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二十世纪少数民族史学

第一章　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史学概略

第一节　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的多途探索

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边疆危机日益深重，国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传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的观念变为将少数民族视为抵御外侮、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西方史学界进化史观、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中国学者突破了历史上传统的夷夏观念，倡导民族平等、各族共和，从而使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在思想理论方面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论及中国史撰述时曾指出：“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1]“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2]以梁启超为首的新史学“史观派”，以西方近代民族进化史学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儒家民族文化观和历史观，构建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史学（又称民族史学）的系统理论和方法论。[3]而以胡适、顾颉刚等为首的学者则强调史料的批判，后经傅斯年的发展，形成了重考证的“史料学派”。无论是“史观派”还是“史料学派”，都以科学的史学相标榜，故而王晴佳认为：“虽然这两种史学有着形式上、方法上的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民族主义史学。”[4]于是运用民族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和撰写中国历史开始成为一种潮流。当时，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诸多史家均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盛邦和认为，随着中国民族史家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国粹国光”论、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人生心灵”论、陈寅恪等为代表的“文化民族”论、钱穆等为代表的“文化本位”论这四个前后相续理论的提出，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也最终告成。[5]

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理论也传到中国，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理论的建立有着重大的影响。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纷纷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理论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6]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撰述的特点是用西方传入不久的民族的概念和人类学理论，通过爬梳整理古籍文献中有关民族的史料，分别对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史的分期、民族的起源、名称以及与他族的关系、历史沿革及现状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说”，打破了中华民族或汉族“一元”论，初步确立了民族史研究的主体架构，为民族史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桐龄撰述的《中国民族史》（文化书社，1928）就中国民族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未曾中断过，王桐龄提出中国民族的主体汉族“善于蜕化”这一特性是其根本原因。面对战争与骚乱，汉族能利用其文化抵抗外族武力，吸收外来血统，使之融合，遂造成庞大无论的中国。汉族这种善于蜕化的特性使中国文明不断获得新鲜血液而富有生命力。而汉族善蜕化则是因为“汉族性情喜平和，儒家主义尚中庸，不走极端”。关于中国民族同化的方法，王桐龄将其分为汉族为主体同化外族方法、外族为主体同化汉族方法、外民族为主体强制汉人同化于彼族方法、外族间强制同化方法，以及外族支配下的汉人自愿被同化方法与外族消极阻止同化方法。而杂居、杂婚、更名、改姓、养子、易服色、变更语言等是民族同化的主要途径。王桐龄将强制汉人同化于外族称为逆同化，外族间强制的同化为横同化，外族支配下的汉人模仿外族为逆被同化。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桐龄是将外族同化于汉族视为中国民族史发展的方向与主流。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是为中等学生而写的，故以问题为中心简要地阐述中国民族发展历程，所论述的问题包括什么叫作民族、中国民族的起源怎样、中国民族史怎样形成的、中国民族怎样统一中国本部、中国民族第一次向外开拓怎样、五胡乱后的中华民族是怎样的、中国民族在近代所受的创痛是怎样、中国民族的现状怎样、怎样复兴中国民族、中国民族演进的总观察怎样等。吕思勉认为民族与种族是有区别的，种族的表征主要体现在体质上，而民族的表征主要体现在文化上。“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民族则论言文，论信仰，论风俗，其同异不能别之以外观”。[7]在他看来，种族、语言、风俗、宗教、文学、国土、历史是民族构成的要素，外力也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文化则是民族的根柢。“民族的成因，总说起来，可以说是源于文化。一民族，是代表一种文化的。文化的差异不消灭，民族的差异，也终不能消灭。”他指出：“若其两个民族，文化互有短长，彼此互有弃取，则或者互相融合，而新民族产生；或虽有所取于人，而其固有的特性，仍不消失，则为旧民族之革新；亦即一种变化。”[8]以文化论民族是吕思勉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一大特点。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28）为了说明古今各民族间的关系，建议民族史撰述对民族的分类既应着眼于过去之民族，也需考虑现代民族，并指明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之关系，以明中国民族之发展演变。因为民族非一成不变，不但名称变，其成分也因与他民族接触混合有变化，所以历史上之民族未必等同于现代之民族。历史上一民族常不止蜕嬗为现代一民族，而现代一民族亦常不止为历史上一民族之后裔。为此，他将历史上的民族分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瑶系、僰掸系、白种、黑种等，将现代中国民族分为汉族、满洲族、回族、蒙古族、藏族、苗瑶族、僰掸族等，列表说明古代中国民族与现代中国民族之关系。在他看来，现代中国各民族皆由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西方理论范式的影响随处可见。台湾学者指出：“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9]显而易见，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学理论的建构，还处于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