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媒体报道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媒体尤其是一些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行为的报道，降低了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促使公司的管理层针对一些不合理行为进行改正，促进了公司治理的完善。目前学者针对媒体的治理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媒体报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Chan（2003）发现媒体报道能够影响资产定价。由于投资者对公开信息的反应不足，媒体报道的公开信息反映到资产价格的速度较慢，股票价格呈现较大的漂移；而对于那些非公开信息引起的股票价格波动，之后则呈现较大的反转。
Johnson et al. （2005）发现，《商业周刊》公布的“最好”和“最差”董事会排名信息对上榜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信息公开的3天内两类公司的股票价格均明显上涨。
Tetlock et al. （2008）发现，琼斯新闻社和《华尔街日报》对S & P500公司的报道中所使用的负面词汇越多，则下个交易日该公司股票价格下跌越明显。而且媒体报道还会影响股票价格的长期表现。
Fang & Peress（2009）通过研究媒体的报道和股票期望收益率的横截面之间的关系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已知的风险因素以后，没有媒体报道的股票的回报率仍高于被充分报道的股票。这种结果在小公司的股票和单个投资者拥有率高、分析师关注少、异常波动频繁的股票中显得更加明显。
Telock（2010）对新闻的测量采用所有的道琼斯存档（包括道琼斯新闻专线和《华尔街日报》）对1979—2007年共22年美国所有公开交易的公司进行了研究。采用横截面回归比较了有新闻报道和没有新闻报道时股票的收益率和交易量。研究发现，在有新闻报道时当天股票的收益率可以预测新闻报道后该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并且该公司当天的新闻报道越多，预测就越准确；当公司在有新闻报道时，其当天的交易量和价格的变化都会增加；由于新闻报道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因此知情交易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将会减少。
罗进辉和蔡地（2013）考察了媒体报道对中国股票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发现媒体报道能够显著提升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即上市公司受到媒体的报道越多，基于R2度量的股价信息含量就越高。
黄俊和陈信元（2013）利用创业板公司上市这一事件，考察了媒体报道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抑价的影响。两位的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显著提高了公司首发抑价，而且即使媒体只是对公司进行中性报道，IPO抑价也与媒体报道数正相关。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题材”公司的首发抑价更多地受媒体报道的影响；当市场处于上涨行情时，公司IPO抑价因媒体报道数的增加而提高。但是媒体报道仅能短期内提高上市公司首发抑价，从IPO之后的长时期来看，媒体报道越多的公司，股价下跌越明显。
熊艳等（2014）研究发现媒体报道能够降低询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机构投资者的整体报价水平朝内在价值趋近，提高了一级市场定价效率；媒体报道也会加剧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非理性程度，增加首日换手率，降低二级市场定价效率；媒体报道在主板市场信息效应最强，在创业板市场情绪效应最强；媒体报道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随询价机制的完善而增强。
罗进辉和杜兴强（2014）研究了媒体报道对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发现媒体对上市公司的频繁报道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未来崩盘的风险，发挥了积极的信息中介和公共监督作用。上市公司所在省（区、市）的制度环境越不完善，公司股价未来崩盘的风险显著越高，同时媒体报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积极影响显著越大。因此，罗进辉和杜兴强认为媒体报道是弥补中国新兴市场经济正式制度不足的一种重要治理机制安排。
黄俊和郭照蕊（2014）考察了新闻媒体报道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发现媒体报道与股价同步性显著负相关，即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更多公司层面信息融入股票价格，股价同步性降低。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对于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股价同步性受媒体报道影响而下降得更明显；相反，对于业务复杂公司，媒体报道对股价同步性的减缓作用减弱。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对公司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主要通过负面报道产生，而且网络新闻媒体报道也有助于公司股价同步性的降低。
谭松涛等（2014）研究发现无论机构还是个体投资者的交易行为都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但是与个体投资者相比，机构交易对媒体信息的反应更加及时。
才国伟等（2015）研究了企业在股权再融资事件中与媒体的合谋行为，发现在再融资实施当期，企业的媒体正面报道倾向显著增强；而且股权再融资相对规模越大，媒体对企业的炒作程度越强；股权再融资实施之后一个季度，企业的媒体报道恢复到正常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再融资实施当期，企业倾向于释放更多的正面消息，吸引投资者购买，以保证再融资顺利完成。另外，股权再融资对股价的影响是通过媒体炒作起作用的；媒体正面报道倾向的增强确实会促使当期股票价格上升，但随后股票价格会下降。
权小锋等（2015）检验了媒体报道对IPO股价表现的影响效应及机理，发现不管是IPO股价的即期反应还是滞后反应，正面媒体报道和负面媒体报道对IPO股价表现均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正面媒体报道越多，上市公司在IPO日越容易获得投资者的追捧而不会跌破发行价，但在IPO之后，其CAR值下降得也更多，这说明媒体的大肆宣传煽动了投资者的情绪，使得上市公司在IPO日获得较好表现，引发投资者在上市首日对公司过度反应，以致CAR值在IPO后开始反转；负面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IPO首日的即期表现并没有显著影响，却对IPO公司上市后10个交易日的滞后反应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谭松涛等（2015）考察了媒体报道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发现媒体对上市公司关注度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分析师的预测乐观度和预测偏差，而这种影响对于财务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越高则分歧越小，而媒体分歧的下降能够显著降低分析师预测乐观度和预测偏差。当控制了媒体分歧之后，媒体关注度对分析师预测精度的提升作用就不复存在。
