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你的数据域隐私安全吗

不可否认，大数据是有原罪的。

举一个例子：你和你的朋友，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个打车软件平台，到同一个目的地，或者用同一个在线旅游平台订同一趟航班的机票，有可能你们两人会分别看到截然不同的价格。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些平台公司，掌握了你们两人的消费数据甚至是财产数据，分析出谁对价格更敏感，进而区别定价。大数据“杀熟”的背后，其实是数据泄露、隐私贩卖与动态定价等违背道德与法规的阴暗手段。

这一切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对于以我们个人为主体的数据，我们自身却无法掌握与运用，只能沦为各大互联网公司争相抢夺的金矿。

我们从大数据的背后，可以看到一个商业逐利的世界。一方面，数据越清晰、越全面、越真实，就越有利于个性化生产，避免资源浪费，比如精准营销、个性化页面、私人定制服务；另一方面，数据又带来了信息茧房与信息窄化的风险。

大数据“操纵”人心

大数据要求更加开放甚至是无限制的连接，但同时又将伤害个人的隐私和权利。这可以说是大数据时代最大的冲突与矛盾。大数据这一新兴技术甚至可以充当操纵社会民意的工具。

特朗普和奥巴马两任美国总统，都被爆出过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雇用数据科学家团队，间接通过社交网站收集了千万选民的海量数据。然后，再用大数据分析，根据不同类型选民的不同偏好，精准推送有利于自己当选的煽动性内容。

比如，对于义愤填膺的爱国者，推送打鸡血的文章，呼吁他们为美国而战；对于精英阶层，推送理性而高深的分析，获得他们的强烈共鸣；而对于反对派人士，则推送竞选对手的负面新闻，让他们对竞选对手彻底失望。最终，一举攻破这部分选民的心理防线，操纵他们的政治情绪，成功当选总统。

这类事件背后，我们不但看到了数据泄露问题，同样也看到了大数据可以成为影响、操纵、控制他人心理和观点的可怕工具。

我们很难想象，大数据和心理学相结合，能够爆发出多大的威力。研究人员发现，通过社交网站的数据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心理特质，其判断结果甚至比调查访谈这个人的亲朋好友还要准确。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社交数据，算法就可以自动判别一个人的心理特质，甚至仅仅凭借“点赞”数据就可以完成，因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每一个“点赞”背后都有原因。

如果掌握一个人在网站上的10个“点赞”，算法对他的了解就可能超过他的普通同事；掌握70个就可能超过他的朋友；掌握150个就可能超过其家庭成员；掌握300个就可能超过其最亲密的妻子或丈夫。

剑桥分析公司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们把8700万人的社交数据和美国商业市场上2.2亿人的消费数据进行匹配、组合和串联，找出谁是谁，然后就性别、年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职业专长、政治立场、观点倾向等上百个维度给选民一一打上标签，进行心理画像，建立心理档案，再通过这些心理档案开展分析，总结出不同人群的希望点、恐惧点、共鸣点、兴奋点、煽情点以及“心结”所在。

掌握了一个人的“心结”，就可以评估一个人最容易受哪种信息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信息该如何包装、如何推送，才能搔到接收者的痒处，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选择和判断。

现代广告业已经有上百年历史，它和心理学的发展紧密相关。从20世纪头十年开始，广告商就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如何编辑、呈现信息，希望以情动人，感召大众掏出钱来。

这个过程就好像爱迪生为了找到灯丝的最佳选材，连续做了1600多次试验，最终发现了钨丝一样，广告商通过不断试错发现了组织、呈现信息的最佳配方。心理学已经证明，人类虽然有理智，但人性中也有很多“漏洞”，人类大部分时候都会被情感左右，一些简单的伎俩就可以影响、操纵人类的情感。

所以，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在于，仅仅通过公开的数据，互联网就可以成为影响、操纵、控制他人心理和观点的媒介工具，那么这就不仅仅是隐私侵犯，而是心理入侵、思想入侵、意识入侵。

那么怎么办呢？为了保护公民的数据隐私，2018年，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不仅明文规定，除非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比如公民自愿或同意给予，否则企业不得收集或处理任何一个公民的数据，还尤其赋予了公民个人对于数据访问、整改、移植和删除等权利。如今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条例已经成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参照标准。

数据产权的未来归属

实际上，这里我们已经触及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数据作为一种新兴资产，它到底应该归属于公有还是私有？归属于数据主体还是产生数据的网络平台、巨头公司？

