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儿童文学

涉足儿童文苑

说起我和儿童文学的缘分，难以忘怀几位老师对我的引导、启迪和教诲。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赵景深，是我国早期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教学的拓荒者、探索者之一。他翻译过格林、安徒生的童话，最早在大学开设童话课，著有《童话概要》《童话论集》。他那优美的、富有诗意的童话《纸花》《一片槐叶》，童话诗《桃林的童话——给亲爱的小妹慧深》，都在我早期阅读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上中学的时候，曾多次向他主编的《青年界》投稿。在这本杂志的《读者园地》一栏里，先后登载过我写的散文、速写《灯下自修记》《张先生的病》《房客的悲哀》《钟声》等。赵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回信，鼓励我写自己熟悉的校园生活，多读一点中外文学名著。他还用清秀工整的毛笔字，字斟句酌地修改我写的一首题为《走向遥远的边疆》的诗。那时，我企盼见到赵先生，想要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没想到，我一考进复旦大学，就和赵先生不期而遇了。《国文》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在强大的教授阵容中，有郭绍虞、陈子展、章靳以、魏金枝、方令孺等，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我所熟悉又敬重的赵景深教授。赵先生讲课很生动、风趣，不时穿插讲一些文人逸事、文坛掌故，有时还哼几段京剧、昆曲，连唱带表演，引起阵阵笑声。他对外国文学很熟悉，不仅常常介绍狄更斯、左拉、莫泊桑、契诃夫等大作家，也偶尔推荐沙尔·贝洛、安徒生、王尔德、格林兄弟、豪夫、科洛狄等儿童文学大家的名著。赵先生对我这个《青年界》的小作者并不陌生，似有一层特殊的感情，还按照我的兴趣和愿望，为我开列了一份参考书目。我从学校图书馆找到了《敏豪生奇游记》《鹅妈妈的故事》《荒岛探宝记》等书，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使我对外国儿童文学增进了了解。对我的作文，赵先生也鼓励有加，经常给以88、90的高分，并写下“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有熟练的文字技巧”“文字明快有力，首尾完整”等评语。可以说，在我的文学之旅中，赵先生是第一个引领我向“儿童文学港”靠拢的人。

我走上工作岗位，第一个上级恰好又是儿童文学老作家严文井同志。近些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向别人说起：“1952年秋，我在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让我去全国文协。我带了两个秘书，一个是丁玲的秘书陈淼，一个是周扬的秘书束沛德，到文协打前站，最早投入中国作协的筹建工作。作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是亲身经历的。”我还记得，跨进文协大门不久，文井同志就情真意切地对我说：“你年纪很轻，只要自己努力，不闹工作与个人创作的矛盾，在党的培养下，有才能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先踏踏实实地做几年工作，将来可以搞创作，也可以搞评论。不管以后做什么，现在应当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多读点作品，有时间也可以练习写作”。在文井同志麾下，我一边学习做文学组织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挑灯夜读。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严文井的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蜜蜂和蚯蚓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被这些富有幼儿情趣、诗情与哲理交融的作品所深深打动。我对我的上级在儿童文学上的出色成就肃然起敬，这也大大激发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

随后我在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当秘书，又有机会旁听文井和冰心、张天翼、金近等积极参加的儿童文学组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我记得，文井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谈起：“我的祖父爱教训人，我很怕他。父亲稍好一些，但当我考不取大学时，他就板起面孔教训我了。我不爱听教训，就离开家庭走向生活了。”“现在儿童读物的缺点，也是爱教训孩子。孩子不爱听枯燥的说教，我们应当尽量把作品写得生动有趣一点。”他的这番话，使我较早地领悟到，儿童文学要讲究情趣，寓教于乐。中国作协编的《1954—1955儿童文学选》，是由文井最后审定篇目并作序的。在协助文井编选的过程中，使我心里对如何把握少年儿童文学的特点，如何衡量、评判一篇作品的成败得失，有了点底。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应当善于从少年儿童们的角度出发，善于以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耳朵，尤其是他们的心灵，来观察和认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以及他们虽然没有普遍接触但渴望更多知道的那个完整统一而丰富多样的世界……一定要让作品做到：使他们看得懂，喜欢看，并且真正可以从当中得到有益的东西。”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在我脑子里深深地扎了根，成了我后来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经常揣摩、力求把握的准则。

我涉足儿童文学评论，还忘不了《文艺报》和著名评论家侯金镜同志对我的鼓励和点拨。1955年9月，《人民日报》发了社论，号召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中国作家协会和郭沫若、冰心等文学前辈响应号召，倡议每个作家“一人一篇”。那时我还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但作为一个初学评论写作者，也深感有义务和责任，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于是，我根据在创委会分工阅读作品的印象和感受，写了两篇儿童文学评论，那就是1956年、1957年刊登在《文艺报》上的《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

这两篇评论文章，在儿童文学界还多少有点影响。前一篇文章引起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讨论，或多或少活跃了当时儿童文苑学术论争的空气，“也丰富了50年代尚不完备的我国童话理论”，在当代儿童文学史、童话史上留下了一笔。后一篇则是最早评介柯岩儿童诗的文章。从1955年底到1956年夏秋之交，我从《人民文学》《文艺学习》等刊物上先后读到柯岩的《儿童诗三首》《“小兵”的故事》等，尤为赞赏其中的《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镜》《看球记》等几首。我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为这些诗篇所展现的纯真的童心、童趣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要拿起笔来予以赞美和评说。那时，我同柯岩素昧平生，也没有报刊约我写这篇文章。选这个题目，可说是完全出自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发现文学新人的喜悦。文章初稿写于1957初春时节，正逢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放，作家们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此时，我也心情舒畅，思想比较活跃，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修改定稿的1957年10月，已进入反右派斗争的中后期，正是我因“整风”期间所犯严重右倾错误挨批评、写检讨之际。我的女儿又正好在这个时候呱呱坠地。我住的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分为三：窗前一张两屉桌，是我挑灯爬格子的小天地；我身后躺着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婴儿；用两个书架隔开的一个窄条，住着我的母亲，她是特地从老家赶来帮助照料我们的。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并非宁静、宽松的环境、氛围、心情下，完成这篇文章的。文艺报编辑部与创委会在同一幢楼办公，我把这篇稿子送到编辑部。负责审稿的责任编辑是青年评论家敏泽，该报副总编辑侯金镜同志终审。金镜同志阅稿后，约我谈了一次话，他热情地鼓励我：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作了比较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希望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很快在8开的《文艺报》周刊上用两整版的篇幅刊出了。此文得到作者柯岩的首肯，也得到评论界和儿童文学界的好评，认为它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对儿童情趣的赞美，与对‘行动诗’的褒奖，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年轻时的这篇习作似乎成了我的代表作，先后被收入七八种评论选集。

50年代写了上述两篇评论文章，从此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儿童文学评论队伍里的散兵游勇。

2000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