汪昌云和武佳薇（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正面媒体语气，负面媒体语气能够更好地解释IPO抑价率、首日换手率以及超募比例。具体而言，负面媒体语气与IPO抑价率、IPO超募资金比例以及承销商费用占比均显著负相关：负面语气每下降1%, IPO抑价率上升0.22%，超募资金比例提高0.13%，承销商费用占比上升1.44%。进一步研究发现，发行公司和承销商有动机通过媒体推介IPO公司，引导、煽动投资者情绪，从而厘清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作用于资产价格的渠道。
邵新建等（2015）发现公司可以通过投入媒体公关费用来增加媒体对于该公司的新闻报道量，这些报道在性质上属于正面的广告宣传，而正面新闻能够显著提高投资者对该公司的关注程度和乐观情绪；乐观情绪越强，则参与证券发行的投资者人数越多，需求量越大，进而导致证券发行价格的上调幅度越大。但是长期来看，当证券交易价格逐渐回归于实际价值时，发行前关注度越高的证券，其长期回报率越低。
逯东等（2016）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是否存在通过管理媒体报道来获取超额收益的行为，研究发现媒体报道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符合“注意力驱动效应”，即媒体报道数量与股票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会利用媒体报道的这一效应来获取股票超额收益，即机构投资者存在利用媒体来制造信息噪音以引导市场热点的短期炒作行为，进而验证了“主动媒体管理”假说；机构投资者的媒体管理行为会提高其所持有股票未来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即带来更大的股价崩盘风险。
吕敏康和陈晓萍（2018）研究发现媒体报道增强了分析师关注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增加效应；媒体报道主要通过增加分析师报告中有关上市公司现有信息解释部分的效应而发挥增强作用。
2.2.2 媒体报道与企业投资
张建勇等（2014）对媒体报道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媒体报道尤其是正面报道数量越多，投资行为越被关注，越会导致管理层过度自信，或由于投资者情绪高涨，会增强企业的投资程度，引发过度投资或者缓解投资不足；而负面报道对企业投资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朱学义和谭雪萍（2014）研究发现近几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无论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媒体监督都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更强；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和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保护股东的利益。
黄雷等（2014）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可以降低公司的过度投资；在控制性股东股权结构的非国有上市公司里，终极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媒体负面报道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越大。
程新生等（2015）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对投资效率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媒体关注对公司的资源配置产生正面效应，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媒体偏差的存在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降低投资效率。
张济建等（2016）以2008—2013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媒体监督、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严格的政府环境规制为推动企业的绿色投资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区分国有控股样本与非国有控股样本，发现国有控股公司通常更主动遵守环境规制，进而投入更多的绿色资金；媒体监督能够显著促进环境规制力量的发挥，区分正面环境报道和负面环境报道后发现，正面环境报道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区分国有控股样本与非国有控股样本，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受媒体监督的影响更大，从而促使其加大绿色投资规模。
王云等（2017）研究表明采用媒体对企业环境污染的负面报道为代理变量，媒体关注会显著增加其环保投资；环境规制强度增强了媒体关注这一环境治理作用，就具体规制工具而言，在直接性规制程度较强的情况下，媒体关注进一步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并形成市场压力；相反，在经济性规制较弱的环境中，媒体关注发挥替代作用。
郑培培等（2017）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对投资可能性的作用取决于媒体报道的性质。当媒体报道为正面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详细，投资者的投资可能性越高；当媒体报道为负面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详细，投资者的投资可能性反而越低。
2.2.3 媒体报道与高管薪酬
Johnson et al. （1997）研究认为在媒体对公司的负面信息报道后，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薪酬水平会降低，同时CEO现金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得到了提高。
Core et al. （2008）认为媒体并不是简单地对高管薪酬进行报道，而是通过调查后报道那些有治理问题的高管薪酬。
杨德明和赵璨（2012）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中“天价薪酬”与“零薪酬”等薪酬乱象并存的现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媒体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监督职能。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唯有在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介入的条件下，媒体监督职能的发挥才能促使高管薪酬趋于合理。
Luo et al. （2013）对媒体报道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媒体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通过影响高管声誉来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
