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墨子其人
墨子虽然创立了能够与儒家思想分庭抗礼的墨家学说，但其思想中有太多代表平民利益的成分，而这与统治阶层稳定统治的需要相去甚远。因此，墨子死后，墨家学派逐渐衰落。随着儒家思想的最终胜出，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墨家思想也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时光飞逝，转眼间两千多年过去了。当今人怀着敬仰的心情再去膜拜这位“平民圣人”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思想光芒竟然丝毫不能掩盖他身世的神秘。越是如此，人们便越想揭开他神秘的面纱。近年来，围绕着墨子的姓氏、里籍和生平事迹，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 墨子的姓氏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是与儒家并驾齐驱的名家大派。然而与儒家创始人孔子不同，墨子不但没有明晰的家族世系，甚至连姓名都成了疑问，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在宋代以前，墨子的姓氏并没有人提出过疑问，各种史籍中有关墨子的记载都称其为“墨翟”，即姓墨名翟。如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墨子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72年左右，二人虽无缘谋面，但生活年代只相差几十年。当时，儒家与墨家的竞争十分激烈，孟子作为儒家的领军人物，出于竞争需要，对墨子本人和他的理论自然会有深入研究，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氏。所以，他称墨翟为“墨氏”、杨朱为“杨氏”应是以他们的姓氏来称呼二人。也就是说，墨翟以“墨”为姓氏没有什么疑问。除此之外，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墨子的记载是：“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同样称墨子为墨翟。宋代郑樵在其《通志·氏族略》中引用《元和姓纂》说墨子：“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郑樵对墨子姓墨以及其姓氏源流作了进一步说明，对后世研究墨子家世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墨子姓氏提出疑问是从元代伊世珍开始的，在他所著《瑯嬛记》一书中引用了《贾子·说林》中有关墨子的内容：“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乌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遂名之。”但《贾子》一书并不存在，它是伊世珍凭空臆造出来的，所以这种对墨子姓名的记载并不为人所重视。然而，清代周亮工却信以为真，并在其《书影》一书中说：“墨子‘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而清末的江瑔则更进一步，在其所著《读子卮言》一书中，专门有一篇《墨子非姓墨》的文章，文中列出八种理由，来论证墨子并非姓墨。[1]对于这八条有关墨子姓氏的论述，很多学者都认为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其中，冯成荣先生在《墨子行教事迹考》中对以上说法逐条进行了驳斥，[2]这里不再赘述。总体看来，墨子姓墨名翟是自古以来得到公认的一种说法，也得到了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
二 墨子的生卒年代
墨子生卒年代于史无载，司马迁《史记》模糊地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班固《汉书》认为是“在孔子后”。但二人均未做详细考述，因此，后人只能根据《墨子》等书的相关事件与所涉及的人物进行推算。
关于墨子的生年，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将其定为公元前468年；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定为公元前490年；刘汝霖在《周秦诸子考》中定为公元前478年；吴毓江在《墨子校注》中定为公元前488—前478年；钱穆在《墨子事迹年表》中定为公元前479—前467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定为公元前500—前490年；任继愈在《墨子生卒年简考》中定为公元前480年；李树桐在《墨子生卒年代考》中定为公元前496—前492年；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定为公元前480年。由于上述研究者在确定年代时所使用的依据不尽相同，考证方法也有差异，因此才导致出现了比较大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末，墨学研究专家徐希燕在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考证的基础上，综合各种与墨子生年相关的资料，推算出墨子的生年应该为公元前48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3年。[3]
关于墨子的卒年，也是众说纷纭。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将其定为公元前376年；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定为公元前403年；刘汝霖在《周秦诸子考》中定为公元前397年；吴毓江在《墨子校注》中定为公元前402年；钱穆在《墨子事迹年表》中定为公元前394—前384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定为公元前380年；任继愈在《墨子生卒年简考》中定为公元前420年；李树桐在《墨子生卒年代考》中定为公元前407—前403年；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定为公元前397年。据徐希燕推算，墨子大约卒于公元前389年，其误差不超过5年，也就是说，墨子卒时约为90岁。
