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队·挑担子
我从五七干校分配到一所工科院校，做宣传工作、秘书工作，一蹲就是六七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文艺黑线专政”论被推翻，我也逐步将“文化工作危险”“不再搞精神生产”“投笔从农”等消极情绪抛到九霄云外，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归队，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工作。
1978年早春二月，我从报上刊登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见到了我的老领导、老作家沙汀的名字，真是喜出望外。“十年浩劫”，天各一方，生死存亡，杳无音信。曾一度风闻沙汀已不在人世，现在他的名字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怎么能不让我激动不已呢。我当即写了一封信寄往政协会议秘书处转沙汀。没想到，隔了几天，就收到他发自“北京友谊宾馆主楼四百三十五号”的一封回信。时隔十多个春秋，重新见到他那写得密密麻麻、工整而清秀的笔迹，感到格外亲切。他在信中告诉我“奉调来京参加工作”，“我的愿望是搞创作，但组织上既然要我来社科院文学所任所长，当然只有服从调配”。当他得知我还在一所与自己所学专长毫不沾边的机电学院工作时，热情地表示将帮我找机会归队，争取调回北京从事文学工作。同时又直言相告：“只是你千万得有精神准备，因为据说调动干部来京，数字控制较严。我想你不至于把这看成推诿的托词吧。”后来，经过他多方联系，又得到严文井、李季、张僖诸位老上级的帮助和支持，全国文联、作协恢复工作后，我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作为“业务骨干”又调回北京，重返文学岗位。
金秋十月，到作协报到后，第一个找我谈工作的是《文艺报》主编冯牧。他当时兼任恢复作协筹备组成员。在黄图岗四合院，冯牧那间狭窄、光线暗淡的书房里，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决定让你到《文艺报》工作。现在作品很多，需要有几个人坐下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些作品，为编辑部拟定一些选题，组织评论文章；自己也可以写一些文章。我50年代末到‘文革’前，在《文艺报》就是干这个工作。”分配我做这项工作，可说是正中下怀。当冯牧看出我多少有些信心不足时，他又鼓励有加：“你50年代就在作协创作委员会，也为《文艺报》写过一些文章，还是有基础的；熟悉一段情况后，是可以胜任的。”开完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创作联络部这个机构，它担负着20世纪50年代作协创委会的相当一部分任务。这时，作协负责人，也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创委会的老领导李季，斩钉截铁地、没有一点商量余地地让我和另一位同志共同负责创联部办公室的工作。这样，我未能如愿到《文艺报》从事文学评论，却与文学组织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继续在文学界“打杂”，又做了20年服务性的工作。
我第一次跨进创联部办公室，脑海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创委会，我又回来了！”一个人的命运有时似乎富有戏剧性，谁曾料到：我1958年初离开创委会下放劳动，在张家口、天津、保定、石家庄转了一大圈，度过20个春秋，又回到自己最初供职的部门——创联部。日常工作仍然是调查了解文学创作、文学队伍情况，组织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加强同会员作家的联系，等等。真是无巧不成书，《作家通讯》1953年创刊，1980年复刊，都是我经手操办的。同时，我继续扮演“文件作家”——秘书的角色，参与起草开幕词、祝词、演讲稿、文件批语、会务工作报告诸如此类应用文。我所做工作的性质与20世纪50年代大同小异，相去无几。但时不待人，我已由一个年轻小伙子变成一个年届半百的中年人了。80年代初，周扬来作协看望大家时，当着我的面，对作协一位负责同志说：“束沛德，我早就认识了，在文学战线工作30年了吧，是作协的老同志了。”他问我：“你是创联部主任了吧？”我回答：“主任是葛洛，我是一个助手。”稍后一些日子，历经磨难的老编辑家、评论家陈企霞也在作协的一次会上说：“束沛德二十多岁就给周扬起草访苏的演讲稿了，如今年近半百，怎么还不能让他挑挑担子呢？！”
随着中央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在一些老同志的关心、提携下，我有幸于1982年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党组。最初让我担负的工作，是协助常务书记，抓作协书记处的运转。当时的4位常务书记——冯牧、朱子奇、孔罗荪、葛洛，都已年逾花甲，有的已年逾古稀。尽管我也50出头，但在他们面前，是后生晚辈，还算个年轻人。新旧交替，以老带新，我是他们传、帮、带的对象。经过他们几年的言传身教，我得到了这样的评语：“沛德对一些文艺问题的看法，态度还是鲜明的。他考虑问题、办事情细致、周密，确实是个秘书长的人才。”这样，我就于1985年初持培训合格证上岗了，挑起了作协书记处书记的担子。
至今我难以忘怀一些老同志对我们这批接班的中青年干部“扶上马、送一程”的真挚感情和热切期望。张光年同志叮嘱我们：无论工作多忙，都要坚持读作品、写文章，否则会员不会承认、接近你这个“文化官员”。冯牧同志希望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勇气坚持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力求在理论、文化、业务方面具有更广泛、深厚的素养。葛洛同志则要求我们眼睛向下，面向三十多个省、市作协，面向几千名会员，及时吸收新生力量壮大文学队伍。
我在作协党组这个位置上呆了9年，经历了以张光年、唐达成、马烽为党组书记的三届班子的变迁，被一些同事戏称为“三朝元老”。在作协书记处这个岗位上呆了12载，后几年主要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弥补班子疏忽遗漏的工作，因而又被同事们戏称为“拾遗补缺专业户”。三年前站完最后一班岗，我也完成“以老带新”的任务，从一线退了下来。
2000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