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下等文学的科幻小说

科幻业者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来自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他在一篇为克拉克撰写的科幻小说前言中，曾经说：将来最严肃的文学作品恐怕要到科幻小说中去寻找。这里所说的最严肃的作品，指的是主流作品。而主流作品的定义，则是那些被某个时代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所框定的经典。宣称在未来的某个时代，知识分子将钦定科幻文学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反过来已经证明，科幻文学至少在当代，仍然属于经典之外的文学，仍然属于被知识分子所嗤之以鼻的非严肃文学。

对科幻文学的非经典性和非严肃性，许多人抱有强烈的愤慨。但情绪反应是一回事，真实的状况是另一回事。不把这个问题分清，科幻文学的研究和理论的生成，将变成一种空中楼阁。本章将对科幻文学的状况进行一次系统考察。

1．蝙蝠、怪鸟和灰姑娘

2003年6月17日早晨5点，科幻作家郑文光在北京去世。2010年之前的二十年中，郑文光默默无闻，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创始人。1954年，他第一个以科幻小说的名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从地球到火星》。新中国文学由此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具有时代感的品种。该作品第二年被编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严文井主编的《儿童文学选》，郑文光也由此进入新中国文学的聚焦光心。1956年，他应邀参加全国青年创作座谈会并在大会发言。同年，他发表了小说集《太阳探险记》并翻译了苏联科幻小说。郑文光的科幻文学创作在“文革”期间终止。随后，他放弃文学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文学史研究，并撰写了《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中国天文学源流》等著作。1978年，他按捺不住创作的热望，回到科幻领域“重为冯妇”。他的小说《飞向人马座》一举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儿童文学奖。此后的两三年中，他发表了另外三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重要的中短篇小说，在科幻文学领域建立了国内和国际声誉。香港英文刊物《亚洲2000》发表文章认为，郑文光是亚洲很少的几个具有高水准的科幻作家。但就是这位在国内外声誉卓著的作家，却在这一时期多次谈到，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科学文艺，已经成了童话中的蝙蝠，既不是鸟也不是兽。

对科学文艺这个园地，值得付出更多的关心，更大的注意，更精心的培育。“科学文艺”这个词听起来好听，又是科学又是文艺，但是科学界认为它是文艺作品；搞文艺的，又认为它是科学，结果成了童话中的蝙蝠：鸟类说它像耗子，是兽类；兽类说它有翅膀，是鸟类。弄得没有着落。

“鸟兽之辩”成了当时中国科学文艺的主要辩论内容之一。而在这个时代里，科学文艺中最繁荣的部分就是科幻小说。据不完全统计，在1979—1984年，有关科学文艺的争论达十几起，其中多数针对科幻小说。不允许争辩的批评或批判，则数量更多。

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一方面，科幻文学在读者和作者中持续升温；而另一方面，科幻文学的归属出现了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被儿童文学所看好和承纳的科幻作品，现在受到了儿童文学领域的强烈质疑。科普界也开始对科幻文学做出排斥表示。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科普界就已经对科幻文学过分繁荣的状况感到不安。一些人撰文想要匡正这一创作方面的不平衡现象，呼吁更多的非文艺性科普作品的产生。更有人认为，科幻文学其实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至少要极大提高科幻文学的科学水准。郑文光的“鸟兽之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

其实，让郑文光等科幻作家感到不公的现象并非仅仅来自儿童文学和科学普及的小圈子，还来自文学大圈子对科幻作品的漠视和低估。1980年，郑文光在《答香港〈开卷〉记者吕辰先生问》（1981）中提到，他从1956年开始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至今已经24年。但他只被儿童文学的会议邀请，中短篇小说的会议、各种题材小说的会议从来没邀请过他。“当然，我不是想多参加会议，我现在的会议已经太多了！”他颇为自嘲地说。

