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留学的示范效应

面对西力东渐、民族危亡的时代环境，中日两国对待西方列强、西方文明采取了明显不同的态度。对于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来航，日本各界虽认识不一、存在严重分歧，但德川幕府最后接受美国国书，并在1854年3月签订《神奈川条约》，主动开国。1862年，德川幕府选派12名学生赴荷兰留学，开放日本人留学海外之禁，积极向西方学习。随后，德川幕府与各藩继续向英、法、美、俄等国选派留学。^[2]1868年3月，日本政府发布著名的《五条誓文》，宣称“求知识于 世界”。他们一方面聘请外籍专家、学者和教师，另一方面更加积极地派遣留学，直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据统计，1868—1873年，日本出国留学者达373名。^[3]为确保留学质量，明治政府于1870年制订《海外留学规则》、1873年发布《贷费留学生规则》、1882年实施《公费留学生规则》等，且反复修改、完善这些规则。日本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渐渐取代外籍专家、学者和教师，成为推进日本现代化和学校传播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的重要力量^[4]，因而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主要接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

与日本调整国策、主动开国、派遣留学相比，清政府未能从鸦片战争中汲取教训，仍以“天朝上国”心态，漠视西方科技进步，甚至闭目塞听，对向西方列强派遣留学一事，态度消极，反应迟缓，步履蹒跚。香港马礼逊学校校长塞谬尔·布朗（Rev.S.R.Brown）在1847年欲携带容闳、黄宽、黄胜赴美留学，经香港基督教教友会费尽周折、反复保证，才说服他们的家长勉强同意。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建议清政府酌派京师同文馆学生赴英国留学。^[5]对此，清政府批准曾任职于总税务司的斌春，带领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凤仪、德明、彦慧三名赴欧洲游历。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亦称《中美续增条约》或《蒲安臣条约》），规定中美学生欲入对方国各类学校，均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6]，给予方便。不过，清政府此时无意派遣学生留美。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从美国学成而归的容闳，受聘担任处理该案之翻译，他借机向清政府提出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计划。^[7]外有欧美列强之“欢迎”，内有容闳之留美建议，清政府决定自1872年每年选派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至1875年共计选派120名留美幼童，但到1881年夏因驻美使团内部纷争，这些学生被以久居美国、“沾染洋习”为由而撤回。^[8]

洋务派面对顽固派以向西方学习为耻和干扰留学的行为，以日本明治维新和派遣留学为例，提出效法日本，派人留学。1867年，恭亲王奕批驳以学习西方为耻的言论最为谬论，认为“天下之耻”，莫过于不如人；指出西方各国这几十年来，讲究轮船制造的方法，且相互学习，“制作日新”，很有成效；即使“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9]肯定日本派人留学的做法。1877年3月，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发现日本留英学生达200余人，其中在伦敦留学者90人，以学习法律者为多，另外在利物浦、苏士阿摩登等英国沿海港口皆有，认为中国已远不如日本^[10]，希望落后的中国以日本为榜样，奋力追赶。同年，李鸿章在烟台检阅西方海军操练，也发现有日本军事学生在英国舰船上“随同操演”^[11]，遂上奏清政府，提出选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英学习水师操练。于是，1877—1886年，清政府选派三批海军学生留学欧洲各国。可见，近代日本派遣留学既是洋务派对抗顽固派阻挠留学的“挡箭牌”，也是他们选派留学的榜样与参照系。

然而，洋务派的选派留学以“中体西用”为原则，与日本全方位、大批量、宽领域的留学不同，无论是留学人数、领域、管理、经费、模式，还是留学生归国后面临的社会氛围、任用安排、发展前景等皆有较大差别，这是中日两国留学生和现代化“同途殊归”的原因之一。学界关于近代中日留学教育比较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12]，也相当程度上揭示了近代中日留学教育效果不同的各种原因，甚至是根本性原因。因此，笔者无意赘述，重在强调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既是对近代早期中日留学教育成效的阶段性检阅，也是衡量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成败的一个标志。可以说，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既有的、延续千年之久的国际格局，改变了不少中国人的传统日本观，发现明治维新派遣留学、变革自强，对日本摆脱民族危机、走向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

