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墨家

在春秋战国时代，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诸侯纷争，社会动荡。各诸侯国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墨家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其影响力与儒家学派并驾齐驱。《韩非子·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讨论先秦学术的六大派别时，墨家便是其中之一。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讨论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时，也把墨家列为其中之一。清代汪中《述学·墨子序》云：“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墨家）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由此可见，在战国时期墨家学派是当时社会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学术团体。

一 墨家的兴起

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周王权的衰落，出现了文化下移、民间知识阶层兴起的新现象，百家争鸣初现端倪。因此，代表不同阶级立场的思想家和各种政治思想层出不穷，他们面对现实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办法和思想，并形成了不同派别。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继而是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儒墨两家都广收门徒，《吕氏春秋·有度》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然而，墨家比儒家更有集团意识，师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墨子和他的徒属后学组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共同执行一定政治任务的社团，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普通的学派或学术团体。

墨家的兴起是战国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决定的。在这一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墨家组织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战火连绵不绝，七国争雄的局面逐渐拉开序幕，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由此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不计其数，而这些损失的主要承担者却是下层劳动人民。正如墨子所说：“今大国之攻小国也，守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耕柱》）在战争中，百姓要么上战场，要么运送军粮等物资，不是殒身战场，就是命丧险途。即便能够侥幸保住性命，也无法安居乐业，就像《非攻下》所说：“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另外，这一时期的战争往往是强国为了掠夺而发动对弱国的侵略战争，毫无正义可言，只不过是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而已，往往会给被侵略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破坏。“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口，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罪死无赦！’以惮其众。”（《非攻下》）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连绵不绝的战争给各国人民都带来无尽的苦难，因此，人们渴望和平，希望结束这些不义的战争，过上幸福的生活。而统观这一时期的其他学派，虽然也都认识到了战争给国家、社会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甚至在自己的学说中也指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但相对于墨家这种彻底反对不义战争的态度，都显得力有不逮。墨子从人民立场出发，抨击了战争危害：“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非攻中》）墨子的话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得到了普遍的响应，而更重要的是墨子指出了消除战争的方法，那就是“兼爱”和“非攻”。为了停止战争，墨子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奔走呼号于诸侯之间。正是他这种舍生取义的态度和坚定不移的性格，深得饱受战争残害的人们的支持与拥护，许多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义无反顾地追随在他的身边。墨子也意识到单靠理论去说服各国诸侯并非易事，因此他还创立了精深的军事理论，并传之于弟子，建立了半军事化的团体，这便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墨家组织。

其次，在诸子百家中，绝大多数学说都是为上层社会服务，企图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等主张来取悦、说服诸侯国君，从而谋得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墨家当然也有这种想法，墨子本人经常到各国游历，并向楚、齐、越、鲁等国国君推行过自己的理论，如《贵义》篇中载有墨子献书楚惠王之事，《鲁问》篇中又有墨子与鲁君、齐王、鲁阳文君等人的事迹，他还派弟子公尚过去游说越王，得到了越王的封赏和邀请，虽然墨子最终并未接受，但足见他也希望通过走上层路线来尽快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墨家与其他诸家所不同的是，不管是不是走上层路线，他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最能反映墨家思想的篇章中，处处显示着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关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统治阶层的种种谴责与抨击。如他在《非乐上》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指出了劳动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他又在《节用上》说：“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援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在这里他指出了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是王公大人这些“为政者”，他们为了自己的贪欲而残酷地奴役普通百姓，置人们生死于不顾。

对于“为政者”应该如何治理国家，保证人民生活，墨子在《节用中》：“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不仅如此，墨子还将“为政者”与百姓的关系比喻为亲子关系，他在《节葬下》说：“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也，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若三务者，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曰：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若三务者，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墨子这种比喻，将百姓心中原本高高在上的“为政者”变成了人民的“孝子”，将原本地位低贱的劳动人民变成了“为政者”的双亲，这完全颠覆了当时社会上的尊卑观念和主仆地位。在当时条件下，墨子这种比喻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它在心理上给了广大劳动人民以安慰和希望，必然会激起人们思想上的共鸣。

墨子出身平民，他十分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和精神追求，即使他建立了庞大的学派组织，有了众多的弟子和稳定的经济来源，但他依然从事体力劳动，并且要求弟子们也以艰苦朴素为生活准则，“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正因如此，墨家始终没有脱离基层人民，与劳苦大众保持着天然的亲近感。墨家所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也以平民阶层为出发点，符合他们的需要，因而被视为平民阶层的代言人。这为其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支持者，墨家因此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崛起，并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最后，墨家组织的兴起还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的统治地位不断削弱，逐步丧失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不仅如此，周王朝还要依赖于强大的诸侯，并屈从于他们的霸权，春秋五霸便是很好的例证。中央王权的衰落，导致原来用以巩固周王朝统治的各种礼制与观念已日渐失去了它们的制约作用，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随着权威礼制与观念的崩溃，意识领域的禁锢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思想的活跃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其突出表现便是“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所谓“百家”主要指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九家，其中儒、墨、道、法影响最大。他们从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努力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而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些贤士相对于政治权势是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总的来说，在墨子生活时代，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相对自由，给各种学说的产生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正因为得益于此，代表平民基层利益的墨家才能够应运而生并迅速壮大。