李培功和沈艺峰（2013）发现媒体在选择是否做出负面报道时，会同时迎合读者对两种不同类型报道的需求：真实可靠的报道以及轰动性报道。一方面，就上市公司整体而言，负面报道能够锁定经理薪酬契约中的不合理部分，向读者提供关于公司治理水平的可靠信息；另一方面，就国有上市公司而言，负面报道更多关注经理薪酬的绝对水平以及经理与职工的薪酬差距，向读者提供轰动性报道，至于薪酬水平和薪酬差距是否合理，媒体并没有提供可靠的信息。同时，当媒体向读者提供有关经理薪酬的可靠信息时，企业会针对媒体的批评完善公司的薪酬政策；而当媒体向读者提供轰动报道时，企业也会针对媒体报道对高管薪酬契约进行局部修正，表明媒体能够起到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
醋卫华和李培功（2015）以2005—2010年媒体评选的明星CEO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媒体追捧报道的动机及其对明星CEO薪酬的影响。两位的研究发现，一方面，CEO的经营能力并不是决定其能否成为媒体追捧对象的决定性因素，相反，获得上市公司的广告收入与迎合公众的认知偏好才是媒体追捧明星CEO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媒体的追捧报道不但没有提高公司经营业绩与明星CEO薪酬之间的敏感性，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明星CEO在公司管理结构中无形的权威和影响力，使其获得了丰厚的个人薪酬。
张玮倩等（2015）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会促使高管货币性薪酬下降，但同时高管在职消费上升，对高管持股影响不显著；媒体负面报道后高管货币性薪酬与在职消费的总和不降反升，进一步检验在职消费对货币性薪酬的替代作用后发现，媒体负面报道后在职消费对货币性薪酬的替代增加；相比于持股，高管更倾向于选择增加在职消费来替代货币性薪酬的下降。
耿云江和王明晓（2016）研究发现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削弱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媒体监督能够对此进行有效缓解，且此削弱及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张俊民和肖志超（2016）研究发现只有多年持续报道能显著抑制薪酬的过快增长，媒体总体关注和集中报道则未发挥治理作用；按最终控制人性质分组检验后发现，不管是对民营企业，央企还是地方国企，总体关注和集中报道均未发挥治理作用，而持续报道的治理作用只在国有企业中显著，且对央企的作用强于地方国企。
杨晶等（2017）研究发现网络负面舆论可以促使国有企业改进高管薪酬的效率性和公平性，体现在网络负面舆论可以提高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对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的敏感度，同时网络负面舆论可以抑制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加。
罗进辉（2018）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关系，并进一步考察这一影响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和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结果发现：媒体报道水平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说明媒体报道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媒体报道的上述正向影响作用仅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才显著成立，这意味着媒体报道主要提高了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有效性。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水平越高，媒体报道的上述正向影响作用越强，表明制度环境是媒体报道有效发挥上述作用的重要条件。
段升森等（2019）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工具在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方面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而新兴网络媒体不仅能够积极监督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而且对高管薪酬代理问题具有显著的外部治理效应，能够有效促进高管薪酬在降低公司代理成本中的作用。
2.2.4 媒体报道与审计
Frost（1991）发现关于公司亏损的情况被华尔街杂志报道后，审计师会更容易给客户签发较为稳健的审计意见。
Mutchleret al. （1997）发现华尔街杂志报道公司无法按时还债时，尽管这些信息已经在公司年报进行了披露并且不会增加公司破产的概率，但审计师仍然会签发非标准审计意见。
Joe（2003）研究发现媒体报道能够影响审计师行为，媒体的负面报道使审计师更可能出具保留意见。
余玉苗等（2012）研究发现媒体对上市公司负面报道越多，审计师对其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机制并不能加强这一结论；当年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负面报道越多，审计师改善次年审计意见类型的概率越高。
刘启亮等（2013）研究发现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公司和审计师之间的审计聘用关系越不稳定，越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并且在低诉讼风险环境下，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变更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只有在高诉讼风险环境下，媒体负面报道才会显著地影响审计师变更。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及其他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性质比较严重的媒体负面报道、权威、专业和大胆的媒体进行的负面报道会对审计师变更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只存在于高诉讼风险的环境下。
刘启亮等（2014）以2001—2009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审计收费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和首次媒体负面报道会引起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然而这些影响均只存在于高诉讼风险的环境下。此外无论是高风险阶段还是低风险阶段，媒体负面报道都会使公司容易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张龙平和吕敏康（2014）基于新闻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和“图式”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运用2006—2012年A股的数据，研究了媒体评价与审计意见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审计师风险容忍对其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媒体评价越高，其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越大，且随着审计师风险容忍度提升而更显著。同时，审计师对不同方向盈余管理所表现容忍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相应风险容忍调节效应显著不同。