众所周知，在大众认识到数据的价值之前，一系列互联网公司就已经完成了对大众消费者数据的掠夺和积累。它们拥有了庞大的数据资产，但这些用户数据如何被使用，被谁使用，有多少拷贝，保存在哪里，用户一无所知。

而更让我们不满的是，因为海量数据的商业价值，资本市场给予了巨头公司巨额估值，但这些数据的贡献者，也就是用户本身，却丝毫分享不到一丝由此带来的资本溢价。

虽然对单个消费者来说，一条数据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但当无数的消费者都把数据沉淀在一个平台之上，价值则开始凸显和放大。平台可以通过算法对这些消费者进行自动窥视和推算，向他们推送精准的广告，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商品服务。

广告就是收入。我们从阿里巴巴和百度的财报中可以看到，广告收入占比一度超过了80%。不只是阿里巴巴和百度，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靠广告收入生存。

互联网巨头之所以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其基础正是借助对这些数据资产的运营，它们通过数据“读心”，掌控消费者，实现供需关系的精准匹配，从而赢得了广告主的青睐。

互联网巨头通过我们的数据赚取巨额利润，但作为提供数据的消费者，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是我们要应对的另一个数据产权问题。

面对这一难题，我们是否应该停止向巨头公司继续贡献数据呢？殊不知，这基本上等于切断人类通向数智化时代的道路。那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区块链引发的通证经济模式，给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把个人数据都放到一条公链的各个区块上，有第三方想使用个人数据，就必须经过数据主体的认证与同意，认证的过程也是经济价值交换的过程，同时还会留下不可篡改的使用痕迹。

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本质上讲，大数据的原罪，其实更是人性的原罪。所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区块链个人数据公链以及数据脱敏等法规制度与技术模式，不仅是在弥补大数据技术的道德漏洞与产权问题，更是在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约束。

我们无论是谈论大数据隐私、大数据产权还是人性道德，都绕不开一个结论，那就是新隐私观的建立。因为即使是隐私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也会出现新的态势。

例如，被舆论频繁诟病的“大数据杀熟”，是通过算法对数据的自动处理实现的，主观上它没有泄露任何人的数据。我们使用“今日头条”，它可以根据个人浏览点击的记录推测出个人喜好，做出精准推送，个人信息看似被泄露了，可是处理这些信息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算法和机器。它们自动运行，自行匹配，人为干预的程度很低。

那么，这种情况该不该简单地被认定为侵犯个人隐私呢？你的数据都是算法和机器在处理，并没有被泄露给“人”，在一定程度上，你的隐私并没有受到“人为”的侵犯。那么，我们的数据需不需要对算法和机器保密，这才是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不会介意自然环境在注视或监视我们，那是否介意算法和机器注视着我们？或者说，我们应该介意吗？未来，算法和机器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让机器了解我们，向机器开放我们的数据，这恐怕是通向智能时代、机器人时代、人机协同时代唯一的选择。

高透明社会

你一定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大数据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这一点也不奇怪。大数据时代，我们购物、出行、运动、睡眠、起居与饮食等绝大多数行为，以及人脸、指纹与基因等基本特征，都被数据化地记录下来，我们的数据画像越来越丰富、清晰和立体。

在大数据的视角下，我们作为单一个体的颗粒度越来越高，已经拥有了一个数据化的身份证，而且远比实体世界的身份证信息含量巨大得多。当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这两种身份证是可以打通互联的。一个高透明社会，就此应运而生。

这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思路与手段。政府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每一个公民建立一张数据化身份证，记录教育、医疗、交通、社保、消费甚至犯罪等行为数据，不但可以为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还可以通过数据脱敏处理，屏蔽涉及隐私的敏感信息，开放给社会公众，用于生产生活相关信息查询与大数据应用创新。

比如，2013年开始，中国就发起了“精准扶贫”行动，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中国7000万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这里的“精准”，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不仅要识别清楚贫困人口与扶贫对象，更要获得多维立体的目标人物画像，从而实施针对性、个性化和精细化的扶贫措施。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大数据实时掌握扶贫对象的动态信息：拥有多少人均居住面积或耕地面积？年均收入与消费有多少？家里几口人，各自的情况如何？因为生病或灾害等什么原因导致贫困？

同样，在社会治安方面，大数据更是大有用武之地。比如，通过人脸识别、人物画像、关系挖掘、轨迹跟踪与行为预警等手段，精准地实现对犯罪行为的防范、预警、布控与打击。

高透明社会带来的福利，与大数据安全隐私，就像一对善恶迥异的孪生兄弟。如何“惩恶扬善”，这就需要人类社会在道德、法制、经济与技术等各个方面协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