二 墨家组织的特点

在战国初期各种思想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一种思想和学说要想脱颖而出，为当时的诸侯国君和普通百姓所接受，除了要具备合理、可行的政治、经济等主张外，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门徒和信众。综合当时的情况来看，在墨家学说兴起之前，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就连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墨子也曾经学习过儒家思想，可见当时儒家的势力是相当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著书立说、设学立教，在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中谋得一席之地绝非易事。这要求新的学说除了要有吸引民众的思想和主张，还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否则，不仅是在与像儒家这种拥有庞大群众基础的主流学派的竞争中难得胜算，就连自身的生存也成问题。墨子出身低微，既没有显赫的家世提高身价，也没有充足的财富提供支持，但他在短短几十年间便建立了一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当染》则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墨子个人的伟大人格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思想主张之外，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墨家组织也功不可没。

由于墨子的政治、经济等主张深得人心，加之个人品行高尚，他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弟子。这些弟子虽然不能考证出自哪些国家，但人数相当可观。如墨子在止楚攻宋时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淮南子·泰族训》中也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2]当然，这并不是墨家全部的弟子，因为到孟子的时候，竟然出现了“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的局面。《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由此可见，当时墨家弟子的数量远非几百人。

上文已经提到，墨家师徒之间的关系要比儒家等学派紧密得多，带有明显的依附性质。墨子不仅负责教授弟子，还有义务推荐他们到各国出仕做官，而他的弟子即使远离老师在外做官，却还要听从墨子的教诲和训诫，甚至被召回墨子身边。如《贵义》篇载：“子墨子仕人于卫，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也。’”《鲁问》篇又载：“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有家厚，谨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夫鬼神，岂唯擢季钳肺之为欲哉？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曰：‘盗何从入’。若是而求福于有怪之鬼，岂可哉？’”从这两则故事来看，墨家弟子到卫、宋两国出仕为官皆是受墨子委派，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所效力的国家后，都又回到了墨子的身边，而墨子依然会对他们继续进行教诲。不仅如此，墨子还对派往诸侯国做官的弟子加以约束，如《鲁问》篇中载：“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在这件事中，墨家弟子胜绰由于没有按照墨子的教诲阻止项子牛攻打鲁国，而是贪于厚禄而忘记了道义。所以，墨子就派弟子高孙子前去让项子牛辞退胜绰。由此可见，墨子与弟子的关系并非普通的师生关系，而是带有某种民间结社的性质。

那么，墨子等墨家领袖与弟子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如何保持的？他们是如何维系这么一个庞大的团体组织的？这一切都与墨家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分不开。

第一，墨家组织的内部，有至高无上的领袖——钜子，全体墨子子弟都必须绝对服从钜子。《庄子·天下》曰：“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3]关于“钜子”制度出现的时间，学术界一直没有统一的看法。孙诒让认为：“吴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时墨子当尚在，则孟胜、田襄子或亲受业于墨子亦未可知。其为钜子岂即墨子所命，为南方墨者之大师者邪？”[4]孙诒让的这种钜子为墨子所任命的看法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梁启超先生认为墨家钜子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墨子死后一、二年，[5]钱穆先生也持同样看法。无论钜子出现的时间如何，墨子本人好像并不是钜子，文献中也未见称呼墨子为钜子的记载。但钜子与墨子一样，对墨家弟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弟子必须绝对服从钜子。从现有资料来看，“钜子”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由上任指定，并移交权力。这在《吕氏春秋·上德》记载中有所体现。

墨子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6]

从上文描述来看，墨子的亲传弟子孟胜是当时的“钜子”，他在选择舍生取义之时，指定由宋国的墨家弟子田襄子担任新的“钜子”。可见在墨子死后不久，墨家的这种“钜子”制度就已经形成并开始按一定的制度执行。墨家的这种钜子制度可以增强整个团体的凝聚力，从而维系其生存和发展。

第二，墨家组织内部也有明确的分工，可以保证墨家组织有序运转。在战国初期，诸侯国之间征战连绵，国与国之间关系亲疏有别，这使得像墨家这种弟子散布于各国的学派很难对人、财、物等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因此，当时的墨家组织在一些诸侯国内设有分支机构。像前面引文中提到的“钜子”孟胜当时在楚国，而他指定的继承人田襄子则在宋国，应当是当地墨家组织的分支首领。从孟胜对田襄子的了解程度来看，他们之间应该有着密切的交往，也就是说，墨家组织各分支之间的交往应该很密切，这不仅有利于它们相互协调采取统一的行动，也有利于各地分支在门徒与信众的教育等方面相互交流。

除了在一些诸侯国设有分支之外，墨家组织内部也有分工，这从墨子的言谈中可见端倪。

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

由此可见，墨子用人的观点是量才而用，依据个人的才能和特长分配不同的工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墨家组织内部进行不同的分工势在必行。而这种分工是极有必要的，它能充分发挥组织成员互不相同的能力，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第三，墨家组织拥有一些能够吸引信徒的相对独特的功能。墨家组织在几十年间能够发展成“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名门大派，其组织功能之强大是不言而喻的。归结起来，这些功能主要包括宣传组织功能、军事功能和互助功能。

