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作家通讯》的因缘

《作家通讯》走过了四十五年艰难、坎坷的路，至今出满了一百期，在内部刊物中，也算是个老字号了。这本内刊时断时续，命途多舛，可说是反映风风雨雨文坛的一面小小的镜子。

1953年，我们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新的形势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文协设立了创作委员会，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同时，积极筹备召开全国文协代表大会，修改会章，准备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我记得，1953年4月初，创作委员会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在北京的部分作家、批评家和文艺领导干部联系文学创作现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召开全国文协代表大会做思想准备。同时，积极筹办《作家通讯》，以加强同全国各地会员的联系，及时反映和交流文学创作、文学工作的情况。当时代理全国文协秘书长的严文井和主持创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沙汀先后召集陈淼（创委会秘书室主任）和我（创委会秘书），共同商量、制定了《编辑出版〈作家通讯〉的方案》和头几期的选题计划。我算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学习过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写作、通联工作等课程，在学生时代又参与编辑过《复旦大学校刊》，可以说是对报刊编辑业务不太生疏。因此，从着手筹备之日起，严文井、沙汀、陈淼就让我担负《作家通讯》的具体编辑工作。那时，我作为创委会秘书，还同时担负着阅读作品、组织座谈会、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党组记录等任务，但毕竟是个年轻小伙子，富有朝气，积极肯干，就毫不犹豫、全身心地投入内刊编辑工作了。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紧张、忙碌的运作，从组稿、改稿、标题、画版到发稿、校对、印刷、装订，一本小三十二开、六十四页、装帧简朴的《作家通讯》创刊号，就于1953年6月30日送到会员手里了。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刊物封面上那清新秀丽的“作家通讯”四个字，是沙汀约请全国文协主席茅盾题写的。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创作委员会主任邵荃麟抱病为《作家通讯》写了《发刊词》，他明确地指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作家之间的联系，交流作家创作工作上的经验。”四十多年来，这本内刊的刊期、开本、封面设计曾有过多次变化，但当年茅盾用毛笔题写的刊名一直醒目地印在封面上，始终没有变换。荃麟定下的办刊宗旨也被不断更新换代的编者坚持下来。

从1953年6月到1954年7月，《作家通讯》共出了十一期。我可说是最初这十一期刊物的责任编辑。开头，做编辑工作的就我一人。1953年秋，刘传坤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作协创委会，同我一起编辑《作家通讯》。我们俩同在东总布胡同22号大院里一间紧挨厕所、不足六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相对而坐，共同商量稿子如何修改、版式如何编排，一起推敲标题、阅读校样。传坤性格比较内向，朴实憨厚，工作作风又严谨细致，同我合作得相当默契，至今我们之间还保持着真挚的友情。创委会秘书室的工作人员有来自延安鲁艺、华北联大的，而更多的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毕业生，那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集体。他们虽不参加内刊的编辑工作，但经常访问作家、整理座谈会发言，不断提供稿件，实际上是《作家通讯》不在编的记者、撰稿人。而沙汀是《作家通讯》名副其实的主编，他出点子，出题目，修改重要稿件，还负责刊物的终审。当年他戴着老花镜，伏在写字台上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审阅刊物清样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十年动乱，作协图书资料散失殆尽，至今作协资料室、创作联络部也找不到最初出版的那十一期《作家通讯》了。我只能根据回忆和手边仅有的一点资料，来谈谈当年刊物编辑工作的一些情况。

《作家通讯》上发表的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可说是会员最为关注、最感兴趣的。我记得，刊物上先后用很大篇幅刊登过讨论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李季的长诗《菊花石》和诗的形式问题的发言摘要。那时，尽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没有提出，文学批评中的粗暴、简单化倾向也较严重，但内部刊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对具体作品成败得失的不同看法和对文学理论、创作问题的不同见解。比如，关于《三千里江山》的讨论会开了三次。会上有的赞扬这部小说是文学创作的新收获，有的却认为它是概念化的作品。我们把讨论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摘要刊登出来，并及时把创委会主任邵荃麟在第三次讨论会上的长篇发言根据速记记录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请荃麟过目修改后予以发表。荃麟的发言，对这部小说的选材、主题、人物描写、结构、语言等方面作了具体的、中肯的分析，既热情肯定了它所取得的成就，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的缺点和不足。这样，就使会员对讨论情况有一全面的了解，从中得到启迪。当时荃麟是作协一把手，担子很重，又是带病工作，骨瘦如柴。我们实在不忍心再三催促他审阅、修改发言记录稿，可他还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赶在刊物发稿前把仔细修改过的稿子送到我们手里。荃麟登在《作家通讯》上的这篇题为《关于〈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的发言，已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下册），今天读来，依然觉得它是一篇说理透辟的、有说服力的好文章。

