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恺撒和彼得

临近第六章结尾处，维吉尔认定，上帝及其神职人员就是“敌对势力”（VI.96），他们的到来，将标志着最后审判的到来，并预示着有罪之人的灵魂与他们的肉体重新结合。但丁将冥王、财神和第四层地狱的守卫布鲁托称为“大敌”（VI.115），维吉尔斥之为“该死的狼”（VII.8），这就表明，这第三名守卫是“母狼”的新形式，或新罗马君王和权力的形象。的确，布鲁托在嗫嚅中如是宣称自己（Hollander，2000，页140）。但丁称布鲁托为“残忍的畜生”，这使我们想起两个事实，即摇着尾巴、“狂吠不止”的米诺斯和基阿哥的猪形象。一方面，人的兽化和幻化为人形的诸神，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尤利西斯一行人落入基尔刻（Circe）及其魔法的命运。^[16]另一方面，在赫尔墨斯神的帮助下，尤利西斯成功抵住基尔刻的魔力，类似的情形出现在此处维吉尔打消友人的恐惧并战胜布鲁托力量的方式上——证明教会主教（pape satan）至上（allepo）的宣称虚无缥缈。听见维吉尔命他安静下来的喝令后，布鲁托马上瘫软下去，“就像那鼓足了风的帆篷，在桅樯折断时轰然落下”（VII.13-15）。事实证明，布鲁托的权力完全虚无缥缈。

当但丁将第四层地狱的居民所受的惩罚，比作一浪压过一浪的卡里布提斯（Charybdis）^[17]的情形时，尤利西斯及其航行便涌现在我们的脑海中（VII.22-24）。但丁直接将这种惩罚形式归因于神的正义（VII.19-21）。前一章已表明，在政治层面上，这种正义就是不义。这种“正义”造成两个竞争党派之间的“斗争”或军事演习，他们沿着圆的轨迹滚动巨大无比的重物，用胸膛推动它们，直到撞上反对党为止，这时，两派便往回走，一派叫嚣着，“你们为何聚敛钱财”，另一派则叫道，“你们为何挥霍无度”，竞争再次开始（VII.25-35）。在这场军事演习中，双方永远不可能获胜，皆为失败者。这是一场永远受到阻碍的竞赛，在竞赛绕行的轨迹上，不可避免地有一道绕不过的障碍。

根据那些削了发的人头，但丁成功认出，这场竞赛的其中一派的所有成员均为神职人员。维吉尔证实了这种臆测，并补充道，贪婪就是这些教士、主教和大主教为之付出代价的罪恶（VII.37-48）。他们就是敛财的“坏管理者”（ill-keepers），与那群挥霍无度的“坏施与者”（ill-givers）进行较量。但丁表示，他肯定能认出神职人员竞争者中的某些人，此时，维吉尔告诉他，这不可能：这些人自身的无知，阻碍了人们对他们的认识（VII.52-54）。至少，从这些神职人员来看，正是某种形式的无知，才使他们投身这场徒劳无功的竞赛。不过，维吉尔没有透露这些人所缺少的知识的确切性质、他们与对手陷入的“争吵”的性质，以及那些对手本身的身份。在《炼狱篇》（Purgatorio）中，但丁揭开了这个谜的谜底，在那里，我们看到与尤利西斯典故相似的一幕。

在《炼狱篇》第十四章中，诗人遇见图斯坎（Tuscan）同乡得尔杜卡（Guido del Duca），得尔杜卡宣称，波河流域（the Po valley）的居民，“本性大改，仿佛基尔刻女神放牧了他们”。得尔杜卡把这些居民比作“脏猪”、“狂吠不止的狗崽子”、群狼和“满肚子坏水的狐狸”。得尔杜卡宣称，他晓得这种普遍兽化的原因：“大伙儿避美德如仇敌，好像美德是蛇”。关于美德为何遭到排斥，他没能给出确定的解释（XIV.29-54）。