一是墨家组织有强大的宣传组织功能。在民众中进行宣传并吸纳信众是一般政治、宗教甚至学术团体的基本功能之一，墨子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与已经有数十年发展历史的儒家相抗衡的学派组织，其宣传工作自然做得比较到位。墨子本人就以辩才著称，“止楚攻宋”就是非常生动的例子。在墨家组织中，也有人专门从事宣传工作。前文所引墨子所说的“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中的“谈辩”就是指与人辩论，通过辩论来向世人证明墨家学说的正确性。而其中的“说书”则是通过解说有关典籍来阐明墨家学说。这两者都是当时墨家组织发动群众、吸引信徒的宣传方法，并且在墨家组织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墨家组织具有强大的军事功能。兼爱和非攻是墨家理论的基石，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这两项主张深得人们的青睐，因此成为墨家最为吸引人的政治标签。其中的非攻，更是得到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百姓的坚决拥护。而为了在现实中做到这一点，墨家逐渐发展为半军事化的组织，并以实际行动来反对不义战争，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止楚攻宋”。墨子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推演击败了公输盘，公输盘以为杀掉墨子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墨子则说：“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以此打消了楚王攻打宋国的念头。不难看出，当时的墨家组织仅在宋国就有精通防御作战的弟子三百余人，他们在平时应该经常进行攻守训练，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此外，墨子本人就是一个军事家，其军事思想特别是防御技术与策略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这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梯》《旗帜》《号令》等篇章就可以看到，而这种军事防御技术如果没有长时间的演练和研究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墨家组织不仅是一个带有学术性的团体，同时也是带有军事性的组织。

三是墨家组织有极富吸引力的互助功能。墨家组织能够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其切中要害的政治主张之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墨家的平等互助思想，这是墨子兼爱主张的一种具体表现。墨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7]这是墨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所以在墨家组织中，成员之间会在各个方面进行互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受到批评。如《鲁问》篇中所载曹公子受墨子所派到宋国为官，三年而返，向墨子请教为什么自己当官致富之后反倒“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墨子批评他说：“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夫鬼神，岂唯擢季拑肺之为欲哉？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8]在这里，墨子就对曹公子的“多财而不以分贫”进行了批评，并指出这是他灾祸连连的根源之一。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墨家组织中，经济上的互助已经被视为必然。为了能够更多地去帮助别人，墨子及其信徒都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庄子·天下》记载墨者的生活是“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战国时期，这种节俭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节省出来的衣食则会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人，这也是墨家能够吸引大量信徒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是墨家组织有着严明的组织纪律。一个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且散布各地的团体，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是很难长期维持的。而墨家在这个方面也做得十分出色。

首先，墨家组织内有一套连巨子也必须遵守的法令。《吕氏春秋·去私》载：“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腹所言“墨者之法”就是墨家组织内部的法令。腹身为墨家钜子，又有秦王求情，但依然不敢饶恕自己的独子，可见墨家法令的约束力是非常强大的，是全体成员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

其次，墨家纪律严明还体现在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以及勇于舍生取义等方面。在墨家组织中，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威，墨者对其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淮南子·泰族训》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至也。”这些人对墨子的绝对服从，除了有墨子人格的感化之外，还有严明纪律的约束。前面引文所提到的墨家钜子孟胜指定田襄子为继承人，派人去传递命令，“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9]这两人虽然舍生取义，慷慨赴死，但依然受到墨者的批评，认为他们不听从钜子田襄子的命令就是不明墨家之义，是不值得表扬和效仿的。由此可知，墨家领袖的命令是墨者必须无条件执行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反对，这也是这个组织纪律严明的一个重要表现。

总的来说，史书中所载的墨家组织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并且有系统政治主张和理论学说的政治团体，他们坚持正义、大公无私、平等互助，深得下层百姓和部分统治阶层的拥护，是当时社会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墨家的分裂

尽管有着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严明的纪律，墨家组织的辉煌也未能维持太长的时间。在墨子去世以后，墨家数任钜子的个人影响力始终无法与其相提并论。权威影响力的丧失，导致墨家内部出现了不同政治主张，他们对墨子思想的理解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并最终走向了分裂。

有关墨家组织的分裂，史籍中并不多见，但仅有的两段记载可以清晰地反映这个事实。《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韩非子·显学》篇则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顾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10]

《庄子·天下》篇中说当时的墨家共有五派，即北方的“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这两派，和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这三派。这些派别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对《墨经》的理解产生严重的分歧。他们各自以本派的观点为是，称呼别的派别为“别墨”。这种分歧可以从《韩非子·显学》篇中得到印证，《显学》中说“墨离为三”，并且“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可见墨家的分裂主要是因为在某些政治主张或对《墨子》一书的解释出现了分歧，各自称自己是“真墨”，那么别的派别自然就是所谓的“假墨”了，也就是《天下》篇中的“别墨”。

关于“别墨”，学界一直没有统一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相谓别墨”与“墨离为三”是一回事，即“相谓别墨”指的是三派学墨之人相互称呼对方为“别墨”。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他们认为“墨离为三”指的是墨学的分科，而不是学墨者之派别，即《尚贤》《尚同》等十大主张为说书之科，《经》《经说》《大取》《小取》为谈辩之科，《备城门》等篇为从事之科。而“别墨”则是墨家的一个流派，《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为别墨所作，其中以胡适的说法最具代表性。

细看这几句话，可见今本《墨子》里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是这些“别墨”作的。有人说这六篇即是《天下》篇所说的《墨经》，别墨既俱诵《墨经》，可见《墨经》作于别墨之前，大概是墨子自著的了。我以为这一段文字不当如此解说。《墨经》不是上文所举的六篇，乃是墨教的经典如兼爱非攻之类。后来有些虽都诵《墨经》，虽都奉墨教，却大有“倍谲不同”之处。这些“倍谲不同”之处，都由于墨家的后人“宗教的墨学”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学的墨学”。这一派科学的墨家所研究讨论的，有“坚白同异”“觭偶不仵”等问题。这一派的墨学与宗教的墨学自然“倍谲不同”了。于是他们自己相称为“别墨”。“别墨”即是指那一派科学的墨学。[11]