郑文光是否不想多参加会议，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确实希望加入严肃小说、主流小说方面的作家圈，这一点从访谈中多有流露。其实，科幻作家中的极少数，也确实被吸纳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甚至受邀请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1979年11月23日正值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光明日报》记者史美圣、黎丁撰写了一篇报道《新松恨不高千尺》（1979）。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把来自四川大学的著名作家童恩正称为“百花丛中飞出的怪鸟”。

童恩正出生于1935年，是跟郑文光齐名的中国科幻泰斗。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科幻创作，“文革”前就发表过小说《古峡迷雾》。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珊瑚岛上的死光》，一举获得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与郑文光的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身份一样，童恩正是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在到四川大学工作之前，他曾经在电影制片厂担任过编导。这与郑文光进入科学院之前曾经担任过《文艺报》和《新观察》编辑非常类似。

童恩正与郑文光对科幻文学艺术到底是鸟还是兽的感叹类似，但稍有不同。《光明日报》的文章说，童恩正向记者表示“要为科学文艺争一席地位”。因为当年虽然他的小说被评奖，但据说有些文艺评论家并不认为这是文艺作品；而当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时，据说又有一些科学家从科学角度提出许多不同意见。

引发最大争议的是叶永烈。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红的科幻作家中，叶永烈是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他是科幻和科普领域最勤奋、优秀作品最多、最受读者青睐的作家，是唯一的全国“科普先进分子”。他的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第一版就发行了一百六十万册，创科幻小说单册发行的最佳纪录。叶永烈为人谦逊，他推高士其为自己创作的导师，为高士其立传，传扬高老的为人和为文。他走遍全国各地，替科普作家协会做报告和讲演，希望传递科普创作的经验。但即便如此，他的作品依然在随后的日子里被戴上了伪科学和精神污染的帽子，被认为是一种思想上错误、科学上荒唐的产物。叶永烈则愤愤然地写出了一系列以“灰姑娘和科幻”为题材的文章，为自己和整个科幻文学鸣冤。

蝙蝠、怪鸟、灰姑娘，这些词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阴性或负性的。很少有人用这些词汇称呼自己。至少在事态没有严重到必须采用这些词汇的时候，人们还是倾向躲避这类标签。但是，考察上述作家的作品，我们确实可以看出，这些称呼也并非一点没有价值。郑文光的科幻小说除《黑宝石》属于现实题材、讲述少先队员到山野中采集标本发现陨石外，其他作品全部超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太空探险小说与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相距甚远。因为早在1955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前的两年，他就企图利用载人飞船靠近太阳。到1978年，他又用这样的飞船超越黑洞。在任何一个懂得一点天文学或航天技术的人来讲，这样的飞行确实离现实太远。至于在海底发现外星人的基地，驾驶着人造翅膀在城市楼房中上下翻飞，通过时间蛀洞从火星的未来返回，则更是带有童话色彩的幻想。至于说他撰写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如何改装时光机，结果扭转了生物进化的方向，把进化变成退化；他描述中国的外太空考察队在地球的镜像星球上发现了包含着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文革”历史的录像的故事，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反思。这些都跟人们脑海中以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为基础构思的科幻小说相距甚远。难怪他所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同事都把他当成某种异类，并告诫其他想要从事类似创作的人千万杜绝自己的妄念。也是出身于北京天文台但时代稍晚些的另一位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教授回忆，他的同事曾经友好而谆谆地告诫他说：“你难道想当郑文光吗？”

跟郑文光超越技术、超越政治现实的创作完全一致，童恩正也曾经让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用一枚微小的电池能源发射出能使飞机坠毁的死光，让曾被长期在政治话语中带有负信息的“海外华人”形象重返正面。此外，他还给自己的小说带上了强烈的历史感和民族感。在他的眼中，三峡两岸绝壁上的洞窟中盛满了古代民族迁徙的秘密，西藏雪山喇嘛庙中的佛龛保存着能召唤鬼魂的魔笛，五龙县的洞窟中地球上最后的恐龙在寂静地等待，在四川省各地深山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石笋，是古代来自太空的、正在等待着重新启航命令的星际飞船。他第一个在科幻文学领域中复活了《列子·汤问》中有关“偃师造人”的历史，并给这段历史一个科学注解。他还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古典小说《西游记》搬入现代，让唐僧师徒前往20世纪末期的美国去盗取“差异文化”真经的人。虽然童恩正的科幻小说没有郑文光小说那种肆意纵横的宏大世界和瑰丽色彩，但却有着超过郑文光的扎实的历史、民族情怀和厚重的黄土色彩。能用幻想文学承受了如此沉重的现实担当，这不是个异类又是什么？

