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作家协会

我当秘书的遭遇

46年前大学毕业后的一次谈话，可说是“一言定终生”，决定了我大半辈子当秘书的命运。

那是1952年秋天，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调到中宣部干训班进修。学习不满一个月，干训班丙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是“周扬同志需要一个助手，组织上考虑调你去很合适，你的意见怎样？”我当即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调动。那时我确实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因为在中学时代就爱耍笔杆子，常给一些报纸“学府风光”栏投稿，写些学校生活散记之类的文章，一心想当个新闻记者。读大学时，又对文艺理论发生兴趣，试着写一点文学评论文章。在毕业生调查表上，我填写的志愿是：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编辑或党的宣传工作。当时负责党的宣传、文艺工作的胡乔木、周扬都是我心目中的旗帜。如今恰好要调我到自己所敬重的周扬同志身边工作，可说是正中下怀。我记得，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兴冲冲地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向当时中宣部机关所在地报到。同我谈话的是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严文井同志。他对我说，文艺整风后，要加强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的工作。原本决定调你给周扬同志当秘书，现与周扬同志商妥，让你先随我去全国文协工作，熟悉文学界的情况，去周扬同志处工作的事以后再说。从此，在全国文协代理秘书长严文井麾下，开始了我长达40多个春秋的秘书生涯。

刚跨进文学门槛那两年，我担任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并兼任作协党组记录。由于所处工作岗位，会上会下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扬、丁玲、冯雪峰、邵荃麟、萧三等文学界头面人物。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后，周扬兼任作协党组书记，当面聆听他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我记得，1954年秋、冬之交，周扬即将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行前除了要准备一篇在代表大会上的正式发言稿外，还要准备一篇在群众场合介绍中国文学现状的演讲稿。协助草拟这篇演讲稿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我随创委会副主任沙汀到东四头条周扬的寓所。周扬拿出两页洁白的、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笺，这是他亲自动笔、刚开了个头的演讲稿，题目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中国文学》。他胸有成竹、条理清晰地讲述了拟写的这篇演讲稿的框架、要点，让我帮助搜集资料，在一周内写出初稿来。我不敢稍有懈怠，立即全身心地投入紧张的工作。好在那时我作为创委会秘书，不仅平时分工阅读新发表出版的作品，而且参与起草每个季度向作协主席团的创作情况汇报，对创作现状还是心中有数的。加上年轻（那年我23岁）好学，平素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苏联文艺理论，这也为起草讲话、报告这类文稿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我夜以继日地奋战一周，如期拿出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演讲稿，经沙汀过目后送到周扬处。周扬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就打印出来随身带往苏联备用了。事后沙汀告诉我：周扬对你起草的这篇稿子比较满意，觉得眉目清楚，材料也还丰富。这也许可算是我起草的一篇讲话、报告“处女作”，曾引起作协领导和一些文学前辈的注意。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胡风的斗争相继展开之后，周扬同志再次提出需要一个助手，帮助做些资料、研究工作。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组织上认定我是块当秘书的材料，搁浅了两年的周扬助手这个角色就仍然落到我的身上。1955年4月5日我去周扬住处谈工作。周扬仔细了解了我的经历、爱好及外文程度等情况后对我说：调你来，主要是帮助做些资料整理、初步研究、起草稿子的工作，业务秘书、研究助手的性质；电话、文件收发等事务用不着你管。你屁股还可以坐在作协，在作协办公，隔一段时间，给你布置一些任务。接着他谈起即将召开的作协理事会，议程之一是总结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他将在会上作报告，让我为他准备两个资料：一个是把胡风的观点按问题分门别类摘录出来；一个是针对胡风的观点，找出马恩列斯毛的有关论述。他扼要地讲述了拟在理事会上所作报告的思路、梗概，说是要对胡风集团的活动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和评价，指出它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派别。他还谈到，除了胡适、胡风这两条战线外，还要开辟第三条战线，即展开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

这次谈话之后，我即全神贯注地进入“研究助手”“业务秘书”的角色。从作协图书资料室找来胡风的八九本评论集：《文艺笔谈》《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记》《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我以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所阐述的我们与胡风文艺思想的根本分歧和郭沫若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中批判胡风所谓的“五把刀子”为线索，戴着有色眼镜睁大眼睛从胡风著作中逐章逐段、逐句逐字地找问题。对我这么一个缺乏理论根底的文学青年来说，要读懂胡风著作中一些晦涩的“奴隶的语言”，实在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有时不免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时间短，任务重，压力大，我只好回绝了未婚妻的周末约会，中断了同父母弟妹的书信往来，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地阅读、摘录资料，将两份整理好的资料及时送到周扬手里。

正当我得心应手、沾沾自喜的时候，一场来势凶猛的“急风骤雨”把我卷了进去。1955年5月l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随后又发表了第二、三批材料，毛主席以《人民日报》编者的名义加了按语，由此，一场肃清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我所在的单位、部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室挖出了一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这个“胡风分子”交代，他向胡风集团传递的情况、消息，有些是从我口中得知的。于是开始追查我向胡风集团“泄密”的问题。我当了50多天周扬秘书，到此也就夭折了。