胡适认为《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所作这一点并无问题，但其将“别墨”认定为“科学的墨学”却值得商榷。首先，他将墨家后人分为宗教的墨学和科学的墨学本身就有问题。尽管墨家后人在理解墨子思想方面不尽相同，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但他们可能只是在某些具体理论或实践上有不同的理解，而在精神实质上并无根本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对墨家核心理论的继承上还基本一致。“宗教的墨学”并不排斥“科学”，“科学的墨学”也根本离不开“宗教”。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不能简单地用“宗教”与“科学”来相区分。其次，“别墨”一词并不是自称，而是对持反对意见的墨者的称呼。最后，从《庄子·天下》篇中的“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来看，“倍谲不同”的不是“宗教的墨学”或是“科学的墨学”，而是“科学的墨学”内部的不同派别。

总的来说，胡适先生的这种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因此，此后不断有学者对此展开讨论。综合各家观点来看，“别墨”和“墨离为三”是墨家内部发生分裂的明显证据。

四 墨家的衰落

墨家分裂以后，影响力开始下降，声势不如从前。西汉中期，墨学迅速衰微，消失在历史舞台中。对于墨家衰落的原因，不断有学者展开研究，其中不乏鲁迅、郭沫若、梁启超这样的大学者、大思想家。概括来看，前人的研究均认为其衰落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内部原因

除了分裂造成影响力下降之外，墨家的指导思想和组织特征也决定其必然走上衰落的道路。墨子所大力宣扬的非攻、节用等主张既是使其能够在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导致其后衰落的重要诱因。墨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诸侯混战、互争雄长的乱世，无休止的战争给下层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他们不仅要面对残酷的杀戮，还要忍受经济上的极端贫困。因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无不渴望消弭战乱，过上平等、和平、富足的生活。墨子正是聆听了民众的这种呼声，顺应时代的需要而提出了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思想得到了人民的积极响应，墨家借此发展壮大，成为能够与儒家等分庭抗礼的名家大派。为了增加在民众的影响力，墨子不仅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并身体力行，“摩顶放踵利天下”。墨家弟子也纷纷效仿，成为“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忠实信徒。然而，这种极端清苦的生活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统治阶层的加入。不仅如此，墨家弟子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以及对“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舍生取义精神的推崇，还造成了包括领袖人物在内的重大人员损失。像上文提到的墨子亲传弟子“钜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时，为守信义，他与墨家弟子一百八十余人自杀殉城。从墨子“止楚攻宋”开始一直到秦统一六国，墨家弟子一直为制止战争而四处奔走，其人员消耗也就无法避免，而这部分弟子正是墨家的核心力量。这种持续不断的损失不仅直接造成墨家力量的削弱，还会对后来者的加入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信徒队伍的壮大。

（二）外部原因

墨家的指导思想与组织特征固然存在不利于其发展的一面，但这并不是造成墨家衰落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来看，墨家的衰落主要是由于其指导思想逐渐背离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轨道，在信徒群体日益萎缩的同时也无法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只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首先，墨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社会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其未能顺应时代适时做出调整，因而对下层人民的吸引力日益下降，最终导致信徒数量不断减少。在诸侯混战的战国时期，下层民众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而墨家的非攻思想顺应了这一时代需要，因而得到广泛的支持。但生产力的进步、历史的发展要求社会从分裂割据的局面走向大一统。只有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才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战争，而建立统一帝国的目标则使兼并战争不可避免。就这个角度来看，墨家的非攻思想已经背离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注定得不到统治阶层的支持。不仅如此，墨家所建立的半军事化的组织对于统治阶层来说还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必然会受到他们的排挤和打压。而当秦统一六国之后，长期的诸侯混战随之结束，非攻这一墨家理论的重要基石也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其对下层民众的吸引力也随之丧失。因此，我们说墨子的非攻思想与战国后期以至秦汉迫切需要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不相符合，这是墨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墨家思想中的“兼爱”“尚贤”“尚同”等政治主张与统治阶层的利益存在严重冲突。墨家所推崇的“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针对当时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而提出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只有实行“爱无差等”，才不会有仇恨与纷争、歧视与迫害。墨子反对按照家庭出身、身份地位、财产多寡等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给予不同的利益、权利、关爱。墨子主张给予每个人同等的爱，或者说要求人们“兼相爱”。墨子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广大小生产者和下层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但它必然会对统治阶层的利益造成严重影响，因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兼爱”最终也只能沦为空想。墨家的“尚贤”“尚同”等主张则是其在政治地位方面的诉求，直接对特权阶层的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墨子认为，贤才是为政之本，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选拔使用大批贤能人才。他建议用各种方法“选贤”“使能”，并认为只有用贤才经邦治国，救世济民，国家才能兴旺。他在《尚贤上》篇中大胆地提出：“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在《尚同上》篇中又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君主来统治它，主张选出天下贤能之人作为天子来统治天下，再选出能够辅助天子执行清明政治的辅臣来辅佐天子，使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这种类似于当代选举制的选拔贤才，反映的是平民要求提高社会政治地位与平民参政的主观愿望，但这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明显缺乏社会基础，当时中国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封建集权思想才是新兴地主阶级所需要的。墨家要求“尚贤”“尚同”，对新兴的地主阶级而言无疑是与虎谋皮，这在当时社会状况下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必然遭到统治者的冷落与抵制。

总的来看，从战国后期到秦汉，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固守成规的墨家逐渐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学派分裂、内外交困，最终走向了衰落。反观很多思想主张与墨家相对立的儒家，由于能够很好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因而得到了大力扶持，最终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