叶永烈不走太空的通路，也不背负黄土的厚重，他选择跟少年同行，选择展示孩子们所渴望的、超越此时此地的明日世界。他对科技前沿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和好奇心，而这恰恰能使他的小说充满了各种技术奇想。在他的小说中，喜马拉雅山高高的顶峰上保存着活的恐龙蛋，广东沿海的渔民学会了利用海藻在水下放牧马群，实验室中炸掉鼻子的科学家可以利用“生长刺激素”重新获得第二个器官。他看起来不太注重对小读者的政治教育和情绪培养，在他的眼中，送孩子到达未来，已经是对他们的最好的情感呵护和动机培养。当然，他也会表达自己对未来发展的一些特别关怀，那就是对科研道德的关切。但这些故事，在那个科技工作还远未成为社会主流职业的时代里，确实过分超前。

创作过这些超前的、越界的、异类作品的作家，声言他们被边缘化，他们的努力没人关心，他们不被邀请参加主流创作的会议，确实可以理解。特别是在那种还未脱离政治思维、教化思维、肤浅的机械马克思主义思维时代里，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毫无疑问就是边缘。

但是，边缘的人永远希望成为主流，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上述对科幻文学受排斥、压制状况的不满，反映在作者的声音中，就是为自己的创作正名。时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郑公盾撰写过大量为科幻文学呼吁和正名的文章。在《科学家们，请支持科幻小说》（1981）中，他勇敢地站出来向当时的科协主席、科学权威伸张正义，勇敢地提出“幻想是生活所必需的”。在《我们需要科幻作品——祝〈科幻海洋〉创刊》（1981）的长文中，他从科幻作品的好处、科学需要幻想、科学幻想培养和造就了科学家、世界科幻发展的繁荣状况、科学幻想是生活的必需等方面全面论述了科幻作品对中国科学及社会发展的好处。在《李约瑟博士谈科幻小说》（1981）中，郑公盾将自己跟这位科学史专家讨论科幻作品，相互介绍各个地区科幻的情况全面地记录下来。他还不厌其烦地将李约瑟推荐的《梦》、《黑暗的左手》、《被放逐的》（又译《一无所有》）、《幻想之城》、《天国之泉》（又译《天堂的喷泉》）、《2001年：太空漫游》、《太阳系》（又译《索拉利斯星》）、《星球的运转》等记录下来，转达给国内读者。孟庆枢撰写了《列宁和科学幻想》一文，试图用革命导师关注未来科技的事例提拉科幻的位置。时任《科学画报》社主编的饶忠华不但编辑了广为发行和流传的三本科幻年度选集《科学神话》系列，还组织人力编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大全》。在为《科学神话》第一卷撰写的《现实·预测·幻想（代序）》（1979）中，饶忠华和林耀琛通过考察历史，确认了“科学幻想往往是预测的形象化的延伸，它比预测更为迷人。科学一经和幻想结合，就像增添了一双强劲的翅膀，把人们引向更为遥远的未来，给人以遐想、启示和力量”。“科学幻想小说是一种以艺术手法展现人们开拓未来的作品，它是科普学的一个分支——科学文艺的一种体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向科学进军中，科学幻想小说不仅在普及科学知识和丰富想象力方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形式，而且在启示和培养读者热爱科学、献身科学方面，也是一种有利的工具。一篇好的作品，往往会成为未来科技工作者的引路人。”