吕敏康和刘拯（2015）研究了投资者关注与审计意见发表概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态度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而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正面评价可以缓解上述现象。区分事务所规模后发现，单纯的投资者关注未显著影响“十大”的“非标准”意见发表概率，显著提高了非“十大”的“非标准”意见发表概率。
吴伟荣和郑宝红（2015）考察了在媒体监督的作用下，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签字注册会计师既有任期与审计质量呈倒“U”型关系；签字注册会计师预期任期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媒体监督在既有任期影响审计质量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中强于有限责任制，在非国有公司中强于国有公司；媒体监督在预期任期影响审计质量中尚未起到调节作用，但在特殊普通合伙制和非国有公司中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周兰和耀友福（2015）研究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制以及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质量影响。研究表明：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审计师变更对审计质量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媒体负面报道的铺垫效应及框架设置对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质量具有明显改善效果，且这种作用在审计师升级变更的审计质量方面更强。
张丽达等（2016）研究发现媒体监督显著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而这种影响是通过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媒体的持续关注与报道，更容易真实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引起管理层的重点关注和改进，从而审计师倾向于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媒体发表性质较为严重的负面报道、深度报道以及追踪报道时，下一期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着重大缺陷。而当管理层对内部控制没有改进意愿时，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大。
刘笑霞等（2017）考察了媒体针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延迟的影响，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定价呈显著正向关系，但与反映审计努力程度的审计延迟没有显著关联。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财务状况、分析师跟踪、控制权性质对于负面报道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上述因素对负面报道与审计延迟之间的关系均没有显著影响。
吕敏康和冯丽丽（2017）研究发现媒体对上市公司评价越高，相应审计质量越低，从众效应存在；会计专业背景、丰富从业经历和事务所合伙人可以弱化媒体评价对审计质量的降低效应，具有缓解从众效应的作用。区分风险暴露程度后发现，向上盈余管理中不同职业能力提高的缓解作用仍然存在，而在向下盈余管理中其缓解作用出现了分化。
周兰和耀友福（2018）研究了媒体监督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以及媒体监督对审计师变更的审计意见购买的作用效果，发现媒体负面报道的监督能减少审计意见购买行为，降低审计报告的激进程度，从而提高审计师的审计质量；进一步地，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具有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但媒体负面报道的监督能够减少上市公司通过审计师变更以实现审计意见购买的行为，降低审计师变更的审计报告的激进程度，且审计报告激进程度的降低在审计师升级变更方面更为明显，从而能提高审计师变更及其升级变更方面的审计质量。
池国华等（2018）系统地探讨了媒体关注对政府审计功能的影响，发现媒体关注有利于提升政府审计功能，媒体关注度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政府审计的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非负面媒体关注，负面媒体关注对政府审计的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的提升效果更好；在相对更好的媒介环境中，负面媒体报道能够促进政府审计预防功能的发挥。
2.2.5 媒体报道与信息披露
陶莹和董大勇（2013）研究发现政策导向报道、非负面报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当前我国市场导向报道、负面报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却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
倪恒旺等（2015）检验了媒体关注度对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以及披露水平的影响，发现媒体关注显著提高了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及其水平，而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能显著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
李慧云等（201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随碳信息披露水平变化呈显著“U”型关系，且媒体关注在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碳信息披露可通过媒体关注来影响企业价值。
黄雷等（2016）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良好的法律环境提高了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水平；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媒体报道对公司的监督效果增强，反映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显著增强。
温素彬和周鎏鎏（2017）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对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媒体在碳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中的线性调节作用不显著，而是起到了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