五 墨家的主要弟子

《吕氏春秋·当染》篇云：“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可见在战国时期，墨家的影响力遍及天下，各诸侯国都留下了墨家弟子的足迹。但是到了秦汉之后，墨家却迅速衰亡。各种典籍中对墨家的记载微乎其微，其后学的事迹难觅其踪。我们对墨子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及其以后的弟子进行简单的叙述，以使读者对此有大概的了解。

（一）墨子亲传弟子

1.禽滑厘

《史记·儒林列传》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12]从文中记载可见，禽滑厘最初并不是墨家弟子，而是师从于孔子的弟子子夏。后来，禽滑厘可能也像墨子那样对儒家的一些思想产生了怀疑而转投墨子门下，并且得到了墨子的赏识，在墨家弟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地位及影响仅次于墨子的墨者。《墨子》一书中有关禽滑厘事迹记叙仅次于墨子本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禽滑厘求学 《备梯》记载：

禽滑厘侍奉墨子三年，手脚都磨起了老茧，脸也晒得黑黑的，每天干仆役的活，听墨子使唤，却不敢问自己想要问的事。墨子先生对此感到十分怜悯，于是备了酒和干肉，来到大山之上，垫些茅草坐在上面，用酒菜酬劳禽滑厘。也许正是禽滑厘的这种诚意打动了墨子，他才会倾囊相授。

（2）禽滑厘问道 在《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穴》等篇中，禽滑厘详细地向墨子求教各种防守的策略。例如《备穴》中记载：

禽滑厘行了两次再拜礼之后说：“请问古代有善于攻城的人，挖地下隧道到城墙下，绕隧道里的支柱放火，隧道塌顶，以这种方法塌毁城墙，城墙毁坏，城中人该如何对付呢？”

墨子回答说：“你问的是对付用打隧道来攻城的防守方法吗？对付打隧道的攻城方法是在城内修建高楼，用来密切观察敌情。敌方有变，修筑掩体墙而积聚土石就不同于一般情形，如果四周有平常不同的浑浊泥水，这便是敌人在挖隧道。应赶快在城内对着敌人隧道方向挖沟和隧道以防范它。假若还不能准确判断敌人挖隧道的方位，就在城内挖井，每隔五步挖一井，要靠近城墙墙基。地势高的地方掘深五尺，地势低的地方打到出水，有三尺深就够了。命令陶匠烧制肚大口小的坛子，大小能容纳四十斗以上，用薄皮革蒙紧坛口放入井内，派听觉灵敏的人伏在坛口上静听传自地下的声音，确切地弄清楚敌方隧道的方位，然后挖隧道与之相抗。”

（3）禽滑厘守宋城《公输》篇记载：

公输盘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公输盘受挫了，却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楚王问原因。

墨子回答说：“公输盘的意思，不过是杀了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楚国侵略军呢。即使杀了我，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

楚王说：“好啊！我不攻打宋国了。”

除《墨子》一书外，《列子》《东周列国志》《说苑》《太平御览》等书中也有许多与禽滑厘有关的事迹，兹不赘述。

2.耕柱子

《耕柱》篇记载：

墨子对耕柱子发怒。耕柱子说：“我不是胜过别人吗？”

墨子问道：“我将要上太行山去，可以用骏马驾车，可以用牛驾车，你将驱策哪一种呢？”耕柱子说：“我将驱策骏马。”

墨子又问：“为什么驱策骏马呢？”耕柱子回答道：“骏马足以担当重任。”

墨子说：“我也以为你能担当重任。”墨子推荐耕柱子到楚国做官，有几个弟子去探访他，耕柱子请他们吃饭，每餐仅供食三升，招待他们不优厚。这几个人回来告诉墨子说：“耕柱子在楚国没有什么收益！我们几个去探访他，每餐只供给我们三升米，招待我们不优厚。”墨子答道：“这还未可知。”

没有多久，耕柱子送给墨子十镒黄金，说：“弟子不敢贪图财利违章犯法以送死，这十镒黄金，请老师使用。”墨子说：“果然是未可知啊！”

3.高石子、管黔

《耕柱》篇记载：

墨子让管黔到卫国称扬高石子，使高石子在卫国做官。卫国国君给他的俸禄很优厚，安排他在卿的爵位上。高石子三次朝见卫君，都竭尽其言，卫君却毫不采纳实行。于是高石子离开卫国到了齐国，见了墨子说：“卫国国君因为老师的缘故，给我的俸禄很优厚，安排我在卿的爵位上，我三次入朝见卫君，必定把意见说完，但卫君却毫不采纳实行，因此离开了卫国。卫君恐怕会以为我发疯了吧？”

墨子说：“离开卫国，假如符合道的原则，承受发疯的指责有什么不好！古时候周公旦驳斥关叔，辞去三公的职位，到东方的商奄生活，人都说他发狂；但是后世的人却称誉他的德行，颂扬他的美名，到今天还不停止。况且我听说过：‘行义不能回避诋毁而追求称誉。’离开卫国，假如符合道的原则，承受发疯的指责有什么不好！”

高石子说：“我离开卫国，何敢不遵循道的原则！以前老师说过：‘天下无道，仁义之士不应该处在厚禄的位置上。’现在卫君无道，而贪图他的俸禄和爵位，那么，就是我只图吃人家的米粮了。”

墨子听了很高兴，就把禽滑厘召来，说：“姑且听听高石子的这话吧！违背义而向往俸禄，我常常听到；拒绝俸禄而向往义，从高石子这里我见到了。”

4.魏越

《鲁问》篇记载：

墨子出外游历，魏越问他：“如果能见各地的诸侯，您将说什么呢？”