不过，但丁本人已表明，这种畏避美德的现象，是某种遍布欧洲的现象，并符合他在《地狱篇》第六章中关于兽化佛罗伦萨的政治教诲，但丁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基督教的权威：“主教谷”（valley of princes）是一个比得尔杜卡所指的基尔刻草原更富丽堂皇的地方、诗人眼中的意大利“妓院”（bordello）（《炼狱篇》，行76-78）。在这里，我们已看到，两个“身携残剑的天使”，如何阻断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统治者，不去接触诱惑夏娃的蛇（《炼狱篇》，VII.64-VIII.108）。这些上帝王国的使者们，阻止这些统治者结合他们的统治（类似关于善恶的独立知识，或尤利西斯式的“对世界与人类之恶和价值的体验”），亦即，阻止他们获取政治上的审慎。

在《炼狱篇》第十六章中，但丁遇见伦巴多（Marco Lombardo），伦巴多宣称已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并热衷于尤利西斯追求的价值。从他据称的知识来看，伦巴多能够也乐意给诗人提供得尔杜卡无能为力的东西：诗人要伦巴多解答关于此世抛弃美德的“双重疑问”的原因——是存在于“诸天体”（索尔德洛［Sordello］所认为的）呢，还是（得尔杜卡所暗示的）此处的人世间，在回答中，伦巴多没有归因于诸天体，而是归因于人类事务。然而，此世变得邪恶，并非由于人性的败坏（亦即由于《圣经》中的“堕落”），而是由于“坏的引导”（ill-guidance）。

给世界带来善的罗马向来有

两个太阳，同时把两条道照亮：

人世之道与上帝之道。

其中一个消灭了另一个；

宝剑结合权杖；

必将走向邪道；

因为一经连接，便互不相畏

……

罗马教会，

由于一身集两权，

跌入泥潭，弄脏了自己和所负之物。（行106-112、126-129）

诗人称呼伦巴多为自己人（“噢，我的伦巴多”），并称他“说得十分在理”。

伦巴多的两个太阳的意象，预告了但丁在《帝制论》中对教皇至上这一教义的反对，在他的诏书《通谕》（Unam Sanctam）中，卜尼法斯八世教皇（Boniface VIII）最有力地表明了教皇至上的教义（Tierney，1964，页189）。^[18]根据《通谕》，教皇权威与君王权威的关系，就像太阳与月亮的关系：由于太阳位于造物秩序之首，且是月光之源，因此，教皇是统治秩序之首和恺撒权力的来源。根据伦巴多的意象和但丁的推理，君王的政治权威，完全独立于教皇的精神权威。^[19]因此，伦巴多的教诲，反驳了有关冠冕堂皇的康斯坦丁赠礼（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不实说法，卜尼法斯和他的同党们，过去经常据此支撑他们所宣扬的教皇至上的观点，根据此说法，君王应将帝国西半部的统治权，转让给罗马教皇（《地狱篇》，XIX.115-117）。

现在可以确定那些第四层地狱中的教士、主教和大主教犯下的“坏管理”之罪的确切性质：他们就是非法的康斯坦丁赠礼的主张者。他们在这场竞赛中的对手——“坏施与者”，乃是王子、国王和帝王（康斯坦丁之子），他们使自己的世俗权威屈从于教会政制。他们是主教谷中的统治者，基尔刻围栏里的猪。在他们的竞赛中，双方推着碾向对方的圆形重物，代表那两个太阳，由于他们的坏管理和坏施与，这两个太阳已光热俱灭。他们的争吵本身，就是恺撒和教皇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这是教皇企图把最高政治权威归入“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职能的必然结果，亦即，不是让教士在政制秩序中占第五位和第一位，而是完全让他占据第一位（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8b12-13）。武力的较量必然毫无结果，换言之，绝不可能产生罗马取得的那种胜利和普世帝国，因为，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的斗争，是瓦解城邦所能取得的任何统一的根源（参见Strauss 1963，页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