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彝族史家与史学

康健、王子尧考证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史学进入了一个较好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了几个著名的彝族史学记录者，“从（贵州威宁地区）彝族盐仓家谱得知，举奢哲与阿买妮为同时代人，即清康熙三年（1664）上推六十六代，粗略推算，约相当于南北朝时期”[61]。举奢哲、阿买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史家中两个最为响亮的名字，他们的史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史学的最高峰。

一、举奢哲的《彝族源流》及其史学思想

举奢哲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位布摩，又写作毕摩，即经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彝族源流》，又名《能素恒说》，二十五卷。该书长期以手抄本传承，经历代彝族布摩增补，由贵州赫章县彝族世袭布摩王兴有收藏。1983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其中一至四卷198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整理翻译的《彝族源流》，所记本族历史从混沌初开的“哎哺”时代，到清雍正十五年（1737）间451代的历史。反映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及彝族古代的社会面貌，记述了彝族各部世系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了解和研究彝族历史和古代社会极重要的古籍。

举奢哲不仅是历史家，还是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除《彝族源流》外，他还著有《降妖捉怪》、《黑娄阿菊的爱情与战争》、《侯塞与武琐》、《祭天大经书》、《祭龙大经书》、《做斋大经书》等。《彝族诗文论》中从各种典籍中收录整理的举奢哲著《论历史和诗的写作》、《经书的写法》等，反映了其对治史原则与记史方法的认识。

举奢哲对文字在人类发展及历史传承方面的作用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说：“在这人世间，自从有文字，人们就用它，来记天下事。”但是，“每一个布摩，每一个学者，彼此不一样”，“个人有所短，个人有所长”，所以个人记录的历史从写法到记录重点都存在差异。“可是到如今，凡用文字写，写的这一切，却都不相似—写法有不同，传授各异趣，记录有分歧，纪事也不一。”

他提出“所有写史人，千万要记住”历史撰述原则，即“写法有五样”。其中“第一写史事，人物身世明，代数要叙清，时间要弄准”。即对史学的基本要素人物和时间予以特别注意，而彝族史学中的时间又主要通过世系来体现，所以这三者实际上是密切关联的。举奢哲还要求，“所有写史者，人人须做到”：“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样写下的，才算是历史，史实才算真。”这可以视为举奢哲对史德的认识，即记录彝族的历史，一定要遵循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原则。

举奢哲注意到通过名号来记录世系的不足，说：“比如我们要，要写六祖史；可是六祖呀，六祖的上辈，他又是谁呢？就要搞清楚。”接着又以续记六祖历史名号为例，“说到六祖呢，六祖的上辈，上辈是笃米。笃米的后代，武乍的长房；次于武与乍，再把喽、侯记，喽与侯写过，再来写下辈”。问题是，“照着这样写，往后人一多，又该怎么记？”因为氏族人口大量繁衍增长以后，可能会出现混杂、错乱。因此，他认为有必要通过分支别系，分别记录各支系的历史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写道：“后世出君长，君在群落中，他又有长房。这些长房呢，后来又成为，成为诸君长，统领各地方。他们在各方，各自都繁衍，各自都兴旺。”“在这时候呢，我们写史人，先要写君长。各个君长家，他们的家史，记在史书上。”

举奢哲主张布摩们要重视对上层的记载，同时还要关注并记录普通民众的历史。他说道：“必须要记下，记下当时呀，当时君长名。当时的君长，各管哪一方。”然后，“再来把他们，繁荣昌盛史，一一记周详”。详细记录“这些君长们，繁荣到怎样？牛羊有多少，家底强不强？马匹有多少，家声旺不旺？多少金和银？”不仅如此，还应该“记得要真实，写得要恰当”，认为“这才叫写史，千古凭传唱”[62]。举奢哲又写道：“还有的诗歌，它还能表现，牛羊的繁殖，金银的来因”，“禾苗的生长，庄稼的收成”。这些都与百姓和人民有直接关系。他还写了《谈工艺制作》篇，专门阐述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工艺技术的发展历史。