墨子说：“到了一个国家，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进行劝导：假如一个国家昏乱，就告诉他们尚贤尚同的道理；假如一个国家贫穷，就告诉他们节用节葬；假如一个国家喜好声乐、沉迷于酒，就告诉他们非乐非命的好处；假如一个国家荒淫、怪僻、不讲究礼节，就告诉他们尊天事鬼；假如一个国家以欺侮、掠夺、侵略、凌辱别国为事，就告诉他们兼爱非攻的益处。所以说‘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进行劝导。’”

《墨子》中记载的墨子亲传弟子还有：曹公子、公尚过、弦唐子、胜绰、高孙子、治徒娱、县子硕、跌鼻、彭轻生子、孟山、随巢子、胡非子等。

（二）墨子再传弟子

墨子再传弟子见于各种史籍的人数比较少，主要为以下三人。

1.屈将子

《太平览御》[13]和《意林》[14]中都有与屈将子有关的记载，其大意为：

胡非子研习墨家学说，设课收徒，批评无原则地打斗。楚国的屈将子，好勇，听说这事，就带剑把他劫持了，说：“听说你非斗，而我则好勇。你给我说说，说得有理，我就放了你，说得不好，你就得死。”

胡非子就跟他说：“勇有五个等级。带着长剑到山林中去和兕豹熊罴搏斗，这是猎人之勇；带着长剑到深水之中，斩蛟龙，搏鼋鼍，这是渔人之勇；登高临险，面不改色，这是工匠之勇；看到抢劫的强盗就杀死他，这是五刑之勇。从前，齐国想吞并鲁国，把它作为齐国的南部地区。鲁庄公急得三天吃不下饭，有个叫曹沫的人，却想办法在军中把齐桓公劫持了，说：‘请您退师，不然的话，就请您允许我切断您的脖子放血。’齐桓公吓得不知所措，只好答应了。曹沫不是什么大人物，可他不怒则已，一怒，就勇退‘万乘之师’，救了‘千乘之国’，这样的勇，才是君子的大智大勇，才是最高贵的勇。你好的是这种勇吗？”屈将子听后，大受震动，解下佩剑，脱下高帽，请求胡非子收他为徒。

2.索卢参

《吕氏春秋·尊师》中记载：

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厘。

3.许犯

《吕氏春秋·当染》篇记载：

禽滑厘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厘。

（三）其他墨家弟子

除去墨子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之外，见于史籍的墨家后学人数相当可观。

1.田俅子（田鸠子）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

楚王对田俅子说：“墨子是个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实践起来还是不错的，他讲的话很多，但不动听，为什么？”

田俅子说：“过去秦国君主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叫晋国为他女儿准备好装饰，衣着华丽的陪嫁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媵妾，却看不起秦君的女儿。这可以叫作善于嫁妾，不能说是善于嫁女。楚国有个在郑国出卖宝珠的人，他用木兰做了一个匣子，匣子用香料熏过，用珠玉作缀，用玫瑰装饰，用翡翠连结。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可以叫作善于卖匣子，不能说是善于卖宝珠。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是一些漂亮动听的话，君主只看文采而不管它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扬先王道术，阐明圣人言论，希望广泛地告知人们。如果修饰文辞的话，他就担心人们会留意于文采而忘了它的内在价值，从而造成因为文辞而损害实用的恶果。这和楚人卖宝珠、秦君嫁女儿是同一类型的事，所以墨子的话很多，但不动听。”

《韩非子·问田》中记载：

徐渠问田俅子说：“我听说智士不用历任低级职务就能被君主赏识，圣人不用显示出成绩就能被君主接纳。现在的阳城义渠是个英明的将领，可他曾被安排做个小官；公孙亶回是个杰出的相国，也安排做过地方官，为什么呢？”

田俅子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君主掌握了法和术。况且，难道您没听说楚国用宋舰为将而败坏了政事，魏国用冯离为相而断送了国家？两国的君主为花言巧语所驱使，被诡辩利说所迷惑，没通过低级职务的考验，不具备基层工作的经历，结果有败坏政事和断送国家的祸患。由此看来，那种不经低级职务和基层工作考验的办法，哪里该是明君采取的措施啊！”

《吕氏春秋·首时》中记载：

墨家有个叫田鸠的，想见秦惠王，在秦国待了三年但不能见到。有个客人把这情况告诉了楚王，田鸠就去见楚王。楚王很喜欢他，给了他将军的符节让他到秦国去。他到了秦国，才见到了惠王。他告诉别人说：“到秦国来见惠王的途径，竟然是要先到楚国去啊！”

2.孟胜、田襄子、徐弱

《吕氏春秋·上德》中记载：

墨家学派的钜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友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剖分开璜玉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命令。”

楚王死了，大臣们攻打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起了兵器，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收回他的食邑。孟胜说：“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不能为此而死，是不行的。”

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为此而死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这不可以。”

孟胜说：“不对。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的职务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德的人，哪里用得着担心墨家在社会上断绝呢？”

徐弱说：“像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以便扫清道路。”转过身去在孟胜之前刎颈而死。

孟胜于是就派两个人把钜子的职务传给田襄子。孟胜死了，学生们为他殉死的有一百八十人。那两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绐田襄子，想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子已把钜子的职务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两个人终于返回去为孟胜殉死。

3.腹

《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

墨家有个钜子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对腹说：“先生您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又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下令给司法官不杀他了。希望先生您在这件事上听从我的话吧。”

腹回答说：“墨家的法律规定，‘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样做为的是严禁杀人、伤人。严禁杀人、伤人，这是天下的大理。大王您虽然赐给我恩惠，命令司法官不杀我的儿子，但是我腹却不可不执行墨家的法律。”