1953年5—6月间，全国文协创委会组织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次学习着重讨论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及其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关系与区别问题、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讽刺问题、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以及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都是当时全国文学界关注的热点。而会议主持人冯雪峰（荃麟因病未能参加，由冯雪峰代为主持）及各个专题的重点发言人陈涌、林默涵、陈企霞、王朝闻、严文井、钟惦棐、马烽、袁水柏、陈荒煤、光未然等，又都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广大会员急切希望了解这一学习讨论的进展情况及会上反映出的各种观点、看法。我根据十四次讨论会的发言及冯雪峰的初步总结，及时综合整理成一篇长达八九千字的《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分两期登在《作家通讯》上，为各地会员的学习讨论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材料。

刊登领导同志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讲话、报告，也是深受广大会员欢迎的。我记得，《作家通讯》先后发表过胡乔木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闭幕式上所作《关于文学艺术团体为争取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的组织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上的报告、李富春在北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在报告中对文学艺术团体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鼓励创作；二、鼓励批评和研究；三、领导和帮助文学期刊的编辑和文学艺术书籍的出版工作；四、领导和帮助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和教育训练工作；五、组织会员学习。习仲勋的报告谈了作家深入生活、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于文艺创作的领导、文艺批评等几个问题。50年代初，刊物的内外之别，还是相当明确的。《作家通讯》作为内部刊物，它登载的领导同志讲话、报告，不得转载，不得引用，这在当时还是能做到的。《作家通讯》独家发表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无形之中也就加重了它的分量。

《作家通讯》上还经常刊登会员来信、作家动态和作家深入生活和创作计划的调查。我记得，针对会员在制订创作计划时存在的一些疑虑和在选择生活根据地上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我还曾按照沙汀的意见，以晓苏、缚高等笔名写了《谈谈创作计划》《对作家表现工业建设的一点意见》等短评。刊出《苏联作家协会各创作组1952年工作总结专辑》时，我还执笔写了一个较长的“编者按”，归纳苏联作协各创作组的经验，提出了我们今后开展创作组活动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年多的内刊编辑工作，应当说是给了我相当宽广的用武之地。既当编辑又当记者，既写报道又写短评，既画版式又当校对，尝到了编辑工作的甘苦，也提高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在我四十多年的文字、文学生涯中，这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1954秋，《作家通讯》的编辑工作由创委会划归办公室。也正是从那时起，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文艺报》，反胡风，肃反，反丁陈，一场斗争接着一场斗争，《作家通讯》也就开始陷入动荡不定的困境……

真是无巧不成书。时隔一十九载，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我又回到文学岗位，依然被安排在创作联络部。第三次作代会前后，李季心急火燎地让我抓《作家通讯》的复刊工作，以恢复同全国各地作协会员的联系。1980年2月出版的《作家通讯》（总第54期），主要刊登了第三次作代会的主要文件、领导机构名单等，就是由我编辑发稿的。1953年创刊，新时期复刊，有幸都是我经手操办的。同《作家通讯》的因缘，还真是打不散、割不断哩。

1982年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后，实际上又兼任了《作家通讯》的主编，担负了多年刊物的终审工作。1984年初，我还以编者的名义写过一篇题为《同会员更靠近一些》的短文，期盼“依靠分会和会员来办刊，让《作家通讯》真正充满分会的信息、会员的声音”，让广大会员“打开《作家通讯》之窗，能够呼吸到一点来自沸腾的现实生活的新鲜气息，领略到来自文学同行的一种相互切磋的健康的风气”。当时参与编辑工作的有王可伊、刘力、陈国华、程绍武等。大家集思广益，在刊物版面上陆续开辟了“创作情况述评”“争鸣动态”“笔谈会”“文学评奖”“作家深入生活”“作家专访”“作家近况”“会员来信”“分会工作”“中外文学交流”“资料”等栏目。刊物从内容到形式，一度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进。但好景不长，随着《文艺报》由刊物改为报纸，作协书记处考虑到报纸可以更及时地反映创作信息、作家动态，并决定向每位会员赠阅《文艺报》，遂把《作家通讯》又改为不定期的类似“作协会务公报”的内刊。1990年我不再兼任创作联络部主任后，也就结束了同《作家通讯》的近四十年的因缘。

令人欣慰的是，近一两年《作家通讯》在主编、责任编辑精心策划组织下大有起色，内容新鲜，信息量大，版式也生动活泼，受到广大会员的好评。值此《作家通讯》出满一百期之际，我真诚地祝愿它办得越来越丰富、活泼、精彩！

1998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