徐希燕先生关于墨子生卒年的推算集合了此前研究者所采用的各种依据，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其结果已被学术界所接受，成为目前有关墨子生卒年最具影响的推算结果，即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3年），卒于公元前389年（前后误差不超过5年）。
三 墨子的出身
有关墨子的家世出身，史书同样鲜有涉及。只有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中引《元和姓纂》说墨子：“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但仅凭这寥寥数语，我们只能推断墨子可能是孤竹君后裔，已无法反映其家庭出身。因此，与姓名和生卒年一样，墨子的出身也充满了疑问。自清末开始，不断有学者对墨子出身进行深入考证。梁启超针对《史记》中“盖墨翟宋之大夫”一句进行分析说：“墨子为宋大夫之说，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外，还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但我也不敢深信，查本书中，绝无曾经仕宋的痕迹，太史公或因墨子曾救宋难，所以说他仕宋，其实墨子救宋，专为实行他的兼爱主义，哪里论做官不做官呢？《贵义》篇曾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当时的宋国，就会行其道听其义吗？墨子是言行一致的人，如何肯立宋之朝，所以我想，墨子始终是一个平民，没有做过官的。”[4]梁启超的看法得到了众多研究者认同，台湾学者冯成荣进一步分析道：“墨子前往楚国止楚攻宋以前，是未曾做过官的。因为墨子在楚惠王面前自称贱人，贱人就是普通平民，也可能是农人、工人、匠人等下层社会一类的人物。墨子说服楚惠王停止攻宋后，返回鲁国途中经过宋国时，天正下着大雨，宋国守城门的人，不准墨子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人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也就是没有做过宋大夫，否则怎能不让他进城避雨呢？再者就是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楚惠王时，穆贺也曾说，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足证这时候的墨子，仍然是平民贱人身份，没有做官。再其次就是墨子南游卫国时，车厢中载书甚多，这时候墨子仍没有出仕，由墨子自己所说：‘翟上无君王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以证明仍没有做官。再以后就是墨子游公尚过去见越王，越王听了公尚过的详细报告，认为墨子的政治理想很高明，就遣公尚过以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墨子就询问公尚过，越王是否有诚意施行他的政治计划，要公尚过回答。墨子还说，如越王确有纳贤之真心诚意，他就接受越王之邀约，否则就不前往越国，因为越王并无诚意纳贤，墨子宁可放弃高薪官职，绝不为利禄而动心或稍许改变其刚健不苟之精神，由此推断墨子未去越国接受故吴地方五百里之封。这可证明墨子仍未做过官，但太史公及班固都说墨子做过宋大夫，是根据什么理由，则不得而知了。”[5]冯先生分析十分透彻，从中可以看出墨子在绝大多数时间内是没有做官的。尽管他很有可能曾经短期为官，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改变其平民身份。
然而，上述讨论只能说明墨子成年以后的仕途遭遇，并不能证明其出身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身份。要想弄清楚这些问题，还要联系他自身的一些特点来分析。首先，墨子是一位技艺超群的能工巧匠，这很可能跟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对此，周长耀先生分析道：“他的出身，并不是一个贵族，而是一个缺少恒产的人，可能是工艺一流的人物。因为他懂得工匠的绳墨，而且制造过许多巧利的器具，他的技术，据说还超过工匠的祖师公输班！有一次，公输子花了三年功夫，制造了一只木鸢，能在天空中飞行，真是妙夺天工，可是墨子却以为这功夫不如他制造的木车，只用几块木头，花了一天的功夫便可载重五十石重的货物，非但耐用，而且可跑得很快很远，可是木鸢所花的时间久，却无功用，只是供赏玩罢了。由这一故事中，可以看出墨子的身世，他不仅懂得绳墨，而且能制造载物用的木车，这不是工匠一流的人物吗？”[6]
对于墨子的出身，冯成荣先生总结道：“由以上种种迹象看来，墨子确实是具有平民贱人一类的刻苦精神，工匠一类的手艺技巧，处士一类的道德修养，贤人一类诲人不倦的精神，有爱国的情操，有革命的智慧，有独到的眼光，有做事的魄力，有政治的头脑，有刻苦的能力，所以我们推断，墨子确实学过礼，学过音乐，学过工艺，是一位平民出身的教育家，社会问题的改革家，倡导非攻的军事家，不怕辛劳能说会道的外交家，墨子既是平民出身，确要立志革命，热心救世救人，奔走于鲁、宋、齐、郑、楚、越、卫等各国之间，努力倡导天下和平，并提倡节约、节葬、非乐等治世原则，反对奢侈浪费，主张人才出头，排斥帝王贵族以及军阀官僚，可能与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7]总的来看，冯先生的这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也就是说，墨子应该是出身于平民家庭，其青年时代曾经学习、从事过一些在当时被认为比较低贱的工作，这对其平民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推动。