初来文协那几年，我一直担任党组记录、秘书。我回到办公室，创委会秘书室的同事，包括那个“胡风分子”，常常向我打听党组有些什么指示精神，对下段工作有些什么安排。我“政治上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性，缺乏阶级斗争观点”，把批判胡风看做文艺思想论争，加上又夸夸其谈，好表现自己，在闲聊漫谈中，曾不止一次地向那个“胡风分子”透露过：在什么情况下要讨论路翎的作品、发表胡风的检讨以及在理事会上将对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作总结等等。在揭发批判我的会上，同志们尖锐地指出这些都是反胡风斗争的部署，是党的机密，疾言厉色、寻根究底地追问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胡风集团泄露机密。面对穷追猛批，我瞠目结舌，张皇失措，于是又进一步被怀疑为胡风集团在作家协会的“坐探”。这对我可说是如雷轰顶的巨大打击。我一直受到领导的信任、重用，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夸奖的声音，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一瞬间，我好像从高山之巅被摔到万丈深渊，顿时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我痛苦羞愧至极，简直无地自容。经过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审查，才作出了我同胡风集团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所犯“泄密”错误属于严重自由主义的结论。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中有一句话：“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因而会上会下批判我的调门很高，斥责我充当了胡风集团的义务情报员，是反革命分子不折不扣的好朋友。本来要给予我这个反面教员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姑念我平时工作积极，运动后期态度较好，才减轻为党内严重警告。我经历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到此才画上一个句号。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当头棒喝，确实促使我猛然醒悟。我从患得患失的心态中逐步解脱出来，振作精神，抱着将功补过的心情加倍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我那快翘起来的尾巴被打了下去，对自己的估计清醒冷静多了，说话办事也越发谨慎了，特别是意识到，再也不能把自己封闭在机关、斗室里搞秘书工作、文字工作，一定要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改造自己。

1958年春到1959年秋，我下放劳动锻炼了一年半。这以后就调到河北工作了，先在省文联，后到省委宣传部，仍主要做秘书工作，不时给省文联、省委宣传部以至省委领导同志起草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报告，为省报写有关文艺的社论。也就从这时起，我被同事们戏称为“文件作家”“材料作家”。在省委机关里，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了。当“文革”狂风席卷中华大地时，我又一次被卷进斗争旋涡中去。运动刚拉开序幕，我就因在反胡风斗争中泄密受过严重警告处分而被看做“危险人物”，不让参加江青炮制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学习讨论会，不让听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传达，一开始就被置于靠边站、受审查的地位。当报刊公开点名批判周扬之后，我那一度当过周扬秘书的经历，成了众目睽睽的大问题。当我主动向本单位“文革筹委会”如实交代了自己同周扬的关系后，迎来了一些造反派异样的惊诧、怀疑的目光：“哦，原来我们身边还藏着一个周扬黑线上的人物哩！”揭发批判省委宣传部“走资派”远千里的大字报、批斗会上，把我当做他的“亲信”“大红人”“黑干将”，列在其“招降纳叛”名单之首。砸周扬文艺黑线黑网时，我又被斥责为文艺黑线的“小爬虫”“吹鼓手”。一顶顶帽子接踵而至，我噤若寒蝉，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五·七”干校，我在整党会上诚恐诚惶、一本正经地作了五六次斗私批修的检查，仍过不了关。众口一词地批评我对周扬、远千里恨不起来，在思想感情上同文艺黑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划清界限，因而迟迟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斗、批、改结束，重新分配工作，工、军宣队把我打发到了一所工科院校。好心的同事为我去说情，建议仍让我搞文艺工作，一位军宣队负责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是修正主义大染缸里滚出来的，不能再让这样的人占据文艺阵地。这时我心灰意冷，别无选择，只好被迫改行了。可我依然关注着文坛的风云变幻，作家的遭遇命运……

十年浩劫过去，春回大地。中国作协恢复工作。我又回到了自己最初供职的单位、部门——作协创作联络部（它的前身即作协创作委员会）。80年代初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平反，我因“泄密”所受的严重警告处分也被撤销了，终于卸下背了二十五六年的思想包袱而轻装前进。一个炎炎夏日的下午，周扬来沙滩文联、作协办公的简易房看望大家，走进创联部，陪同他的那位负责同志指着我向他介绍：“束沛德50年代就给你当过秘书。”周扬笑着说：“束沛德，我早就认识了，在文学战线工作30年了吧，是作协的老同志了。”他问我：“你是创联部主任了吧？”我说：“主任是葛洛，我是一个助手。”其实，那几年，我依然不间断地做着秘书工作，诸如第三次作代会开幕词，作协三届二次理事会上的会务工作报告，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所作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的演讲之类的报告、讲话，捉刀人还是我。也就在这前后，老编辑家、评论家陈企霞在作协的一次会上说道：“束沛德20多岁就给周扬起草访苏的演讲稿了，如今年近半百，怎么还不能让他挑挑担子呢？！”

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平反，我因泄密所受的严重警告处分也撤销了。我终于卸下了背了二十五六年的思想包袱。稍后，中央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我有幸被选进作协领导机构党组、书记处，又做了十几年文学团体的大秘书。

回眸往昔，不禁感慨万千。从五十年代初任作协创委会秘书、党组秘书到八九十年代任作协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实际上是个秘书长班子），从1953年当第二次文代大会秘书到1985、1986年先后当第四、第五次作协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在人生舞台上我始终扮演秘书的角色，同秘书工作、文字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年轻时的记者梦、评论家梦都破灭了，既没当成新闻记者，也没当成文学批评家。在儿童文学评论队伍里，充其量也只能算个散兵游勇，在理论研究上毫无建树。但我无怨无悔，这么多年我毕竟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为发展当代文学尽心尽力地做了打杂、跑龙套、拾遗补缺的事儿。

“束沛德不是理想的帅才，是个好秘书！”干了大半辈子，得到这么一句评语，也就够了。

1998年2月