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反思：路难心静（学术自述）

学术史与相关学者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个人经历这个角度来回顾、审视学术史就有着独特的意义。现代研究中比较注意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撰写，而如果是当事人的直接回忆与陈述则会更有价值及可信性。中国的宗教学萌芽于20世纪初个别学者的努力，其中陈垣、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功不可没，尤其是陈垣先生的宗教史研究为中国宗教学的奠立起过关键作用。而随着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建立，中国宗教学真正成为一个学科体系，有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宗教问题的学术团队，这一切的顺利进展、水到渠成则与任继愈先生所长期坚持的宗教研究直接关联。毛泽东主席就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看到任先生的著作，并邀请任先生与之彻夜深谈之后才留下了对宗教研究之重要意义的深刻印象，于是才有毛主席1963年底的重要批示以及1964年委托任先生所实现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建立。这一段历史是我们这一代学者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入中国宗教学研究团队之后之所闻，可以说是中国宗教学当代发展的重要序曲。

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不久，其成员就去参加“四清”等政治运动，随之是“文化大革命”的来临，故在“文化大革命”前几乎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研究工作。只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脱离原来的中国科学院而独立建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才得以真正展开。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并开始面向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世界宗教研究所也在该研究生院设立了世界宗教研究系，于1978年在全国招收了20多名硕士研究生，我作为其中年龄最小者也荣幸地进入了这一研究团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中所谓“黄埔一期”的一员。其后我们这第一批研究生或是留所从事研究工作，或是分配到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与高校从事科研及教学工作，或是出国留学浪迹异国他乡。到目前为止，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尚未退休者仅剩下我一人。回顾过去40多年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本人乃亲身见证并直接参与了这一发展。而且，在中国宗教学比较活跃的30来年中，自己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对这一历史发展也起到过比较独特的作用。

因此，回顾自己的一生，与中国宗教学的研究发展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梳理一方面会对个我的人生经历做一个小结，另一方面则会涉及个我对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卷入、参与及作用，包括我本人遭受的挫折和宗教学遇到的困境，故也可能是对中国宗教学当代发展的一种个性折射，一种主体反映。当然这种自我回顾也很难全面，因而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权当是一种“自照镜子自画像”吧。在回顾个人信仰历史和社会变革历史时，古代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留下了两部名著：一部即反省自我、总结其一生信仰探求经历的《忏悔录》，故此使之成为西方人写“自传”的一种醒目的替代词；另一部则是奥古斯丁为了回应当时罗马的一些哲学家和知识精英指责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盛行而导致了这一古代帝国的衰败及濒临灭亡这一事件，书写下其大部头的著作《上帝之城》，阐述“世俗之城”的历史命运及与“上帝之城”的根本区别；故也被视为西方历史哲学的“开创之作”。这种“大气”和“站位”是其时代使然，自知无法与之比拟，但仍相信其另有价值和意义而可为之一试。所以，在此仅以一种“意识流”般的散论来触及自己的人生经历及其感触、感叹和感悟，给出一种个性化的描述及写照，希望由此能够唤起人们可以从一个比较突出“人性”和“人格”、讲究内在和内省的重要侧面来正确看待我们社会中的宗教现象，能够客观、理性，且尊重、同情地对待并支持中国当前已不可或缺的宗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