腹没有应允惠王，最终杀了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人们所偏爱的，墨家钜子腹忍心杀掉自己心爱的儿子去遵行天下大理，可算得上公正无私了。

古代典籍记载的其他墨家弟子还有：“缠子”（《论衡·福虚》），“夷之”（《孟子·滕文公上》），谢子、唐姑果（《吕氏春秋·去宥》），某翟（《庄子·列御寇》），田系（《吕氏春秋·当染》），相夫氏、相里氏、邓陵氏（《韩非子·显学》），五侯、苦获、已齿（《庄子·天下》），等等。

六 近代鲁山及其周边地区墨家组织

秦汉以后，墨家的影响开始衰落，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思想便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各类史籍中也罕觅其踪。然而，墨家的传人并未完全消失，在墨子的故乡，也是古代墨家组织活动的中心——河南省鲁山县，有关墨子的信仰一直在民间流传，直到20世纪中期。但是，这些信仰墨子的团体主要活动于民间且活动较为分散和隐蔽，往往出于自保或者其他原因而形成相对秘密的组织，故不为组织外的人所熟知，更无法见于各类史志。所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鲁山县开始重视对此类组织相关资料进行采集、整理和保护，使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近代鲁山地区墨子信仰及墨家组织的概况。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20世纪上半期，鲁山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着以下几种以墨子为信仰对象的团体：一是成义堂；二是堂匠班；三是白衣堂。除此之外，在鲁山民间还有大量供奉墨子的庙、祠等，拥有大批组织相对松散的信众。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主要讨论成义堂和堂匠班等组织较为紧密且影响较大的团体。

（一）成义堂

成义堂，也叫诚义堂、劝善居、劝善台，是宣传墨家思想的一种民间组织。据鲁山县文化馆郑建丕先生调查：瀼河乡瀼东村村民刘丙臣（口述时83岁）原来是“成义堂”成员，他回忆说：

成义堂的人，都称讲学劝善的人为先生，外边老百姓都称这些先生为善人。他们有庙会、逢集时就不错过机会，在会上、集上设台念《墨经》，平时不赶庙会时，他们让我推着独轮车，带着布蓬及赶会宣传的用具去各村宣传。在不外出讲学时，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到“成义堂”，听先生们诵经说书。[15]

鲁山的“劝善”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有活动的。他们的诵经用语基本在《墨子》原著中都能找到，老百姓对这些组织的称呼也能在《墨子》原著中找到原话、原意。如称“成义堂”“劝善居”等组织的教学活动为“劝善”，称讲道人是“善人”，称听道是“闻善”，说经典的内容是“善言”，说人们做好事是“善行”等。

瀼河乡赊沟村李小旦在世时是“成义堂”成员，人称“李善人”。他不光在讲经劝善时诵说《墨经》，在平时也与人为善，扶贫解困。据当事人郑光荣、杜建荣、苏庆伦等人的回忆说：

每年春荒之季，李善人都拿出自家部分口粮来接济穷人，特别是民国三十年（1941）荒灾，他自己十多亩红薯只刨了十多担，够自家吃后，其余的让给居近的人们了。

郭成智先生《墨子鲁阳人考论》记载：

“成义堂”群众又称“善书堂”，也有人说是“念善书”的。这部分人，非僧非道，既不敬神，也不立庙，只尊墨祖（墨子）。他们既无专门集会场所，也不讲修仙成道，只劝善禁恶，济世救众。每逢哪里有古会，他们就搭起篷来，让人们听他们诵读经书。“成义堂”内部，对主持人称“善钜”，对外称先生，群众则称他们为善人。1949年前，他们还遍布全县，以致于鲁山县相邻的一些县，也有成义堂的活动。[16]

从上面的调查材料可以看出，在鲁山县及其周边地区，成义堂是一个有着相当社会影响的团体，他们以宣传墨子思想为主要职责，可以视为墨子思想的重要传人。

（二）堂匠班

关于堂匠班，郑建丕先生也做过调查。[17]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访瀼河乡黑石头村的杨清海老人时，杨清海老人回忆说：

在旧社会，我经常担柴卖草，有时在山里常和“堂匠班”的人打交道，他们经常是互帮互助，相互接济，同敬墨祖。时间长了，我听着人家讲的也有道理，说的尽是让人行善做好事，并能得到帮助和接济。我那时也年轻，想着也怪实际。一来二去，和他们熟了，也就加入了“堂匠班”。

熊背乡横梁河村的李凌奇，在接受访问时说：

我今年68岁了，祖籍原来是本县董周乡人，13岁那年，随父亲讨荒到岭西（石人山一带），在那里由于生活所迫，我讨了两年半饭后，就也随人家大人们干活，开始不知道为啥每天中午吃饭时，送饭的把饭送到山上，干活的人都集合齐了，也不让吃饭，得先有领头的讲一节经，先是读给大家听，再领着读几遍，才让开始吃饭。讲的都是颂扬墨子的故事和让人行善事能有好报应的小故事。在这个组织里人人平等，没人偷懒，领头的带头干活，像我这样的小孩处处受到优待。在山上搭起的工棚里，有用松木刻的墨祖像，晚上每人都有一次朝拜，平时纪律很严，谁在这个组织，必须在自己的内室设一个墨祖牌位。