除上述观点外，也有部分学者对墨子出身提出了一些较为独特的看法，如钱穆先生认为：“今按江氏疑墨为道术之称，其论极是。至说墨字之义，则尚有未尽。余考墨乃古代刑名之一。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额也。’尚书、周礼、汉书、孝经诸注疏，均以墨为黥刑。郑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墨罪是五刑中最轻的，古人犯轻罪，往往罚作奴隶苦工。郑司农说：‘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知墨为刑徒，转辞言之，便为奴役。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故遂被称为墨子。”[8]钱先生还对此列出了六条理由，极力论证他的看法。但因过于牵强，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广泛认可。
四 墨子的主要事迹
墨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衰微，大的诸侯国如齐、楚、秦、赵、魏、韩、燕等互争雄长，彼此间战争不断，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墨子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并且为了实现这些主张而奔走于诸侯之间，试图通过游说诸侯国君而实现自己的理想。从《墨子》一书和其他史籍中，可以看出墨子当年曾经到过宋、楚、卫、鲁等国，并留下了一些能够反映其政治抱负的事迹。
（一）墨子与楚国
墨子虽然到过许多诸侯国，但楚国始终是其活动中心。因此，墨子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活动记录，诸如止楚攻宋，献书楚王、游说穆贺，与公输盘论钩拒、辩巧拙，劝说鲁阳文君停止攻郑等。
1.止楚攻宋
墨子在楚国留下的事迹很多，但最有名的莫过于止楚攻宋，这也是《墨子》一书中记载最为详尽的事件之一。《公输》中载：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屈，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在这个事件中，墨子不顾个人安危，只身赴险，在朝堂之上严词驳斥贪得无厌的楚王，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充分体现了墨家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最终，凭借出色的辩术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说服楚王和公输盘放弃了战争，不仅自身化险为夷，同时挽救了楚、宋两国士卒和百姓，使他们免于遭受战火之灾。墨子止楚攻宋，因其浓重的传奇色彩，一直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为世人所传颂。
2.献书楚王、游说穆贺
与当时其他著名学派一样，墨家也试图通过游说诸侯国君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方面，墨子最典型的活动当属献书楚惠王以及游说穆贺了。这在《渚宫旧事》中有生动的记载：
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是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请过。”进曰：“百种以待官，舍人不足，须天下之贤君。”墨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将辞王而归，王使穆贺以老辞。鲁阳文君言于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书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9]
在《贵义》中，则记载了当时墨子游说穆贺的一段话，可以视为墨子献书惠王的补充：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药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后可也。”
墨子献书楚惠王，开始显然没有得到楚王应有的礼遇，而当楚惠王听从了鲁阳文君的劝告要封赏墨子的时候，墨子却认为“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没有接受楚王的赏赐，表现出了崇高的气节。
3.与公输盘论钩拒、辩巧拙
除了上文提到的止楚攻宋之外，墨子与公输盘在楚国还有另外一些事迹被记录在《墨子》一书中，首先是《鲁问》篇中两个人的钩拒之论。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
除了钩拒之辩，墨子和公输盘之间还有一次巧拙之辩，《鲁问》篇载：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公输盘作为工匠始祖，其技艺之高超自不必言。然而，墨子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真正的巧应该是实用的、能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技艺。那些只注重外表、华而不实的技艺不能为人们带来便利，不应该被称为“巧”，而应被视为“拙”。
4.劝说鲁阳文君停止攻郑
提到止楚攻宋，大家都知道这是墨子“非攻”的典型事例，然而，墨子提倡非攻的事迹并不止于此，《鲁问》篇中还记载了墨子劝说鲁阳文君停止攻郑的事迹。
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邻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傅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
墨子劝说鲁阳文君停止攻郑虽然没有“止楚攻宋”那么引人注目，但墨子的这番言论，却明确地表达了墨子的非攻、兼爱、天志等思想，是其将政治主张应用于实践的典型范例。
（二）墨子与鲁国
墨子时代，鲁国是当时著名学派——儒家学派的大本营，而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主张与儒家可谓针锋相对。因此，墨子在鲁国并不受欢迎，他在鲁国所留下的一些故事也多与儒墨两派之间的辩论有关，这在《墨子》一书的《公孟》《耕柱》《鲁问》等篇中有生动描绘。