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和开明官吏，更是纷纷建议学习日本，广派留学。湖广总督张之洞探究日本缘何“暴兴”之原因，认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等人，全是20年前日本的留学生，他们学成而归，获得重用，参与明治维新，从而使日本迅速富强，雄视东方。^[13]对此，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深有同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始，皆是选派“贵游聪敏”的学生出国留学，如今他们学成而归，再在日本传授，使日本人学习西方科技与文明，不仅追摹逼真，而且自出新解，故能以弹丸小国打败大清国，这是其重要原因。^[14]“公车上书”的领袖、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也以明治维新选派留学为例，指出日本以前也闭关锁国，但及早变法，率先派遣游学，广泛学习欧洲各国的政治、科技、文学等知识，翻译欧洲著作，改变其自身治理，于是在甲午战争中获胜^[15]，提出以日本为榜样、尽早派遣留学、实施变法自强。1896年即甲午战争结束第二年，中国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16]，是为近代中国赴日留学之序幕。1897年底至1898年初，日本参谋本部陆续派遣陆军大佐神尾光臣、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派人赴日本留学^[17]，此举进一步迎合了开明派的遣人留学，探究日本“成功”奥秘和维护清朝统治的想法。

于是，张之洞、杨深秀等或著书立说，或呈递奏折，呼吁清廷选派学生赴日留学。1898年3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宣称：出国留学一年，胜读西书五年；入学外国学校一年，胜在中国学校学习三年，认为留学具有事半功倍之效。他还针对游学之国，提出留学欧美不如日本：一是中日路近费省，可多选派；二是日本距中国较近，便于考察；三是日文近于中文，容易通晓；四是西书甚繁，凡是西学不得要领者，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加之，中日风俗相近，易于仿效，必可事半功倍^[18]，呼吁并希望青年学生东渡日本留学。5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亲至总理衙门，更以日本政府的名义，表示愿意接纳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甚至愿为部分留日学生提供留学费用。^[19]6月1日，杨深秀上奏光绪帝，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立学，很有成效，建议中国欲行留学和实施变革，可从日本开始；强调中日两国政俗文字相同，学习相对容易，且中日地理较近，所需舟车饮食费用无多，如此既于两国“可联情好”，也“令吾人士得通彼学”，还节省经费^[20]，实为一举三得之事。

光绪帝虽处大清末世，但不甘为亡国之君，决计效法日本维新变革，聘请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筹办变法事宜，赞同他们的派人留日计划。1898年8月2日，光绪帝晓谕军机大臣等，指出出国游学，欧美不如日本。日本路近费省，文字相近，容易通晓，且西书大多经日本择要翻译；命他们即刻拟定章程，咨催各省选拔学生陆续咨送；强调政府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且愿意留学者，也一并咨送^[21]，将派人赴日留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立下来。9月7日，光绪帝亲自致书明治天皇，称赞矢野文雄到总理衙门表示欢迎中国学生留日之事，佩服并感谢明治天皇的“休戚相关之谊”，指出已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日本驻华公使妥订章程，认真选派。^[22]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并未废止选派学生赴日留学政策，说明留日已成各界共识，既被维新派提倡，也获顽固派相对认同。1899年6月21日，总理衙门上奏《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报告说近年以来，日本向西方学习很有成效，且与中国相近，同属亚洲，往来交通甚便；既然日本函请派往游学，我们经过共同商议，拟订章程，一是将京师同文馆学习东文的学生选派数名，二是咨询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在现有学堂中选拔年轻颖悟，且粗通东文的学生，开具衔名咨报总理衙门，然后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驻日公使就近照料，不用另派监督。总理衙门核定各学应支薪水用项之数目，提拨专款，汇交驻日公使随时支发^[23]，规定了留日学生的选派来源、选派程序、管理监督、留学经费等事项，可谓清政府留日政策的首份文件。

清末中国人以甲午惨败的教训为契机，反省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失败的原因，将留学目光从欧美转向日本。一是面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无论洋务派还是顽固派，以及维新派都急切寻找维护清朝统治之策，以挽救民族危亡和国家独立富强为己任的热血青年，更是亟需探究救国救民之路，而明治维新似乎为之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二是明治维新广派留学及其所谓“成功”，既是洋务派批驳顽固派阻挠留学的重要论据，也是他们留日计划、留日建议和探究日本“成功”奥秘的动力。某种程度上说，明治维新派遣留学在客观上对中国人赴日留学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效应。三是赴日留学在清末中国达成共识，一个原因是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及其所遗留的忠君爱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教育等，不仅契合了“中体西用”思想，以及清政府希望通过留日学习，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根本愿望，而且符合留日学子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留学救国思想。因此，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政府废科举、兴留学，青年学生离国去家而赴日留学，形成了清末留日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