举奢哲十分强调记史的“真实”性。他认为史事撰述“不像写诗歌，不像写故事”，“可是历史呢，它就不一样，大大不相同，要把忠实讲”，“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他强调搜集史料要尽可能详尽、全面。他以阿着仇君长为例，提到“他家法令严，谁也不敢抗”的历史，认为“史家写史时，这些史事呀，一一要明详”。此外，他还要求真实记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君长和百姓，他们二者间，有着大关系”，对“百姓信服吗？君长残暴吗？”诸如此类，史家“都要记清楚”。只有“这样记下的，才算是真史”。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记录要全面，不能扬善掩恶：“看他做的事，善事有多少”，“看他做的事，恶事有多少”，“统统要记好”，将其“所有过往事，一一要讲清；过错也要讲，教育后世人”，以教育、警示后人“好事要多做，坏事要少行；善事要多做，恶事绝不行”，真正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所有写经人”还要注意，历史不能“任意去编造，把假写成真”[63]。其《论诗歌和故事的写作》认为，史家的论著应该通过可以“唱来颂君长，唱来赞君长”、“唱来骂君长，唱来恨君长”的秉笔直书，反映出“当奴的痛苦，当君的骄横”。

举奢哲还特别强调彝族史书编写过程中应注意行文格式，即遵循特定的“韵律”。“大凡历史书，写书需注意，韵律要牢记”，“上句压下句，五言对五言，七言对七言，九言对九言，三言对三言”，这样写出来的史著，才能“念起既和谐，读起也顺畅”，使“文笔”显得“更流利”。举奢哲又进一步谈到当时诗文写作或运用中常见与不常见的韵律格式，认为史家的“史才”体现在史著行文的韵律格式中。

基于以上认识，举奢哲认为史家应注意对现实社会的全面观察，养成敏锐的洞察力，写出优秀的历史论著。“每一个布摩，每一个史家，凡事多注意”，“才真能写出”“最好的历史”。只有综合了这一切，“才算是真正，真正的史笔”[64]。

举奢哲对文字的产生和历史研究的意义也有认识，说：“自从有文字，人们就用它，来记天下事。”“从古到如今，凡是世间人，都用文字写，文字记事因”，人类用文字记录了从古至今人类的发展历程，而“文字传下来，文字记古今，记下一切事，记下人间情”，这就为后人认识、研究历史提供了文本资料。只是由于记录者各方面的差异，各种记录之间也存在差异。

二、阿买妮的史学

据彝文古籍记载，阿买妮曾与举奢哲合作，整理撰写了彝族先民尼能、实勺部的历史。她自己撰写有《人间怎样传知识》、《猿猴做斋记》、《奴主起源》、《独脚野人》、《横眼人与竖眼人》等历史作品。阿买妮与举奢哲被彝族人称为“天师”、“地师”、“知识之父”、“知识之母”，他们创建的彝族史学理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特别的地位。

整理出版的阿买妮作品《彝语诗律论》，反映了她对历史的认识。她认为，历史著述不同于文学创作，必须把握几个原则：第一，据实记述。说记史“叙事要明白，不能胡乱编”。“所写诗与文，后世都有用，有的作根据，有的当史传。写者不留意，胡乱写几本，后人不知底，拿当真史传，那么写作者，就有罪过了！”第二，对历史事件原因与曲折经过的记载要完整、清楚。说“那种记事诗，说来是这样：事情怎发生？当时啥变化？都要记清楚，事物要突出”。第三，审慎对待前人的记载。前人记述中有根、家、种、父、母、代世的“山妖精”、“水中怪”，她怀疑道：“人没见过妖，书中确有妖；人没见怪，书里确有怪。”但写史者的态度应该是疑以传疑，“古人说有妖，我才来写妖；古人说有怪，我才来写怪”[65]。其实前人所言妖、怪就是部落的图腾。正因为她的这种审慎态度，才使我们知道了古代彝族各部落信奉的图腾，以及这些有着不同图腾的部落是如何进化、纷争、融合、发展的。

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历史的研究，阿买妮深刻地认识到彝族社会的不平等，写道：“世人谁辛苦？贫民实在苦。”“谁个最勤劳？贫民最勤劳。”“谁个穿得好？君长穿得好。”“谁的牛羊多？君长牛羊多。”辛苦勤劳的农民、贫民的劳动产品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却被君长霸占，她已模糊地认识到阶级剥削的存在。她还注意到诸如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不均的社会现象，“谁的土地多？君长土地多。谁的土地少？贫民土地少”等。[66]在充分认识古代彝族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阿买妮满怀着朴素的贫民情怀，赞美“谁家女才美？贫民女才美”，强调“谁的力量大？贫民力量大”。充分肯定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历史功绩，对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提出了独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