科幻作家还大量收集并发表当代科技、文学和文化名人为科幻小说的地位提高所做的呼吁。例如，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科幻海洋》在20世纪70—80年代总共出版了六期。在这六期中，连续刊发了高士其、郭启治、茅以升、缪俊杰、华罗庚等人的文章，阐述他们支持科幻文学的观点。杂志还邀请茅盾为刊物题名，并发表了符真的短文《感谢茅公关怀，办好科幻海洋》（1981）的社论。另一个专业科学文艺刊物《科学文艺》（四川《科幻世界》的前身）则邀请马识图等人为其撰写文章。

报道海外科幻文学如何确定了主流地位，也是科幻人提升自己创作地位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战略。前述王逢振在《西方科学小说浅谈》中引用剑桥大学教授霍尔（又译霍伊尔）的话说，将来最高级的作品需要在科学小说中发掘。吴定柏在《美国科幻定义的演变及其它》（1980）中指出，像勒古恩、西尔佛伯格、德拉尼、迪什、乔安娜·罗丝等的作品已经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而主流作家小库特·冯尼格、约翰·巴斯、托马斯·品钦、迈克尔·克莱顿、威廉·巴洛斯、沃克·珀西、霍华德·法斯特、艾伦·德鲁里、杰齐·科辛斯基、奥利佛·兰格、赫克斯利（即赫胥黎）、安米尼·伯吉斯、威廉·戈尔丁、多丽丝·莱辛、叶甫根尼·扎米亚金、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伊塔洛·卡尔维诺、迪诺·布扎蒂、卡来尔·恰彼克、彼埃尔·布尔、赫尔曼·黑塞、豪尔赫·路易斯·布吉斯（即博尔赫斯）、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老舍、孟伟哉等都撰写过科幻作品。郭建中则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谈到科幻小说预言了环境污染。

此外，科幻作家们还大量翻译和引介西方文学界对中国科幻文学的评价，以证明自己已经比中国的主流文学界更早地进入西方。从1981年起，在科幻领域中流传的外国评论包括英国奥尔迪斯的《飞向“长城”星球》、日本《SF宝石》杂志发表结城彻赞扬叶永烈小说的文章《中国科学幻想小说的英雄——金明》和《中国的SF热》、深见禅的《中国SF新貌》和《现代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批评中国科幻小说民族主义与反苏主义倾向的文章《关于中国文学的某些现象》、香港《开卷》杂志对郑文光的专访、《亚洲2000》杂志发表郑文光小说《地球的镜像》、日本广播公司对郑文光等作家进行专访、日本成立了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会、叶永烈被邀请在瑞典的报刊和美国的《轨迹》上撰文、叶永烈为科幻理论文集《奇异的解剖学》撰写关于中国的科幻评论等也都被广泛报道。最为惊人的消息是，中国四位顶尖科幻作家和上海外语学院教师吴定柏被一个称为“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F）”的组织所接纳，成为其中的会员。这一带有荣誉性的信息令国人震惊，也令科幻人振奋。难怪叶永烈在多篇文章中都写道，中国“科幻文学会比主流文学更早走向世界”。

今天观察这些文章、言论、行为，我们可以发现，科幻作家在自己作品仍然得到读者欢迎的发行高峰中，未雨绸缪地想到了他们今后的日子将可能是冰火两重天。这种颇为神奇的预感使人惊讶。因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版科幻小说最多的海洋出版社和地质出版社在销售方面几乎成为文学领域异军突起的码洋冠军。《科学神话》和《魔鬼三角与UFO》在书刊市场大获全胜。而叶永烈更是科幻小说绝对的明星。他的多部作品被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一次次打破科学普及读物的销售纪录。但是，在这样的时代中，他们的发言没有一点成功的味道。恰恰相反，他们不断地抱怨自己的边缘地位，宣称自己的同类其实已经进入了主流。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想用一种反向的呼吁，以自己比主流文学更早地走向世界来吸引人们的眼球。这反而从另一个方面再次证明，科幻作品，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确实是一个边缘的存在。

只有边缘人才为边缘抱怨，才为进入主流而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