间价值链整合与重组将替代产业集聚成为新一轮城市空间演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力量源泉，基于价值链的城市空间演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转型。因此，将空间因素纳入价值链，从价值链视角来分析城乡统筹发展、城市空间演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理论背景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关注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而不是许多古典经济学家曾十分注重的经济组织问题。从分工分层结构的观点来看，古典的分工边界是产业，当代国际分工边界是价值链，空间的本质可能是组织分层结构适应分工分层结构的必然产物，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进一步加深，空间参与经济活动也将具有主动性。空间是有着具体产业的空间，产业也是特定空间中的产业，从根本上来说，企业、产业、城市以及城市内部的各个层次都是分工分层结构的各个层次，换句话说，市场中的经济组织与城市内部的空间单元相似，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空间经济学以垄断竞争和企业异质性为基本假设，构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空间分析模型，以分析企业成本差异、效率差异与集聚经济的关系。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对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仍需要城市集聚的微观基础、价值链的空间布局、城市空间演化的机理及经济效应等方面，进一步解析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城市与集聚经济的微观机理，以不断完善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空间价值的发现对城市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新的视角，演化为经济变迁提供了一个非均衡的解释。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为不平衡，过早地追求平衡的努力反而会损害发展。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研究证实，经济增长在空间上会均匀分布只是一种理想。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表明，期望收入和生产的空间差距消失是不现实的。当代生产方式已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分工已从产品层面深入空间层面，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转移或产业链延伸，不但具有产业链维度、价值链维度和知识链维度，还具有区域间关系和企业间关系的维度，在全球化背景下还具有全球价值链（GVC）维度。当前国际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了产业链竞争时代。构建与GVC并行并相对独立的区际产业整合、演化和增长机制，可能是破解“增长与协调”两难问题的突破口，是在与GVC 交互关系中实现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途径。
21世纪是城市空间演化的世纪。产业价值链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有利于实现城市生态环境“倒U”形曲线向右侧变化的良性逆转。纵观国内外经济集聚现象，产业集聚的区域才有可能出现与之相称的城市集聚，产业集聚水平不高的地区无法形成城市集聚。城市群正是建立在产业群的基础之上，纵观国际国内各大城市群，都是典型的产业聚集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城市群是产业集群的空间表现，是产业集群的结果。从产业价值链角度更能深刻剖析城市的空间运行机理，如果把产业集聚区看成一个空间价值链网络，则该区域中的城市就是一个具体的价值环节，因此，该区域的城市群正是产业价值链的空间载体和外在表现。这样从产业集聚层面来理解城市集聚便有了微观基础，产业集聚的层次制约着城市空间集聚的水平和结构。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只有建立在产业价值链分工角度才能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城市集群，由于受到产业发展的影响，城市与产业共同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由于产业受到市场竞争、产品生命周期和创新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城市价值功能也会随着相应价值链的变动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会掉进“价值陷阱”，这一现象典型的表现就是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瓶颈需要转型来突破。我国城市群发展的研究表明，基于“价值链重组”的产业集聚为解释城市化与国家权力的尺度重组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城市价值链重组”是区域复兴、区域联盟和区域创新的体现，是城市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空间组织形式，也是城市空间演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普遍规律。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空间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还很缺乏。作为经济学中的经验定律，吉布拉定律[2]（Gibrat's Law）和齐普夫定律（Zipf's Law）描述了城市规模的分布服从幂律指数为1的幂律分布。近年来，城市经济学对这两个规律背后的经济力量以及规模不同城市的有序聚集问题进行了解释。基于经济理论对齐普夫定律的解释有城市系统理论、中心地理论、城市内生形成理论与自组织理论、自然优势理论等。另外，Michaels等（2008）发现农村和城市空间分布都与吉布拉定律存在背离现象。因此，从理论上对城市规模问题的探讨还存在很多争议。除此之外，在实证上考察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大量实证研究的空间尺度过于宏观，忽视了真正引导城市空间集聚的微观机理，并将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割裂开来。在计量方法上需要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交互关系及相互作用对上述问题进行更科学的实证检验。Paelinck（1979）开创的空间经济计量分析以及后来发展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在处理空间经济问题时具有明显优势，可以充分考虑空间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虽然空间计量方法在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多，但建模技巧和应用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以更科学、适宜的方法检验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的交互影响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是未来实证研究的趋势。
目前经济学界也开始接受生物界的自然淘汰原理。生物在自然淘汰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策略是动态调整的，动态调整过程因行为主体在不同时点上根据自己的理性预期而产生。演化思想是从动态、内生角度考虑经济集聚问题。因此，演化为解释动态过程的分类均衡提供了依据。本书将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应用于以专业化报酬递增为基础的分工问题，以便推导出城市空间演化的可靠规律。
三 研究动因