1.墨子与公孟子辩论
公孟子就是公明子仪，曾子的弟子，当时的儒学大师之一。他和墨子之间曾经有过一些激烈、精彩的辩论。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糈。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炫，人莫之取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于此，善筮，一行为人筮者，一处而不出者，行为人筮者，与处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为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义钧。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
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闻之曰：宿善者不祥。请舍忽、易章甫，复见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请因以相见也。若必将舍忽、易章甫而后相见，然则行果在服也。”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在这场辩论中，公孟子只会用类比方法，言辞说服力不足。而墨子主张知识分子积极入世、干预社会，不仅立场好，而且论辩中采用多种方法，巧妙驳倒了对方，展现了高超的辩论技巧。
2.墨子与巫马子辩论
在《耕柱》篇中墨子与儒者巫马子也有一场精彩辩论：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于此，其一人者见子从事，不见子则不从事；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不见子亦从事，子谁贵于此二人？”巫马子曰：“我贵其见我亦从事，不见我亦从事者。”子墨子曰：“然则是子亦贵有狂疾也。”
在与巫马子的辩论中，墨子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机智与善辩，同时也阐释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
3.墨子与吴虑论义
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吴虑曰：“鼓而进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在这次辩论中，墨子不仅再次展现了其高超的辩论技巧，而且对推行“义”的必要性作了简要的阐释，令自比于舜的吴虑相形见绌。
（三）墨子与齐国
墨子在齐国的事迹主要记载在《贵义》和《鲁问》篇中。
1.墨子与故友论行义
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
墨子与故友的对话虽然不长，但其对道理的阐释却清晰明了，非常具有说服力。
2.墨子止齐伐鲁
齐将伐鲁，子墨子谓项子牛曰：“伐鲁，齐之大过也。昔者，吴王东伐越，栖诸会稽；西伐楚，葆昭王于随；北伐齐，取国子以归于吴。诸侯报其雠，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兼三晋之地。诸侯报其雠，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用是也。故大国之攻小国也，是交相贼也，过必反于国。”
子墨子见齐大王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试之人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凭借机智的辩才，墨子最终说服了齐太公，放弃了攻打鲁国的计划。
（四）墨子与卫国
墨子在卫国的事迹主要记载在《贵义》篇中。
1.墨子与弦唐子论读书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墨子这段关于读书的言论，深得其中精要，体现了其因人施教的教育理念。
2.墨子与公良桓子论治国之道
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今简子之家，饰车数百乘，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吾取饰车食马之费，与锈衣之财，以畜士，必千人有余。若有患难，则使百人处于前，数百于后，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
墨子将国与家相比，生动地指出了奢靡之风的危害，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之道。
3.派弟子仕卫
墨子与卫国关系比较密切，曾先后两次派弟子到卫国做官。《贵义》篇载：
子墨子仕人于卫，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也。”
在《耕柱》篇中则记载了墨子另一名弟子高石子与墨子的一段对话：
子墨子使管黔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陷人长也。”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
墨子的两个弟子都在卫国做官，一个因为嫌俸禄少而离开，另一个因为自己所追求的道义得不到认同和实行而离开。从墨子对待两个弟子完全不同的态度来看，墨子深明大义，并对其弟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墨子与越国
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过许诺，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曰：“吾以夫子之道说越王，越王大说，谓过曰：‘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
面对五百里封地的赏赐，墨子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心中的道义，可见墨子人格之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