根据郑建丕先生调查，像杨清海这样参加过“堂匠班”墨家组织的人，在鲁山一带，约有上千人。因此，可以认定“堂匠班”是墨家组织的一种延续。

另外，据曾经亲自参加过“堂匠班”的栗凌岐老人回忆，墨子所在地的“堂匠班”，仅在他的家乡鲁山西部山区活动。但由于它具有干活效率高，互相交流技术和增强抗拒自然灾害等优点，所以很快流传开来。别的山区也模仿组织起很多班子干活，也起名叫“堂匠班”。解放前，在伏牛山区存在成百上千个“堂匠班”，小的有十几人，大的有二十几人，和现在的居民组差不多，更类似建筑队……他记得在开班典礼上，领班的召开全班人员会议，敬设墨子牌位，众人跪在牌位前面，领工的先上三炷香，并祷告说：“求墨爷保佑风调雨顺，全班平安。”众人也跟着学一遍。然后众人坐下，领工人讲墨学大义……在讲完上述内容后，接着宣布几项纪律，要大家共同遵守：

一、遵照墨子遗训，团结互助，勤俭办事，为办好堂匠班的事情共同奋斗；

二、按时上（工），按时下工，不迟到（不）早退，有事要请假；

三、互学技术，提高效律，保证产量；

四、同工同酬，换工干活，做工少，用工多的要付合理（适当）报酬；

五、意外收入，如刨到药材等，收入归班集体所有，按劳分配。[18]

与成义堂不同，堂匠班是信仰墨子的人为了推行“兼爱”而成立的一种互助组织，实际上是个“农家施工队”，专门帮助穷人修房盖屋、挖渠垒堰，由信奉墨家的各种工匠组成，规模多在20—30人之间。

（三）其他墨家传人

郑建丕先生在《关于“墨教传人在鲁山”的调查资料》中列举了墨子在鲁山传人的一些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瀼河乡黑石头村有一位年仅39岁的墨教传人。他叫尹辰太，是个农民，因母亲常年有病，多于庙上求神，在意外中，发现了墨子的传人姜套。

……

尹辰太问，这里就敬啥神，姜套说：“这里敬神可多了，但我主要是信奉墨祖，我师父陈善人把这摊子交给我了。让我续传墨祖道义，使人们从墨祖的道义中受到启发，扬善除恶、抗暴济贫，有道相教，有难相帮，渡众人出烦恼，救世济贫，孝敬父母。”

有了调查线索就顺藤摸瓜，于1992年7月12日到9月26日，分别在二郎庙、上汤、中汤、程庄、瀼河、熊背、宝山、江河等地召开寻找墨子传人座谈会，发现了清末至今未间断的传人八个。他们分别是：王实先生（现年117岁）。王四宾先生（现年94岁）。李旦，住鲁山县瀼河乡赊沟村，现年107岁。赵喜，现年96岁。辛加功，住赵村乡十亩地湾村，现年78岁。姚玉仙，女，住鲁山县瀼河乡稻谷田村，现年62岁。李江，住鲁山县辛集乡尚王村，现年56岁。尹辰太，住鲁山县瀼河乡黑石头村，现年39岁。[19]

（四）成义堂、堂匠班与先秦墨家组织的异同

从上述资料记载情况来看，20世纪上半叶，鲁山县及其周边地区信仰墨子的民间组织主要有以宣传墨子思想为主的成义堂和以推行墨子平等互助精神为主的堂匠班。从名称上看，二者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此前的调查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采访。除此之外，在鲁山县城还有一座专门出租孝服的白衣堂，也是奉行墨子“节葬”思想的一种互助组织。

成义堂和堂匠班在组织和功能等方面与战国时期墨家组织异同比较：

第一，在组织结构方面，成义堂的主持人被称为“善钜”，其中的“钜”字与墨家“钜子”的“钜”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说“善钜”是“钜子”的一种演变，只不过“善钜”只是墨家组织成义堂各区域分支的领导人，其影响力和权威性根本无法与“钜子”相提并论。堂匠班中的领班与成义堂中的“善钜”类似，也是众多同类组织中的一个负责人，他们除了领导全班工作之外，也有宣扬墨子思想的职责。总体来看，近代的墨家组织似乎没有了先秦时期墨家组织的“钜子”这种统领全局的领导人，或许正因如此，近代墨家组织的结构比较松散，活动区域和影响力也大受影响。

第二，在组织功能方面，近代墨家组织保存了先秦时期墨家组织的主要功能。成义堂成员经常赶会、赶集，宣传墨子的精神，劝人向善，言善语、行善道、做善事，可见是以宣扬墨子思想为主的团体，起到了宣传组织的功能。而堂匠班则是“互帮互助，相互接济，同敬墨祖”，在这个组织里人人平等，没人偷懒，领头的带头干活，小孩处处受到优待，体现了平等互助功能。但是，不管是成义堂还是堂匠班，都已没有了军事色彩，这是与先秦墨家组织功能的一个显著区别。

第三，近代墨家组织延续了先秦墨家严明的纪律，这集中体现在堂匠班的劳动纪律方面。在山上搭起的工棚里，有用松木刻的墨祖像，晚上每人都有一次朝拜，平时纪律很严，谁在这个组织，必须在自己的内室设一个墨祖牌位。并且在每次的开班典礼上，领班都要宣读几条必须遵守的纪律，像按时上下工、同工同酬和意外收入交公之类的，这些都是有别于普通民间施工队的。

总体看来，近代信仰墨子的团体虽然已经没有了先秦时期名家大派的辉煌与气派，但其对墨家思想尤其是“兼爱”“节用”“节葬”等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却并未受到影响，他们在组织结构、功能和纪律等方面与先秦墨家也是一脉相承。由此可见，近代鲁山县信仰墨子的组织是先秦墨家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墨家传人为了适应不同社会环境对其组织形式和功能进行了适当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