城市空间演化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从各种观点的争论来看，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自库兹涅茨“倒U”形（EKC）假说提出以来，城市空间演化问题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样也是各国政府区域政策中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对于传统的基于新古典经济集聚理论的均衡分析框架，其微观基础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之上，无法从产业集聚、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和技术水平差距等方面对城市空间演化的产生机制给予合理的解释。这就促使我们尝试寻找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来思考产业集聚、城市发展、城市群和经济区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原因、运行机理以及城市空间演化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城市发展表现出很强的空间特征，且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级产业组织时时处于演化之中。为此，本书将放弃传统的新古典分析范式，从演化视角来审视产业、城市集聚机理及空间效应。本书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地理因素（主要是新经济地理因素）究竟在城市空间演化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也就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城市发展中的结构调整和形态变迁？演化视角下产业的集聚模式对于城市集聚以及对于中心和外围地区的经济空间分布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活动空间价值分布的不均衡性，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受制于不同的区域空间。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书的研究动机。
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存在于空间中，且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趋利的，并按照趋利的本质特性在空间中演进，形成一系列空间景观形态和价值关系表征的空间关联模式。空间集聚的微观基础问题是长期争议的命题之一，问题的本质是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框架内，企业总是被假定为在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从事生产活动。然而在这一框架下，却无法解释现实中企业的市场扩张行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打破了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市场结构的变化允许企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框架中，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受制于消费者的偏好及企业对有限资源的需求的双重影响，企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在克鲁格曼建立的核心—边缘模型中，消费者对多样性的偏好被解释为规模收益递增的主要来源。在市场化的、开放式的经济区域中，因要素的流动性和各空间价值的差异，区域内部存在空间势能，因此，产业分布必定是中心—外围结构，且制造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总是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地方化。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在集聚力的作用下总是增厚中心地区的市场规模，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总是稀释外围地区的市场规模。对于基于产业集聚理论的城市空间演化，大中小城市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各自的产业与价值特征，相互之间是共生共荣与竞争合作关系。城市空间演化也不可能把所有城市发展成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总之，现有的理论对城市空间演化没有提供分工层面的机理解释，未能把握住“城市空间演化本质是产业演化的空间体现”这一核心问题。当前，对城市及城市集聚的研究已成为热点，但是，关于其形成机理的微观探讨较少，单纯地从产业视角来分析，无法解释城市空间扩张和重组的一系列区域经济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传统的区域经济研究范式中，将区位或经济空间看成被动选择的对象，而不是现代经济组织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致使忽略了空间经济的组织形式，从而难以从空间层面上解析“空间价值链”。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方兴未艾的产业集聚或产业集群也只是本书讨论的城市内部价值重组的结果，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企业、产业和城市对经济的交互影响，需要超越产业集聚，深入更高层次的城市空间演化的研究中去。
与传统的将区位认为是不可流动要素的观点不同，在本书的研究中，区位跟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具有流动性。这个认识首先从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这一命题出发，判断某物体处于静止还是运动状态，不是取决于物体本身，而是取决于所选取的参照物。因此，相对产业价值链来说，可以有不同相匹配的区位可供选择，对某一区位来说，它的功能、价值和用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价值链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区位的可流动性假设为区位在产业价值链基础上进行重组和整合提供了可能。
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下以产业集群增值的创造力和竞争优势为依托，对区位展开公平竞争，有必要赋予静态的区位以价值链为基础的流动性和成长性。企业、产业通过集聚发现、改变和重塑空间价值，在对空间价值的重组与整合中引起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因此，城市空间演化的过程也是外部经济不断内在化的过程，城市空间价值成为城市空间演化的基本要素和出发点。
根据目前的文献，中国的城市发展问题主要集中在：什么是最优的城市规模？什么是合理的城市布局？在产业分工过程中，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实证的数据基本上都是立足于行政区域，很少有文献从经济区位（跨区域）角度来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的机理及空间效应问题。城市空间演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单纯依赖结构转变理论而不诉诸微观经济分析很难揭示这一复杂现象背后的发展与演变机理。本书试图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尝试，以我国目前形成的“城市群”与“经济区”为考察对象，从经济演化视角来深入系统地研究集聚经济运行机理和空间效应，基于地区结构不合理趋同的深层思考，本书尝试从微观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空间演化机理，试图证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网络信息化趋势下，全局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短期内是可以兼顾的，并且在长期内是可以统一的，构建一个基于价值链的城市空间演化的理论框架，并应用于分析城市群的空间演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